利益均沾
利益均沾
陳光炎
通過大量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農村個人現金消費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不斷下降, 家庭部門的利益受到擠壓。
同時，中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收入與國營企業收入占GDP的比例雖然不斷上升，卻把收入投入固定資產投資之中，以致城鎮與農村家庭收入雖然也略有改善，卻因為得負擔更大的教育、住房及醫療開支，出現了國家經濟實力不斷提升, 但居民個人消費比例和家庭儲蓄率卻減少的怪現象，因而使到國家內需一直不振。
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已使其成了強大的經濟體，但由於過於依賴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因而使中國仍是個被美國和歐洲火車頭牽製著的火車廂。
中國應把大量的固定資產投入醫療、教育等社會服務項目，這樣不僅可以降低能耗和減少汙染，並可減緩中國家庭在這些方麵的沉重負擔，進而釋放出龐大的居民消費能量，使中國成為可依靠內需帶動自己的火車頭，甚至帶動亞洲國家和全世界。這對中國在區域甚至全世界的政治、經濟和外交也會有很深遠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政府把增加的收入回流給廣大民眾，這不僅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費和福利，還可讓民眾切身感受到經濟改革的利益，這樣經改才能獲得更廣泛支持而能走得更遠、取得長效。
(一) 家庭部門利益受到擠壓
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和摩根士丹利的統計數據看，過去50年，美國個人消費在GDP中的比例很高，從60％穩步增至70％。與之相反，中國個人消費在GDP中的比例一直“跌跌不休”，從65％下降至38％左右 (圖表1)。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GDP增長是投資和出口拉動型，主力來自國家對固定資產和大項目的投資，而百姓消費力量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
民眾在經濟的份額也呈下降態勢, 其中農村個人現金消費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都在下降。
同時，中國的儲蓄率很高，增長非常快，占GDP的比例達52個百分點，但根據國家統計局和世界銀行的數據，政府儲蓄率占GDP比例在上升，企業儲蓄率占GDP比例在上升，家庭儲蓄率占GDP比例卻是在下降(圖表2) 。其實，國家已經把教育、醫療、退休金和住房的財政負擔移到家庭部門，使得最近幾年盡管GDP在上升，而家庭的財政負擔卻不斷加劇。最近有調查就顯示，雖然國家經濟增長快，85%的受訪居民感到目前的生活費負擔比10年前更為沉重。
(二) 利潤的上升
圖表3比較家庭、公司以及國家的銀行存款情況。其中，增長最快是公司的銀行存款，最近3-4年，公司的銀行存款增長速度非常快。
基本上，GDP有三個部分的收入，第一部分是工資，這些工資是到家庭部門去，就變成消費了，這個部份有增長，但是比例有所下降, 顯示家庭部門利益受到了擠壓。
第二部分是利潤，利潤是到企業部門去。（事實上，因為大企業主要是國營而非民營, 所以利潤是集中在政府部門而沒有分發到家庭部門去。）這部分的利潤增長速度比GDP快，比例一直在上升。因為利潤主要是投到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整個GDP增長的趨勢則是約束了家庭部門利益、工資和個人消費，膨脹了企業的利潤，膨脹了固定投資，膨脹了出口（圖表4）。
第三部分是稅收，增長的速度也比GDP快，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在利潤和稅收的碰撞之間，家庭的部分受到了一定的擠壓，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目前呈現出的趨勢是：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例一直在上升，出口比例一直在上升，個人消費比例卻一直在下降。這也是為什麽中國國內消費相對不足的原因。
(三) 上升的貿易順差與中美關係
中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在2006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占GDP比例是10個百分點(圖表5)，是世界最高的一個國家，如果分析中國和各地區貿易收支狀況的話，可以看到，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有逆差；中國和美國、歐洲的貿易則是順差越來越大。
中國的貿易順差占GDP比例是10個百分點, 雖然沒有具體數據，但按照我個人的推測，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多，稅收包括土地和房地產之間的稅費大概占到GDP的8-10個百分點，但卻有很多財政收入，也就是土地和房地產之間的稅費，沒有具體上報，否則地方政府的盈餘應該是差不多10個百分點的GDP。
(四) 政策建議：調整地方政府與家庭部門之間的力量平衡
國家是否富強，不能光靠GDP增速，關鍵還要看百姓實際生活水平和福利指數。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在經濟發展時忽視公共福利投入，就會出現國富民窮現象。
而真正的國家富強，必須由國家富強和百姓富裕“兩條腿”支撐，才會有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而且，在經濟發展中，政府要多為民謀利，少與民爭利，才會為未來經濟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
要把目前的趨勢扭轉過來，中央政府除了在最近幾年開始做的一些工作，比如把中央政府總支出以及固定資產投入轉向農村、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為，還要關注住房這一重要民生問題。
近幾年，中央政府在這方麵也做了努力，出台了係列的政策，但高昂的房價還是讓許多老百姓買不起房。
新加坡上個世紀60年代的時候經濟發展很不好，政治也不穩定，但當時為什麽能建立“居者有其屋”和中央公積金的體係呢？
這背後其實有一個故事。那是發生在1964年的時候。有一天時任總理的內閣李光耀資政乘車經過一條街時，碰到了在扔石頭、放火燒輪胎的暴動群眾。這期間，有個人匆匆從樓上跑下來，把一輛舊電單車搬上樓去。
由此，李資政想到，這個人有一輛小小的破舊電單車，就知道要保護資產，害怕暴動，如果我讓每一個新加坡人都有房子，有資產的話，他們也會害怕暴動；沒有暴動，社會就穩定，經濟就會發展上去了, 如此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就能良性循環了。
所以，李資政執政後的第一個政策，就是把所有喜歡暴動的無產階級轉變成害怕暴動的有產階級。這是新加坡建立“居者有其屋”和中央公積金體係的政策背景。
目前中國房價太貴了，而土地是最主要的關鍵成本。地方政府不應賣土地賺大錢，要讓普通老百姓可以買房子。當年新加坡決定實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時，公屋土地沒有招標,(但是私營房屋土地有招標) 。公屋土地價格是倒過來算的，即先把老百姓能承受的價格先算出來，比如普通老百姓4－6年的總收入是多少，如果平均是25萬元，那麽房價就定在25萬元。這25萬元再扣除建築成本、房地產商一定比例的利潤（非暴利）後，剩下的就是土地價格。然後政府就按照這個價格賣給房地產商。房地產商拿不到暴利，政府賣土地也不為暴利，這樣普通老百姓就能買得起房了。
現在中國的情況是房價象氣球一樣，一直在飛，老百姓看得見，拿不到。如果政府給氣球綁上石頭（也就是土地定價的辦法）, 把氣球壓下來了，這會促進中產階級的形成。有房階級的增加，對社會的穩定有一定的好處，這就是為什麽新加坡40年以來政治一直比較穩定的原因。
中國政府應該做出政治決定，讓20%至60%的國民住入公共住房，公共住房的價格應該維持在普通家庭年均收入的四到六倍。
中國除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外，也應該建設“社會主義新城鎮”。政府有責任保護和支持中低階層買房子，他們就會以擁護政權和支持社會穩定作為回報，這是很公平的。政府公共住房政策也能緩解國內收入不平衡的的矛盾，促進政治穩定，也符合中央近年號召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政策方向
另外，也可以建立一些針對地方政府的有效機製。比如，對於地方政府的考核機製，除了GDP增長之外，把居民的福利，以及各個方麵社會服務的投資也包括在其中，通過激勵地方政府的機製，改變地方政府隻追求GDP增長的心態，而更要重視居民在教育和住房等方麵的福利。
此外，因為行業壟斷和享有資源優勢等因素而取得豐厚利潤的國營企業，也應上繳紅利。我作了一個計算，如果中央政府要國營企業支付紅利，而且上繳比例達到一半的話，2006年中央政府的醫療和教育支出就可以增加1倍。家庭在這方麵的負擔就可大大減少。
中國目前麵對的問題是資源分配的問題。中國政府應把增加的收入回流給廣大民眾，隻有讓民眾切身感受到經濟改革的利益，經改才能獲得更廣泛支持而能走得更遠、取得長效。
這樣做也可以減少過多的投資與過度的出口，降低能耗和減少汙染，改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個人消費的支出，改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減少社會對立和不公的情況。從國外大趨勢來看，如果把部分的GDP轉向國內消費而不是轉向出口，也可以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
增加GDP方式從投資和出口轉向國內消費驅動，可以減少中國對美國，歐洲的出口依賴。現在美國是火車頭，中國是車廂，如果美國給中國壓力，中國就會受到一定的牽製和影響。如果經濟增長方式轉向國內，中國就可以從車廂變成一個火車頭，可以帶動自己經濟增長，甚至帶動亞洲國家和全世界。在這個過程當中，不僅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費和福利，對中國在區域甚至全世界的政治, 經濟和外交也會有很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