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我不是帥才。曾當過帥

周恩來：我不是帥才。曾當過帥







周恩來：我不是帥才。

毛澤東：周恩來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弱點是個好人。

毛澤東用一句“好人”，評價了周恩來。從周恩來一生的功業來看，他確實是好人，愛民如子、同甘共苦、鞠躬盡瘁、忠於國家和人民等中國美詞，周恩來都當之無愧。

但做領導，尤其是最高領導，往往需要用菩薩心腸行雷霆手段，不計較眼前的虛名隻要萬世功業，而且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能躲避，必須勇往直前乘風破浪。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做不了這些事。

南昌起義失敗，兩萬人血染疆場，他去了香港。明明和共產國際有分歧，他沒有反駁，而是想在執行中做到兩全其美。他不讚同臨時中央的決策，也沒有旗幟鮮明的反抗。政治這種事，永遠是極端才有吸引力，站在中間調和，隻能兩邊不討好。旗幟鮮明站在極端的是領袖。站在中間調和的“好人”隻能做執行者。

毛澤東看明白了周恩來，長征路上，周恩來也看明白了自己，他的內心終於想到一句話：“我不是帥才。”既然不是帥才，那就選一個能做帥的人。於是周恩來在黎平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指揮紅軍向貴州西部走。到了遵義會議，周恩來和博古、李德徹底割裂，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然後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支持毛澤東出山。

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有這樣的人生履曆，會對未來有什麽期待？你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做過縣長，老實巴交的父親做了公務員，工資不高卻能保證全家衣食無憂。這樣的家境，未必能給你留下多少財產，但能給你優良的家風、開拓的眼界和不甘人下的誌氣。論原生家庭，已經贏在"起跑線"上。

雖然年少的時候，祖父和外祖父去世導致家境沒落，但你的個人能力非常優秀，在外省讀小學期間，便得到老師的賞識，感歎一聲：“教書幾十年，從未見過這樣好的學生，我得多花點心血，就是嘔心瀝血也心甘情願。”你不負恩師的期望，16歲考入全國知名中學，被校長稱為“宰相之才”，因此經常請你到家裏吃飯，和未出茅廬的你談論國家大事。如果在唐朝，這樣的人被稱為“神童。”

你繼續發奮努力，20歲的時候出國留學，雖然沒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學的文憑，但遊曆了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世界發達國家，對各國的風土人情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閱曆之豐富，同代青年中罕有人比。留學期間，你和同學們信仰了一種主義，並且成立了追求主義的組織。此時國內也成立了同類型組織，你決定說服同學們，和國內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為其下級機構。

因為這件事，你成為國內大型組織的創始人之一，隨即有了無數誌同道合的同伴，事業也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創辦組織的同時，你在德國遇到一位縱橫沙場近十年的將軍，他為了追求理想才找到你，你們結為莫逆之交，友誼保持一輩子。相當於現在大學畢業的年紀，便能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人格魅力不用多說，妥妥的青年豪俊。要是在遊俠盛行的魏晉南北朝，這就是奔走江湖的曹操、祖逖、劉琨一樣的人物。他們年少有為，很快入朝為官。

而你也被恩師推薦回國，到廣州一所軍校做領導人之一，授予將軍銜，麾下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青年。此時的你隻有27歲。在別人為一日三餐發愁的時候，你已經什麽都不缺了，組織、社會地位、信仰、工作乃至愛情，你都有了。太傳奇了，簡直是爽文小說的男主標配。好了，現在睜開眼睛，問問自己，這樣的人生履曆到底有沒有代入感？如果實在沒有代入感的話，你也不必灰心喪氣，因為這身開局神裝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擁有的，它隻屬於一個傳奇人物——周恩來。

那個請他吃飯的校長是張伯苓，參與創辦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結交一生的將軍是朱德，回國任職的軍校是黃埔軍校。我們完全可以想見，此時的周恩來意氣風發，特別希望在風雲激蕩的時代，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實現自己的抱負。如果換做是你，恐怕也會非常自信，有一種“天降大任舍我其誰”的使命感。但命運猶如過山車，給了周恩來遠比其他人強大的神裝，也讓他經曆了接二連三的失敗，從命運的頂峰狠狠拋下。而這些失敗對青年豪俊周恩來的打擊，遠比世人想象的更深遠。

周恩來的第一次重大失敗是南昌起義。1927年4月，蔣介石背叛革命，舉刀屠戮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隨後以英美列強做背景板，和江浙財閥組成南京買辦政府。中國共產黨為了生存，也為了挽救革命，便決定以葉挺、賀龍的兩萬部隊為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任命周恩來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統一領導起義的全部事情。

8月1日淩晨，南昌起義爆發。激戰到清晨，起義部隊已經全殲守軍3000多人，繳獲子彈70萬發，各種槍支5000多，可謂是大獲全勝。這個時候，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人，都認為起義基本成功，以後也不會有什麽大波折，便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離開南昌向廣東進軍，準備奪取出海口，接收蘇聯援助，然後積蓄實力舉行第二次北伐。

但不久後他們才明白，起義並不簡單。離開南昌城，起義部隊便成為孤軍，基本沒有穩定的後勤補給。千裏行軍意味著沒有友軍配合，很容易被敵軍偷襲。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南昌起義部隊損兵折將軍心動搖，很多人趁亂離開部隊另謀出路。周恩來不得已在三河壩分兵，給朱德留下4000人，讓他們打阻擊，給主力部隊爭取時間。就這，主力部隊也沒成功。10月3日，周恩來主持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他檢討了起義失敗的原因，包括戰術失誤、情報疏忽、輕敵等等。

反正就是一句話，起義失敗了。葉挺說，以後隻好當流寇，還有什麽好說的。賀龍親手拉起來的部隊都沒了，心情最差，說不甘心，要回湘西卷土重來。結果會議沒開完，便有敵軍來攻，會場一片大亂，周恩來和葉挺、聶榮臻突圍而出，路上遇到汕頭地委書記楊石魂，才坐一艘小船渡海到了香港。聶榮臻用繩子綁在桅杆上，才沒有掉到海裏，可想而知過程有多凶險。而此時的周恩來正發高燒，昏迷不醒，完全是被葉挺和聶榮臻抬到香港的。你說為什麽發高燒？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連續急行軍，吃喝睡都沒有著落，鐵打的身體也扛不住。二是失敗對周恩來的心理打擊太大，堂堂兩萬大軍，不到兩個月就剩下三個人，作為起義最高領導的周恩來，心理上肯定有過不去的坎。

說好革命成功解放全中國，現在幾萬人和割韭菜一樣死了，如何麵對他們的熱血，如何麵對幾萬失去丈夫和孩子的家庭？而且南昌起義是黨的重要行動，結果在自己手上失敗了，以後的革命事業怎麽辦？這些問題，都是折磨周恩來的軟刀子。南昌起義的失敗，也讓周恩來第一次對自己發問，我到底行不行？不過周恩來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青年豪俊，一次失敗不能摧毀他的意誌，在香港養好身體之後，周恩來回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就是失敗一次麽，再來。

1928年4月，周恩來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由於政治局主席向忠發是個大老粗，完全是因為工人身份才被蘇聯相中，沒有任何能力主持中央的工作，於是年底回國以後，周恩來成為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此後一年半，是周恩來黨內地位最高的時候。

他重建了領導北方的順直省委，並派聶榮臻和賀昌到順直工作、給井岡山的紅四軍寫“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和遊擊戰思想、向其他根據地派駐人員建立黨的領導等等。總而言之，周恩來在上海，統管全國的革命局麵。

在上海，他創辦了聞名遐邇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秘密部門，專門在暗線工作，做一些不方便在公開場合做的事，其下設立四個科：

負責後勤的總務科。刺探情報和反間諜的情報科。營救同誌和清理叛徒的行動科。負責無線電交通的交通科。

從蘇聯回來以後，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共同領導中央特科。但向忠發是掛名領導，顧順章是聽命令做事的，所以中央特科的領導就是周恩來。而他最倚重的，就是陳賡做科長的情報科，以及顧順章做科長的行動科。

一個負責搞情報，一個負責殺人，配合起來天衣無縫，中央特科在上海迅速闖出名堂。憑借中央特科的武力，周恩來才能領導中央機關，在上海站穩腳跟，指揮全國革命運動。也正因如此，1930年初的李立三奪權和1931年的王明奪權，想處理革命工作都離不開周恩來配合。沒辦法，離開周恩來，他們什麽都做不成。但就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1931年4月，顧順章送張國燾去鄂豫皖之後，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隨即叛變，向國民黨供出全部秘密，緊接著向忠發被捕叛變。

上海的中央機關已經沒有秘密可言，所有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脅，中央便失去繼續留在上海的可能。那就分頭轉移吧。

同年王明去莫斯科，出任駐共產國際代表，留下博古等人執行他的命令。年底周恩來進入蘇區，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再過一年半，臨時中央徹底離開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這件事對周恩來的打擊非常大。顧順章是他的左膀右臂，結果卻毫不猶豫的叛變了，即便別人不說，他自己也會想，是不是我識人不明？上海的中央機關被摧毀，我該負多大的責任？這是折磨周恩來的第二把軟刀子。

繼南昌起義失敗之後，上海的工作也失敗了，到底是為什麽？這一係列問題出現在周恩來的腦子裏。革命局勢沒有給他太多的反思時間，進入中央蘇區的周恩來，還想再試一試，用自己的方式給中國革命做貢獻。他接替項英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但他不同意邊緣化毛澤東，在臨時中央批評毛澤東的時候，他還站出來給毛澤東說話。甚至在“寧都會議”正式批判毛澤東時，他都是做“溫和有限”的批評，留了一絲餘地。

之所以這麽做，他其實是想壓下蘇區創始人的威望，組建以自己為中心、朱德和毛澤東等人為助手的工作班子，團結起來幹工作。我想，這是周恩來在中央蘇區的工作計劃。後來，這個計劃也失敗了。

1933年1月，臨時中央轉移到蘇區，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合並，直接指揮蘇區的各項工作。周恩來的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便撤銷了。

而博古不懂軍事，委任李德為軍事顧問，全權指揮紅軍的作戰行動，即便後來重新成立軍事委員會，也是任命項英為主席。總政委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便失去決策權，隻有執行權。由於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他就成了參與決策的最高執行者，做出成績是臨時中央領導有方，出現失誤是周恩來執行不到位，地位太尷尬了。

我們都知道，臨時中央是沒有做出成績的。轉移到蘇區沒多久，遇到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半吊子李德純粹瞎指揮，博古也是個愣頭青，李德說什麽就是什麽。

毛澤東回後方的時候說，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結果坐了幾年冷板凳，也沒人發電報找他。於是中央蘇區崩了，8.6萬紅軍走上漫漫長征路。到了湘江戰役以後，8.6萬紅軍隻剩下3萬人，當時的中央領導心態都崩了。常年看不起中國革命家的李德，垂頭喪氣不說話。博古經常取出手槍，對準腦袋模擬自殺。還是聶榮臻勸他，槍不是鬧著玩的，博古才沒有扣下扳機。

周恩來倒沒有留下類似的故事，但那是他的涵養優秀，不是他神經大條不當一回事。畢竟是幾萬條人命，畢竟是千萬人口的根據地，說沒就沒了，做為參與決策的最高執行者，周恩來怎麽可能沒有心理負擔。這第三把軟刀子，徹底把周恩來的意誌折磨崩了。

自從記事以來，周恩來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在同代人裏出類拔萃，放眼全中國，也很少有人和他一樣優秀。參加工作之後，周恩來雄心萬丈，誓要給中國革命找出一條路，並且在這條路上，建立自己的事業，留下自己的名字，造福自己的同胞。

所以領導南昌起義周恩來當仁不讓，在上海指揮全國革命周恩來非常自信，進入蘇區要創始人毛澤東做他的助手。他堅信，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但他的選擇都失敗了。不管巧合也好、必然也罷，終究是失敗了。這一係列的失敗，對於別人來說，無非是換個工作而已，可對於周恩來這樣的天之驕子，失敗否定了自己的堅持，更摧毀了自己多年建立起來的自信。用玄幻小說的世界觀來說，道心崩潰，意味著前方路斷。

可能有人不知道，周恩來主持的工作為什麽失敗，但毛澤東看明白了。1957年，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聊天，說準備卸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赫魯曉夫問有沒有接替的人，毛澤東便和他點評黨內同誌。

第一個是劉少奇，政治堅定原則性強，但不夠靈活。第二個是鄧小平，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很有發展前途。第三個是周恩來，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弱點是個好人。第四個是朱德，德高望重卻年紀太大。

毛澤東用一句“好人”，評價了周恩來。從周恩來一生的功業來看，他確實是好人，愛民如子、同甘共苦、鞠躬盡瘁、忠於國家和人民等中國美詞，周恩來都當之無愧。

但做領導，尤其是最高領導，往往需要用菩薩心腸行雷霆手段，不計較眼前的虛名隻要萬世功業，而且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能躲避，必須勇往直前乘風破浪。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做不了這些事。

南昌起義失敗，兩萬人血染疆場，他去了香港。明明和共產國際有分歧，他沒有反駁，而是想在執行中做到兩全其美。他不讚同臨時中央的決策，也沒有旗幟鮮明的反抗。政治這種事，永遠是極端才有吸引力，站在中間調和，隻能兩邊不討好。旗幟鮮明站在極端的是領袖。站在中間調和的“好人”隻能做執行者。

毛澤東看明白了周恩來，長征路上，周恩來也看明白了自己，他的內心終於想到一句話：“我不是帥才。”既然不是帥才，那就選一個能做帥的人。於是周恩來在黎平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指揮紅軍向貴州西部走。到了遵義會議，周恩來和博古、李德徹底割裂，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然後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支持毛澤東出山。

雖然毛澤東的身份是“周恩來的助手”，但是四渡赤水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地位便徹底顛倒過來。

因為“四渡赤水”這種螺絲殼裏做道場的仗，周恩來做不到。助手做到了，主帥做不到，那麽助手便成了主帥，主帥成了助手。

直到多年後，周恩來和工作人員說起四渡赤水，還是心馳神往，說不知道四渡赤水，就不知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寫的多精彩。

那是真的服氣了。

現在的人讀黨史，隻看到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舉手，卻沒有想到，這麽光芒璀璨的人，為什麽會坐在那裏舉手。

三次重大失敗摧毀了周恩來的道心，然後在一片廢墟之上，周恩來涅槃重生，重新塑造了真實的自我。

如果說毛澤東是天生奇才，那麽周恩來就是你我一樣的凡人。

上學時總以為自己是睥睨天下的英雄，被社會暴打之後，才能重新認識自己，然後在新的人生階段，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大事業。

長征是毛澤東成長的煉獄路，也是周恩來重生的涅槃路。

長征是周恩來重塑自我的起點，但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麽樣，以後的人生定位是什麽，他也不知道。

想回答這兩個問題，周恩來也需要時間。

他真正完成重塑的時間，應該是1940年。

那時的周恩來，經曆過“西安事變”的磨練、國共統一戰線的分歧，也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親眼看過抗日根據地的繁榮，還去蘇聯養傷近一年。

可能就是這一年時間，讓他有機會遠離中國紛擾，思考了一些個人問題。

他想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定位，應該是輔佐毛澤東的“宰相。”

什麽少年雄心、什麽天之驕子，去他媽的，那些虛幻的東西有什麽用，直麵現實才能解決革命的大問題，以及個人的小問題。

既然毛澤東有辦法，那輔佐毛澤東又有什麽不行？

1940年，自蘇聯回國不久的周恩來，要去重慶工作。他帶著工作人員一路南下，路過陝南的時候，周恩來讓司機停車，然後通知工作人員一起看古跡。

工作人員不懂，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破古跡有什麽可看的。

周恩來也不多說，自己悄悄念叨：“留侯把榮譽利祿拋在腦後，晚年就隱居在這裏。”

工作人員才知道，這裏是留侯廟。

留侯是漢初的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策千裏之外”的祖師爺，他不是征戰沙場的大將，也不是反秦滅項羽的領袖，而是漢高祖劉邦的私人謀士。

每當劉邦犯錯誤或者不知怎麽辦的時候，張良便走上前去，給劉邦分析局勢，然後給出中肯的建議，讓劉邦選擇。

最後劉邦用張良的謀劃，指揮千軍萬馬征討天下，開創四百年的大漢王朝。

張良以劉邦為媒介，做出自己的功業，贏得生前身後名。

周恩來評價張良：“他不是帥才。”聯係到他說自己不是帥才，意思不能再明白了。

周恩來專門拜訪留侯廟，看著張良的塑像和牌位，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貫通兩千年的時空。

從留侯廟出來，周恩來帶著工作人員，又去看了蕭何追韓信的遺址。雖然不知道遺址的真假，但周恩來不是考古，而是借古抒情。

漢初三傑輔佐劉邦開創大漢王朝，張良和蕭何占了兩個名位，一個負責謀劃，一個負責執行。

現在周恩來能在會議上出謀劃策、分析局勢，還有超強大的執行能力，恰如張良和蕭何的結合體。

蕭何和張良是兩千年前的周恩來，周恩來是兩千年後的蕭何和張良。

至此，周恩來完成涅槃重生，猶如鳳凰展翅啼鳴九天，即將輔佐毛澤東真龍遨遊奔騰四海。

到重慶工作之後，周恩來還專門去成都，看了紀念諸葛亮的武侯祠。站在武侯祠的遊人中間，周恩來念了兩句杜甫的詩：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那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武侯，同樣讓周恩來心馳神往。

周恩來已經去世數十年。

他的後半生，工作上類似於張良和蕭何的結合體，一手參與決策，一手抓執行，和毛澤東相輔相成，為中共建政立下汗馬功勞。

而他的人格和遺產，更像諸葛亮。

東晉年間桓溫西征蜀地，功成後，桓溫在成都見到給諸葛亮做過小吏的百歲老人，他問老人：“如今誰能和諸葛丞相比肩？”

那人說：“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沒後，不見其比。”意思是，諸葛丞相在的時候，感覺挺正常，但自諸葛丞相去世之後，便再也沒見過能和他比肩的人。

周恩來也是一樣的。

他做總理的時候，中國人都覺得，國家總理和幹部就應該是這樣的，可自周恩來去世以後，就再也沒見過這樣的幹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路，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長征路。

如果說周恩來給普通人留下什麽遺產，我覺得應該是：

不辜負曾經的努力，不放棄自己的理想，遭遇挫折磨難之後調整人生定位，闖過自己的長征路，活出新的生命。

[yongbing1993]

毛澤東履行勞動改造特赦不殺人






1975年，已經82歲高齡的毛主席突然問身邊的人：“功德林裏，還有國民黨戰犯嗎？”，“還有，主席。”工作人員回答說，“還有200多名頑固分子在那裏接受改造。”毛主席歎了一口氣，說：“關這麽久了，再頑固也隻剩一把骨頭了。他們老了，做不了惡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辦公室裏傳來一聲歎息，82歲的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邊工作人員詢問起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情況。當得知仍有200多名國民黨戰犯在接受改造時，這位操勞半生的老人當即作出決定：全部釋放，給予公民待遇。這個看似突然的決定，背後藏著二十多年的深思熟慮。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如何處理國民黨戰犯就成為重要議題，共產黨內部爭論激烈，有人主張嚴懲不貸，有人建議區別對待。

毛澤東力排眾議定下基調：不殺一人，重在改造。這個決定既考慮到當時台灣尚未解放的現實，也顧及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新政權的看法。被俘的國民黨將領們陸續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開始接受係統的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並不順利，許多戰犯仍存有抵觸情緒，有的表麵順從內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國民黨徽章。管理人員沒有采取強製手段，而是安排他們參與勞動生產，在工廠車間和田間地頭重新認識社會。隨著時間推移，不少戰犯開始轉變態度，原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就是典型例子，這位昔日的“五虎將”在接觸新思想後，不僅公開支持祖國統一，還主動幫助其他戰犯理解共產黨的政策。

1959年迎來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現突出的戰犯重獲自由，這標誌著中央開始實施分批釋放策略。此後每隔幾年就有特赦名單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釋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領導新中國，改造了大批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並且有過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這6次都是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實行特赦，而1975年這一次就沒有這個要求，因此屬於無條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內容是釋放所有國民黨戰犯，並且是無條件的。

1975年公安部擬定一個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安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後，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後，做長篇批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我宣布，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銷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誌，先生！”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被特赦人員心情激動，紛紛表示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

“被特赦釋放的人員在北京可以到工廠、農村、學校參觀訪問，……你們熟悉舊社會，你們可以回顧過去，看看現在，對比一下兩種社會，兩種製度。”“我國人民隻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家要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十分激動，一邊念稿子，一邊帶頭喊口號。會議達到高潮。

毛澤東決定再給每個被釋放人員增加200元錢，100斤糧票。那時，中國工人絕大多數是二級工，因體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輕重工業、工種不同，在北京地區工資隻有35.5到43元不等，學徒工第一年隻有十幾元。那時的200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而許多地區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是430斤，還是帶皮的原糧，100斤糧食可以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

會後，特赦人員參觀，會晤親友，前門飯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動結束，大部分特赦人員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門飯店隻留下10名報名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他們是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蔡省三、段克文、楊南邨、張鐵石、趙一雪、陳士章、張海商。他們的親屬在台灣。因為宣布是來去自由，無須講明理由，隻要報名就批準。

4月13日，這10人高高興興登上南下的飛機。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們住在蘭宮飯店和帝國酒店。他們除忙於接待記者采訪外，紛紛給台灣的子女、舊部打電話，告訴他們，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台灣團聚。他們的行蹤、言論，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熱點，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保存自己的實力，也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一路上，紅軍戰士擊潰了敵軍無數次圍追堵截，他們跋山涉水，翻過連綿起伏的五嶺，突破了烏江天險，四渡赤水，越過烏蒙山，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最後翻過岷山，曆經十一個省，於1936年10月到達陝北，總行程二萬五千餘裏，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事件。

萬裏長征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偉大壯舉，《七律·長征》是詩歌創作史上不朽的傑作。這首詩形象地概括了紅軍長征的戰鬥曆程，熱情洋溢地讚揚了中國工農紅軍不畏艱險，英勇頑強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56個字，負載著長征路上的千種艱難險阻，飽含著中國共產黨的萬般豪情壯誌。它是中國革命的壯烈史詩，也是中國詩歌寶庫中的燦爛明珠。無論對革命史而言，亦或對詩歌史而論，它都是裏程碑之作。長征如此偉大複雜的題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濃縮了它的景觀， 其中包括了多少驚險，多少曲折，多少悲壯，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詩人就長征的題材寫過《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嬌·昆侖》、 《清平樂·六盤山》，這些詩都是寫一景一地，並以此來表達心情， 著重在於側寫。而這首《長征》，從題目就可看出，是寫整個長征的經過與感受， 詩人從正麵挺身而出，運酣暢之筆朝四麵八方抒寫，景致轉換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擔當了二萬五千裏，擔當了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主題。

文革中為什麽不殺了鄧小平。但又想殺了鄧小平, 會不會還有劉小平、張小平、王小平.....當初就講, 對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對的人不少。張國濤理解文革說是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高官中幾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鄧, 讓鄧自己證實"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實, 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一個很好的反麵教育。人民群眾是需要真反兩方麵的教育才能認識真理的。當然認識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中要人民群眾學一點哲學的道理。也說明了實踐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眾不被逼到走投無路時是不會造反的。剝削壓迫越重政權就越不穩固, 剝削階級執政者也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現在的資本主義也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成分。人類社會應該說是在進步的。

每次特赦都嚴格把關，既要考察思想轉變程度，也要評估社會承受能力。被釋放者中有的選擇留在內地安家，有的申請前往港澳，政府都給予路費和生活補助。

進入七十年代，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中美關係開始破冰，台灣問題愈發受到國際關注。

毛澤東意識到，剩餘戰犯的處置問題已到關鍵時刻，這些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老人，經過20多年改造，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對抗新社會。繼續關押不僅耗費資源，還可能被境外勢力借題發揮。

1975年3月，中央下達第七批特赦令，這次特赦打破常規，不再設置任何條件，將全部在押戰犯293人盡數釋放。

政府為每人發放新製服裝，按級別發放100到200元安置費，還特意在夥食裏增加魚肉供應。

最讓人意外的是，允許戰犯自由選擇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請，政府不僅批準還幫忙聯係船隻。可惜台灣當局拒不接收，導致其中一人絕望自殺，其餘九人最終選擇定居海外。

這次大規模特赦引發連鎖反應，被釋放的老兵們寫信感謝政府，有人把積蓄捐給災區，有人主動協助統戰工作。

原國民黨將領黃維在特赦後潛心研究水利，他設計的黃河治理方案獲得專家認可。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兩岸關係上，不少獲釋人員與台灣親友重建聯係，客觀上促進了民間交流。

功德林最後的戰犯離開時，管理人員特意準備送別會，這些白發蒼蒼的老兵摸著嶄新的中山裝，很多當場老淚縱橫。

他們中有人參加過抗戰，有人參與過國共內戰，半輩子恩怨隨著特赦化作青煙。政府履行承諾給所有人辦理戶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讓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歸社會。

[yongbing1993]

毛澤東在延安還放了張國燾妻兒








張叛逃投降蔣介石國民黨後，中央不讓張的妻子離開延安，是毛澤東批準張的妻子帶著兒子離開，沒有留人質。

Al是造Al人的傳話機器，俄羅斯造的Al，能為烏克蘭服務嗎？以色列使用的Al，能說加沙的好話嗎？美國造的Al，和中國造的Al，在同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輸入後，能有相同的結果嗎？

《反共華人》配合走資派們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造謠說謊來抹黑汙蔑毛澤東，如今的互聯網上就是以《反共華人》的謠言謊言幾乎蕩網都是反共產黨反毛澤東的內容，再用美國造的Al來搜，能有真實數據嗎？

別用Al來誤導了。當然，各自造的Al，為各自的主人自說自話。看來Al也具有了階級性。

北伐戰爭蔣介石國民黨不發動反革命政變恐怕就不會死這麽多人。蔣介石背叛孫中山遺願後國民黨內部很多人轉向共產黨, 而這一代的共產黨人沒有為自己的私利, 有信仰有理想為民旅為中國為實現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中國不被外國殖民、建立共和國的遺願的實現奮鬥終身。而這些人都出生於有產階級, 而終身為無產階級全心全意服務。有人對這一群人的抹黑攻擊天地難容。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目前的官方數據中，這些造假篡改用虛假的謊言代替, 就是所有的中國共產黨的曆史, 尤其是建國後都作了有利於走資派的修正, 對文革更是顛倒黑白造謠抹黑完全失去原來的麵目。對反走資派的如四人幫冠上十大罪狀, 對走資派都描寫成為國為民的功臣。所有官方文件、字典、曆史記摘以及網上的百度百科等等全是走資派這四十多年來修正過的資訊, 根本沒有真實的記摘。有時維基百科上的記錄還稍客觀一些。走資派的跨台是遲早的事。

毛澤東製定優待俘虜政策。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澤東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毛澤東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澤東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對戰犯一個不殺，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釋放。

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無人能比毛澤東的不殺人。

不過細想, 毛澤東唯有這樣才能團結更多人。在長征途中博古李德張國濤等堅決反對毛澤東, 但後來毛澤東重掌權後還將博古留在領導層中。張國濤自己出逃了。對待鄧小平也是這樣, 對劉少奇彭德懷也持佛心。隻是沒有如鄧小平這麽鬼罷了。

真的, 無人能比毛澤東的不殺人。

就比如在長征中毛澤東是真心想留張國燾的。在共產黨內，除陳獨秀李大釗外，毛澤東就隻看重張。中央紅軍與四方麵軍會師時，不是黨政軍最高領導的毛澤東親自迎接張。張一直珍藏著兩人的合影。這恰恰害了張，使周劉聯手趕走張。張叛逃投降蔣介石國民黨後，中央不讓張的妻子離開延安，是毛澤東批準張的妻子帶著兒子離開，沒有留人質。並且還親自送行，特別交代共事十多年，希望各留餘地。實際上是向張保證不會過於追究。君子風度堪比春秋義士，令人動容。哪是後來的小人可比的。

毛澤東的七律長征很有名。細心閱讀發現一路過來，毛澤東隻字未提過草地。過草地是長征途中最艱苦悲壯的旅程，時間長，犧牲也最多。過去後又是險關，隻剩幾千人的中央紅軍差點全軍覆沒。官方回憶錄中沒有提到是誰的主張，隻說張反對，並中途折回。這便是紅軍分裂的開始。後來張率軍回川，剛下夾金山就入了川軍的口袋陣。好像有人泄密。當時中央紅軍和四方麵軍都有電報。張元氣大傷，沒能入川，從此走上失敗之途。為什麽懷疑？因為後來說張指使兵變也是用電報做文章。建國後陰謀家更是把陰謀玩得爐火純青。

新中國誕生以後，毛澤東曾通過第三者勸說張國燾回國。　張國燾拒絕了。

美國政府便假手一民間組織派出訪問團，赴香港找張國燾。一見麵就預先付上一筆不菲的采訪費。這不啻是給經濟上捉襟見肘的張國燾雪裏送炭。

當時，張國燾沉吟良久，嚴肅地問道：“你們是希望聽順耳的，還是真實的?”

美方人員懇切地回答：“當然是真實的。”

張國燾又默然了一會兒，說：“外界對文革的解讀，大都以為是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是毛澤東奪劉少奇的權。這實在是想當然而然!以我對中共延安以後曆史的了解，毛澤東可以說是越來越牢固地掌握了黨的權柄，沒有人動搖得了。他要誰下台，不過就是一紙紅頭文件的事，用不著大動幹戈，更不必發動全國人民來幫忙。”

美方人員困惑了。但興趣也更濃了，大睜著眼睛等待他說下去。

張國燾接著說：“以我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的意圖恐怕是哲學思考多一些……具體而論，也就是讓人民來參與所謂反修防修，以便在他死後也能辨別什麽是修正主義，從而自覺地起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恐怕是意識形態的隔膜吧，美方人員一頭霧水，仍感到不得要領。而我們卻從張國燾這片言點評感到震驚。看來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也不淺泛，對毛澤東的理解之深也不差於國內的紅衛兵!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也發現，中央紅軍初到陝北，毛澤東及時糾正了原陝北紅軍內極左分子的過火行為，多年後，張國燾憶及此事時，給予了明確的肯定。他寫道：“徐海東對毛澤東一到陝北，便糾正戴繼英、聶鴻鈞(極左分子)的錯誤表示欽佩”，“在毛澤東幹預下，高崗、劉誌丹等都釋放出來，官複原職。”張國燾說，“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為之一新。”

有趣的是張國燾越到晚年，越有深刻的反省，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在香港的《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

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看來大陸的走資派的強拆不是首發, 國民黨逃到台灣後還繼續強拆, 而且還強拆到張國燾的頭上。走資派的一切都繼承了國民黨的做法。

投奔國民黨後，張國燾先後委身於軍統、中統等處，還當過一段有實權的地方官----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官場的傾軋令他鬱鬱不得誌，很快就被國民黨所冷落。解放戰爭期間，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1949年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台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一切都隻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冬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才終於在台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盡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征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台後的第二個冬天，再次帶著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就在張國燾艱難度日之時，美國的一些機構對他產生了興趣。在他們看來，張國燾雖然已經離開政治中心，但他曾長期擔任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他的一些見解和回憶或許對研究中國有著極大的價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該中心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當時，每月2000港元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對張國燾來說更是雪中送炭。時年64歲的張國燾滿口應承，開始寫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中文版權，這便是後來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後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 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美國解密的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檔案首頁

美國政府的相關機構也看中了張國燾，讓他對紅色中國的時局發表一些看法。此時的張國燾雖遠離政治，但仍然密切關注1966年中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員(這三人包括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其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 　　

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於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時期，張國燾便和毛澤東相識，在中共一大上，兩人又一同與會。此後，兩人都曾擔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征中，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今四川小金縣) 會師後，張國燾又曾與毛澤東發生政治鬥爭。毛、張兩人既曾是同誌，又曾是對手，張國燾對毛澤東自然有自己的認識。

可見毛澤東的眼力。兩人都有很高的理解力。在曾經的共產黨內，張可能是唯一能夠理解文革的人。終於看到了毛澤東的覺醒和除掉陰謀家劉少奇。他能理解毛澤東一生追求平等的情懷，因為他與毛澤東一樣，從小同情反清複明的洪門造反派和底層人民，也是天生的叛逆者。

其他一些人乘著留洋留蘇的快船投機革命。那時即便留蘇的大部分是國民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黨派。他們希望走上層路線切入中國的政治中心，並沒有代表普通人民的內在動力。他們雖沒有參與組建中共的基礎工作，回國就進入中央。因此從開始就是官僚代表為薪酬工作，沒有真正的革命熱情和覺悟。這種人甚至排斥從頭開始的革命黨人，因為他們隻為升官發財而混進革命隊伍。根據張國燾的回憶，十月革命後的蘇共隊伍中也充滿了這類官僚人物。隻有列寧沒有官僚色彩平易近人，像個憨厚的普通工人，不像讀書人。（列寧是法學博士）

[yongbing1993]

毛澤東是靠殺人取得成功的嗎?






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真正能做到普度大多數民眾的唯有是毛澤東。共產黨革命為的是大多數民眾, 對少數頑固分子以大多數民眾對抗到底的少數人被殺外, 都是團結的對象。

在世界近代史中中俄革命殺人遠比不上西方國家。中國古代改朝換代死人無數（就當時人口），西方也是如此，如紅白玫瑰戰爭等。歐洲幾百年戰爭不斷，如中國的春秋戰國，百年戰爭，英法戰爭，七年戰爭和一戰、二戰等改變了歐洲人對死亡的恐懼。德國三十年宗教戰爭死了60%的人口。美國南北戰爭死傷百萬，於當時的千萬人口來說不可謂不多。俄國革命死人很少，倒是歐洲各國入侵造成的衛國戰爭死了很多人，包括戰死和地主屯糧造成的饑荒。中國民主革命死人就百萬級，遠少於日本侵華戰爭 ，就人口比例來說，也少於歐洲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和美國內戰。

中國辛亥革命當時死人不多，但造成的二十年南北分裂軍閥混戰死了不少。國力衰弱民族分裂造成日本入侵，死了三千多萬人。共產黨早期是沒有武裝的。第三國際主要支持孫中山國民黨，並要求中共配合國民黨接受國民黨領導。中共全麵加入國民黨就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還引起中共領導人的反對。張國燾因此被剝奪領導權。是蔣汪分共發動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代表後，中共才轉向武裝鬥爭。就是南昌起義，第三國際還要求謹慎，派張國燾傳話推遲，等爭取到張發奎後再行動。張因此再次受到黨內批判。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軍隊主要是反圍剿，死人以十萬計。抗日戰爭後的解放戰爭是死人最多的，也就百萬計。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目前的官方數據中，中國1950年的人口居然是5.3億，超過中國曆史上的最高人口數量。這有誇大之嫌，目的大概是貶低前三十年中國人口的迅速增長。看一個政權，不僅看殺人，更要看養活的人口。新中國養活的人口超過曆史的一倍多說明了一切。西方國家看起來殺人少，但人口少，因為焚屍經濟殺人於無形。不用刀也能殺人，用高消費的第二類生活必需品，也就是進入和保持中產階級地位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按美歐發達國家單位資源養活的人口算，中國也就隻能養活不到一億的人口。印度也就一兩億。這時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會比別國差。

古今中外曆史上兩軍交戰中殺降、虐俘，這是所有戰爭史的通病，唯有毛澤東自建軍之初，就極為重視優待俘虜，並將其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重要一條。而模範地執行優待俘虜，這展現了毛澤東的胸懷，更展現了共產黨的寬大。

毛澤東製定優待俘虜政策。從建軍之初，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寬待俘虜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紅軍布告》中明確提出：“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此後，毛澤東又增加一條“不搜敵兵腰包”，奠定了紅軍優待俘虜的基礎。後將“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作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條。

“共軍”模範執行俘虜政策。毛澤東不計前嫌，沒對放下武器的敵人進行殺戮，並實行優待。相比殘殺、殘暴對待俘虜的軍隊，中共領導的軍隊執行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沒有可比，堪稱世界楷模。無論國民黨被俘官兵，還是日軍被俘官兵、美軍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嚴格執行優待俘虜政策。當抗美援朝戰爭中被俘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俘虜，依依不舍的結束戰俘生涯時，美國一家通訊社發文：美軍不僅是敗於戰場，更是被一種文明所打敗。

280萬國軍為何能調轉槍口。解放軍不僅優待俘虜，還對傅作義、陳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戰犯，委以重任，這換來大批國軍倒戈和投降。當1946年6月26日解放戰爭打響，無人相信共產黨能贏得戰爭。因國軍430萬人，裝備精良，解放軍120萬人，還是土槍土炮，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變成國民黨軍149萬人，解放軍400萬人。因280萬國軍調轉槍口，包括整建製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的188萬部隊，1500餘名將領，240個師，97艘艦艇，128架飛機，“解放兵”占解放軍總數70%。這為解放戰爭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國民黨死亡。

就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的鎮反，毛澤東都十分慎刑：一方麵反複強調“不應殺者，當然不殺”、“不要隨便捕人殺人”、“不要多捉多殺”、“不殺錯”、“殺人不能太多”，一方麵嚴格限定死刑適用範圍，隻對“真正罪大惡極”者適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則“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

毛澤東用海納百川消化前朝遺留並改造戰犯。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屠殺前朝統治階層人物，尤其是屠殺它的代表人物以絕後患，幾乎是奪取政權後的統治者一貫采取的手段。可毛澤東不僅包容了1000萬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還創造出改造戰犯的奇跡。

對國民黨遺留軍政人員“包起來”和“招回來”。新中國各級政權建立後，麵對國民黨時期留下的1000萬軍政人員，毛澤東極有氣魄地決定：“包起來”! “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並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連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沒有這一條不行。”

按毛澤東的指示，對國民黨留下的行政人員，有的留在各級政權當幹部，有安排到參議部門，有根據自己意願安排教學，有的幹脆養起來。對國民黨起義人員，大體按原級別安排各部隊。要求各級政府在國民黨遺留人員，注意發現建設人才，不光在專業上使用，還要讓他們擔任領導職務。

毛澤東還把延攬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經統戰部門多方努力，許多在海外留學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陸續回國，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的開拓者、奠基人。

對戰犯一個不殺，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釋放。解放之初，關押了大量國民黨戰犯，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如何處理戰爭罪犯，連一向舉重若輕、大氣磅礴的毛澤東也很慎重：“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

對926名國內戰犯，毛澤東明確指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對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願留大陸的給工作，願去台灣的給路費。在1975年最後一批獲得特赦的293名戰犯中，有10人申請去台灣被批準。連末代皇帝溥儀，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國公民。

對969名日本戰犯的改造政策：一個不殺，從寬處理。對這批罪惡滔天的日本戰犯，撫順管理所實行“三個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經幾年改造，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被國際史學界驚呼為“撫順奇跡”。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獲釋戰犯成日本國內和平反戰、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躍的力量。

毛澤東一生，政敵多多，但沒私敵。毛澤東一生指揮作戰無數，但沒刑罰過一個政敵。

在“反右”鬥爭中十分注意保護右派。毛澤東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偉人，曆來重視知識分子，特別是剛剛建國，急需建設人才。可1956年，毛澤東為保持中共“金剛之身”不壞，搞大鳴大放對自身“整風”，竟意外引來“右派”猖狂進攻，要請國民黨回來輪流執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反右”中毛澤東特別注意保護“右派”。梁漱溟晚年回顧整風反右，潸然淚下地強調：整風“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 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於誇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對某些右派衝撞政治底線的言論，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鄧小平任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全國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遠超毛澤東五千人的預計。麵對反右擴大化，為保護提意見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為“右派”親自下定義，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領導對右派“殺一部分、關一部分、勞教一部分”的意見，而毛澤東對右派分子的政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群眾監督，思想改造。

由於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一個被判刑坐牢，隻極少數首要分子，被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大多數人隻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基本生活費(高於二級工人工資)。大都讓他們避風頭，接地氣，了解國情，去“改造思想”。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給右派四張票：一張布票、一張糧票、一張選票、一張黨票”。這後兩張票，實是恢複了(擴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權利。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已給30多萬“右派”摘了帽。

“反毛英雄”梁漱溟晚年的懺悔。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澤東交情深厚，又是批評，又是指責，大發連珠炮，把毛主席的領導說得一無是處，臨了，還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這個雅量”，接納他的意見。毛澤東的回答：“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 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毛澤東還對梁漱溟的反動曆史作用“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等進行了15點批判。但反右鬥爭，梁漱溟並未劃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說：“我實在是感到毛澤東主席好，他英明、大膽，能夠不放過任何時機，爭取了主動。他造福了我們的國家，避免了人民的損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舊居門前，感悟當年和毛主席的爭論，他掏出手絹擦了擦眼角的淚水：“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麵子，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頭的話。如果說他當時是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嚴厲批評在後。這件事要發生在蔣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務早就叫梁漱溟拿人頭來了。”他最後感歎說：“毛主席的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是可學不可及的。”

對比“反右”和改開後的“清理三種人”。1951年開始“三反五反”運動，有18萬人被捕，40人死刑。改開後的1983年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有86萬人判刑，2.4萬人處以死刑。“反右”波及55萬人，一個未殺，一個沒有坐牢。“文革”後清理“三種人”，波及300萬人，僅北京大學校一級領導就被查處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為核查對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慶霖因大兒子初中畢業下鄉到農村，沒口糧，沒分紅，生病請假沒人管，給毛澤東寫信“告禦狀”。李慶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澤東的回信：“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毛澤東為大右派解決生活困難，改開後清理“三種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總之，說起毛澤東能如此寬大地對待戰場上的敵人和政壇上的敵人，中國的曆史中沒有，世界曆史中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沒有。都說：將軍臂上能跑馬，宰相肚裏能行船。可毛澤東心中裝的是萬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從歐洲的標準來看，毛澤東有婦人之仁。母親信佛對他有一定影響。斯大林肅反，很多人反對。但保證了蘇聯存在七十年，擊垮希特特，超越歐洲，與美國平起平坐。解體三十年還可以輕易打敗北約美國。今天已經被俄國人評為俄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可謂大浪淘沙。曆史人物的意義就在於深遠的曆史影響力，不是如走資派鄧的改革開放那樣的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