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

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







1932年10月的舊中國即中華民國同時發生了三件看似毫不相關的事：一是陳獨秀被蔣介石國民黨以叛國罪下獄。二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被剝奪軍權。三是共產國際特派員李德出現並準備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租界當局逮捕。與共產國際打交道後，陳獨秀在關鍵時刻被上海租界當局逮捕了三次：

第一次是1921年10月4日，陳獨秀堅決反對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在與馬林會談後突然被捕。“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馬林，憑著自己在上海的一些熟人的關係”，“還從共產國際給他的活動經費中，拿出400美元用於拉關係，最後打通了會審公堂的關鍵人物。”陳獨秀“大為感動”，“態度完全改變了”。【姚金果：《陳獨秀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頁】（下簡稱《恩怨》）馬林於1921年6月初次來滬，並受到當局的嚴密監視，他在租界現成的“一些熟人”理應是同道。而且，未經批準，馬林也不可能擅自動用“活動經費”。

第二次是1922年8月9日，陳獨秀堅決反對國共黨內合作，在與8月初抵滬的馬林會談後也突然被捕。8月18日“罰洋400元，交保釋放。”【《恩怨》，第583頁】隨即於20日舉行西湖會議，最終滿足了馬林的要求。

陳獨秀那兩次看似完全偶然的“變故”都在馬林抵滬後，都因違抗共產國際，都被法租界逮捕，都被短暫關押，都交“400元”保釋，最後馬林的要求都如願以償。

第三次就是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沒有料到的是，這次被捕坐牢，國民黨政府雖然沒有要他的保金，卻將他監禁了近5年的時間！”【《恩怨》，第583頁】

陳獨秀的突然被捕，就似當年反對王明上台時發生的“被捕潮”一樣，原因始終不明，一說是叛徒的出賣，一說是“中共黨內反對派把陳獨秀抓起來，送到國民黨政府治安機關去。”【《陳獨秀全傳》，第690頁】但可以確定的事實是：陳獨秀終於閉嘴了。

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任領導人，沒有讀懂越飛與孫中山的聯合宣言，他的悲劇也許就此注定，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期“黨的幼稚”顯然也就有了切實的含義。反過來說，既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陳獨秀顯然也理應承擔缺乏政治經驗，過於書生氣的領導責任。但陳獨秀不畏強權堅持自主權的不懈努力，也給中國共產黨留下了難能可貴的寶貴經驗。

讓陳獨秀入獄，既不要他的命，又使他閉嘴。主要是在《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

為了讓陳獨秀停止批評，莫斯科開始強製陳獨秀赴俄。

1927年6月14日，斯大林“認為有必要召陳獨秀到莫斯科來商議。” 6月15日又決定，“如果可以避開警察監視。建議陳獨秀動身。”【《檔案》第4卷，第317頁】莫斯科急於召見陳獨秀，因為批判陳獨秀也即將開始。6月下旬，拒不遵命的陳獨秀被實際停職。此後，催促陳獨秀赴莫斯科的命令就日益頻繁。

9月15日，聯共政治局會議“同意中國委員會關於召中共代表來莫斯科的決定，認為最好讓陳獨秀同誌來莫斯科。”【《檔案》第7卷，第70頁】

10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在滬國際代表諾羅夫：“關於開除陳獨秀的報告，是惡毒的謠言。我們再一次堅決邀請陳獨秀來莫斯科。”【《檔案》第7卷，第121頁】陳獨秀也曾說：“1927年，第三國際要他到莫斯科去，並給東方部長的職位。”【朱文華：《陳獨秀評傳—終身的反對派》，青島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頁】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張國燾、陳獨秀、蔡和森、羅章龍和鄧中夏5人由共產國際直接邀請出席。”【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版，第366頁】但陳獨秀依然拒絕參加。

7月24日，米夫致電共產國際在滬代表阿爾布列赫特：“請再次邀請陳獨秀來莫斯科。我們保證他能夠從事理論工作和返回中國。”【《檔案》第7卷，第513頁】

8月15日，阿爾布列赫特回信：“他聲稱，‘現在沒有這個必要’。”【《檔案》第7卷，第537頁】

有研究質疑：“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邀請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懷疑。”【《陳獨秀全傳》，第547頁】

11月初，斯大林在召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張國燾時問：“陳獨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來辦一張報紙？”【《我的回憶》第2冊，425頁】斯大林顯然在擔心，不肯離開中國的陳獨秀日益強烈的批判可能給“喘息”政策造成的後果。

1929年9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米夫致信遠東局：“陳獨秀要麽徹底承認錯誤，要麽決定他的黨籍問題。”【《檔案》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頁】陳獨秀認為“剝奪我的黨籍”“真正的原因是在於我在黨內發表各種意見，批評他們繼續執行盲動主義和破產政策，成為他們眼中釘之故。”【《檔案》第6卷，第360頁】

12月30日，共產國際決定：“給陳獨秀在兩個月期限內向國際監委提出申訴的權利，讓他自己來說清楚問題” 【《檔案》第8卷，第319頁】

1930年1月18日，莫斯科致電陳獨秀：“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給您機會參加主席團審議是否批準中共中央關於將您開除出黨的決定問題的會議。”“如您拒絕參加或兩個月內未收到您的答複，這一問題將列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議程。”【《檔案》第9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1 -32頁】

由於陳獨秀既不願赴俄，又不願住嘴，還不怕開除，那麽要封住陳獨秀之口，也許就隻有一條生路了。

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對當時黨內所謂的“左”傾展開了一係列持久而尖銳的批評。如陳獨秀對當時盲動的抨擊：“沒有客觀條件的隨便暴動，隻有更加削弱黨的力量，更加使黨離開群眾。”【《檔案》第6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頁】共產國際“這樣的玩弄，這樣的把戲”，“決不能增加黨的力量，隻有削弱黨的力量，決不能取得群眾，隻有喪失群眾;決不能促進革命，隻有斷送革命。”【《檔案》第1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頁】“客觀上幫助國民黨把工農群眾的組織力量打得骨斷肢脫傷殘委地，至今不能立起來從事戰鬥。”【《檔案》第6卷，第372-373頁】甚至認為：“現在我們的黨已經不是助長工人革命鬥爭高潮的領導者，而成了鏟除工人鬥爭萌芽的劊子手！”【《檔案》第6卷，第362頁】

在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視角下，陳獨秀最大的威脅就是始終堅持和維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當時陳獨秀無論社會影響、政治經驗、理論功底、社會閱曆和人生曆練，中共黨內還無人可以相提並論。因此，陳獨秀的批評，尤其是已經明確提到“玩弄“和“把戲”，已經危及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安全，甚至直接威脅到了王明的上台，及其上台後將要實施的政策。因此，如何迫使陳獨秀閉嘴就成了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當務之急。

為了承擔國共分裂的責任，陳獨秀必須“錯誤”。

要讓陳獨秀承擔國共分裂的責任，四一二政變前夕的陳獨秀就不準跨出國門前往莫斯科，否則一來二去耗時費日，陳獨秀也許就無法“錯誤”。

從1926年秋開始，當時在黨內被尊稱為“老頭子”的陳獨秀屢次赴莫斯科的請求都被否決。

1926年10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會議“認為很有必要讓老頭子代表中央參加全會”。【《檔案》第3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頁】

10月19日，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在討論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時決定：“老頭子代表中央前往參加。” 【《檔案》第3卷，第583頁】

10月21日，聯共政治局會議認為：“中國目前發生的事態要求他留在當地，因此認為最好推遲陳獨秀同誌來莫斯科的時間。”【《檔案》第3卷，第587頁】如果當年陳獨秀得知“留在當地”會導致的後果，可能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離開“當地”。

1927年春，“又提出了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問題，以便他能回國後參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但“問題都被否決了，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檔案》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頁】

1927年3月21日，共產國際負責人皮亞特尼茨基致信斯大林：“維經斯基同誌建議讓陳獨秀同誌在黨代表大會結束後來莫斯科。請討論一下他前來是否合適的問題。”【《檔案》第4卷，第153頁】這一建議也沒有獲得同意。

顯然，如果讓陳獨秀在四一二政變前最為關鍵的時刻離開“當地”，陳獨秀也就可能無法“錯誤”了。

為了掩護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陳獨秀必須“錯誤”。

陳獨秀的“錯誤”由斯大林親自一錘定音。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表態：“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對中共中央要求過高。但是，有一個簡單的要求，那就是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執行了這些指示呢？沒有，沒有，因為它不理解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執行這些指示並欺騙共產國際執委會，或者是不善於執行這些指示。這是事實。”【《檔案》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頁】

斯大林說的是大實話，尤其是批評陳獨秀“不理解”、“不想”和“不善於”。同樣，陳獨秀也“不理解”斯大林對他的批評，尤其“不理解”該批評的真正含義。如果說白了，其實就是批評陳獨秀既不能適應更不能滿足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需要。

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之所以迅速推出陳獨秀的“錯誤”，既可以繼續維持實質上的國蘇合作，又可以掩蓋國共分裂和蔣介石上台的真正原因，畢竟，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下一步還必須依靠蔣介石牽製日本。可見陳獨秀迅速被批判的原因，與其提出過何種理論其實並無多大關係。再說到底，陳獨秀的不幸，其實也是中共早年的不幸，由於沒有實力，在“喘息”政策中沒有地位無足輕重，因此無論提出的理論正確與否，其實都無濟於事。

陳獨秀經曆的那段曆史看似很複雜，其實也很簡單，中國誰有決心，尤其是有力量牽製和削弱日本，抵抗日本既定的侵華政策，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就支持誰。反過來也一樣，誰有害於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就是危及莫斯科的核心利益，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就此而言，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對陳獨秀還算是手下留情，也許陳獨秀堅決要求抗日的主張和呐喊，救了他自己的命。

陳獨秀為什麽下台，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陳獨秀成了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障礙。

1923年1月4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做出了一個絕密決定：“采納外交人民委員部關於讚同越飛同誌的政策的建議，該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國民黨，並建議外交人民委員部和我們共產國際的代表加強這方麵的工作。”【《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頁】（下簡稱《檔案》）不久，《孫文和越飛聯合宣言》公開發表。這個“聯合”，當然是莫斯科與國民黨的聯合。

奉命來華落實“聯合”的鮑羅廷“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金一南：《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頁】“表麵上的‘國共合作’，掩蓋著實質上的‘國蘇合作’。”“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和維護‘國蘇合作’。”“是在做一筆大買賣。在這筆買賣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視了，在‘四一二’時就出賣了。”【唐寶林：《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528、518頁】無論是“籌碼”還是“買賣”，其實都是代價。

其實，當時的國蘇合作和國共合作都是事實，主要區別也許是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先有國蘇合作，後有國共合作，後者為前者服務。也就是說，中共也必須為國民黨服務，這就形成了悖論，也埋下了陳獨秀“錯誤”的禍根。

不管在信仰上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當時陳獨秀作為總書記又豈能豈肯率領中國共產黨為國民黨服務，更別說為蔣介石服務。因此，陳獨秀理所當然就成為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障礙。

基於意識形態與上下級等關係，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理應支持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共產國際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基於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和聯合宣言等核心利益，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就不得不支持國民黨，尤其支持蔣介石。如何盡可能維持理論上與實踐上的一致性，就成了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最大的困擾，也成了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陳獨秀的困惑。（抗戰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就是要解決理論必須聯係實際的重大問題。）

當國共兩黨的矛盾擴大，國共合作岌岌可危之際，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除了竭力壓陳獨秀讓大步，勸蔣介石讓小步，給陳獨秀以指示，給蔣介石以利益，也已經別無良策。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顯然不希望國共分裂，因為這種分裂無疑會削弱牽製日本的力量。但也不可能扶助支援當時弱小且手無寸鐵的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惡，冒國家安全戰略毀於一旦、多年努力和代價付諸東流的重大風險，更何況蔣介石已經成為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同盟者。因此，也就不得不讓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陳獨秀，付出重大的犧牲，來承擔和化解這一重大風險。就此而言，當時作為維持與鞏固國蘇合作代價的中國共產黨，尤其是陳獨秀，也就厄運難逃。

傳統研究認為陳獨秀是共產國際錯誤的替罪羊，其實不然。因為蔣介石上台是“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既定目標和邏輯結果，是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階段性成功而非失敗。就此而言，陳獨秀的思想認識中最大的誤區，應該是其主觀主義的想當然，因為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與陳獨秀，各自追求的目標以及判斷成敗的標準，根本就截然不同。或者說，陳獨秀從來就沒有從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的角度思考和評價當時的國蘇合作和國共合作。因此，就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而言，陳獨秀當然犯了重大“錯誤”；就陳獨秀而言，當然也決不會承認。兩者主要的區別，就在於前者心知肚明，後者卻蒙在鼓裏。

陳獨秀一生的跌宕起伏，也許主要源自東方版的蘇共斯大林和國民黨的密月階段政策。因此，隻有深入探討兩者的關係，才有可能形成客觀評價陳獨秀一生的曆史邏輯與事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