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拒絕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一個拒絕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寒春》Joan Hinton，生於芝加哥，畢業於本寧頓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1944年，寒春受邀參與參與美國國家實驗室原子武器研究及製造。1948年來到延安，與美國在華農業專家陽早結為夫妻 。1949年，經宋慶齡安排到在延安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奶牛飼養和農具革新等。1952年，世界和平會議在華召開，寒春在會議上譴責核襲擊，呼籲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對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寒春一口拒絕提名參加《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因為她對其中一項的評選準則不以為然，即“她采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解衝突及建製上的不公義“。寒春在電郵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寒春：《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

寒春：《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

寒春：《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寒春：《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誌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經過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基層組織基本癱瘓，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經曆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共產黨初步積累了反正兩方麵的經驗，為領導中國人民把鬥爭推向新的更高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1927年4月12日清晨，在蔣介石的指揮下，上海一夥青紅幫流氓冒充工人，襲擊了閘北的上海總工會會所，正當工人糾察隊進行英勇反擊時，蔣介石指揮的反動軍隊來到現場他們顛倒黑白，說是“工人內訌”，以維持治安為名，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械，上海工人階級通過多次浴血奮戰建立的一支武裝力量，一下子被解散了。當天上午，受蔣介石指揮的流氓組織“上海工界聯合會”，又占領了上海總工會會所。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激怒了上海人民，12日下午，閘北工人從反動派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

第二天，工人們高呼著“打倒新軍閥”等口號，冒雨遊行，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反動軍隊的襲擊，上百名工人和市民倒在血泊中。蔣介石在上海實行白色恐怖，下令封閉了上海總工會等革命組織，並瘋狂地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

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動派，也向人民舉起了屠刀。李大釗、肖楚女等一大批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壯烈犧牲，無數革命群眾慘遭殺害。由於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共產黨內占統治地位，使黨對蔣介石的叛變活動，缺乏應有的準備，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7月15日，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提出了“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動口號，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這樣被一夥隱藏在革命隊伍內的劊子手葬送了。但是中國人民並沒有屈服，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聯合國民黨左派，強烈聲討蔣介石的滔天罪行，與反革命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鬥爭。

中共中央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業已變為國民革命公開的敵人，業已變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業已變為屠殺工農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的罪魁"，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團結一致，形成一個鞏固的革命民主主義戰線來對付與戰勝帝國主義、軍閥、封建資產階級聯合勢力的進攻。武漢政府控製下的武漢、長沙等地召開數十萬群眾參加的反帝討蔣大會，憤怒聲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罪行。

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開始。 1927年4月12號，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把槍口對準了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正是這次政變，蔣介石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兩黨開始分道揚鑣。也都知道四一二政變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來說是一次沉重的災難，但很少有人知道，這次政變也正是國民黨失去中國的開始。

首先要從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說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孫中山一手撮合的，蘇聯方麵出於國家利益的需求，孫中山為了北伐的目的，於是共產黨以整體的形式加入了國民黨，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7年，蔣介石占領上海之後，江浙財團出麵找到蔣介石，表示願意出一筆巨額軍費，希望蔣介石能夠保證社會的安定，而蔣介石答應了他們的請求。加上此時的蔣介石開始頻繁地跟英美等國接觸，資本主義對共產黨的恐懼心理也深深地影響到了軍隊裏。

另一方麵，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還是汪精衛，並不是掌握軍事實權的蔣介石。之前，蔣介石也想參與到政治中來，一開始就遭到了共產黨人的反對，蔣為了自己的私心，也開始忌恨共產黨人。

於是，為了奪權，蔣介石開始了屠殺。

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不僅共產黨人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更有幾十萬國民黨普通黨員遭到了屠戮。

根據數據統計：1927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擁有約65萬普通黨員，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之後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了22萬！而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共黨員，在清黨前僅5萬人而已。即使把這5萬人全部算在內，也意味著國民黨這次清黨最起碼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普通黨員的一半還多！魯迅在他的雜文中，也對當時國民黨的清黨有過這樣的評價：我平生從未見過有殺人殺成這樣的！

為什麽國民黨會殺掉那麽多自己的黨員呢？

除去共產黨人外，國民黨的成分也非常複雜，各種舊軍閥舊官僚稍微改換一下旗幟就可以大呼革命，國民黨雖然壯大了許多，但裏麵的各種派係非常多，更有很多敵對的派係。於是這場清黨運動裏，很多派係互相鬥爭，亂扣帽子，彼此攻訐，都想消滅自己的舊敵，並且乘機奪得更大的權力和地位。

於是這場清黨運動越鬧越大，最終導致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幾乎全部被摧毀，而國民黨更是失去了人心，不僅失去了普通民眾的支持，連自己黨員的忠誠度都不高。所以在後來解放戰爭時期，才會出現很多整個軍團投降的事情。失民心者當然得不了天下。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由動搖走向反動。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等控製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集“分共”會議，汪精衛在會上作了“分共”的報告，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會議最後通過的決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從而徹底背叛了孫中山製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隨後，汪精衛集團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大屠殺。至此，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當蔣介石反革命氣焰甚囂塵上之時，投降與叛變的事件接踵而來。1927年5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的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叛變。21日，湖南許克祥叛變。這些事變使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汪精衛集團更加明目張膽進行反共活動。6月6日，汪精衛解除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在國民政府中的顧問職。同日，江西發生軍閥朱培德叛變。19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舉行會議，達成反共、反蘇、寧漢合作等協議。此時，兩湖及江西的工農運動已遭嚴重摧殘，湖北被殺害的農會會員4700餘人，湖南被殺的農會會員達20000人。陳獨秀卻仍堅持機會主義立場，對蔣介石、汪精衛繼續采取姑息遷就的態度。7月13日，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退出政府，並發表對政局的宣言，斥責國民黨的反共罪行，表示要“嚴厲的揭發一切假借孫中山先生旗號的偽國民黨之出賣革命”。14日夜，汪精衛在武漢召開秘密會議，確定分共計劃。15日召開分共會議，公布《統一本黨政策案》，正式與共產黨決裂，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汪精衛集團的叛變，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終於失敗。

隻剩生命的人團結反抗時最強大！正是《寒春》看到了延安不同於紐約、上海和重慶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混亂，正是見識到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的《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正是人人都在融入人民中不斷改造了自我，正是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從解放戰.爭，到土地改.革；從抗美援朝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從大躍進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離開中國！

一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自述：“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建築在大多數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洗禮中，逐漸明確並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更是在近百年曆史的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教育中，樹立起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成為了一個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寒春和丈夫一起親自體驗了《小米加步槍》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須在戰略上、全體上，藐視敵人，敢於同他們鬥爭，敢於奪取勝利;同時，又要在戰術上、策略上，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重視敵人，采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適當的鬥爭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敵人和消滅敵人。

美國的核大棒沒有嚇倒毛澤東。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接受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時談話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6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麽，《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

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指出：“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麽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

毛澤東指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深謀遠慮，從國家安全出發，既藐視原子彈是“紙老虎”，也下決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術。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感慨：“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結論中宣布：“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曆史的新時期。”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研製“兩彈一星”工程就此拉開序幕。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麽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麽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這時，毛澤東列出了製造核武器的時間表。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國首次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拿到了核大國俱樂部的“入場券”。十年不到己成功。

[yongbing1993]

為什麽走資派們不準提階級鬥爭






有階級矛盾就有階級鬥爭。自從人類進化將人分為等級之後就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但在人類有文字記錄的長時間內是鮮有人提階級和階級鬥爭的, 在封建社會宣揚的是"命中注定", 在資本社會裏鼓吹的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你受剝削壓迫是應該的, 權貴階級掌握著國家機器和財富, 當然絕對不會提"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自從馬列毛以來反複強調提"階級和階級鬥爭", 是因為站在受剝削壓迫者的立場上講的。哪裏有剝削壓迫那裏就有反抗鬥爭。

有人說"文明社會"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了。從封建社會進入資本社會是不是文明了, 有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 現在互聯網社會文明了, 資本家說, 996是打工人的福報。有人說資本家也是996工作的, 然而資本家是主動為自己賺錢。有人說階級鬥爭"鬥來鬥去"沒有意思, 是的, 站在權貴階級的立場上說是對的。但權貴階級總是想保護好自己的權貴, 不願窮人打工仔們反抗。

就拿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來講, 在新中國建立前的革命中走資派可沒有提"階級鬥爭熄滅論"。這些走資派鬥起地主資本家來決不手軟。就是在反右中走資派對右派分子也是夠毒的。後來走資派在一線工作手握大權喝喝茅胎打打橋牌發號施令時就開始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了。文革中毛澤東反複強調"階級鬥爭"時, 走資派又拿"地富反壞右"來替代作為鬥爭目標。其實這些己經定了的"地富反壞右"很多都己平民化, 但走資派為轉移對自己的批鬥, 就是把鬥爭的矛頭引向共產黨外。毛澤東逝世後, 走資派篡權上台, 就大肆宣傳"階級鬥爭熄滅論"、"階級鬥爭不存在了"、"鬥來鬥去沒有意思"等來忽悠老百姓。那麽走資派在口頭上高喊"階級鬥爭熄滅論", 而行動上又是如何做的呢? 走資派篡權一上台就對這些人下手了, 而這些又是些什麽人呢? 被趕走、被審查、被坐牢、被判死刑的都是農民。

@被趕走的陳永貴雖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卻不脫農籍，不拿國家工資。既當副總理，又是農民身份。大寨村1952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陳永貴出任黨支部書記，帶領58名男勞力在白駝溝打壩24道，造地5畝。1953年在後底溝打壩25道，造地25畝。1954年在小背峪溝造地8畝。1955年起先後三次在狼窩掌打壩180多道，總長7.5公裏，把300畝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1956年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依靠農民的生產熱情和集體經濟力量，持續挖山填溝，修造梯田，改造耕地，連年取得豐收，使糧食畝產量由1952年65公斤增長到385公斤，不僅村民自給有餘，還上交國家公購糧。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搞改革開放後夥同走資派萬裏等將陳永貴從國務院付總理位置上趕走了。

@被審查的是邢燕子。“我本來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姑娘，在黨的培養下我為人民群眾做了一些我應該做的事情。可這些有限的工作與後來黨和人民給我的地位和榮譽相比，是多麽不相稱啊!我願意到基層去，到人民群眾中去。所以，後來不論組織上對我怎樣安排，我從沒有打過折扣。我永遠感謝黨和人民。”走資派粉碎“四人幫”後，像其他知青典型一樣，邢燕子也接受過審查。邢燕子笑著說：“市委書記就得接受審查，書記不接受審查，難道去審查老百姓呀？”邢燕子說，她當天津市委書記時，是不拿工資、靠掙工分的國家幹部，身份還是農民。

新中國的1958年，邢燕子中學畢業。當時，她的父親是市裏一家工廠的副廠長，然而邢燕子卻沒有選擇留在城裏工作。她思念與自己十分親近的爺爺，於是選擇回寶坻老家司家莊村務農，這是她當時最直接、最樸素的“下鄉”初衷。在那裏，她深感家鄉的落後，決心“做祖國第一代有文化農民”，和家鄉人民一起改變貧窮麵貌。

司家莊村窮，年輕男子大多外出支援建設，剩下的很多是老弱婦孺。在生產隊，邢燕子積極解放婦女勞動力，帶領農村婦女冬天砸開三尺厚的冰窟窿結網打魚，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葦簾子，三個月下來創造了3000多元的副業收入。1959年，司家莊村出現糧食危機，生產自救迫在眉睫。邢燕子又帶領村裏的姑娘們用各種工具往水坑外提水。幾天後，坑裏的水越來越少，竟然打出了幾百斤魚蝦。那一年，邢燕子19歲，在鄉親們眼中，她已經成為了樸實能幹的大姑娘。她被安排到生產一線，和鄉親們一起插秧苗、種高粱，帶領姐妹們組成了“燕子突擊隊”，不辭辛苦地勞動。

1960年冬，為了多開荒地、多打糧，讓鄉親們吃飽飯，邢燕子帶領“燕子突擊隊”的隊員們一鼓作氣開墾了560畝荒地，準備來年開春種麥子。隆冬時節，化肥疙瘩凍得像石頭一樣硬。大夥兒合力將化肥疙瘩一個個軋碎，在滿是冰碴兒的地裏大幹10多天，把560畝地軋了8遍。種子播種後，秋天多收獲4萬多公斤糧食，幫助鄉親們渡過災荒。就是憑著這股“要使石頭長出糧”的幹勁兒，邢燕子在那個年代成為“發憤圖強、紮根農村、大辦農業”的青年典型。

@被坐牢的是董加耕也受到了走資派一夥人的迫害，1966年12月，他剛從北京開完會返回鹽城，就被人反剪雙臂推下了車。他曾被囚禁了3年，對方為了得到他想要的口供，對他頂板凳、抽耳光，甚至連續強迫他站了18個晝夜，但他始終沒有屈服，連整他的人都不得不說：“董加耕真是條漢子！”文革中工農兵奪權後董加耕解除了囚禁。

董加耕畢業於江蘇省鹽城縣龍岡中學，各門功課在96分以上，預備黨員，學校團支部書記，如果不選擇上山下鄉，可以保送上北京大學讀書。用現代話說可以"改變命運離開農村當官發財出國留學當專家教授做上等人"。然而董加耕放棄上北大立誌終身下鄉搞扶貧。如今他老了雖然現在還是當一個普通的農民，但“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腳踩汙泥，心憂天下。”想當年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時期在他的倡導下，他家鄉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裏因三年自然災害時將部分水田改旱地，秋天時糧棉豐收，還第一次長出了棉花。1964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就是毛澤東時代知識青年所應該走的路。董必武副主席讀了董加耕的日記後親筆題詞。中共中央號召：向新式農民董加耕學習，讚揚董加耕為60年代上山下鄉的知青典範。同時，他也進入了國家領導層和毛澤東的視野，8月在團中央的“九大”上，當選為團中央委員，並在大會上發言，後來當第三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和執行主席。

提起董加耕，上了年紀的中國人應該都不陌生。上世紀60年代初他高中畢業時，學校決定保送他到北大哲學係，但他卻義無反顧地回鄉當了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也感動了無數中國的年輕人。董加耕，原名董嘉庚，1940年生於江蘇鹽城的一個農民家庭，1957年他初中畢業後報考了師範學校，卻以幾分之差落榜，在家勞動一年後，他在第二年考入了鹽城的重點高中龍岡中學。高中三年期間，董嘉庚品學兼優，一直擔任班長和團支書的職務，還在1960年被推薦入了黨。1961年，他參加高中畢業考試，每門功課的成績都在96分以上，學校決定保送他去北京大學哲學係就讀。

但此時董嘉庚卻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決定，他在報考誌願書上寫下了“回鄉務農，立誌耕耘”8個字，決心回家務農。學校裏頓時炸開了鍋：董嘉庚是不是傻了？但董嘉庚卻有著自己的想法，當時新中國正處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上下都吃不飽飯。鹽城地處江蘇北部，在省內是比較貧窮的地區，而且土地多為鹽堿地，被人們戲稱為“江蘇的蘭考”。1961年，董嘉庚所在的董夥村遇到水澇災害鬧起了饑荒，他的父親因為缺少吃的，隻能在水田裏摘點慈菇煮湯喝，而春天已經爆青的慈菇有毒，父親喝了湯以後便不省人事，臨終時將含在嘴巴裏的湯勺也咬碎了。

董嘉庚回鄉務農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反複閱讀了毛主席的《青年運動的方向》這篇文章，裏麵有幾句話深深打動了他的心：“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不願意、實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董嘉庚已經認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他要上的社會大學。1961年5月4日這天，董嘉庚正式離開學校回到家鄉務農，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他改名為“董加耕”，意為“加強農業，立誌耕耘”。董加耕回鄉的第二年，生產隊的所有水田都被淹沒了，晚稻無法栽種，社員們隻能走著去上工，然後坐船回家。為了改變這種局麵，他決定將水田改為旱田，實行稻、麥、棉、綠肥輪作。

董加耕很快帶著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的社員們幹了起來，生產隊勞動力不夠，他就動員放假回鄉的學生都過來幫忙。經過一番苦戰，他們先改造出了100畝旱田，種上了棉花。可是，種棉花需要磷肥，可隊裏既沒錢也沒處買。在大家都不知道怎麽辦的時候，董加耕在書本上學到的知識派上了用場，他帶著大家將揀來的柴草，然後燒成灰，就成了上好的肥料。到了秋天，生產隊不僅糧食取得了豐收，還長出了棉花。大家都很佩服董加耕，之前那些說閑話嘲諷他"瘋不瘋"的人也向他豎起了大拇指說好得很。

後來人民公社的領導考慮到董加耕自己家裏底子薄，生活困難，打算調他到郵電所工作，每個月能有30元固定工資收入，但董加耕不為所動，他說：“如果我想找個好工作的話，當初完全可以去上北京大學。我們作為新時代的青年，就應該戰鬥在第一線，我並不覺得種田很苦啊！”他又說：“組織對我的關懷，我非常感激，不過，還是讓我在艱苦的環境裏堅持下去吧！”人民公社的領導也深深被他感動了，於是說：“好，有誌氣，那你好好加油幹吧！”由於在董加耕帶領下的所在的生產大隊幾年來一直豐收。

@被判死刑的是陳以梅（1917年－1998年），山東省濟寧曲阜縣陳家莊人，任陳家莊人民公社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勞動模範。1949年，陳以梅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帶頭辦農業互助組，將農民組織起來後又帶頭辦農業初級社、農業高級社、成立農業人民公社。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組織互助組，成立合作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原有八百畝原是寸草不長的河沙灘，改造成了一百二十畝糧田，種植了用材樹七萬棵，果樹兩萬多棵。七百二十畝耕地，打機井二十一眼，全部建成了穩產高產農田。大隊有了載重汽車、拖拉機、電動機、柴油機等各種農業機械。糧食產量一躍再躍，對國家貢獻越來越大，自一九六九年以來，平均每年向國家交售糧食十八萬斤，每戶接近兩千斤。解放前，全村隻有三個識字的，解放後大隊辦起了一所十年製學校，適齡兒童全部入了學，有中學生一百二十多人，大學生三人。1952年2月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獲五一勞動獎章。1953年作為農民代表參加了赴朝慰問團。1954年、1955年、1975年被選為第一、第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7年2月獲全國農業勞動模範稱號。1959年應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周年國慶觀禮活動。

就是這樣的《他》在走資派篡權實行改革開放後將陳以梅抓走離職審查；1977年5月轉為隔離審查。1977年11月，中國特色政府山東省委走資派決定，把張延成、韓金海、國恕連、陳以梅等交由監管人員監送全省各地進行召開批判鬥爭大會。1978年10月17日，被走資派宣布開除黨籍。1979年3月14日，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濟寧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陳以梅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陳以梅及其家屬上訴，經走資派特色政府濟寧中級人民法院重審，以量刑失重，改“階級報複罪”為“報複罪”。1982年6月22日改判為有期徒刑12年。1989年10月25日提前獲釋。1998年去世。

陳以梅總結說, 二十多年來，我們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每走一步都充滿了尊孔與反孔、複辟與反複辟的激烈鬥爭。鬥爭的焦點集中在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複辟資本主義這樣一個根本問題上。 走資派定的“階級報複罪”說明什麽?! 走資派口頭上說"階級鬥爭熄滅論", 可下起手來夠狠的。走資派篡權上台的改革開放後, 將所有的造反派一部分紅衛兵都被趕走、被審查、被坐牢、被判死刑。四十年來宣傳的就是奴性、就是不準造反、不準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奴隸們團結起來作鬥爭"。而如今經四十年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的教育下, 鐵鏈女不反抗、婦女老人被打不反抗、大多數人沉迷於賺錢娛樂遊戲、要麽"躺平"或"內卷"。任由走資派們擺弄。這就是不提"階級鬥爭"的結果。毛澤東說過很多次了, 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 是階級鬥爭嘛。哪裏有剝削壓迫那裏就有反抗鬥爭。因為階級矛盾中主動發起壓迫者是權貴階級。

[yongbing1993]

反擊右傾翻案風死不改悔鄧小平






轉載：《評“三項指示為綱”》

載《人民日報》1976 年 2 月 29 日

梁效　任明

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毛主席這個重要指示，一針見血地揭露了“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

“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堅持劉、林修正主義路線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來的。它的出籠，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項指示為綱”，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是幹什麽的？就是一場偉大的階級鬥爭。全國億萬群眾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摧毀了劉、林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判了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向前發展。但是，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對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極端仇視。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眾的批判，口頭上大表“悔過”之意，實際上心懷複辟之誌。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三項指示為綱”，是同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直接對抗的。一九七四年底，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毛主席的光輝指示，進一步提高了全國人民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的自覺性。這就更加引起了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恐懼。他們對於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判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深入進行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兩個方麵的社會主義革命，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非常反感。因此，就迫不及待地拋出了“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

這個修正主義綱領，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們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

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指導我們各項工作的綱隻能有一個，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即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和主要矛盾所決定的。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分析了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階級關係，明確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十三年後，毛主席又重提階級鬥爭問題，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每當革命發展的關鍵時刻，毛主席總是諄諄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緊緊“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

列寧說：“機會主義恰巧在最主要之點不承認有階級鬥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並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鬥爭。”以“三項指示為綱”，恰恰是妄圖抹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從而否定階級鬥爭這個綱，篡改黨的基本路線。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大談三項指示“互相聯係，不能分割”，“是一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句”，說得振振有詞，似乎很全麵，其實是在玩弄折中主義的鬼把戲。他們故意把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些屬於“目”的東西，擺進“綱”裏，就是為了以目亂綱，以目代綱。經他們這樣一擺，安定和不安定、團結和不團結的矛盾，還有科研落後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矛盾，等等，統統成了主要矛盾。他們就是這樣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沒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這一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黑格爾說過，折中主義一類詭辯是“思想的陰謀詭計”。這種手法並不是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發明，而是新老修正主義者的慣伎。抓住了次要的東西，“忽視了主要的東西”，“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的理論，它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曆來反對階級鬥爭這個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此人就鼓吹“各階級間的親密合作”，宣揚階級投降主義。一九五七年，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他公然聲稱“階級已基本消滅了，就不應該強調階級鬥爭”，“我們過去專政多了，以後可以放寬些”。一九五八年，反右派鬥爭剛結束，他又極力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說什麽現階段“主要是兩種方法的鬥爭”。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對劉的多次批判和鬥爭，就包括著對參與製定和推行劉修正主義路線的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鬥爭。但是，他的資產階級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他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就是他一貫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修正主義思想的繼續，還是過去那一套不管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不管社會主義還是帝國主義，“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謬論的翻版。

“三項指示為綱”的炮製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看不見階級矛盾了。這完全是欺人之談。今天，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在，資產階級還在，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和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都還在，小生產仍然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些明擺著的事實，難道都看不見了嗎？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內一次又一次的兩條路線鬥爭，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列寧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矛盾作了精辟的闡述，指出：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都還要存在好多年，在這個時期“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現在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怎麽會沒有階級鬥爭？“隻要有利益相互對立、相互衝突和社會地位不同的階級存在，階級之間的戰爭就不會熄滅。”所謂階級鬥爭熄滅論，從來都是騙人的。劉和林都講階級鬥爭熄滅，他們自己就根本沒有熄滅。劉圍剿革命派，保護他那一小撮叛徒、死黨。林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哪裏是什麽熄滅？現在，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又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不過是為複辟資本主義施放煙幕，掩護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實行反攻倒算。

一個綱領“是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三項指示為綱”的杏黃旗一舉，右傾翻案勢力就迅速地聚集在這麵修正主義旗幟下，大搞複辟活動。他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是什麽“今不如昔”呀，“問題相當多”呀，“積重難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們來扭轉局勢，大有“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同當年的孔老二一樣，公然以複辟派自居，說什麽“無非有人講‘還鄉團’回來了，複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說他的。”於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就刮了起來，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連，彈冠相慶，或做演說，或擬提綱，或寫黑信，或造謠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麵的種種修正主義奇談怪論，甚囂塵上，其矛頭對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對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難道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嗎？現在人們明白了：這股右傾翻案風，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從上邊刮下來的，是存在著一個“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綱領、存在著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所造成的。追根溯源，蓋出於此。

提出“三項指示為綱”的人，為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風，采取了一個很有欺騙性的、容易使人喪失警惕的手法。他們講的三項指示，看起來都是毛主席的話，但由於納入了那個對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之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靈魂就完全被閹割了。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放在“三項指示”的第一條，不過是一個幌子。他們自己就不讀書，不懂馬列，哪裏還談得上把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放在第一位？正當群眾性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深入發展的時候，他們大刮“業務台風”、“經濟台風”，妄圖把學習運動刮掉。他們喋喋不休地談這個“主要矛盾”，那個“主要危險”，唯獨不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不談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甚至反對提把學校辦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荒謬地說“科技戰線不要提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橫加指責，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削弱滋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非常害怕，唯恐觸動他們的既得利益，極力要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對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他們也百般抵製，說什麽不要“聽到風就是雨”，否認有現代的宋江，反對批判投降派。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口頭上講安定團結，實際上破壞安定團結。我們指的安定，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安定；我們指的團結，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基礎上的團結。他們卻一方麵借落實政策為名，“請隱士”，“舉逸民”，提出特別要依靠和重用那些“橫下一條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也就是對文化大革命一不滿、二要算賬的走資派；另一方麵以種種借口排斥和打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老幹部和新幹部，對抗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他們別有用心地攻擊年輕的領導幹部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叫嚷什麽青年幹部隻能“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提上來”。按照這種“台階”論，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大批青年領導幹部和新生力量豈不是統統都得下台，都得被打下去嗎？這是公開露骨地破壞毛主席倡導的老、中、青三結合。他們還用種種卑劣的手段，挑撥人民群眾和黨的關係，挑撥知識分子和黨的關係，挑撥新老幹部的關係，妄圖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事實充分說明：搞修正主義，必然要搞分裂，搞陰謀詭計。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是毛主席親自為我們規劃的宏偉藍圖。但是，在要什麽樣的現代化和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炮製“三項指示為綱”的人，不講以階級鬥爭為綱，不講黨的基本路線，卻一個勁地鼓吹唯生產力論，大講一切為了現代化，隻要能搞上去，走什麽路都可以。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認為走什麽路都可以，在他們的心目中，社會主義的一套不行了，隻有他們那一套才靈。他們攻擊黨的領導“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主張恢複專家治廠、專家治所。他們不讚成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說不搞點利潤掛帥、物質刺激，怎麽能調動積極性？他們反對依靠群眾、大搞群眾運動，說“依靠工農兵是相對的”，實際上還是要搞“管、卡、壓”。他們反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認為隻有乞求外國，才能改變科學技術的落後麵貌。如果按照他們修正主義那一套搞下去，路線變了，社會主義所有製的性質就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倒退為雇傭關係，資本主義的分配製度就會恢複起來，一句話，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就要遭到破壞。這樣，要麽就是生產搞不上去，要麽就是暫時搞上去還得垮下來，要麽就是搞出個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現代化。無論哪種情況，都會破壞生產，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所謂的現代化，究竟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還是搞資本主義複辟，究竟要把我們國家“化”到哪裏去，這不是很清楚嗎？《紅樓夢》裏有句話：“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發展生產喊得震天價響，實際上他們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妄圖把人們拉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為資產階級重新登台作“嫁衣裳”。我們要批判他們的唯生產力論，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努力奮鬥。

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新形勢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大搏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前這場鬥爭告訴人們，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同走資派的鬥爭是長期的，反複的，這是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和特點。在社會主義時期，有些人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究竟在哪裏呢？當然要看到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這些人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那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擴大資產階級法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們的利益。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是樂意參加的，但到了社會主義時期，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自己不願意革命，而且反對革命。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黨內還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中有很大的權力，所以搞起修正主義來是很凶的，很快的，是最危險的。我們要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一係列論述，研究和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關係及其變化，研究和認識走資派產生的社會根源和他們活動的規律，搞清楚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和前途。隻有這樣，才能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掌握無產階級的政策和策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我們要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徹底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拋出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批判那條同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要善於識破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警惕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挑動群眾鬥群眾的花招，防止他們用破壞生產來破壞革命的陰謀。要執行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yongbing1993]

民國時代中國農民中各階級分析






《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

作者：毛澤東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你跑到農村中間去，無論你走至甚麽地方，隻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見有下列八種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農，

　　半自耕農，

　　半益農，

　　貧農，

　　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

　　遊民。

這八種人分成八個階級，其經濟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狀況各不同，因而影響於其心理即其對於革命的觀念也各不同。

中國大地主的來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貴族後裔及現在的官僚軍閥，一個部分是城市富商置買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極少，其利益建築於對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五種農民的嚴重剝削之上。其剝削方法分為五種：

第一種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對於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的剝削，此種剝削極其普遍而慘酷；

第二種高利貸，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對於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的剝削，這種剝削之慘，有的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債累息，數年即完全破產者；

第三種重捐，乃用一種壓力強迫自耕農、半自耕農按畝出捐，以充團防局經費。此團防局（或名民團）乃地主階級的武裝，為鎮壓農民暴動維持地主階級剝削製度之必要的設備；

第四種為對於雇農的剝削，即剝削其剩餘勞動。但中國尚少資本主義的農業，大地主多不親自經營土地，故此項剝削小地主較多，大地主較少；

第五種為與軍閥及貪官汙吏合作，本年包繳預征田賦，而來年索取重息於完糧之農民。

合這五種剝削加於農民的慘酷，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國的大地主是中國農民的死敵。是鄉村中真正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真實基礎，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唯一堅壘，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發生的最後原因。大地主階級人數，以收管業五百畝以上者計算，在農民中大概約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屬在內），在全國三萬萬二千萬農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計）約占三十二萬人。

小地主數目比大地主多，全國至少在二百萬以上。其來源大部分為力田起家即自耕農升上來者，亦有一部分都市商人購置土地，又有一部分為官僚後裔之衰敗者及現在之小官僚。其剝削方法為重租，高利貸，和剝削剩餘勞動三種。此種人頗受軍閥及大地主的壓迫，故頗有反抗性，然又怕“共產”，故對於現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態度．國內高等知識分子如大學專門學校教員學生以及東西洋留學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謂國家主義乃自他們口中倡導出來。蓋小地主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其欲望為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建設一個一階級統治的國家，然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不能發展，故需要革命。

但因現代的中國革命運動，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建設國家主義國家的階級的發展及存在，感覺著威脅，又懷疑革命。有一個戴季陶的真實信徒（其自稱如此）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乃活畫出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態度。

他們反對以階級鬥爭說解釋民生主義，反對國民黨聯俄及容納共產黨分子。這一班人乃中國中產階級的右派，他們頗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傾向。但中產階級中有一個左派，在相當時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如在農民協會運動氣焰高漲時，小地主中間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幫助農民協會們忙。但其性質極易妥協，其血統到底與小地主右派及大地主要親，與農民協會要疏，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著其餘階級忠實地做革命事業，除開少數曆史上和環境上都有特別情況的人。

自耕農屬於小資產階級，其中又分三種。

第一種自耕農是有餘錢剩米的。即每年勞動所得，除自給外，還有剩餘，因以造成所謂資本的初步積累。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涎水，對於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這種人膽於極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與中產階級的小地主頗接近，故對於鄉村小地主們中那些什麽“老”什麽“會”什麽“胡子”的“謹防過激黨”“謹防共產”的宣傳頗相信，自然這些謹防的話又是從大地主中那些什麽“大人”什麽“老爺”的咀裏出來的。這班餘錢剩米派，乃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他們對於現代的革命在他們沒有明了真相以前，取了懷疑的態度。但這部分人在自耕農中占少數，大概不及全數百分之十。中國的自耕農人數，有人說超過佃農、雇農的總數。但把半自耕農除外，一定隻占農民的少數，大概自一萬萬至一萬萬二千萬。自耕農中的富裕部分約占其中百分之十，計一千二百萬人。

第二種自耕農是恰足自給，每年收支怕是相抵，不多也不少。這種自耕農比較第一種自耕農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趙公元帥總不讓他們發財。隨著近年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使他們感覺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他們感覺得現在如果隻使用從前相等的勞力，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即每天起早散晚，對於職業加倍注意，才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他們罵洋人叫“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為富不仁”。對於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僅懷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來頭那麽大），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態度，但絕不反對革命。這一部人數甚多，大概占自耕農的一半，約六千萬。

第三種自耕農是每年要虧本的。這種自耕農好些是原先本來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得隻能保守，漸漸變得要虧本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種人因為他們從前過著好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著淒涼的日子，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這種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較大，因為他們有一個從前與現在相反的比較。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頗有推進革命的力量。其人數約占自耕農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萬――一個不小的群眾，乃小資產階級的左翼。

以上說三種自耕農村於現代中國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一到戰時，即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第三種左傾的自耕農馬上參加革命；第二種中立的自耕農亦可參加革命。即第一種右傾的自耕農受了佃農及自耕農左翼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隻得附和著革命。所以小資產階級的自耕農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

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這三種農民的數目，在中國農民中大概自一萬五千萬至一萬七千萬。分開來說半自耕農大概為五千萬，半益農貧農各占六千萬，乃農村中一個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這三種農民是同屬半無產階級，然經濟狀況大有分別。在半自耕農其生增苦於自耕農，因其食糧，每年有一半不夠，須租別人田地，或者作工或營小商以資彌補。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糴糧，較之自耕農之不求於人，自然境遇要苦。然優於半益農。因半益農無土地，每年耕種隻得收獲之一半：半自耕農則租於別人的部分是隻收獲一半或者不是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卻可全獲。故半自耕農之革命性優於自耕農而不及半益農。

半益農與貧農都是鄉村的佃農，同受地主的剝削，然經濟地位頗有分別。半益農無土地，然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及相當數目之流動資本。此等農人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種雜糧，撈魚蝦，飼雞豕，免強維持其生活，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農，然較貧農為優。其革命性則優於半日耕農而不及貧農。

貧農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流動的資產。肥料不足，田畝歉收，送租以外，所得無幾。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鬥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乃農民中之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

雇農乃農業的無產階級，有長工，月工，零工三種。此等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流動資本，故隻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鄉村中甚感痛苦者，做農民運動極要注意。鄉村手工業工人地位比雇農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係一種自由職業。但因家庭負之重工資與生活物價之不相稱，時有貧困的壓迫與失業的恐慌，亦與雇農差不甚遠。

遊民無產階級為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之剝削壓迫及水旱天災因而失了土地的農人與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分為兵、匪、盜、丐、娼妓。這五種人名目不同，社會看待他們貴賤各別，然他們之為一個“人”，他們之有五官四肢則一。他們謀生的方法，兵為“打”，匪為“扣”，盜為“偷”，丐為“討”，娼妓為“媚”，名下相同，謀然生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做了他們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機關。處置這一批人乃中國最大最難的問題。中國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食，又一個是失業。故若解決了失業問題，就算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半。中國遊民無產階級人數說來嚇人，大概在二千萬以上。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為一種革命力量。

我們組織農民乃係組織自耕農、半自益農、貧農、居農、及手工業工人五種農民於一個組織之下。對於地主階級在原則上用鬥爭的方法，請他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讓步，在特別情形上，即使遇了如海豐廣寧等處最反動最凶惡極端魚肉人民的土豪劣紳時，則須完全打倒他。對於遊民無產階級則勸他們幫助農民協會一邊，加入革命的大運動，以求失業問題的解決，且不可迫其跑入敵人那一邊，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中國農民》第一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