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時代漢奸比抗戰時偽軍多

 走資派時代漢奸比抗戰時偽軍多





抗戰時的偽軍有曆史記錄：

偽軍是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侵華日軍占領區的部分投敵的中國人組成的協助日軍打中國人民的簡稱為偽軍。不同時期中國各地的偽軍名號各不相同，較為著名的有“皇協軍”、“保安隊”、“警備隊”等稱呼，常與侵華日軍合稱“日偽軍”。

偽軍主要指汪精衛的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軍和滿洲國軍，兵力總共約118.6萬人，超過在華日軍的數量。詳細網上可查。

中國特色走資派時代在現實生活中已出現了新一代漢奸！四十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總共有多少？無記錄。但也零星有報導。

應該說，“漢奸現象”就是抗戰期間中華民族最大的“痛點”。中國人民讚美近代中國百年沉淪後的民族覺醒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以及無數中華義士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氣壯山河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史詩。但也不能忘記，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多少民族敗類變節投降、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助紂為虐，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的一筆。

直到今天，資本社會的新自由主義乘走資派鄧小平特色中國的“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之機大舉“進攻”新中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內。進行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翻案”的奇談怪論，仍在挑戰中國人民的價值和道德底線。例如大右派茅於軾、反共分子袁騰飛、修正主義走資很李瑞等，都極力攻擊、醜化毛澤東。

電影《地道戰》裏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民兵隊長高傳寶在大槐樹下敲鍾傳達情報：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漢奸”，顧名思義得從漢朝講起。據清人《漢奸辨》雲，“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作為一個王朝，“漢”成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帝國形式的穩定實體，作為帝國子民一個文化符號——“漢人”，其奸細自然被稱為“漢奸”。漢奸是一個特定的曆史概念。按照《辭海》定義，漢奸原指漢族之變節敗類，後演變為“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

鴉片戰爭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漢奸。到了清末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時，媚美、英、法、意、葡、西諸列強之各色漢奸多了起來。中國近代史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曆史，也是一個出產漢奸的曆史。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華侵略的屢屢得手，“漢奸現象”的曆史沉渣泛起滔滔濁浪。1932年3月，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日本人扶上了“執政”寶座，再一次心甘情願當上了“兒皇帝”，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麵目出現的漢奸偽政權。1938年12月，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的副總裁汪精衛，竟然從陪都重慶出逃越南河內，公開發表“豔電”叛國投敵，並於1940年3月在日本軍刀支撐下成立汪偽“國民政府”，做了近代以來中國曆史上最大的漢奸。

“漢奸”，實在是中國人的國家之恥、民族之羞!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遭受漢奸之害像我們中國這樣嚴重。檢視中國的曆史，多次民族劫難並非敗於異族外寇，而是敗於漢奸。用“禍國殃民”評介漢奸的危害毫不為過，說曆史往往因漢奸而改寫，並非過分之辭。中國曆史上不乏奸人，諸如石敬瑭、秦檜、張弘範、吳三桂、洪承疇之流,這樣的人曆朝曆代都遭人唾棄。想不到的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竟然打著“解放思想”“言論自由”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隨意“任性”地解構曆史、歪曲真相，為抗戰期間的漢奸、賣國賊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別是隨著社會思潮的多樣、多元、多變以及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影響，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意識形態領域不可小覷的一個問題。

走資派時代有人公開宣稱，“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曆史進步的作用”。這種論調可謂荒唐至極。作為十八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產物，“殖民”一問世，就是帶著血腥和掠奪印記的東西。一個國家進步與否，和有沒有被殖民沒有必然聯係。像非洲許多國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沒有什麽進步發展，反而成為這個星球上最貧窮落後的地區。一些人的“漢奸思維”隻看到殖民者帶來的些許小利，卻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視、暴行以及所導致的種種惡果。世界上哪有一個國家完全靠殖民，實現經濟獨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種沒有一點正義感的虛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國、背叛同胞，甘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隻能在曆史上起到一點反麵教員的作用，何談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隻有實現獨立自主，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無論在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中國絕不能成為仰帝國主義鼻息的附庸。

在走資派特色中國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誌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對勢力捕獵對象。今天的特色走資派中國產生漢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並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某種“創新發展”。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飽受漢奸之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個國家對“漢奸現象”采取了超過一般暴力的殘酷鎮壓和道義譴責。自詡是世界人權典範的法國，二戰勝利後，戴高樂政府成立了整肅委員會，一旦發現戰爭期間的通敵者統統依法槍斃，對於叛國者起到了強力震懾的作用。有的國家還專門立法，懲治那些“漢奸”及為“漢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曆史上深受漢奸之害、而今又厲行全麵依法治國的中國，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對漢奸賣國賊及其為之翻案行為狠狠打擊。而走資派們本身就是漢奸，所以走資派鄧小平改開四十多年後中國的漢奸這麽多。

中國的漢奸為何如此之多？任何一個國家遭受外族入侵時，出現“有奶便是娘”的賣國賊並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為何冒出這麽多漢奸來？漢奸，並非生來就是漢奸，也不都像影視片裏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個“皇軍”的樣子，那實在是小瞧了漢奸的水準。想當初，曾經追隨孫中山的汪精衛是如何了得的熱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親赴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所作《致南洋同誌書》何等壯懷激烈！誰能想到，這個曾經有著荊軻刺秦般豪邁和勇氣的人，最終卻淪為出賣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誰又能想道，汪偽政權中僅次於陳公博、周佛海的骨幹頭目，官居汪偽政權組織部長等要職的梅思平，當年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點第一把火的學生領袖，這個慷慨激昂大罵曹汝霖是賣國賊的人，抗戰期間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實的大漢奸。

而陳公博、周佛海也曾是顯赫一時的中共一大代表。他們先是背叛了共產黨，又背叛了國民黨，死心塌地地將自己的命運牢牢綁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戰車上。“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然而，這就是人和曆史的詭異、深刻之處。

其實，看似偶然的社會現象，背後一定有必然的東西在支撐。“漢奸現象”的繁衍，有其複雜的社會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之所以有漢奸，一定是因為有外部敵人。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日本侵略者實施“以華製華”策略並與漢奸親日派相互勾結的結果。抗戰初期，日本首相發表對華宣言，就公開聲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日本侵華無異於“小蛇吞大象”，沒有漢奸，他們就是聾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視采取威逼利誘等各種手段，扶植漢奸偽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國“美男子”著稱的汪精衛畫像出現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麵上。頗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經曆時把他比喻為“鯨魚的胡須”，意思是容易彎曲，也容易反擊，暗諷汪對日態度變了，已經彎曲了。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後，曾一度主張積極抗戰的“鯨須汪”，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積壓下，他的“鯨須”徹底彎曲了，再也找不到那個熱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澤東同誌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義根源於民族悲觀主義，即民族失敗主義”。對外反侵略戰爭的屢戰屢敗，使國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初期“民眾經過上海撤退、南京淪陷的大變，在愛國的心情上呈著害怕敵人的薄霧”。“不戰亦亡，戰亦亡”。汪派漢奸們恐懼於日本力量的強大，片麵認識中日力量的差距，視敵人如神物，看自己為草芥，無視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汪精衛、周佛海認為，以落後中國與強盛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自知”，“日本感覺著癢的時候，中國感覺著痛了；等到日本感覺著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

正是這種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們自作聰明地得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結論，以為隻有采取“非常舉動”“堅定地與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脫離抗戰陣營，走上自絕於民族的“和運”之路，實際上完全成為受日本人擺布的傀儡。有學者研究“漢奸文化”時發現，在汪偽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一些甲午戰後赴日留學接受了“洗腦”的中國學生，輕而易舉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了鐵杆漢奸。他們自以為對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準確，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破壞性。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日派的險惡用心。

“漢奸現象”的泛濫，說到底是人的價值觀的淪喪。“居其地，而獻其土，視為不忠。食其祿，而弑其主，視為不義”。忠奸正偽是中國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題。漢奸的本質特征是背叛、出賣民族利益。既然是“出賣”，就必然會有“進益”，賠本買賣漢奸是不會做的。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是漢奸定義的基本條件，也是漢奸真實心態的記錄。

所謂“小奸出於愚，大奸出於智”，汪精衛敢跳火坑做漢奸，與其野心勃勃、權力欲望膨脹有較大關係。汪精衛本來擁有優越的政治優勢，長期與蔣介石爭領袖地位而居於下風，隻得到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虛名而無實權，自嘲為蔣記“賬房先生”“秘書處”。故此，另辟蹊徑，再起爐灶，企圖借助外力以滿足其“領袖欲”，成為汪精衛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島芳子勾引下水、身居偽江蘇省長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對其部下說，可以在河邊摸大魚，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魚。我李士群什麽都沒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說我是漢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現在有的是錢，有的是力量。收入優厚的汪偽頭子周佛海，當年竟以“每月交納20元黨費太多”為由，宣布脫離共產黨。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等要職後，對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仍不滿足，而做漢奸從事“和運”，自感“始覺與兩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從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靈魂是多麽肮髒、醜陋和低下。與大漢奸相比，低級點的漢奸理論就是“人總得活著”。當問及作為中國人為何當偽軍不當八路軍時，有的偽軍竟作答：偽軍有軍餉，能養家。其實，漢奸們活得很悲哀，因為他們沒有祖國；漢奸們活得很卑賤，因為他們沒有靈魂。

漢奸的繁衍，反映出中華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問題。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專製造就了許多國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傳統文化的糟粕，對國人心靈造成極大侵蝕。“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主義思想、“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處世哲學，忍氣吞聲、隨遇而安、逆來順受等傳統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國難當頭時很容易叛國變節，跪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在中國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誌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對勢力捕獵的對象。

今天的中國產生漢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並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某種“創新發展”。假設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再進北京，大小漢奸們會不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假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重新打響，“維持會”“皇協軍”會不會再度登場？一個非常現實的嚴峻課題擺在我們麵前——應該怎樣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

[yongbing1993]

你上天安門是為了高呼人民萬歲






《人民萬歲》

作者：王懷讓

你從韶山水田的黃色的阡陌上走來

你從安源煤礦的黑色的巷道裏走來

你從湘鄉的那棵垂掛著許多苦難的老槲樹下走來

你從長沙的那口映照著許多血淚的清水塘畔走來

你走來，徑直走上天安門城樓

向著創造曆史的人民

用深沉的湖南口音高呼

──人民萬歲！

你從可以望到民族誌氣的上海望誌路走來

你從可以看穿世紀煙雨的南湖煙雨樓走來

你從八百裏井岡的很有特色的中國的秋收裏走來

你從二萬裏長征的很有氣魄的中國的長跑中走來

你走來，大步走上天安門城樓

向著改造曆史的人民

用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呼

──人民萬歲！

你從萬裏雪飄的北國風光走來

你從頓失滔滔的大河上下走來

你從《史記》裏的秦皇漢武的赫赫武功中走來

你從《資治通鑒》中的唐宗宋祖的奕奕文采裏走來

你走來，很現實地走上天安門城樓

向著扭轉乾坤的人民

用可以穿透乾坤的湖南口音高呼

──人民萬歲！

你從照耀人民智慧的西江月輝裏很抒情地走來

你從奔騰人民力量的滿江紅浪裏很激情地走來

你從《送瘟神》的浮想聯翩的興奮的韻腳中走來

你從《到韶山》的夜不能寐的振奮的平仄裏走來

你走來，很浪漫地走上天安門城樓

向著叱吒風雲的人民

用可以駕馭風雲的湖南口音高呼

──人民萬歲！

你走上天安門城樓是為了高呼人民萬歲

人民才用自己的身軀把天安門托得如此峨峨巍巍

你走上天安門城樓是為了高呼人民萬歲

人民才用自己的血汗把天安門染得這樣如描如繪

這就是你教給我們的真理

呼人民萬歲的人，他活著的時候

人民才會向著他高呼萬歲

你走上天安門城樓是為了高呼人民萬歲

把握曆史的人民才會讓你在史冊上永放光輝

你走上天安門城樓是為了高呼人民萬歲

主宰世界的人民才會讓你在世界上萬古永垂

這就是你教給我們的哲學

呼人民萬歲的人，他走了

他的思想卻可以萬歲萬萬歲

──人民萬歲

[yongbing1993]

還原真正的曆史鄧小平是走資派






還原真正的曆史，走資派特色政府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完全徹底地將新中國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有以走資派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們複辟倒退到如民國時代的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鐵的事實以及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檢驗證實：鄧小平是走資派！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是徹頭徹尾的走資派！

在大躍進時毛澤東己退居二線，可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是實際的執行人，搞三自一包等分田私有包產搞畝產萬斤等。走資派鄧小平在篡權上台後就立馬以小崗村搞分田包產。走資派鄧小平上台初的1983年搞的“嚴打“，主要是針對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和擁護社會主義的幹部和知識分被鄧小平槍斃了好幾萬，冤案也很多。走資派四十多年來大搞自私自利的私人腐敗，把毛澤東時代原本預算盈餘的國庫都和老幹部們私分了。 在經濟還不是嚴重困難下(跟搞原子彈時比，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好多了)，把”運十“拉下馬（鄧小平擔心這是‘四人幫’搞起來的經濟建設的功勞吧）。結果，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天空，都是外國的波音，空客滿天飛。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大飛機。等等。

走資派鄧小平被李鵬尊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鄧小平自己則聲稱，他的設計原則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摸得到還是摸不到石頭，摸著什麽石頭，不知道；能不能過河，過什麽河，也不知道，要看摸石頭的結果而定。

走資派鄧小平也自稱，自己是中國第二代領導人的“頭”。

這不是中國人民投票決定的，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員會討論決定的。似乎沒有人選走資派鄧小平當第二代領導的頭，至少，沒有發表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或政治局會議任命走資派鄧小平作為"第二代領導的頭"的公報。後來才知道，是走資派鄧小平自己親自任命自己為第二代領導的頭。

走資派鄧小平的任命聲明是這樣的：“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誌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

走資派鄧小平不僅宣布自己擔當了“第二代領導的頭”，而且宣布了這個頭在兩任總書記趕下台時所起的穩定黨心中所起的偉大作用。

這個頭銜是走資派鄧小平自己給自己委任的，走資派鄧小平真的親自走馬上任。走資派鄧小平認為，他對自己的任命是完全正確的，是大有成就的。中國古代先哲們說，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隻要是賢者，你推舉仇人是好的，推舉你的親族也是對的。

現在，走資派鄧小平進一步發展了這種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做到了“自舉不避醜”。自己推舉自己，這同樣是好的。這與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國慶時全國人民高呼：毛主席萬歲！而毛澤東高呼：人民萬歲！不具有同樣偉大的現實意義的。走資派鄧小平的“發展真是硬道理”。王婆賣瓜的道理就被走資派鄧小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走資派鄧小平不僅自己給自己戴上了“第二代領導的頭”的光榮稱號，而且走資派鄧小平還自己給自己冊封了“中國人民的兒子”的光榮頭銜。這個光榮稱號也是走資派鄧小平自己給自己任命的，是由走資派鄧小平自己親自批準的，也是由走資派鄧小平老人家親自宣布的。

走資派鄧小平有一次說，他是人民的兒子，並且頗為動情地說，“人民啊，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你們。”中國人民是多麽幸福啊，有走資派鄧小平這樣一個偉大人物願意做他們的兒子，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應該為有走資派鄧小平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兒子”而幸福滿懷，為有走資派鄧小平的“深情”而熱血湧流或熱淚盈眶。能有走資派鄧小平這樣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願意做他們的兒子，他們是多麽地幸福啊。不要說有像走資派鄧小平這樣的人物願意做他們的兒子會感到幸福，就是有個比較孝順、比較淳厚、比較聰明的老實人願意做他們的兒子，他們就笑得合不攏嘴了。【其實，走資派鄧小平的老爹根本不是一般的人民。鄧紹昌曾在廣安縣協興場的“哥老會”幫會中當過“三爺”，後來升為“掌旗大爺”，即土匪惡霸的首領。他曾當過廣安縣的警衛總辦，又稱團練局長】。

不過，走資派鄧小平自稱兒子是一回事，是不是真像個兒子是另一回事；自稱對人民有“深情”，是一回事，究竟是“深情”還是矯情、無情、寡情、絕情，是另一回事。有人為有這樣的兒子感到幸福是一回事，人民是否真的感到了幸福，真的得到了幸福，則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還是用得著中國人常用的一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

大家不妨來看看走資派鄧小平這個中國人民的兒子是如何做兒子的，不妨看看這個自稱深情的人對人民是如何“深情”的？古詩說，“庭院深深深幾許？”大家不妨也來問問，走資派鄧小平對中國人民的感情在哪裏？而“感情深深深幾許”呢？

走資派鄧小平高舉著反右派的狼牙棒。

一九五八年，反右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是後來被尊為總設計師的走資派鄧小平直接領導和操作的。走資派鄧小平擔任著反右運動總導演的角色。走資派鄧小平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作動員報告的是走資派鄧小平，作總結報告的是走資派鄧小平，提出反右運動補課的，也是走資派鄧小平。

新中國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產生百萬右派分子，與走資派鄧小平領導反右運動的辛勞是分不開的。直到走資派鄧小平的晚年，走資派鄧小平仍然堅持認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隻是有缺點，缺點隻是擴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曆史的功績，這是走資派鄧小平曆史的罪惡。

沒有這是運籌帷幄，怎麽能如此完美地引蛇出洞的“陽謀”？如果沒有走資派鄧小平的鐵血政策，怎麽能創造這麽多右派？

反右運動的動員報告，是走資派鄧小平作的；反右運動的總結報告，是走資派鄧小平做的；對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坐牢、關押、流放的處理意見，是走資派鄧小平寫的；

毛澤東在一次發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個左右，但是，走資派鄧小平實際製造了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共計達三百一十七萬個，大大超額完成了毛澤東的指標；並且，雖然後來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及許多深受其害的右派分子等力主全麵平反右派運動和右派分子，鄧小平還是堅持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並且拒絕對錯劃的右派分子以必要的賠償。

曆史有力地講明，創造百萬右派的曠世奇功，走資派鄧小平是受之無愧的。

第一，反右運動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層的右派分子，都是走資派鄧小平親自決定的。走資派鄧小平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雖然隻是稱作組長，卻是反右運動實際上的最高負責人。定不定右派，定誰當右派，都在走資派鄧小平的筆下。

全國的右派分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層的、有影響右派分子，都是走資派鄧小平最後決定的。名義上雖然隻是組長，卻是決定百萬知識分子命運的關鍵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分子，在走資派鄧小平隻是輕輕鬆鬆的一句話，對別人的命運來說，卻是進不進地獄的大問題。因此，走資派鄧小平反右運動時的角色。

走資派鄧小平與周恩來充當劉少奇專案組組長不同。周的組長還有應差的性質，走資派鄧小平當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卻是貨真價實的，積極主動的，苦幹實幹的。

走資派鄧小平與有些領導部門反右運動的首長不同，走資派鄧小平是全局性的，而後者是局部性的。

例如，周揚領導了文化部門的反右運動，李維漢領導了統戰係統的反右運動。李、周都是在走資派鄧小平的領導下進行反右運動的，他們隻主管一個係統、一個部門的反右運動。而走資派鄧小平是領導全國的、各個係統、各個部門的反右運動。反右運動的進程都是貫徹執行走資派鄧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誌領導反右運動是不得不然，不然無法應付過關，而走資派鄧小平卻是有意地無風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來個一網打盡。

更大的不同還在於，有些領導是盡可能地減少一些右派，保護一些右派，而走資派鄧小平則是狠命地打右派。

走資派鄧小平是鐵麵無情的，走資派鄧小平冷颼颼地尋找著右派，打出了右派，走資派鄧小平似乎才有成就感。

走資派鄧小平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最高負責人，求情當然也是求鄧小平。這一天，鄧小平主持一個會議，吳冷西想找機會順便為某人說說情。鄧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吳的來意，揚揚手中的材料說，“對這樣嚴重的右派言論，新華社還有人說xx是位很有才華的好同誌而不是右派分子。”

走資派鄧小平對xx當右派分子口氣冷峻，斬釘截鐵，一點也沒有xx早年投奔延安而產生的惋惜、遺憾。

聽到鄧小平如此口氣，吳冷西肚子裏本想說的求情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這件事情充分說明，第一，走資派鄧小平是反右運動最高、最直接的領導者，上層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走資派鄧小平說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走資派鄧小平最後拍板的。走資派鄧小平對反右運動這個摧殘中華民族精英的專製運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走資派鄧小平先是很左的，本來幺，延安時就投奔你，那麽艱苦的年代跟著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於情於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網開一麵吧。

走資派鄧小平卻說不，xx在走資派鄧小平的堅持下仍然成為右派分子，盡管他所在的新華社有許多人為他說情。這多少說明，走資派鄧小平對於右派分子，寧可打得多些，寧可打得重些，不願意打得少些，更不願意打得輕些。

正如走資派鄧小平幾十年後麵對六四的時候，又說道，“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這似乎是豪言壯語，其實是寡情殘忍。這種薄情寡信，走資派鄧小平從反右運動到鎮壓六四學生，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走資派鄧小平殘酷無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獄。

毛澤東深知鄧小平的為人，文革中曾稱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鋼鐵公司的特點是冷酷，無情。反右運動後對右派的處理，也是走資派鄧小平親自領導的。從走資派鄧小平對右派分子的處理結果看，走資派鄧小平很像是名副其實的鋼鐵公司的總經理。

反右運動後，中國全國出現了上百萬右派分子。二十年後落實政策時，說有五十六萬個右派分子。其實，真實的情況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這個數字是大大縮小的。有學者的估計是三百萬（三百一十七萬多）。這是因為，人們曆來有著好大喜功、掩蓋錯誤、文過飾非的優良傳統。

反右運動二十年後的摘帽糾錯平反，是羞羞答答，大前提仍然是堅持反右是必要的。這種情況下，反右運動的真相仍然相當嚴重地掩蓋著。有相當數量的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存在，他們享受著右派分子的基本待遇，但不戴右派分子帽子。每次運動，他們都同樣受到批鬥，都在提心吊膽中度日，他們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就算是隻有五十六萬右派分子。對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這些人如何處理呢？

走資派鄧小平是堅決主張嚴厲處理的。走資派鄧小平認為，右派就是反動派。走資派鄧小平主張應將高層的、有影響的右派分子抓到監牢裏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當時，有關方麵調查，廣大人民對右派分子的看法認為，他們隻有自己的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犯罪來看待的。但是，走資派鄧小平卻認為，這些右派分子不是思想意識的分歧，應當作為罪犯來處理。

[yongbing1993]

走資派時代外國基金來培植漢奸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內在全世界所有的新老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外國基金資助下，在中國境內外培植了多少漢奸偽軍？

現隻請看美國中情局諸多基金會在中國培植的漢奸窩點：下邊是黎陽在毛澤東旗幟網上發表的“國務院內外的‘帶路黨’的文章：

“佐利克實在坦白得可愛。他不僅老老實實承認：‘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聯合研究報告’能出籠全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裏的‘帶路黨’，而且毫無顧忌地把這些‘帶路黨’的大名和盤托了出來。佐利克的原話如下：（見佐利克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創建一個現代化、和諧和富於創新的社會：國際經驗和中國的戰略選擇”的高級研討會上的開幕詞 ）

肯定張玉台主任（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張玉台）對這一研究的發起和指導作用’‘感激在聯合研究項目中領導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組的劉世錦副主任（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對這一項目的領導貫穿始終，堪稱模範 ’

李偉主任（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為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導作用 ’

注意：佐利克一再使用了一詞。‘指導、引導、導引、向導、帶領’——說白了不就是‘帶路’嗎？這才能讓美國人知道“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 必須“打左燈向右轉”、“能做不能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借力打力、克服阻力、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終得以左右中國領導層——如今有了GPS，明麵上、地理上的“帶路”已經過時了，但深入內部的政治決策上的“帶路”可沒過時，而且更時髦：帶領對方深入中國政權內部、手把手地教會人家如何把握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如何利用中國官場種種“潛規則”壓製百姓、陷害忠良、更有效地幹涉中國內政等如此深入細致的“政治帶路”難道不比“地理帶路”更要害？——所以佐利克才會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帶路黨’們大加讚揚，一口一個感激。

把‘中國2030’表麵是‘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兩家子搞的，實際並非如此——主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組的劉世錦既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時又是從茅於軾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拿錢的特約研究員，而‘天則經濟研究所’是美國福特基金會包養的（同時又是世界銀行的合作夥伴）。這就是說，‘天則經濟研究所’跟美國人是一家子，從‘天則經濟研究所’拿錢的劉世錦跟‘天則經濟研究所’是一家子。實際是‘世界銀行’與‘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聯合研究’。‘世界銀行’與美國人是一家子，‘天則經濟研究所’跟美國人也是一家子，那說來說去其實全是美國人一家在拿主意，這怎麽能算‘聯合研究’？外國人看見‘世界銀行做說了算’，中國看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說了算’，表麵上‘雙贏’，骨子裏當然還是洋人說了算。而‘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決策一旦付諸實施了，就再難以推倒重來。

特別說一句：‘天則經濟研究所’有好些東西隻肯讓外國人知道，不肯讓中國人知道，在其中文網頁上隻字不提。隻有看它的英文網頁才能發現好些它不肯告訴中國人的東西。比如它和外國基金會的關係。
此外，天則經濟研究所在最近的幾年中已經與許多國際私人機構建立起了各種合作關係，如國際私有化企業中心(CIPE)、福特基金會、奧爾頓?6?1瓊斯基金會、美中商會、國際經濟研究所(IIE)等組織等；與此同時還與許多國際組織建立了各種合作關係，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天則所同時與許多在北京的外國大使館保持著關係，例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蘭、俄國和新加坡。

又比如‘天則經濟研究所’跟許多官方媒體和國外媒體已經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如新華通訊社、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經濟日報、中國日報、人民日報、中國證券報、時代周刊、經濟人雜誌、路透社、財經時報等。僅僅在幾年的時間裏，天則所就與這些媒體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百度百科’關於‘天則經濟研究所’有如下介紹：‘茅於軾創辦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而福特基金會是一家與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國外政策集團有緊密聯係的私人免稅基金會。桑德斯 ，經過數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也譯為）寫得更清楚：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帳上，然後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

‘天則經濟研究所’跟國內許多要害部門、要害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天則經濟研究所薈萃了第一流的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人文和社會科學、其它學科的學者。他們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研究院等學術研究機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複旦大學等國內著名院校；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海關總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門；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以及歐美著名大學研究機構等單位。天則經濟研究所在保持與這些學者交流的同時，與上述單位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
仔細看看這些部門：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人民銀行
——國家外匯管理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宏觀研究院等學術研究機構 ——海關總署
——北京大學 ——中國證券監督管委會
——北京大學 ——歐美著名院校、研究等單位
——國內著名院校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商務部
再看看‘天則經濟研究所’自己公布的拿錢的‘特約研究員’（見附錄）
真正的解釋隻有一個：這個‘天則經濟研究所’實際已經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它一頭通向外國基金會、外國組織、外國大使館，一頭分別通向中國上層建築一切要害部門，天羅地網密密麻麻，上通下達，四通八達，來自外國的指令通過它這個‘中轉站’和‘放大器’變成‘中國包裝’的‘政策決策’、‘學術研究’和‘輿論呼聲’，最終變成‘中國內政’。換句話說，它是今日中國‘帶路黨’總司令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過是它的分支，或者說，是‘美國福特基金會駐中國國務院代理處’。
這就能解釋為什麽任何對‘天則經濟研究所’及其一夥的質疑總會遭到大肆圍攻，遭到無比強大的反對輿論——人家是一個大團夥，分工明確，上來就打群架，還處於單打獨鬥勢單力薄的左派當然不免占下風。比如這次圍剿杜建國。但大罵杜建國的人忘了一條：杜建國的一切都來自他的研究，而許多大罵杜建國的人的“研究”卻是來自外國基金會的指令。杜建國的腦袋長在他自己的脖子上，而大罵杜建國的“精英”的腦袋卻長在外國屁股上。長在外國屁股上的腦袋沒資格指責嘲笑長在中國人脖子上的腦袋。
如今不少中國人大罵茅於軾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和他的一夥都是外國代理人，因為他們的一切結論都是把中國的利益往外國送，從來沒見有反過來的：
——茅於軾公開主張放棄釣魚島、放棄東海利益、放棄保衛領土完整；
——2008年天則經濟研究所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搞了一個中國‘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報告，反對18億畝耕地紅線；
——2011年‘天則經濟研究所’建議分拆鐵道部，鐵路私有化；
——2012年‘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主持的與世界銀行的‘聯合研究報告’建議國有企業全麵私有化……
如今‘天則經濟研究所’統帥的‘帶路黨’能在中國呼風喚雨興風作浪，能左右中國最高決策層的決策，能動員官方媒體大肆製造輿論，能肆無忌憚圍剿一切敢於抵抗外國幹涉的力量,所以它們敢得意忘形叫囂‘寧要……不要’、‘敢冒風險’、‘倒逼改革’、‘血路一條’、‘死路一條’……華爾街也大聲喝彩：‘改革閃電戰’。‘樹欲靜而風不止’，‘山雨欲來風滿樓’。‘圖窮匕首現’，看來他們已經迫不及待，不拚個你死我活決不善罷甘休。”

附錄;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名單

附錄;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名單
“巴曙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海聞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韓朝華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曹遠征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何帆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管益忻 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
常修澤 國家發改委宏觀院經濟研究所 何懷宏 北京大學哲學係
賀菊煌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所 賀衛坊 北京大學法學院
陳劍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 高西慶 中國投資公司
胡鞍鋼 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 賈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程煉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江小娟 國務院政策研究室
杜鷹 國家發改委 孔涇源 國家發改委體改司
樊綱 國民經濟研究所 李稻葵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李培林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 馮興元 中國社科院農發所
王逸舟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李向陽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李揚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李銀河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
林毅夫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徐友漁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
劉力群 發展戰略研究中心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劉守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 楊春學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楊春學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王焱 中國社科院政治所
盧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基金會 馬建堂 甘肅省政府
楊如彥 中國科學院陳紹充 成都市發改委副主 王小強 國家發改委體改研究所
茅於軾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 楊曉維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
牟廣豐 國家環保局 姚先國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盛洪 天則經濟所 銀溫泉 發改委體改研究所
石小敏 中國經濟體改研究會 餘暉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
餘永定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張承耀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
宋洪遠 農業部農研中心 張春霖 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
張德霖 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 唐壽寧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帆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萬中心 海關總署政研室 張靜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 汪暉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張平 中國社科 院 張曙光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王國剛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張維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張燕生 發改委宏觀院外經所 王利民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張宇燕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 張永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趙農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趙人偉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周放生 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企革局 周漢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
趙英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鄭京平 國家統計局
鄭易生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 朱玲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還有許多大學教授的名字等共155名”

這些人每月領著美國中情局基金會的美元津貼，他們表麵上幹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某些重要工作，骨子裏成了美國的智囊、每天在為其出謀劃策，為美國幹著重大的、美國人幹不了的事業。實際上他們是美國在中國的走狗、別動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奸、賣國賊。修正主義者對這些人表現得特別寬容，小布什在任時，親自接待餘暉等三人訪問，在座談會上餘暉等惡毒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又如前幾年，國務院研究中心在西山某高級賓館召開的兩次“西山”會議上，公開鼓吹中國應走美國三權鼎立的老路，但修正主義者均無任何表示和反對，實際上他們支持了這些人的反共、反華行徑，同時要依靠他們為其政改出謀劃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