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







陳獨秀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誌的是：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身分加入國民黨之後，其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即謂‘三次大退讓’。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完全依賴，以及不重視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而這些讓步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

”為什麽會都是受蘇聯共產黨(當時稱“聯共〈布〉”)領導的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呢?  “

由於那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即是上下級關係，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在組織上有服從的義務。似應是有服從的紀律。但同時又缺乏自我判斷的能力。”

“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陳獨秀有沒有責任呢?  有，雖“一些重要的決策盡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或黨的主要領導人這個係統來貫徹執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是難以說得通。”

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平均下來一年是147.6個會議，也即平均兩天半一個。

這麽大量的決議、指示像雪片似的從莫斯科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

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麽時候派什麽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麽等，都有指示。

一直到武漢的汪精衛也隨著蔣介石反共以後，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來去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了，莫斯科還發來由斯大林親自決定，由布哈林簽名的阻止武裝起義的電報。

這就是當年張國燾奉命匆匆趕到南昌阻止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周逸群、葉挺等群起而攻之這件事的直相。惲代英當時氣極，捎帶把共產國際也罵了一頓，也罵了張國燾。

陳獨秀是個很有個性的人，蘇共中央用這麽多決議把他捆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督促他執行，他受不了，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麽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

但是他是共產黨員，有鐵的紀律管著，下級要服從上級，沒辦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從莫斯科，隻好當一個當家做不了主的人。

當時，陳獨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誌，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被殺，其中也有陳獨秀自己的兒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級的關懷，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誌的感情，共同來總結教訓，想出新辦法，以挽救革命。結果卻是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的代表召開“八七會議”，甚至不敢讓陳獨秀參加會議。陳要到會上來，把莫科斯來的決議指示都實事求是攤出來，會還收得了場嗎?於是隻能缺席審判，把陳獨秀搞下去了事。

陳獨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陳獨秀的罪名具體是誰定的呢? 有一本2001年5月團結出版社出版的《易禮容紀念集》。易禮容是毛澤東在長沙創建的新民學會裏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參加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何叔衡一起創建了湖南第一個黨小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委員。5月21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國民黨軍官許克祥在長沙到處殺共產黨員。

陳獨秀5月23日在武漢對易說：“長沙‘馬日事變’，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你回湖南負責。”他去當軍委書記。6月中旬，毛澤東回到湖南，任省委書記，他協助毛澤東工作。仍當軍委書記，但當時還一個兵都沒有。8月1日，毛澤東化裝成國民黨軍官，去武漢參加“八七會議”，易留下任省委代理書記。毛澤東剛走，8月4日，共產國際從武漢來了兩個蘇聯人，住在長沙蘇聯領事館，找易禮容、夏明翰等人開了一晚上會。中心議題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簽字打倒陳獨秀。這時“八七會議”還沒有開，中共中央還沒有說話，他們就風風火火地跑來指揮一個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總書記，這是什麽意思?陳獨秀又沒有叛變，沒有退縮。易禮容等人想不通，問這兩人：“為什麽要打倒陳獨秀?難道要由陳獨秀一個人負責?當時‘國際’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蔣介石、汪精衛分裂的那些指示)。‘國際’代表就無責任”易等人拒絕了這一非分要求。會議不歡而散。蘇聯人回了武漢在“八七會議”上就說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階級”的。

毛澤東在會上駁斥說：“臨時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線和敵人鬥爭，你們在租界開會，說風涼話(當時武漢有外國租界，國民黨不能管)。”毛澤東8月12日返湘，把“八七會議”情況告訴了易禮容，之後，就去搞秋收起義了。“八七會議”陳獨秀下了台，易禮容也被撤了職。易禮容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97年去世，這是他口述的情況。

為什麽共產國際的人要親自出馬風風火火地去組織人打倒陳獨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雜誌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回憶錄中的文章：《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楊尚昆1926年到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辦的中山大學學習。他在文章中說，1927年整個3月份，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一直在說“蔣介石不得不服從群眾的革命意誌”。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一個星期，即4月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話音剛落，4月12日，蔣介石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大開殺戒。消息傳來，中山大學像遭了一大場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學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寧(南京蔣介石控製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右派)、漢(武漢汪精衛控製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左派)分裂，“事實上使國民黨洗去了汙點，把國民黨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學員仍相信武漢的國民黨“沒有右派”，“是中國勞動群眾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心。”又是話音剛落，7月15日，寧漢合流，武漢的汪精衛也跟上蔣介石反共了。

這一下，斯大林怎麽辦呢?7月28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時事問題簡評》中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不善於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係列的極大的錯誤。”楊尚昆的文章中說：“斯大林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都推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當然要馬上風風火火地行動起來製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對中央總書記的事實，好審判陳獨秀這個替罪羊了。

斯大林這樣做，當然引起最了解情況的中山大學學員的不滿，於是在以後的“反托派”鬥爭中他們倒了大黴。楊尚昆在文章中說，中山大學在後來蘇共的清黨、清團中給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是“托派嫌疑分子”，被開除團籍，到工廠勞動。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等也去工廠勞動改造，還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這就是鐵的事實。事實是最有力量的。斯大林在位時說過：“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是獨裁者的狂言。他當時掌握著蘇聯的黨政軍大權，但不是最後的勝利者，隻是一個暫時的掌權人。曆史是人民寫的，人民隻承認事實，事實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蓋子，他掌權時組織人為他寫得處處正確、事事正確的《聯共(布)黨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遺體從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裏被撤了出來，從蘇聯到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都紛紛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為自己寫的光榮曆史就此結束。

應該說，對陳獨秀問題最自信的是陳獨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年末日軍占領南京，陳獨秀來到武漢，董必武去拜訪他，對他說：“鄙人受中央之托，專程而來，歡迎你回黨工作。”但要求他寫一個書麵檢討。陳獨秀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麵檢討，確難從命。”為什麽呢?陳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呢?”許多人都覺得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和導師定了的事，是鐵板釘了釘的。他卻認為還在未定之數，他不認為斯大林不實事求是的話最後會算得了數。他真是個有自信力有遠見的大哲人。實際上，當時就是他寫了檢討，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讓他去延安是新的黨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時斯大林還在台上，還是偉大領袖和導師，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蘇聯還在反“托派”，陳獨秀問題是一個大禁區。新的中共中央讓陳到延安去，這麽大的事靠一紙檢討怎麽敷衍得過去?延安當時就有人提出了陳獨秀不能去。

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裏，陳獨秀生活潦倒，但是絕不讓自己染上汙點。就在抗日戰爭前國民黨還把他抓了起來，為他辯護的律師在法庭上講，他已經不是共產黨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於分共。陳獨秀聽了，拍案而起，大義凜然，不同意律師的說法，還大講了一通共產黨的主張，大罵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儼然是開除了共產黨黨籍的共產黨人，結果被判重刑。後來，國共合作抗日，人們奔走營救，才提前釋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後，他就幾次被捕，從不低頭，早期孫中山還組織人營救過他。抗日戰爭時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有的做了國民黨大官，送錢來，他一分不收。他說收了就說不清了。周恩來讓他有困難到重慶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後貧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陳獨秀在當中共領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革命家。在擔任中共領袖以後的六年裏，他的實踐也為中國革命留下了一筆極為寶貴的財富。正是他的慘痛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迅速地成熟起來，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要想領導好中國的革命，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實際，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來製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走自己的路，對一切外來的意見，要認真聽，但絕不能盲從，要獨立判斷，隻能擇其善者而從之。當時斯大林和蘇共需要的是一個馴服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對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嚴加控製)，因而對中國共產黨獨立思考的態度是不喜歡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勝利了，為中華民族洗淨了邪片戰爭以後的百年恥辱，掃平了國內軍閥，建立了真正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也隻能承認現實了。

[yongbing1993]

毛澤東是靠殺人取得成功的嗎?






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真正能做到普度大多數民眾的唯有是毛澤東。共產黨革命為的是大多數民眾, 對少數頑固分子以大多數民眾對抗到底的少數人被殺外, 都是團結的對象。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俄革命殺人遠比不上西方國家。中國古代改朝換代死人無數（就當時人口），西方也是如此，如紅白玫瑰戰爭等。歐洲幾百年戰爭不斷，如中國的春秋戰國，百年戰爭，英法戰爭，七年戰爭和一戰、二戰等改變了歐洲人對死亡的恐懼。德國三十年宗教戰爭死了60%的人口。美國南北戰爭死傷百萬，於當時的千萬人口來說不可謂不多。俄國革命死人很少，倒是歐洲各國入侵造成的衛國戰爭死了很多人，包括戰死和地主屯糧造成的饑荒。中國民主革命死人就百萬級，遠少於日本侵華戰爭 ，就人口比例來說，也少於歐洲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內戰。

中國辛亥革命當時死人不多，但造成的二十年南北分裂軍閥混戰死了不少。國力衰弱民族分裂造成日本入侵，死了三千多萬人。共產黨早期是沒有武裝的。第三國際主要支持孫中山國民黨，並要求中共配合國民黨接受國民黨領導。中共全麵加入國民黨就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還引起中共領導人的反對。張國燾因此被剝奪領導權。是蔣汪分共發動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代表後，中共才轉向武裝鬥爭。就是南昌起義，第三國際還要求謹慎，派張國燾傳話推遲，等爭取到張發奎後再行動。張因此再次受到黨內批判。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軍隊主要是反圍剿，死人以十萬計。抗日戰爭後的解放戰爭是死人最多的，也就百萬計。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目前的官方數據中，中國1950年的人口居然是5.3億，超過中國曆史上的最高人口數量。這有誇大之嫌，目的大概是貶低前三十年中國人口的迅速增長。看一個政權，不僅看殺人，更要看養活的人口。新中國養活的人口超過曆史的一倍多說明了一切。西方國家看起來殺人少，但人口少，因為焚屍經濟殺人於無形。不用刀也能殺人，用高消費的第二類生活必需品，也就是進入和保持中產階級地位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按美歐發達國家單位資源養活的人口算，中國也就隻能養活不到一億的人口。印度也就一兩億。這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會比別國差。

古今中外曆史上兩軍交戰中殺降、虐俘，這是所有戰爭史的通病，唯有毛澤東自建軍之初，就極為重視優待俘虜，並將其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重要一條。而模範地執行優待俘虜，這展現了毛澤東的胸懷，更展現了共產黨的寬大。

毛澤東製定優待俘虜政策。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澤東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共軍”模範執行俘虜政策。毛澤東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280萬國軍為何能調轉槍口。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就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澤東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毛澤東用海納百川消化前朝遺留並改造戰犯。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屠殺前朝統治階層人物，尤其是屠殺它的代表人物以絕後患，幾乎是奪取政權後的統治者一貫采取的手段。可毛澤東不僅包容了1000萬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還創造出改造戰犯的奇跡。

對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包起來”和“招回來”。新中國各級政權建立後，麵對國民黨時期留下的1000萬軍政人員，毛澤東極有氣魄地決定：“包起來”! “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並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連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沒有這一條不行。”

按毛澤東的指示，對國民黨留下的行政人員，有的留在各級政權當幹部，有安排到參議部門，有根據自己意願安排教學，有的幹脆養起來。對國民黨起義人員，大體按原級別安排各部隊。要求各級政府在國民黨遺留人員，注意發現建設人才，不光在專業上使用，還要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

毛澤東還把延攬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經統戰部門多方努力，許多在海外留學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陸續回國，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的開拓者、奠基人。

對戰犯一個不殺，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釋放。解放之初，關押了大量國民黨戰犯，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如何處理戰爭罪犯，連一向舉重若輕、大氣磅礴的毛澤東也很慎重：“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

對926名國內戰犯，毛澤東明確指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對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願留大陸的給工作，願去台灣的給路費。在1975年最後一批獲得特赦的293名戰犯中，有10人申請去台灣被批準。連末代皇帝溥儀，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國公民。

對969名日本戰犯的改造政策：一個不殺，從寬處理。對這批罪惡滔天的日本戰犯，撫順管理所實行“三個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經幾年改造，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被國際史學界驚呼為“撫順奇跡”。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獲釋戰犯成日本國內和平反戰、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躍的力量。

毛澤東一生，政敵多多，但沒私敵。毛澤東一生指揮作戰無數，但沒刑罰過一個政敵。

在“反右”鬥爭中十分注意保護右派。毛澤東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偉人，曆來重視知識分子，特別是剛剛建國，急需建設人才。可1956年，毛澤東為保持中共“金剛之身”不壞，搞大鳴大放對自身“整風”，竟意外引來“右派”猖狂進攻，要請國民黨回來輪流執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反右”中毛澤東特別注意保護“右派”。梁漱溟晚年回顧整風反右，潸然淚下地強調：整風“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 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於誇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對某些右派衝撞政治底線的言論，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鄧小平任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全國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遠超毛澤東五千人的預計。麵對反右擴大化，為保護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為“右派”親自下定義，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領導對右派“殺一部分、關一部分、勞教一部分”的意見，而毛澤東對右派分子的政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群眾監督，思想改造。

由於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反毛英雄”梁漱溟晚年的懺悔。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澤東交情深厚，又是批評，又是指責，大發連珠炮，把毛主席的領導說得一無是處，臨了，還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這個雅量”，接納他的意見。毛澤東的回答：“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 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澤東還對梁漱溟的反動曆史作用“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等進行了15點批判。但反右鬥爭，梁漱溟並未劃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說：“我實在是感到毛澤東主席好，他英明、大膽，能夠不放過任何時機，爭取了主動。他造福了我們的國家，避免了人民的損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舊居門前，感悟當年和毛主席的爭論，他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麵子，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他最後感歎說：“毛主席的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是可學不可及的。”

對比“反右”和改開後的“清理三種人”。1951年開始“三反五反”運動，有18萬人被捕，40人死刑。改開後的1983年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有86萬人判刑，2.4萬人處以死刑。“反右”波及55萬人，一個未殺，一個沒有坐牢。“文革”後清理“三種人”，波及300萬人，僅北京大學校一級領導就被查處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為核查對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慶霖因大兒子初中畢業下鄉到農村，沒口糧，沒分紅，生病請假沒人管，給毛澤東寫信“告禦狀”。李慶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澤東的回信：“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毛澤東為大右派解決生活困難，改開後清理“三種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總之，說起毛澤東能如此寬大地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和政壇上的敵人，中國的曆史中沒有，世界曆史中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都說：將軍臂上能跑馬，宰相肚裏能行船。可毛澤東心中裝的是萬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從歐洲的標準來看，毛澤東有婦人之仁。母親信佛對他有一定影響。斯大林肅反，很多人反對。但保證了蘇聯存在七十年，擊垮希特特，超越歐洲，與美國平起平坐。解體三十年還可以輕易打敗北約美國。今天已經被俄國人評為俄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可謂大浪淘沙。曆史人物的意義就在於深遠的曆史影響力，不是如走資派鄧的改革開放那樣的曇花一現。

[yongbing1993]

周恩來：我不是帥才。曾當過帥







周恩來：我不是帥才。

毛澤東：周恩來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弱點是個好人。

毛澤東用一句“好人”，評價了周恩來。從周恩來一生的功業來看，他確實是好人，愛民如子、同甘共苦、鞠躬盡瘁、忠於國家和人民等中國美詞，周恩來都當之無愧。

但做領導，尤其是最高領導，往往需要用菩薩心腸行雷霆手段，不計較眼前的虛名隻要萬世功業，而且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能躲避，必須勇往直前乘風破浪。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做不了這些事。

南昌起義失敗，兩萬人血染疆場，他去了香港。明明和共產國際有分歧，他沒有反駁，而是想在執行中做到兩全其美。他不讚同臨時中央的決策，也沒有旗幟鮮明的反抗。政治這種事，永遠是極端才有吸引力，站在中間調和，隻能兩邊不討好。旗幟鮮明站在極端的是領袖。站在中間調和的“好人”隻能做執行者。

毛澤東看明白了周恩來，長征路上，周恩來也看明白了自己，他的內心終於想到一句話：“我不是帥才。”既然不是帥才，那就選一個能做帥的人。於是周恩來在黎平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指揮紅軍向貴州西部走。到了遵義會議，周恩來和博古、李德徹底割裂，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然後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支持毛澤東出山。

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有這樣的人生履曆，會對未來有什麽期待？你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做過縣長，老實巴交的父親做了公務員，工資不高卻能保證全家衣食無憂。這樣的家境，未必能給你留下多少財產，但能給你優良的家風、開拓的眼界和不甘人下的誌氣。論原生家庭，已經贏在"起跑線"上。

雖然年少的時候，祖父和外祖父去世導致家境沒落，但你的個人能力非常優秀，在外省讀小學期間，便得到老師的賞識，感歎一聲：“教書幾十年，從未見過這樣好的學生，我得多花點心血，就是嘔心瀝血也心甘情願。”你不負恩師的期望，16歲考入全國知名中學，被校長稱為“宰相之才”，因此經常請你到家裏吃飯，和未出茅廬的你談論國家大事。如果在唐朝，這樣的人被稱為“神童。”

你繼續發奮努力，20歲的時候出國留學，雖然沒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學的文憑，但遊曆了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世界發達國家，對各國的風土人情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閱曆之豐富，同代青年中罕有人比。留學期間，你和同學們信仰了一種主義，並且成立了追求主義的組織。此時國內也成立了同類型組織，你決定說服同學們，和國內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為其下級機構。

因為這件事，你成為國內大型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隨即有了無數誌同道合的同伴，事業也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創辦組織的同時，你在德國遇到一位縱橫沙場近十年的將軍，他為了追求理想才找到你，你們結為莫逆之交，友誼保持一輩子。相當於現在大學畢業的年紀，便能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人格魅力不用多說，妥妥的青年豪俊。要是在遊俠盛行的魏晉南北朝，這就是奔走江湖的曹操、祖逖、劉琨一樣的人物。他們年少有為，很快入朝為官。

而你也被恩師推薦回國，到廣州一所軍校做領導人之一，授予將軍銜，麾下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青年。此時的你隻有27歲。在別人為一日三餐發愁的時候，你已經什麽都不缺了，組織、社會地位、信仰、工作乃至愛情，你都有了。太傳奇了，簡直是爽文小說的男主標配。好了，現在睜開眼睛，問問自己，這樣的人生履曆到底有沒有代入感？如果實在沒有代入感的話，你也不必灰心喪氣，因為這身開局神裝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擁有的，它隻屬於一個傳奇人物——周恩來。

那個請他吃飯的校長是張伯苓，參與創辦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結交一生的將軍是朱德，回國任職的軍校是黃埔軍校。我們完全可以想見，此時的周恩來意氣風發，特別希望在風雲激蕩的時代，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抱負。如果換做是你，恐怕也會非常自信，有一種“天降大任舍我其誰”的使命感。但命運猶如過山車，給了周恩來遠比其他人強大的神裝，也讓他經曆了接二連三的失敗，從命運的頂峰狠狠拋下。而這些失敗對青年豪俊周恩來的打擊，遠比世人想象的更深遠。

周恩來的第一次重大失敗是南昌起義。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舉刀屠戮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隨後以英美列強做背景板，和江浙財閥組成南京買辦政府。中國共產黨為了生存，也為了挽救革命，便決定以葉挺、賀龍的兩萬部隊為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任命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統一領導起義的全部事情。

8月1日淩晨，南昌起義爆發。激戰到清晨，起義部隊已經全殲守軍3000多人，繳獲子彈70萬發，各種槍支5000多，可謂是大獲全勝。這個時候，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人，都認為起義基本成功，以後也不會有什麽大波折，便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離開南昌向廣東進軍，準備奪取出海口，接收蘇聯援助，然後積蓄實力舉行第二次北伐。

但不久後他們才明白，起義並不簡單。離開南昌城，起義部隊便成為孤軍，基本沒有穩定的後勤補給。千裏行軍意味著沒有友軍配合，很容易被敵軍偷襲。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南昌起義部隊損兵折將軍心動搖，很多人趁亂離開部隊另謀出路。周恩來不得已在三河壩分兵，給朱德留下4000人，讓他們打阻擊，給主力部隊爭取時間。就這，主力部隊也沒成功。10月3日，周恩來主持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他檢討了起義失敗的原因，包括戰術失誤、情報疏忽、輕敵等等。

反正就是一句話，起義失敗了。葉挺說，以後隻好當流寇，還有什麽好說的。賀龍親手拉起來的部隊都沒了，心情最差，說不甘心，要回湘西卷土重來。結果會議沒開完，便有敵軍來攻，會場一片大亂，周恩來和葉挺、聶榮臻突圍而出，路上遇到汕頭地委書記楊石魂，才坐一艘小船渡海到了香港。聶榮臻用繩子綁在桅杆上，才沒有掉到海裏，可想而知過程有多凶險。而此時的周恩來正發高燒，昏迷不醒，完全是被葉挺和聶榮臻抬到香港的。你說為什麽發高燒？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連續急行軍，吃喝睡都沒有著落，鐵打的身體也扛不住。二是失敗對周恩來的心理打擊太大，堂堂兩萬大軍，不到兩個月就剩下三個人，作為起義最高領導的周恩來，心理上肯定有過不去的坎。

說好革命成功解放全中國，現在幾萬人和割韭菜一樣死了，如何麵對他們的熱血，如何麵對幾萬失去丈夫和孩子的家庭？而且南昌起義是黨的重要行動，結果在自己手上失敗了，以後的革命事業怎麽辦？這些問題，都是折磨周恩來的軟刀子。南昌起義的失敗，也讓周恩來第一次對自己發問，我到底行不行？不過周恩來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青年豪俊，一次失敗不能摧毀他的意誌，在香港養好身體之後，周恩來回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就是失敗一次麽，再來。

1928年4月，周恩來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由於政治局主席向忠發是個大老粗，完全是因為工人身份才被蘇聯相中，沒有任何能力主持中央的工作，於是年底回國以後，周恩來成為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此後一年半，是周恩來黨內地位最高的時候。

他重建了領導北方的順直省委，並派聶榮臻和賀昌到順直工作、給井岡山的紅四軍寫“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和遊擊戰思想、向其他根據地派駐人員建立黨的領導等等。總而言之，周恩來在上海，統管全國的革命局麵。

在上海，他創辦了聞名遐邇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秘密部門，專門在暗線工作，做一些不方便在公開場合做的事，其下設立四個科：

負責後勤的總務科。刺探情報和反間諜的情報科。營救同誌和清理叛徒的行動科。負責無線電交通的交通科。

從蘇聯回來以後，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共同領導中央特科。但向忠發是掛名領導，顧順章是聽命令做事的，所以中央特科的領導就是周恩來。而他最倚重的，就是陳賡做科長的情報科，以及顧順章做科長的行動科。

一個負責搞情報，一個負責殺人，配合起來天衣無縫，中央特科在上海迅速闖出名堂。憑借中央特科的武力，周恩來才能領導中央機關，在上海站穩腳跟，指揮全國革命運動。也正因如此，1930年初的李立三奪權和1931年的王明奪權，想處理革命工作都離不開周恩來配合。沒辦法，離開周恩來，他們什麽都做不成。但就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1931年4月，顧順章送張國燾去鄂豫皖之後，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隨即叛變，向國民黨供出全部秘密，緊接著向忠發被捕叛變。

上海的中央機關已經沒有秘密可言，所有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脅，中央便失去繼續留在上海的可能。那就分頭轉移吧。

同年王明去莫斯科，出任駐共產國際代表，留下博古等人執行他的命令。年底周恩來進入蘇區，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再過一年半，臨時中央徹底離開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這件事對周恩來的打擊非常大。顧順章是他的左膀右臂，結果卻毫不猶豫的叛變了，即便別人不說，他自己也會想，是不是我識人不明？上海的中央機關被摧毀，我該負多大的責任？這是折磨周恩來的第二把軟刀子。

繼南昌起義失敗之後，上海的工作也失敗了，到底是為什麽？這一係列問題出現在周恩來的腦子裏。革命局勢沒有給他太多的反思時間，進入中央蘇區的周恩來，還想再試一試，用自己的方式給中國革命做貢獻。他接替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但他不同意邊緣化毛澤東，在臨時中央批評毛澤東的時候，他還站出來給毛澤東說話。甚至在“寧都會議”正式批判毛澤東時，他都是做“溫和有限”的批評，留了一絲餘地。

之所以這麽做，他其實是想壓下蘇區創始人的威望，組建以自己為中心、朱德和毛澤東等人為助手的工作班子，團結起來幹工作。我想，這是周恩來在中央蘇區的工作計劃。後來，這個計劃也失敗了。

1933年1月，臨時中央轉移到蘇區，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合並，直接指揮蘇區的各項工作。周恩來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便撤銷了。

而博古不懂軍事，委任李德為軍事顧問，全權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即便後來重新成立軍事委員會，也是任命項英為主席。總政委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便失去決策權，隻有執行權。由於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他就成了參與決策的最高執行者，做出成績是臨時中央領導有方，出現失誤是周恩來執行不到位，地位太尷尬了。

我們都知道，臨時中央是沒有做出成績的。轉移到蘇區沒多久，遇到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半吊子李德純粹瞎指揮，博古也是個愣頭青，李德說什麽就是什麽。

毛澤東回後方的時候說，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結果坐了幾年冷板凳，也沒人發電報找他。於是中央蘇區崩了，8.6萬紅軍走上漫漫長征路。到了湘江戰役以後，8.6萬紅軍隻剩下3萬人，當時的中央領導心態都崩了。常年看不起中國革命家的李德，垂頭喪氣不說話。博古經常取出手槍，對準腦袋模擬自殺。還是聶榮臻勸他，槍不是鬧著玩的，博古才沒有扣下扳機。

周恩來倒沒有留下類似的故事，但那是他的涵養優秀，不是他神經大條不當一回事。畢竟是幾萬條人命，畢竟是千萬人口的根據地，說沒就沒了，做為參與決策的最高執行者，周恩來怎麽可能沒有心理負擔。這第三把軟刀子，徹底把周恩來的意誌折磨崩了。

自從記事以來，周恩來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在同代人裏出類拔萃，放眼全中國，也很少有人和他一樣優秀。參加工作之後，周恩來雄心萬丈，誓要給中國革命找出一條路，並且在這條路上，建立自己的事業，留下自己的名字，造福自己的同胞。

所以領導南昌起義周恩來當仁不讓，在上海指揮全國革命周恩來非常自信，進入蘇區要創始人毛澤東做他的助手。他堅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但他的選擇都失敗了。不管巧合也好、必然也罷，終究是失敗了。這一係列的失敗，對於別人來說，無非是換個工作而已，可對於周恩來這樣的天之驕子，失敗否定了自己的堅持，更摧毀了自己多年建立起來的自信。用玄幻小說的世界觀來說，道心崩潰，意味著前方路斷。

可能有人不知道，周恩來主持的工作為什麽失敗，但毛澤東看明白了。1957年，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聊天，說準備卸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赫魯曉夫問有沒有接替的人，毛澤東便和他點評黨內同誌。

第一個是劉少奇，政治堅定原則性強，但不夠靈活。第二個是鄧小平，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很有發展前途。第三個是周恩來，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弱點是個好人。第四個是朱德，德高望重卻年紀太大。

毛澤東用一句“好人”，評價了周恩來。從周恩來一生的功業來看，他確實是好人，愛民如子、同甘共苦、鞠躬盡瘁、忠於國家和人民等中國美詞，周恩來都當之無愧。

但做領導，尤其是最高領導，往往需要用菩薩心腸行雷霆手段，不計較眼前的虛名隻要萬世功業，而且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能躲避，必須勇往直前乘風破浪。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做不了這些事。

南昌起義失敗，兩萬人血染疆場，他去了香港。明明和共產國際有分歧，他沒有反駁，而是想在執行中做到兩全其美。他不讚同臨時中央的決策，也沒有旗幟鮮明的反抗。政治這種事，永遠是極端才有吸引力，站在中間調和，隻能兩邊不討好。旗幟鮮明站在極端的是領袖。站在中間調和的“好人”隻能做執行者。

毛澤東看明白了周恩來，長征路上，周恩來也看明白了自己，他的內心終於想到一句話：“我不是帥才。”既然不是帥才，那就選一個能做帥的人。於是周恩來在黎平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指揮紅軍向貴州西部走。到了遵義會議，周恩來和博古、李德徹底割裂，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然後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支持毛澤東出山。

雖然毛澤東的身份是“周恩來的助手”，但是四渡赤水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地位便徹底顛倒過來。

因為“四渡赤水”這種螺絲殼裏做道場的仗，周恩來做不到。助手做到了，主帥做不到，那麽助手便成了主帥，主帥成了助手。

直到多年後，周恩來和工作人員說起四渡赤水，還是心馳神往，說不知道四渡赤水，就不知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寫的多精彩。

那是真的服氣了。

現在的人讀黨史，隻看到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舉手，卻沒有想到，這麽光芒璀璨的人，為什麽會坐在那裏舉手。

三次重大失敗摧毀了周恩來的道心，然後在一片廢墟之上，周恩來涅槃重生，重新塑造了真實的自我。

如果說毛澤東是天生奇才，那麽周恩來就是你我一樣的凡人。

上學時總以為自己是睥睨天下的英雄，被社會暴打之後，才能重新認識自己，然後在新的人生階段，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大事業。

長征是毛澤東成長的煉獄路，也是周恩來重生的涅槃路。

長征是周恩來重塑自我的起點，但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麽樣，以後的人生定位是什麽，他也不知道。

想回答這兩個問題，周恩來也需要時間。

他真正完成重塑的時間，應該是1940年。

那時的周恩來，經曆過“西安事變”的磨練、國共統一戰線的分歧，也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親眼看過抗日根據地的繁榮，還去蘇聯養傷近一年。

可能就是這一年時間，讓他有機會遠離中國紛擾，思考了一些個人問題。

他想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應該是輔佐毛澤東的“宰相。”

什麽少年雄心、什麽天之驕子，去他媽的，那些虛幻的東西有什麽用，直麵現實才能解決革命的大問題，以及個人的小問題。

既然毛澤東有辦法，那輔佐毛澤東又有什麽不行？

1940年，自蘇聯回國不久的周恩來，要去重慶工作。他帶著工作人員一路南下，路過陝南的時候，周恩來讓司機停車，然後通知工作人員一起看古跡。

工作人員不懂，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破古跡有什麽可看的。

周恩來也不多說，自己悄悄念叨：“留侯把榮譽利祿拋在腦後，晚年就隱居在這裏。”

工作人員才知道，這裏是留侯廟。

留侯是漢初的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策千裏之外”的祖師爺，他不是征戰沙場的大將，也不是反秦滅項羽的領袖，而是漢高祖劉邦的私人謀士。

每當劉邦犯錯誤或者不知怎麽辦的時候，張良便走上前去，給劉邦分析局勢，然後給出中肯的建議，讓劉邦選擇。

最後劉邦用張良的謀劃，指揮千軍萬馬征討天下，開創四百年的大漢王朝。

張良以劉邦為媒介，做出自己的功業，贏得生前身後名。

周恩來評價張良：“他不是帥才。”聯係到他說自己不是帥才，意思不能再明白了。

周恩來專門拜訪留侯廟，看著張良的塑像和牌位，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貫通兩千年的時空。

從留侯廟出來，周恩來帶著工作人員，又去看了蕭何追韓信的遺址。雖然不知道遺址的真假，但周恩來不是考古，而是借古抒情。

漢初三傑輔佐劉邦開創大漢王朝，張良和蕭何占了兩個名位，一個負責謀劃，一個負責執行。

現在周恩來能在會議上出謀劃策、分析局勢，還有超強大的執行能力，恰如張良和蕭何的結合體。

蕭何和張良是兩千年前的周恩來，周恩來是兩千年後的蕭何和張良。

至此，周恩來完成涅槃重生，猶如鳳凰展翅啼鳴九天，即將輔佐毛澤東真龍遨遊奔騰四海。

到重慶工作之後，周恩來還專門去成都，看了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站在武侯祠的遊人中間，周恩來念了兩句杜甫的詩：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那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武侯，同樣讓周恩來心馳神往。

周恩來已經去世數十年。

他的後半生，工作上類似於張良和蕭何的結合體，一手參與決策，一手抓執行，和毛澤東相輔相成，為中共建政立下汗馬功勞。

而他的人格和遺產，更像諸葛亮。

東晉年間桓溫西征蜀地，功成後，桓溫在成都見到給諸葛亮做過小吏的百歲老人，他問老人：“如今誰能和諸葛丞相比肩？”

那人說：“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沒後，不見其比。”意思是，諸葛丞相在的時候，感覺挺正常，但自諸葛丞相去世之後，便再也沒見過能和他比肩的人。

周恩來也是一樣的。

他做總理的時候，中國人都覺得，國家總理和幹部就應該是這樣的，可自周恩來去世以後，就再也沒見過這樣的幹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路，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長征路。

如果說周恩來給普通人留下什麽遺產，我覺得應該是：

不辜負曾經的努力，不放棄自己的理想，遭遇挫折磨難之後調整人生定位，闖過自己的長征路，活出新的生命。

[yongbing1993]

早期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








早期中國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作為聽命於共產國際及斯大林指揮的“中國支部”負責人，也是一係列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錯誤方針的執行者，做出過一些錯誤的決策和指示。雖然他曾有過抵製和不同程度的抗爭，也曾要求共產國際和蘇聯分一部分槍支武裝農民，卻未得到相應的支持，陳獨秀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事實也說明他是重視工農運動的。對蔣介石、汪精衛篡奪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他一直持譴責的態度，並非心甘情願的“拱手”相讓。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最大的錯誤是對軍事領導權爭奪不力，終致在實力的較量中敗北。

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事無巨細地遙控指揮著年幼的中國共產黨。而陳獨秀卻以“中國支部書記”之低微，一次次地進行了頑強地抗爭！他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多次明確主張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但多次被否決：“（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麵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製”（陳獨秀《告全黨同誌書》）。1926年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限製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以後，陳獨秀再次堅決要求中共退出國民黨。在革命危急的關頭，陳獨秀也曾部署了反蔣計劃，卻一再被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壓服——“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告全黨同誌書》）。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相反，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同的看法。所以給陳獨秀扣上“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這兩頂帽子。

由於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蘇聯共產黨高層爭權鬥法的結果，陳獨秀便成了斯大林指揮中國革命失敗的替罪之羊，被栽贓陷害。在武漢政府階段，國共關係全麵破裂在即，共產國際仍然堅持進攻，陳獨秀卻力主退卻。分歧的焦點主要在如何對待工農運動“過火”的問題上。中共中央在當時一方麵要靠民眾運動的規模與國民黨右派抗衡，一方麵又沒有明確的政策和有經驗的幹部。中共中央沒有，也不可能對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實行真正的約束。由此不僅引起了中小資產階級的恐慌，還直接刺激了兩湖地區的大部分軍官（多為湖南籍），從而使武漢國民黨上層也產生了嚴重敵視工農運動的傾向和不滿。麵對這種局麵，陳獨秀和蘇聯總顧問鮑羅廷的基本態度是暫時退卻，采取讓步政策。

在1927年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明確主張：在相當時期，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無產階級必須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即使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進一步推進，使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之後再進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開的程度來逐步加深革命。但實際上，正如鮑羅廷所說，更主要的問題其實是，中共中央已經發過不少文件，幾個月毫無效果，“共產黨能否控製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共產黨能控製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

共產黨既無軍隊、政權，又無經驗、缺幹部，既不能保護工農，也難以指導運動：北伐以來，新入黨的大批黨員鮮有訓練，缺少相關的理論和政策知識。中央與地方工作銜接不易，下級往往各行其是，一些工會、農會受地方幫會的把持。中共中央連武漢地區的罷工示威都無從約束，就更不用說去控製武漢以外的農民運動了。

但莫斯科卻根本無視中共的種種困難，1927.5.30電令陳獨秀、鮑羅廷把革命進一步向左推進，立即開展沒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組建10個師（2萬共產黨員，5萬工農）的革命軍。這個紙上談兵的 “五月指示”被陳獨秀所婉拒。1927年7月5日，心力交瘁、無可奈何的陳獨秀終於賭氣辭職，被共產國際認定要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並被共產國際戴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罪帽。

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一係列複雜原因造成的，並非是陳獨秀某種錯誤的直接結果。陳獨秀在多數情況下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其某些獨立見解和不服從（如較早提出軍事因素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力主引導工農運動，約束“過火”行為；以及最後堅持退卻策略等等），則顯示了他作為一代中共領導人所具有的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態度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拒絕去莫斯科為共產國際瞎指揮而承擔罪責：“中國的問題為什麽要請教外國人？蘇聯的問題斯大林為什麽不來請教中國人？要反省，我在中國反省，絕不去莫斯科！”他把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指揮，斯大林為此十分惱火，約見張國濤谘詢對策，甚至擔心陳獨秀會籌錢另辦報紙另行組黨（見張國濤《我的回憶》）。

圍繞著對中國革命的看法，陳獨秀與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陳獨秀對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重要地位缺乏認識，不讚成建立工農紅軍和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他出於對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及蔣介石政權性質的看法，宣揚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的“二次革命論”；同時又無法隱忍因大革命的失敗而代人受過的悲憤心情，最終走上了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而擁護托洛茨基的道路，於1929年11月被中共開除出黨。

中國“托洛茨基派”元老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寫到：“陳獨秀這個人，不管他有怎樣的弱點，但他畢竟是一隻雄獅，人家可以打敗他，甚至可以殺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將全部責任往陳獨秀頭上一推，陳獨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來串演這出悲喜劇，自認全部錯誤，以來洗清斯大林的罪過。那麽，陳獨秀不僅可以在共產國際當要人，而且多半還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1931年5月初，早已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等人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四個托派小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然而，國民黨政府仍不肯放過陳獨秀，於1932年10月15日將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逮捕後處以重刑。陳獨秀在法庭上為自己做了有力的辯護，指出國民黨不等於國家，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政策不等於“叛國”。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力爭，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一批政治犯，陳獨秀才於8月23日走出南京模範監獄的大門，先後棲身於其學生傅斯年、陳鍾凡的家中。陳獨秀出獄後立即發表聲明，讚同國共合作全麵抗戰。張國燾叛黨後，要陳獨秀出麵另組一個偽共產黨，陳未予理睬。

因日軍長驅直入，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陳獨秀被迫西逃，由南京而武漢，而長沙，在顛沛流離中於1938年7月抵達山城重慶。在流落武漢時，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麵，讓陳獨秀寫份書麵檢討，可以安排重回中共中央工作。陳獨秀表示：“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麵檢討確難從命。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的呢？”

晚年的陳獨秀大徹大悟：“絕對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端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端錯誤的話，絕對不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以及斯大林體製等一些重大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入思考。

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中，陳獨秀指出：民主主義是人類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

陳獨秀蝸居於深山僻野的江津一隅，生活清苦，但仍然有不少人來看望他。蔣介石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找陳獨秀，要陳另外組織一個“新共產黨”，並可提供10萬元經費，陳獨秀堅決不幹。蔣介石派其親信胡宗南和戴笠攜帶禮物專程拜訪，卻吃了閉門羹。後經高語罕的斡旋勉強一見，因話不投機，胡、戴二人隻得悻悻而歸。蔣介石希望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的勞動部（教育部？）次長，被陳斥之為“異想天開”：蔣介石殺了我那麽多同誌，還殺了我兩個兒子（其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都是中共優秀領導幹部），我與蔣介石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高語罕與蔣介石見了一麵，陳獨秀罵他是“無恥之徒”。陳獨秀曾派羅漢與中共聯係，表示他要去延安。

周恩來在朱蘊山的陪同下也從重慶到江津看望陳獨秀。周恩來希望陳能向中共中央寫出個人書麵檢討，中央歡迎陳獨秀去延安回黨工作，結果被陳獨秀婉言謝絕，拒絕承認錯誤。1937年底王明秉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肅托”旨意也反對陳獨秀回黨工作，中共中央對此亦未再進一步做工作。

1942年5月12日，為了治療高血壓病，陳獨秀因泡服已發黴的蠶豆花，引起中毒而吐瀉不止，引發了多種疾病，迨至27日，陳獨秀終於在這個窮鄉僻壤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享年64歲。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由其第三子陳鬆年將其靈柩運回安徽安慶老家再葬。

陳獨秀作為政治領袖，在中國不可能成功。他遠遠缺乏與中國社會極其複雜的各個階級、階層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也缺乏中國政治所需要的靈活性極強的各式策略和權術，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實力基礎（軍隊、幹部）。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近代民主製度和民主觀念，在實踐上成功的中國政治領袖不是靠演說、靠文章、靠選票，而是靠實力、權術、政治上“得人心”、組織上靠“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這位書生氣頗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敗的。而且在政治綱領上，陳獨秀也確有嚴重錯誤。

陳獨秀是戰士，是意誌剛烈的革命家，勇敢、堅決、頑強，但比較膚淺。他當了一生的反對派：反滿清、反袁世凱、反北洋軍閥、反國民黨蔣介石到反共產黨。陳獨秀有比較徹底的理論興趣和概括能力，密切關懷著國事民情，積極行動，但他由思想領袖變為政治領袖，既是中國現代必然會有的曆史誤會，也是他個人的悲慘命運安排。陳獨秀一生處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說：“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說到他。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

蔡元培譽其：一位失敗的書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獨行的叛逆者，一位命運坎坷的孤獨英雄，抑或是一個不依附任何勢力的社會活動家。一切的評價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為過。“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