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

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







1932年10月的舊中國即中華民國同時發生了三件看似毫不相關的事：一是陳獨秀被蔣介石國民黨以叛國罪下獄。二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被剝奪軍權。三是共產國際特派員李德出現並準備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租界當局逮捕。與共產國際打交道後，陳獨秀在關鍵時刻被上海租界當局逮捕了三次：

第一次是1921年10月4日，陳獨秀堅決反對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在與馬林會談後突然被捕。“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馬林，憑著自己在上海的一些熟人的關係”，“還從共產國際給他的活動經費中，拿出400美元用於拉關係，最後打通了會審公堂的關鍵人物。”陳獨秀“大為感動”，“態度完全改變了”。【姚金果：《陳獨秀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頁】（下簡稱《恩怨》）馬林於1921年6月初次來滬，並受到當局的嚴密監視，他在租界現成的“一些熟人”理應是同道。而且，未經批準，馬林也不可能擅自動用“活動經費”。

第二次是1922年8月9日，陳獨秀堅決反對國共黨內合作，在與8月初抵滬的馬林會談後也突然被捕。8月18日“罰洋400元，交保釋放。”【《恩怨》，第583頁】隨即於20日舉行西湖會議，最終滿足了馬林的要求。

陳獨秀那兩次看似完全偶然的“變故”都在馬林抵滬後，都因違抗共產國際，都被法租界逮捕，都被短暫關押，都交“400元”保釋，最後馬林的要求都如願以償。

第三次就是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沒有料到的是，這次被捕坐牢，國民黨政府雖然沒有要他的保金，卻將他監禁了近5年的時間！”【《恩怨》，第583頁】

陳獨秀的突然被捕，就似當年反對王明上台時發生的“被捕潮”一樣，原因始終不明，一說是叛徒的出賣，一說是“中共黨內反對派把陳獨秀抓起來，送到國民黨政府治安機關去。”【《陳獨秀全傳》，第690頁】但可以確定的事實是：陳獨秀終於閉嘴了。

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任領導人，沒有讀懂越飛與孫中山的聯合宣言，他的悲劇也許就此注定，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期“黨的幼稚”顯然也就有了切實的含義。反過來說，既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陳獨秀顯然也理應承擔缺乏政治經驗，過於書生氣的領導責任。但陳獨秀不畏強權堅持自主權的不懈努力，也給中國共產黨留下了難能可貴的寶貴經驗。

讓陳獨秀入獄，既不要他的命，又使他閉嘴。主要是在《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

為了讓陳獨秀停止批評，莫斯科開始強製陳獨秀赴俄。

1927年6月14日，斯大林“認為有必要召陳獨秀到莫斯科來商議。” 6月15日又決定，“如果可以避開警察監視。建議陳獨秀動身。”【《檔案》第4卷，第317頁】莫斯科急於召見陳獨秀，因為批判陳獨秀也即將開始。6月下旬，拒不遵命的陳獨秀被實際停職。此後，催促陳獨秀赴莫斯科的命令就日益頻繁。

9月15日，聯共政治局會議“同意中國委員會關於召中共代表來莫斯科的決定，認為最好讓陳獨秀同誌來莫斯科。”【《檔案》第7卷，第70頁】

10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在滬國際代表諾羅夫：“關於開除陳獨秀的報告，是惡毒的謠言。我們再一次堅決邀請陳獨秀來莫斯科。”【《檔案》第7卷，第121頁】陳獨秀也曾說：“1927年，第三國際要他到莫斯科去，並給東方部長的職位。”【朱文華：《陳獨秀評傳—終身的反對派》，青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頁】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張國燾、陳獨秀、蔡和森、羅章龍和鄧中夏5人由共產國際直接邀請出席。”【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版，第366頁】但陳獨秀依然拒絕參加。

7月24日，米夫致電共產國際在滬代表阿爾布列赫特：“請再次邀請陳獨秀來莫斯科。我們保證他能夠從事理論工作和返回中國。”【《檔案》第7卷，第513頁】

8月15日，阿爾布列赫特回信：“他聲稱，‘現在沒有這個必要’。”【《檔案》第7卷，第537頁】

有研究質疑：“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邀請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懷疑。”【《陳獨秀全傳》，第547頁】

11月初，斯大林在召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張國燾時問：“陳獨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來辦一張報紙？”【《我的回憶》第2冊，425頁】斯大林顯然在擔心，不肯離開中國的陳獨秀日益強烈的批判可能給“喘息”政策造成的後果。

1929年9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米夫致信遠東局：“陳獨秀要麽徹底承認錯誤，要麽決定他的黨籍問題。”【《檔案》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頁】陳獨秀認為“剝奪我的黨籍”“真正的原因是在於我在黨內發表各種意見，批評他們繼續執行盲動主義和破產政策，成為他們眼中釘之故。”【《檔案》第6卷，第360頁】

12月30日，共產國際決定：“給陳獨秀在兩個月期限內向國際監委提出申訴的權利，讓他自己來說清楚問題” 【《檔案》第8卷，第319頁】

1930年1月18日，莫斯科致電陳獨秀：“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給您機會參加主席團審議是否批準中共中央關於將您開除出黨的決定問題的會議。”“如您拒絕參加或兩個月內未收到您的答複，這一問題將列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議程。”【《檔案》第9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1 -32頁】

由於陳獨秀既不願赴俄，又不願住嘴，還不怕開除，那麽要封住陳獨秀之口，也許就隻有一條生路了。

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對當時黨內所謂的“左”傾展開了一係列持久而尖銳的批評。如陳獨秀對當時盲動的抨擊：“沒有客觀條件的隨便暴動，隻有更加削弱黨的力量，更加使黨離開群眾。”【《檔案》第6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頁】共產國際“這樣的玩弄，這樣的把戲”，“決不能增加黨的力量，隻有削弱黨的力量，決不能取得群眾，隻有喪失群眾;決不能促進革命，隻有斷送革命。”【《檔案》第1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頁】“客觀上幫助國民黨把工農群眾的組織力量打得骨斷肢脫傷殘委地，至今不能立起來從事戰鬥。”【《檔案》第6卷，第372-373頁】甚至認為：“現在我們的黨已經不是助長工人革命鬥爭高潮的領導者，而成了鏟除工人鬥爭萌芽的劊子手！”【《檔案》第6卷，第362頁】

在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視角下，陳獨秀最大的威脅就是始終堅持和維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當時陳獨秀無論社會影響、政治經驗、理論功底、社會閱曆和人生曆練，中共黨內還無人可以相提並論。因此，陳獨秀的批評，尤其是已經明確提到“玩弄“和“把戲”，已經危及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安全，甚至直接威脅到了王明的上台，及其上台後將要實施的政策。因此，如何迫使陳獨秀閉嘴就成了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當務之急。

為了承擔國共分裂的責任，陳獨秀必須“錯誤”。

要讓陳獨秀承擔國共分裂的責任，四一二政變前夕的陳獨秀就不準跨出國門前往莫斯科，否則一來二去耗時費日，陳獨秀也許就無法“錯誤”。

從1926年秋開始，當時在黨內被尊稱為“老頭子”的陳獨秀屢次赴莫斯科的請求都被否決。

1926年10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會議“認為很有必要讓老頭子代表中央參加全會”。【《檔案》第3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頁】

10月19日，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在討論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時決定：“老頭子代表中央前往參加。” 【《檔案》第3卷，第583頁】

10月21日，聯共政治局會議認為：“中國目前發生的事態要求他留在當地，因此認為最好推遲陳獨秀同誌來莫斯科的時間。”【《檔案》第3卷，第587頁】如果當年陳獨秀得知“留在當地”會導致的後果，可能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離開“當地”。

1927年春，“又提出了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問題，以便他能回國後參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但“問題都被否決了，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檔案》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頁】

1927年3月21日，共產國際負責人皮亞特尼茨基致信斯大林：“維經斯基同誌建議讓陳獨秀同誌在黨代表大會結束後來莫斯科。請討論一下他前來是否合適的問題。”【《檔案》第4卷，第153頁】這一建議也沒有獲得同意。

顯然，如果讓陳獨秀在四一二政變前最為關鍵的時刻離開“當地”，陳獨秀也就可能無法“錯誤”了。

為了掩護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陳獨秀必須“錯誤”。

陳獨秀的“錯誤”由斯大林親自一錘定音。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表態：“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對中共中央要求過高。但是，有一個簡單的要求，那就是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執行了這些指示呢？沒有，沒有，因為它不理解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執行這些指示並欺騙共產國際執委會，或者是不善於執行這些指示。這是事實。”【《檔案》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頁】

斯大林說的是大實話，尤其是批評陳獨秀“不理解”、“不想”和“不善於”。同樣，陳獨秀也“不理解”斯大林對他的批評，尤其“不理解”該批評的真正含義。如果說白了，其實就是批評陳獨秀既不能適應更不能滿足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需要。

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之所以迅速推出陳獨秀的“錯誤”，既可以繼續維持實質上的國蘇合作，又可以掩蓋國共分裂和蔣介石上台的真正原因，畢竟，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下一步還必須依靠蔣介石牽製日本。可見陳獨秀迅速被批判的原因，與其提出過何種理論其實並無多大關係。再說到底，陳獨秀的不幸，其實也是中共早年的不幸，由於沒有實力，在“喘息”政策中沒有地位無足輕重，因此無論提出的理論正確與否，其實都無濟於事。

陳獨秀經曆的那段曆史看似很複雜，其實也很簡單，中國誰有決心，尤其是有力量牽製和削弱日本，抵抗日本既定的侵華政策，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就支持誰。反過來也一樣，誰有害於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就是危及莫斯科的核心利益，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就此而言，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對陳獨秀還算是手下留情，也許陳獨秀堅決要求抗日的主張和呐喊，救了他自己的命。

陳獨秀為什麽下台，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陳獨秀成了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障礙。

1923年1月4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做出了一個絕密決定：“采納外交人民委員部關於讚同越飛同誌的政策的建議，該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國民黨，並建議外交人民委員部和我們共產國際的代表加強這方麵的工作。”【《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頁】（下簡稱《檔案》）不久，《孫文和越飛聯合宣言》公開發表。這個“聯合”，當然是莫斯科與國民黨的聯合。

奉命來華落實“聯合”的鮑羅廷“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金一南：《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頁】“表麵上的‘國共合作’，掩蓋著實質上的‘國蘇合作’。”“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和維護‘國蘇合作’。”“是在做一筆大買賣。在這筆買賣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視了，在‘四一二’時就出賣了。”【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528、518頁】無論是“籌碼”還是“買賣”，其實都是代價。

其實，當時的國蘇合作和國共合作都是事實，主要區別也許是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先有國蘇合作，後有國共合作，後者為前者服務。也就是說，中共也必須為國民黨服務，這就形成了悖論，也埋下了陳獨秀“錯誤”的禍根。

不管在信仰上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當時陳獨秀作為總書記又豈能豈肯率領中國共產黨為國民黨服務，更別說為蔣介石服務。因此，陳獨秀理所當然就成為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障礙。

基於意識形態與上下級等關係，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理應支持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共產國際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基於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和聯合宣言等核心利益，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就不得不支持國民黨，尤其支持蔣介石。如何盡可能維持理論上與實踐上的一致性，就成了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最大的困擾，也成了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陳獨秀的困惑。（抗戰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就是要解決理論必須聯係實際的重大問題。）

當國共兩黨的矛盾擴大，國共合作岌岌可危之際，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除了竭力壓陳獨秀讓大步，勸蔣介石讓小步，給陳獨秀以指示，給蔣介石以利益，也已經別無良策。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顯然不希望國共分裂，因為這種分裂無疑會削弱牽製日本的力量。但也不可能扶助支援當時弱小且手無寸鐵的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惡，冒國家安全戰略毀於一旦、多年努力和代價付諸東流的重大風險，更何況蔣介石已經成為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同盟者。因此，也就不得不讓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陳獨秀，付出重大的犧牲，來承擔和化解這一重大風險。就此而言，當時作為維持與鞏固國蘇合作代價的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陳獨秀，也就厄運難逃。

傳統研究認為陳獨秀是共產國際錯誤的替罪羊，其實不然。因為蔣介石上台是“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既定目標和邏輯結果，是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階段性成功而非失敗。就此而言，陳獨秀的思想認識中最大的誤區，應該是其主觀主義的想當然，因為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與陳獨秀，各自追求的目標以及判斷成敗的標準，根本就截然不同。或者說，陳獨秀從來就沒有從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角度思考和評價當時的國蘇合作和國共合作。因此，就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而言，陳獨秀當然犯了重大“錯誤”；就陳獨秀而言，當然也決不會承認。兩者主要的區別，就在於前者心知肚明，後者卻蒙在鼓裏。

陳獨秀一生的跌宕起伏，也許主要源自東方版的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因此，隻有深入探討兩者的關係，才有可能形成客觀評價陳獨秀一生的曆史邏輯與事實依據。

[yongbing1993]

早期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








早期中國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作為聽命於共產國際及斯大林指揮的“中國支部”負責人，也是一係列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錯誤方針的執行者，做出過一些錯誤的決策和指示。雖然他曾有過抵製和不同程度的抗爭，也曾要求共產國際和蘇聯分一部分槍支武裝農民，卻未得到相應的支持，陳獨秀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事實也說明他是重視工農運動的。對蔣介石、汪精衛篡奪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他一直持譴責的態度，並非心甘情願的“拱手”相讓。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最大的錯誤是對軍事領導權爭奪不力，終致在實力的較量中敗北。

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事無巨細地遙控指揮著年幼的中國共產黨。而陳獨秀卻以“中國支部書記”之低微，一次次地進行了頑強地抗爭！他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多次明確主張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但多次被否決：“（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麵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製”（陳獨秀《告全黨同誌書》）。1926年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限製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以後，陳獨秀再次堅決要求中共退出國民黨。在革命危急的關頭，陳獨秀也曾部署了反蔣計劃，卻一再被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壓服——“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告全黨同誌書》）。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相反，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同的看法。所以給陳獨秀扣上“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這兩頂帽子。

由於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蘇聯共產黨高層爭權鬥法的結果，陳獨秀便成了斯大林指揮中國革命失敗的替罪之羊，被栽贓陷害。在武漢政府階段，國共關係全麵破裂在即，共產國際仍然堅持進攻，陳獨秀卻力主退卻。分歧的焦點主要在如何對待工農運動“過火”的問題上。中共中央在當時一方麵要靠民眾運動的規模與國民黨右派抗衡，一方麵又沒有明確的政策和有經驗的幹部。中共中央沒有，也不可能對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實行真正的約束。由此不僅引起了中小資產階級的恐慌，還直接刺激了兩湖地區的大部分軍官（多為湖南籍），從而使武漢國民黨上層也產生了嚴重敵視工農運動的傾向和不滿。麵對這種局麵，陳獨秀和蘇聯總顧問鮑羅廷的基本態度是暫時退卻，采取讓步政策。

在1927年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明確主張：在相當時期，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無產階級必須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即使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進一步推進，使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之後再進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開的程度來逐步加深革命。但實際上，正如鮑羅廷所說，更主要的問題其實是，中共中央已經發過不少文件，幾個月毫無效果，“共產黨能否控製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共產黨能控製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

共產黨既無軍隊、政權，又無經驗、缺幹部，既不能保護工農，也難以指導運動：北伐以來，新入黨的大批黨員鮮有訓練，缺少相關的理論和政策知識。中央與地方工作銜接不易，下級往往各行其是，一些工會、農會受地方幫會的把持。中共中央連武漢地區的罷工示威都無從約束，就更不用說去控製武漢以外的農民運動了。

但莫斯科卻根本無視中共的種種困難，1927.5.30電令陳獨秀、鮑羅廷把革命進一步向左推進，立即開展沒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組建10個師（2萬共產黨員，5萬工農）的革命軍。這個紙上談兵的 “五月指示”被陳獨秀所婉拒。1927年7月5日，心力交瘁、無可奈何的陳獨秀終於賭氣辭職，被共產國際認定要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並被共產國際戴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罪帽。

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一係列複雜原因造成的，並非是陳獨秀某種錯誤的直接結果。陳獨秀在多數情況下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其某些獨立見解和不服從（如較早提出軍事因素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力主引導工農運動，約束“過火”行為；以及最後堅持退卻策略等等），則顯示了他作為一代中共領導人所具有的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態度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拒絕去莫斯科為共產國際瞎指揮而承擔罪責：“中國的問題為什麽要請教外國人？蘇聯的問題斯大林為什麽不來請教中國人？要反省，我在中國反省，絕不去莫斯科！”他把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指揮，斯大林為此十分惱火，約見張國濤谘詢對策，甚至擔心陳獨秀會籌錢另辦報紙另行組黨（見張國濤《我的回憶》）。

圍繞著對中國革命的看法，陳獨秀與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陳獨秀對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重要地位缺乏認識，不讚成建立工農紅軍和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他出於對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及蔣介石政權性質的看法，宣揚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的“二次革命論”；同時又無法隱忍因大革命的失敗而代人受過的悲憤心情，最終走上了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而擁護托洛茨基的道路，於1929年11月被中共開除出黨。

中國“托洛茨基派”元老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寫到：“陳獨秀這個人，不管他有怎樣的弱點，但他畢竟是一隻雄獅，人家可以打敗他，甚至可以殺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將全部責任往陳獨秀頭上一推，陳獨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來串演這出悲喜劇，自認全部錯誤，以來洗清斯大林的罪過。那麽，陳獨秀不僅可以在共產國際當要人，而且多半還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1931年5月初，早已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等人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四個托派小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然而，國民黨政府仍不肯放過陳獨秀，於1932年10月15日將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逮捕後處以重刑。陳獨秀在法庭上為自己做了有力的辯護，指出國民黨不等於國家，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政策不等於“叛國”。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力爭，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一批政治犯，陳獨秀才於8月23日走出南京模範監獄的大門，先後棲身於其學生傅斯年、陳鍾凡的家中。陳獨秀出獄後立即發表聲明，讚同國共合作全麵抗戰。張國燾叛黨後，要陳獨秀出麵另組一個偽共產黨，陳未予理睬。

因日軍長驅直入，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陳獨秀被迫西逃，由南京而武漢，而長沙，在顛沛流離中於1938年7月抵達山城重慶。在流落武漢時，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麵，讓陳獨秀寫份書麵檢討，可以安排重回中共中央工作。陳獨秀表示：“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麵檢討確難從命。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的呢？”

晚年的陳獨秀大徹大悟：“絕對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端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端錯誤的話，絕對不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以及斯大林體製等一些重大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入思考。

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中，陳獨秀指出：民主主義是人類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

陳獨秀蝸居於深山僻野的江津一隅，生活清苦，但仍然有不少人來看望他。蔣介石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找陳獨秀，要陳另外組織一個“新共產黨”，並可提供10萬元經費，陳獨秀堅決不幹。蔣介石派其親信胡宗南和戴笠攜帶禮物專程拜訪，卻吃了閉門羹。後經高語罕的斡旋勉強一見，因話不投機，胡、戴二人隻得悻悻而歸。蔣介石希望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的勞動部（教育部？）次長，被陳斥之為“異想天開”：蔣介石殺了我那麽多同誌，還殺了我兩個兒子（其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都是中共優秀領導幹部），我與蔣介石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高語罕與蔣介石見了一麵，陳獨秀罵他是“無恥之徒”。陳獨秀曾派羅漢與中共聯係，表示他要去延安。

周恩來在朱蘊山的陪同下也從重慶到江津看望陳獨秀。周恩來希望陳能向中共中央寫出個人書麵檢討，中央歡迎陳獨秀去延安回黨工作，結果被陳獨秀婉言謝絕，拒絕承認錯誤。1937年底王明秉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肅托”旨意也反對陳獨秀回黨工作，中共中央對此亦未再進一步做工作。

1942年5月12日，為了治療高血壓病，陳獨秀因泡服已發黴的蠶豆花，引起中毒而吐瀉不止，引發了多種疾病，迨至27日，陳獨秀終於在這個窮鄉僻壤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享年64歲。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由其第三子陳鬆年將其靈柩運回安徽安慶老家再葬。

陳獨秀作為政治領袖，在中國不可能成功。他遠遠缺乏與中國社會極其複雜的各個階級、階層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也缺乏中國政治所需要的靈活性極強的各式策略和權術，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實力基礎（軍隊、幹部）。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近代民主製度和民主觀念，在實踐上成功的中國政治領袖不是靠演說、靠文章、靠選票，而是靠實力、權術、政治上“得人心”、組織上靠“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這位書生氣頗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敗的。而且在政治綱領上，陳獨秀也確有嚴重錯誤。

陳獨秀是戰士，是意誌剛烈的革命家，勇敢、堅決、頑強，但比較膚淺。他當了一生的反對派：反滿清、反袁世凱、反北洋軍閥、反國民黨蔣介石到反共產黨。陳獨秀有比較徹底的理論興趣和概括能力，密切關懷著國事民情，積極行動，但他由思想領袖變為政治領袖，既是中國現代必然會有的曆史誤會，也是他個人的悲慘命運安排。陳獨秀一生處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說：“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說到他。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

蔡元培譽其：一位失敗的書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獨行的叛逆者，一位命運坎坷的孤獨英雄，抑或是一個不依附任何勢力的社會活動家。一切的評價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為過。“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yongbing1993]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







陳獨秀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誌的是：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身分加入國民黨之後，其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即謂‘三次大退讓’。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完全依賴，以及不重視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而這些讓步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

”為什麽會都是受蘇聯共產黨(當時稱“聯共〈布〉”)領導的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呢? “

由於那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即是上下級關係，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在組織上有服從的義務。似應是有服從的紀律。但同時又缺乏自我判斷的能力。”

“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陳獨秀有沒有責任呢? 有，雖“一些重要的決策盡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或黨的主要領導人這個係統來貫徹執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是難以說得通。”

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平均下來一年是147.6個會議，也即平均兩天半一個。

這麽大量的決議、指示像雪片似的從莫斯科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

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麽時候派什麽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麽等，都有指示。

一直到武漢的汪精衛也隨著蔣介石反共以後，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來去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了，莫斯科還發來由斯大林親自決定，由布哈林簽名的阻止武裝起義的電報。

這就是當年張國燾奉命匆匆趕到南昌阻止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周逸群、葉挺等群起而攻之這件事的直相。惲代英當時氣極，捎帶把共產國際也罵了一頓，也罵了張國燾。

陳獨秀是個很有個性的人，蘇共中央用這麽多決議把他捆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督促他執行，他受不了，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麽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

但是他是共產黨員，有鐵的紀律管著，下級要服從上級，沒辦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從莫斯科，隻好當一個當家做不了主的人。

當時，陳獨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誌，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被殺，其中也有陳獨秀自己的兒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級的關懷，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誌的感情，共同來總結教訓，想出新辦法，以挽救革命。結果卻是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的代表召開“八七會議”，甚至不敢讓陳獨秀參加會議。陳要到會上來，把莫科斯來的決議指示都實事求是攤出來，會還收得了場嗎?於是隻能缺席審判，把陳獨秀搞下去了事。

陳獨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陳獨秀的罪名具體是誰定的呢? 有一本2001年5月團結出版社出版的《易禮容紀念集》。易禮容是毛澤東在長沙創建的新民學會裏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參加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何叔衡一起創建了湖南第一個黨小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委員。5月21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國民黨軍官許克祥在長沙到處殺共產黨員。

陳獨秀5月23日在武漢對易說：“長沙‘馬日事變’，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你回湖南負責。”他去當軍委書記。6月中旬，毛澤東回到湖南，任省委書記，他協助毛澤東工作。仍當軍委書記，但當時還一個兵都沒有。8月1日，毛澤東化裝成國民黨軍官，去武漢參加“八七會議”，易留下任省委代理書記。毛澤東剛走，8月4日，共產國際從武漢來了兩個蘇聯人，住在長沙蘇聯領事館，找易禮容、夏明翰等人開了一晚上會。中心議題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簽字打倒陳獨秀。這時“八七會議”還沒有開，中共中央還沒有說話，他們就風風火火地跑來指揮一個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總書記，這是什麽意思?陳獨秀又沒有叛變，沒有退縮。易禮容等人想不通，問這兩人：“為什麽要打倒陳獨秀?難道要由陳獨秀一個人負責?當時‘國際’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蔣介石、汪精衛分裂的那些指示)。‘國際’代表就無責任”易等人拒絕了這一非分要求。會議不歡而散。蘇聯人回了武漢在“八七會議”上就說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階級”的。

毛澤東在會上駁斥說：“臨時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線和敵人鬥爭，你們在租界開會，說風涼話(當時武漢有外國租界，國民黨不能管)。”毛澤東8月12日返湘，把“八七會議”情況告訴了易禮容，之後，就去搞秋收起義了。“八七會議”陳獨秀下了台，易禮容也被撤了職。易禮容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97年去世，這是他口述的情況。

為什麽共產國際的人要親自出馬風風火火地去組織人打倒陳獨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雜誌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回憶錄中的文章：《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楊尚昆1926年到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辦的中山大學學習。他在文章中說，1927年整個3月份，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一直在說“蔣介石不得不服從群眾的革命意誌”。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一個星期，即4月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話音剛落，4月12日，蔣介石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大開殺戒。消息傳來，中山大學像遭了一大場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學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寧(南京蔣介石控製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右派)、漢(武漢汪精衛控製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左派)分裂，“事實上使國民黨洗去了汙點，把國民黨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學員仍相信武漢的國民黨“沒有右派”，“是中國勞動群眾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心。”又是話音剛落，7月15日，寧漢合流，武漢的汪精衛也跟上蔣介石反共了。

這一下，斯大林怎麽辦呢?7月28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時事問題簡評》中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不善於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係列的極大的錯誤。”楊尚昆的文章中說：“斯大林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都推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當然要馬上風風火火地行動起來製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對中央總書記的事實，好審判陳獨秀這個替罪羊了。

斯大林這樣做，當然引起最了解情況的中山大學學員的不滿，於是在以後的“反托派”鬥爭中他們倒了大黴。楊尚昆在文章中說，中山大學在後來蘇共的清黨、清團中給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是“托派嫌疑分子”，被開除團籍，到工廠勞動。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等也去工廠勞動改造，還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這就是鐵的事實。事實是最有力量的。斯大林在位時說過：“曆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是獨裁者的狂言。他當時掌握著蘇聯的黨政軍大權，但不是最後的勝利者，隻是一個暫時的掌權人。曆史是人民寫的，人民隻承認事實，事實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蓋子，他掌權時組織人為他寫得處處正確、事事正確的《聯共(布)黨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遺體從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裏被撤了出來，從蘇聯到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都紛紛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為自己寫的光榮曆史就此結束。

應該說，對陳獨秀問題最自信的是陳獨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年末日軍占領南京，陳獨秀來到武漢，董必武去拜訪他，對他說：“鄙人受中央之托，專程而來，歡迎你回黨工作。”但要求他寫一個書麵檢討。陳獨秀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麵檢討，確難從命。”為什麽呢?陳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呢?”許多人都覺得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和導師定了的事，是鐵板釘了釘的。他卻認為還在未定之數，他不認為斯大林不實事求是的話最後會算得了數。他真是個有自信力有遠見的大哲人。實際上，當時就是他寫了檢討，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讓他去延安是新的黨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時斯大林還在台上，還是偉大領袖和導師，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蘇聯還在反“托派”，陳獨秀問題是一個大禁區。新的中共中央讓陳到延安去，這麽大的事靠一紙檢討怎麽敷衍得過去?延安當時就有人提出了陳獨秀不能去。

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裏，陳獨秀生活潦倒，但是絕不讓自己染上汙點。就在抗日戰爭前國民黨還把他抓了起來，為他辯護的律師在法庭上講，他已經不是共產黨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於分共。陳獨秀聽了，拍案而起，大義凜然，不同意律師的說法，還大講了一通共產黨的主張，大罵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儼然是開除了共產黨黨籍的共產黨人，結果被判重刑。後來，國共合作抗日，人們奔走營救，才提前釋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後，他就幾次被捕，從不低頭，早期孫中山還組織人營救過他。抗日戰爭時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有的做了國民黨大官，送錢來，他一分不收。他說收了就說不清了。周恩來讓他有困難到重慶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後貧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陳獨秀在當中共領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革命家。在擔任中共領袖以後的六年裏，他的實踐也為中國革命留下了一筆極為寶貴的財富。正是他的慘痛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迅速地成熟起來，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要想領導好中國的革命，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實際，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來製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走自己的路，對一切外來的意見，要認真聽，但絕不能盲從，要獨立判斷，隻能擇其善者而從之。當時斯大林和蘇共需要的是一個馴服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對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嚴加控製)，因而對中國共產黨獨立思考的態度是不喜歡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勝利了，為中華民族洗淨了邪片戰爭以後的百年恥辱，掃平了國內軍閥，建立了真正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也隻能承認現實了。

[yongbing1993]

共產國際控製下中國共產黨挫敗








1919年3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是列寧親自創建的高度集中的國際性共產黨組織。從中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動，共產國際都進行了直接領導、組織和幫助。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在必要時，應派一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經曆了一個從最初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到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再到建立駐華機構的過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但是，共產國際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實行直接指導，如果說開始還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話，那麽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就會壓縮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自主領導革命的空間，使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和失敗。

共產國際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是直接的，但通過什麽方式比較合適，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共產國際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馬林、維經斯基先後擔任過此職；鮑羅廷到中國後，任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部分職能。後來，共產國際決定成立駐華機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開始工作後，便和廣東的鮑羅廷在一些重大策略問題產生了分歧。從1926年10月起，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於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發展至長江流域。維經斯基認為，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麵前一個尖銳的問題是“不能讓資產階級和豪紳一起利用南方軍隊的勝利果實”。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現在在南方軍隊占領的地區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使革命民主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反對上述資產階級傾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維經斯基的建議“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11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聽取了中國委員會提交的中國問題報告以後，認為遠東局在一些問題上犯有錯誤，向遠東局提出“警告”，並“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工作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采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誌協商。”這個決議表明遠東局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碼已經變輕，鮑羅廷變得越來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進行第七次擴大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著重指出：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等一係列激進方針。

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傳到中國後，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一方麵承認是正確的，另一方麵又認為執行決定是困難的。這時蔣介石同武漢方麵的矛盾更加激化，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方針也轉為更加激進，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的狀況當然不能令聯共（布）、共產國際決策層滿意。因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會議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誌取代遠東局現有成員的問題。”這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遠東局根本適應不了新形勢，對其采取了“大換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針。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遠東局人員組成問題，決定由列普謝任遠東局書記，委員由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朝鮮及日本三國共產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但新的遠東局沒有成立起來，4月9日，共產國際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團作出決定，解散遠東局。這樣，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

羅易在1927年4月初到達武漢後不久，就發生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中共是先進行土地革命還是繼續北伐，羅易和鮑羅廷對此發生了意見分歧。

隨著羅易的離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決定成立的由羅易、鮑羅廷、加倫三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未開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羅易離開後，1927年7月1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決定，鮑羅廷立即動身回莫斯科。隨著鮑羅廷的離去，聯共（布）、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代表和機構，全部結束了使命。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後，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製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鬥爭。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采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後，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盡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遊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後，一方麵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麵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後，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製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製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蓋利斯一起離華。12月，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才決定派東方書記處副主任埃韋特為駐華代表、遠東局書記，但沒有給遠東局委派軍事人員。

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又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派軍事專家幫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派到遠東局工作。但李德隻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成員，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另有其人，是遠在美國的弗雷德，一時還沒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遠東局任職後，和遠東局書記埃韋特時有摩擦發生。兩人都向共產國際寫信或發電報，報告他們之間的爭吵。埃韋特認為，弗雷德總是越權，在政治方麵指手畫腳，在他身邊礙手礙腳，決定將弗雷德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另派軍事代表參加遠東局。弗雷德則指責埃韋特“對地下工作的起碼要求漫不經心”，對待不同意見者“采用各種手段”，“很像小政客伎倆”。弗雷德提出到川陝根據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韋特同意。埃韋特和弗雷德之間的矛盾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很頭疼，多次回電要他們在中國黨麵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見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要弗雷德再次赴華，到川陝根據地任軍事顧問，並再派一軍事顧問到上海，但未見共產國際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韋特因在對待《中國論壇》雜誌編輯艾薩克斯問題上受到遠東局內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8月初將埃韋特召回。

埃韋特走後，遠東局成員隻剩下賴安和赤色工會駐華代表貝克。這時，賴安實際上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作用，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則等參加了遠東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由於賴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觸頗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後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貝克在1935年2月被共產國際召回。

共產國際於1926年和1929年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隻有對中共實行間接指導，即用路線、方針指導，讓中共自主地從實際出發工作，才能使中國革命事業順利發展。自1935年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曆史的發展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向忠發，（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發，湖北漢川人，工人出身。1930年間，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隨即叛變。24日被國民黨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這是有共產國際提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中共中央有周恩來負責。

王明，1930年10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把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塞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後因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王明一起離華。12月，有王明的代表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共產國際派李德來華，有博古，李德，周恩來為三人小組為中國共產黨領導。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陳紹禹，字露清，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六區金家寨鎮下碼頭。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終年70歲。遺體埋葬於莫斯科近郊的新聖母公墓。

王明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王明也曾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觀其一生，可謂“過”遠遠大於“功”。

博古（秦邦憲），秦邦憲（1907年6月24日 [8]-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男，漢族，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慶返延安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張聞天（洛甫），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 -1976年7月1日），原名張應皋，化名洛甫，上海南匯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領導人之一。

張聞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並出席遵義會議，於1976年7月1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