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科學家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

美科學家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

 

 

美國科學家阿瑟·高爾斯頓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曾兩次訪問中國，回美國後，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人民中國的日常生活》，這本關於中國的書，不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寫的，甚至也不是一個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觀察家的作品。它隻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批幸運地獲準進入中國的一個美國科學家的所見所聞和感受。摘要如下：

我是怎麽去成的呢？答案是離奇的。一九七一年初，我得到通知，說我可能被批準作為一個科學家代表團的成員到北越訪問，但到最後安排完成時，代表團縮小到隻有兩個人——麻省理工學院的病毒專家伊桑·賽納博士和我。按照計劃，我們要四月中旬出發，作為期三周的旅行，其中大約一周是到北越去。

這時候，傳來了激動人心的消息：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去了。這是對全世界的信號：人民共和國準備向西方打開大門。對我們來說，這真是適時的巧合。這使我們想起了可以利用中國緊挨著北越的有利條件，申請到中國去。我們通過渥太華中國大使館提出了申請後，就出發到河內去了。我們在越南實際上耽擱了十二天，走遍了各地。榮幸地會見了範文同總理和其他領導人。接著，相當突然地我們被中國大使館召去，完全出乎意料地通知我們已經批準了我們的入境申請。

就這樣，我和伊桑·賽納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進入了人民共和國，開始了我的中國之行。我們的主人中國科學院對我們的招待，從一開始就很熱情，做了很周到的安排。

我們到達後不久，主人就征求我們的意見，問我們希望看些什麽，做些什麽。

我們提出要看看大學、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麵、公社，當然還有長城、故宮、十三陵等旅行者非看不可的地方。這些都安排了，另外又加上參觀施用針刺麻醉的外科手術，參觀工業和貿易展覽會，晚上還有宴會、看戲、看電影等等，日程安排得很緊。不久以後，我們會見了周恩來總理，和他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

周總理說話坦率，簡單明了，直截了當。他明確表示在國際事務中，中國采取反對侵略的立場，盡管中國對美國過去的許多行為感到失望，但她還是真誠希望和美國建立友好關係。他自豪地談到了他的國家取得的進步，以及社會主義的特殊貢獻。他對我們本人和我們的科學工作很感興趣，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很熟悉，這使我們感到驚奇而又高興。

和這個傑出人物的談話，使我們對中國的每一個印象都添上了絢爛的色彩。

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城市和農村以及學校和醫院的訪問，證實了他對中國越來越繁榮的信念是有根據的。

中國人在送別客人時總愛說：“希望你不久再來！”“希望你全家一起來！”想起我和伊桑一九七一年離開中國時聽到的這些熱情的話，同時感到雖然在中國看了許多東西，但還遠遠不夠，我產生了再次訪問中國的念頭。

一九七二年六月到七月，我又一次到中國進行了訪問。

這一次我真是全家一起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戴爾以及女兒貝思談起我一九七一年的中國之行時，她們的勁頭起來了。我們又一次得到了入境簽證，再次受歡迎到中國訪問。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我們在上海機場降落，開始了比上一次長得多而且內容也很不相同的旅行。

我們全家都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對這次中國之行自然會有各種不同的特殊興趣和期望。我的妻子曾經在幼兒園當過老師和園長，現在是一個街道診療所的兒童心理學家，她希望除了參觀正式的教育過程外，也能看一看中國是如何教育那些特殊的孩子或有違法行為的孩子的。我的女兒是製陶工作者，她對中國藝術極感興趣，特別想看看中國是怎麽組織藝術創作和安排藝術家的創作環境。我自己是大學教授，希望增加對中國教育製度的了解，更充分地了解中國是如何訓練青年去承擔他們在明天世界上的任務。要達到這麽高的要求，需要有比我們的旅行所容許的更多的學習時間，但我們力求做到這一點，以促進我們去了解新中國的戲劇性地變化著的生活。

這次旅行中，我們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遊覽過的地方，但時間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們集中參觀了托兒所、中小學、公共娛樂場所和工藝美術工廠。在這兩次旅行中，我們共看了四所大學（廣州的中山大學，上海的複旦大學，北京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四個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學研究所）。

雖然我們都很欣賞中國主人對我們的熱情關懷和親切招待，但我們不久就感覺到，每一個鍾點都安排得滿滿的，使我們無法和其他中國人進行更直接的接觸，無法從這種接觸中取得那種較為淳樸和自在的樂趣。為了避免隔閡，我們提出不住豪華旅館，不坐轎車或參觀有很大的委員會的機構。對於這些要求，我們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於我一九七一年到馬陸人民公社參觀了一天，認識到中國的心髒是在農村，所以我們要求能多花一些時間參觀一個公社。

盡管我相信我們的主人永遠也不會理解我們存心想得到對他們國家的非正式的、 率直的看法，他們終於懂得了它對我們的重要性。

要求的結果使我們簡直沒法更加滿意了，或者說是更加吃驚了。主人為我們作出了安排，讓我們到北京附近的蘆溝橋人民公社參觀幾個星期。我們在這個公
社裏和一個叫史振玉的七十三歲的農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孫子們住在一起，在他們生產小隊的麥田、稻田和菜園裏參加勞動。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學校、醫療站、商店和工廠。這次無與倫比的經曆使我們對中國公開宣布的目標以及為實現這些目標所取得的進展，獲得有血有肉的認識。此外，我們在這次參觀中還結識了新朋友，並且對一種異國文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讀者們可能因為中國是一個封閉的社會而懷疑我們得到的認識是否反映中國的真實情況。可以想象，中國隻會給我們看他們辦得最好的公社、效率最高的工廠、最現代化的實驗室、最新的住宅和最好的商店。由於我們這些外國人隻懂很少一點中文，我們不得不通過譯員來了解許多情況。

盡管我敢肯定中國人沒有帶我們去看他們會感到慚愧的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方麵，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總讓我們去看他們最好的東西，但我敢同樣地肯定我們不可能會完全上當。我們不但在城市裏可以不帶向導和譯員，而且就我們所知，也可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自由地到處蹓躂，還可以幾乎不受限製地用攝影機或筆記錄我們所看到的任何東西。

不僅如此，我們在這次訪問中還因為有許多特殊情況而處於有利的地位，特別是我們可以和英語講得很流利的中國朋友進行不受監視的交談，他們對美國人提出的許多惹人惱火的關於中國的問題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這些，使我們有可能把我們的反應和從官方收集來的材料加以比較。我公平地核對了材料，作了比較，所以可以滿懷信心地說，我們的印象正確地反映了當前的中國社會。下一個重要步驟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這些印象。我們希望對有關中國的知識寶庫做出貢獻。由於缺乏這種知識，我們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相當長期地遭受阻礙，而這種了解卻能夠促進我們兩國之間的友誼。

從河內到中國南部的南寧的飛行用了一個半小時。我們八時左右到達，中國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麵仰首向我們微笑。有兩位地方官員，另外還有兩位我們的向導，後者是那天早上特地從北京趕來迎接我們的。我們在中國的整個逗留期間，他們一直陪伴著。介紹之後，我們知道一位是翻譯，叫劉子翰，另一位潘純，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員會主任。

看來，在繼續上路前，我們還有一件事要決定，就是從南寧直飛北京，還是先飛廣州。那時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正在那兒舉行。我們告訴東道主寧願先到北京，他們表現出有點驚奇的樣子，但沒說什麽，僅僅又給我們倒了一杯茶，繼續談話。但是不知不覺地我們感到如果先到廣州對我們更有利，我們終於作出了這個決定。這是中國人以非凡的溫和方式說服人的一個例子，我記不得我曾被說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變我的主意，然而出現了一種使我們事實上改變了主意的氣氛，並且後來我們很滿意於這種改變。

這件事決定後，我們離開餐廳，徑直走向飛機跑道，那兒有一架銀白色飛機正等著我們。起先我們以為是一架為我們乘坐的專機，但等我們和潘、劉一起坐下後，其他乘客也都魚貫而入。我們的主人以適當的禮遇接待了我們達數小時之久，他們一直在等著。突然我發現他們顯然沒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們那樣地飽餐一頓，我們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們在中國的旅行中多次經受到這種 體驗，這是中國人講究禮貌的本性。

在廣州，我們又受到群眾代表和市革委會代表組成的接待委員會的正式歡 迎。

廣州是中國的第七大城市。我們預期的是訪問一個工業城市中心，沒想到我們從飛機場開車到東風賓館時沿途看到的是熱帶棕櫚樹以及整潔而清靜的街道。在這種氣氛下又看到一座設計優美的現代化建築，真是令人神往，盡管門口兩旁貼著措詞強烈的標語：“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和“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英勇鬥爭”。但是當我們各被領進備有起坐間、臥室和盥洗間的房間時，我們感到主人的好客而忘卻了進門時的心情。

我們在中國的第一個整天，是以早晨七時半在餐廳吃美國式早餐開始。這家旅館和所有興旺的國際旅館一樣，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國——除美國和俄國以外——的商人。沒有中國客人。絕大部分是日本人，占據了整個一座樓。這些客人來廣州參加商品交易會，希望促進中國和他們本國的貿易。

廣交會（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每年舉行兩次，每次一個月）和其他中國展覽會一樣，是為了令人感動，也是為了使人受教育。

我們選擇去農業館、輕工業館、服裝和紡織館以及魚類館。這是從展覽會中選擇的一小部分。要看全部展覽得花很多天。在農業館，有毛主席在麥地裏和農民談笑風生的巨幅彩色照片。展出的有蕎麥、大豆、其他豆類、燕麥、蓖麻子、玉米、小麥和大米等等樣品。有一句毛主席的口號：“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另外還有一句：“農業學大寨”。大寨的人們以特殊英勇的努力，部分成功地完成了在岩石山中開辟梯田的工作。顯然，在農村，主要在公社居住的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的基礎。在他們的勤奮勞動中首先強調的是穀物生產：南方生產大米，北方生產小麥。主要的農業出口是大米和肉類。

在農業館的櫃台裏，還陳列著植林、墾荒(特別在戈壁沙漠)、治理洪水規劃中有貢獻的先鋒隊的照片和文字介紹。這一切都指明了自力更生是基礎，英勇的忘我勞動是進步的試金石——在某種程度上使人想起美國早期的情況。

輕工業館也傳播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這裏的口號是“學大慶”。大慶是工業榜樣，相當於農業中的大寨。在一切工業中強調盡可能利用副產品。例如，一個化工廠的展覽品表明了甘蔗不僅能生產糖，還能生產酒精、紙漿以及紙。此外，以前當作廢物的紙漿渣，現已被利用來作耕畜飼料的酵母，而經過化學分解以後噴在穀物上可以增加產量。

我們開始學習中國貨幣製度。最基本單位是元，即一百分。二元三角七分等於一美元，但如按照購買力來說，沒法相比：十八分(美元七分半)買一磅米，五分(美元二分)乘一次公共汽車，一百五十元(美元六十)買一輛自行車;房租每月三到五元(美元一元二角到一元六角)，包括水電費。在觀察中國的消費時，顯然不僅要注意貨幣兌換率，也要注意不同的價 格結構。

如果廣交會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工業生產，那麽必須指出：雖然從西方的觀點來看，中國算不上工業化，但肯定也不是非工業化的，而更應當算作工業欠發達的。因為中國人顯然具有發展工業的技術和能力，當他們決定去發展工業時，這些技術和能力將給他們帶來很大好處。他們在生產石油和其他動力來源方麵是自給自足的。他們學會了生產巨型發電機、壓鑽機、卡車、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各種交通用具、精密儀器、醫藥器械、電子裝備、化學品以及半導體等。在取得這些成就的同時，並沒有忽視傳統工藝，如牙雕、玉雕、繪畫、刺繡、漆器、木雕和景泰藍。這些藝術品在展覽會上都有展出。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看，這個展覽會中更令人感動的：沒有一張廣告，沒有一點競爭的示意，沒有商業氣息;它提供的隻是一個重要教訓，即中國是穩定的，並能動員它的資源和人口去生產各種各樣現代世界所有的商品。它給世界提供了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一個大的生產者以及一個和平交易的機會。沒有一個外國旅行者不領會到這個信息。至於對我們為時一天的訪問者來說，展覽會和我們想象之間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則更為令人吃驚。

當我們離開展覽會廳時，一群人嚷嚷著衝下樓梯，這陣突然的喧鬧聲在這個近乎寂靜的正式的交易會上壓倒了一切。當我們向我們的向導表示驚訝時，他們笑著說，世界乒乓球勁旅們正在參觀這個交易會，激動的乒乓球迷們追逐著他們，要這些英雄在自己的球拍上簽字。至少，英雄崇拜在世界各地是一樣的。由於我們對此表示很大的興趣，其結果是當局立即安排了一次和他們的會見。這些健將

迅速地、神秘地從人群中被帶出來送到一個小小的休息地點。他們都和藹地同意讓我們分享他們的休息時間。我們穿過圍屏，經介紹後立刻和男、女乒乓球運動員握手。

我們在廣交會的訪問最後以我們和陪同的官員一起吃茶點而告終。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們非常誠心地問我們對展覽會的印象如何。他們說，他們將樂意聽取我們的批評意見，以便日後改進他們的工作。這是我們進入中國後的第三次被要求提意見了(我們在南寧機場和東風飯店遇到同樣的請求)。我們開始了解這個政策的意義。我們訪問過的每一個機構都是這麽做的。不管我們對這門行業是多麽生疏，不管我們對這種操作的了解又多麽草率，他們慎重地要求我們提出改進工作的意見。起初，我們婉謝說，我們確是對此項業務不太了解，我們相信他們已在條件許可之下盡著最大可能去做好工作了。不過，他們對這種說法總有些失望，似乎真正希望得到建設性的建議。後來，為了準備開討論會，我們盡量注意尋求一、兩個缺點。這樣一來，我們的主人似乎就高興了。我不知道我們這樣做所產生的真正結果，但很顯然，我們被看作有鑒賞能力的客人，他們期望我們在這點小禮儀上發揮我們的作用，我們決定不辜負他們的希望。

到達那天下午的觀光遊覽，對我們來說，是有些失望的，因而也使我們預見到在中國旅行將會遇到困難。我們的向導領我們乘坐一輛黑色閃亮的、俄國製造的伏爾加牌小轎車，把我們開到了一個安靜的、幾乎是孤獨的公園——“廣州公社陵墓”。它是紀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起義，當時四千名革命者遭到屠殺。

我們了解他們為什麽帶我們到那兒去，因為這個公園真的在風景和紀念建築方麵都是引人入勝的。

這個公園保護得十分美好，部分出於學生的勞動。整個一個班每星期參加半天勞動——種樹、修剪、除草、築路和修小道以及其他改進公園的工作。我們遇到一群這樣的學生，他們用耙子、鐵鍁等等正在清掃垃圾。他們似乎幹得很歡，我們走近時，他們朝著我們微笑和招手。

那天晚些時候，在我們的請求下，我們的向導帶領我們回到廣州市的熱鬧區。

我們逗留在珠江岸旁，這裏江麵寬約五百米，岸上商業街道和人行道成行，顯然是廣州居民喜愛的集合場所。過去這裏雜亂無章地擠滿了大平底船和舢板，居住著無家可歸的人。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引為自豪的是她已經給這些人安排了永久性的住宅，他們並指給我們看了一些清潔的公寓樓房作為這些人現在居處的例子。橫跨珠江的是一架漂亮的新橋。這條江似乎很幹淨、整齊、沒有汙染，來往的舢板和駁船僅用於商業上的運輸。 

我們在廣州剩餘的短暫逗留時間繼續使我們預見到，作為新中國的旅行者，我們可以期望些什麽。例如，最後一天早上，在我們去中山大學以前，他們通知我們把行李放在旅館的過道裏。我們突然覺察到在中國，負責管理私人財物的人得到公眾的信任，沒有失竊現象，肯定地說，外國人從未遭到過偷竊。做到這點並不需要給小費或有特殊安排。當我們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時，也從未受到任何危險的警告。由於對革命前的中國的報道經常著重指出，偷竊和暗殺遍及大多數城市，因此我們十分詫異：這個國家怎麽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二十幾年內會如此有效地遵守法律和秩序。

我們再一次和劉、潘兩位來到廣州機場，準備乘飛機去北京。雖然在廣州看起來天氣還好，但據說將在中途遇到風暴。我們起飛了，但就在一小時之內即將完成從廣州到北京的一千四百二十八英裏的航程時，駕駛員宣布，由於強烈的風暴，我們將在河南省會鄭州降落。劉和潘告訴了我們為什麽這麽安排。中國航空方麵負責人絕對禁止在風暴中飛行。

我們在鄭州機場呆了約兩個小時，等待天氣開晴。這時我們在郊外到處看看。

突然上空飛來一群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代的舊式雙翼機，在機場數千英尺上空投下了朵朵彩雲似的降落傘群。至少有二十幾架飛機，我們想這一定是一次軍事訓練。跳傘員下來了，乘上卡車開到機場大樓。我們發現他們之中還有幾位青年婦女，試想我們是多麽驚奇!劉向我們解釋說，這是工廠工人和公社社員在自願的基礎上參加的傘兵訓練，是“鍛煉身體、保衛祖國”規劃中的一部分。

最後有消息說天氣很壞，我們的飛機在此停留過夜。潘和劉決定，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可以乘當夜十時半的火車，第二天早上到達北京。在這中間，我們可以在當地賓館休息，那裏是中國來往旅客常到之處。這是一次很有興趣的經曆，因為它讓我們可以評價沒有預先為我們安排好的住宿，並看到一般中、小城市的情況。

從各個方麵來說，這家旅館都是令人滿意的。它比我們在廣州看到的旅館小，但如果說它有比較漂亮和現代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建立在林蔭大道旁的花園似的環境中，附近是精耕細作的稻田。我們在房間裏洗了澡並休息了一會，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後就啟程到火車站。 

火車本身令人驚歎不已，值得美國鐵道仿效。它不僅準時開車，更給人印象深刻的是軟席臥鋪房間舒適而又清潔無比，服務員十分文雅和彬彬有禮，飯菜和我們在高級餐館中吃的一樣可口。我們房間的隔壁有一間幹淨的盥洗室。唯一可以改進的是廁所的蹲坑，我們西方人的大個兒得倍加小心。

到了北京站，另一個大的歡迎代表團在等候我們。我們的行李象魔術一樣地出現了。我們乘上閃亮的黑色上海牌轎車，快速駛向新僑飯店。我們舒適地安居下來，渡過我們在中國的頭半個月剩下的數日。

這時我們對中國的印象確實是混亂的。中國人確是能夠並善於做有效而殷勤的接待工作。我們住的飯店房間、吃的食物和得到的招待不僅都是有禮貌的、恰當的，甚至是過分奢侈的。我們可以到中國各種機構進行訪問，有關它們的情況將源源不絕地送給我們;我們到各地的往來交通都將會很迅速地安排好;他們將毫不吝惜地給我們盡可能的舒適，盡管為我們安排這一切方便往往是困難的。這些細致的計劃同時也意味著：由於我們乘坐喇叭聲不停的快速轎車而造成的隔閡，由於居住在專門招待外國人的賓館而感到的孤獨，以及意味著經常有大批革委會人員陪同，甚至膳食總是西餐，除非我們特別要求吃中國飯。這一切安排，僅僅是出於中國人的好客，還是我們的主人想阻止我們和人民有更多的接觸呢?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每天的例行公事總一成不變。同樣使我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們知道沒有任何中國城市裏的人享受到我們這樣的奢侈生活。除此以外，我們還未見到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人口。不管怎樣，我們旋風似的旅行在繼續著——繼續使我們全神貫注其中，盡管我們持有疑慮。它包含遊覽很多北京的曆 史古跡和觀賞文化寶物，也包括值得記憶的與周恩來以及其他領導人的談話。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戴爾、貝思和我出發到一個公社去住兩個星期，並在那裏參加勞動。我們都背了一個小包，裏麵放了一些必要的替換衣服和盥洗用具。對我們說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為不僅到公社去住幾天是我們這次旅行的中心目的，而且我們的主人同意按照我們提出的條件作了特大的讓步。他們打破了正常接待規格，讓我們作為勞動者，到蘆溝橋人民公社的一個生產隊去。和我們同行的唯一伴侶是我們的朋友兼翻譯李明德。我們對此感到很幸運，因為他既熱情又幽默，很容易相處。他總是按常理辦事，因之我們的活動很順利。

我們徒步走到一個無軌電車站，和大家一起排隊等車。早上乘客很多，他們都好奇地望著我們。貝思和戴爾都穿著中國式服裝。他們穿了有光澤的新布褲子，和直統統的毛式布製服，戴了農民戴的大草帽，這些都是她們前一天晚上在北京百貨大樓買的。當時許多顧客看到西方人戴著這樣的大草帽都發出了陣陣的笑聲。我穿的是勞動布褲子，短袖襯衫，草帽背在背後，帽繩套在脖子上。

我們等了不到三分鍾，就來了一輛無軌電車。我們順序地上了車。車上很擠，可是很奇怪，有的位子空出來了。我們把行李堆得象個小金字塔似的，四個人就坐在行李周圍的四個位子上。在乘客的談話聲中，我們開始感到比過去更接近中國人民了。有的人在我們微笑時也報以微笑。

我們這一行程大約有二十公裏，是從北京往西南走，路上換了兩次車。每次換車，情況都是一樣的。我們感到驚奇，有的注視著我們，有的向我們微笑，有的對我們很客氣，給我們讓坐。當我們上了第三輛車時，已經進入了北京的平坦的郊區，車上的乘客也少多了。這時我們可以較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景色。路上自行車絡繹不絕，人們一本正經地、從容不迫地蹬著車，靜悄悄地來來往往，隻有偶爾聽到幾輛小汽車、卡車或公共汽車發出的喇叭聲和引擎聲。公路伸向遠方，路的兩旁都種了樹。這是中國公路的特色。中國人大量植樹，改變了農村的外貌。這些成行的楊樹和樟樹既可以防風，同時在炎熱的仲夏也可以遮蔭消暑。

汽車忽然在一個拐彎的地方停了下來。人們告訴我們，到蘆溝橋公社，汽車隻能到此為止。我們還得走最後一公裏。那天又熱又悶，我們背著行李，又急於想到達目的地，這一段路走起來就覺得更長了。我們走得很慢，不時停下來擦汗和換手。雖然我們隻提了一個不太重的輕便小包，可是我們的手指都發麻了。這時我們是沿著菜地走，地裏種的主要是西紅柿、茄子、黃瓜和扁豆。我們看見了遠處的玉米地。後來我們聽說這裏還種了大量的水稻和麥子。這裏的交通來往主要是靠步行。當我們走近一些農民、學生和帶了孩子的媽媽時，他們都停下來，看著我們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的目光比城裏的人更為坦率、友好。農民的善良的大臉龐上很容易露出微笑。這一定也和我們幾個人的怪滑稽的形象有關。毫無疑問，這裏從來沒有來過象我們這個樣子的人。

我們走了約二十多分鍾，就看到兩個小村子。李是生長在農村的。他有時停下來問路，起先他所得到的答複似乎有點含糊，可是越靠近我們要去的村子時，他得到的答複就越肯定了。不錯，我們走的方向是對的。是的，那裏的人們已經聽說我們要去了，他們在等著我們。

最後，我們離開了公路轉入一條塵土飛揚的紅土路，路的一邊是村子裏一排房子的後牆，另一邊是一片長得鬱鬱蔥蔥的西紅柿園子。我們走了還不到兩分鍾，聽到一個院子裏傳來一陣走動的聲音，接著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健壯的婦女趕出來迎接我們。她麵帶笑容地作了自我介紹。她叫張淑敏，穿了一條寬大的褲子、白襯衫，帶了一頂草帽。她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和李說著話。她使勁地和我們握手，表示歡迎。接著，我們又提起行李，跟著她走進一條胡同，到達我們要住下的院子裏。路上，另一位麵帶微笑的農民來歡迎我們。他叫張中，是小屯大隊梅市口小隊的隊長。我們今後就在這個小隊裏勞動。

我們走進院子後，一大堆人把我們團團圍住。他們都很興奮，不停地說著話;他們顯然很高興，很感興趣地看著我們。他們把我們帶到為我們準備下的住處，我們放下了隨身行李。有人在院子裏的一個手壓抽水機上壓出了冷水，倒在搪瓷臉盆裏，又從水壺倒了一點熱水摻在一起，端了進來;還給了我們洗臉手巾、肥皂和漱口水。我們把旅途中的大部分灰塵都洗掉之後，就回到院子裏和我們的新朋友們在一起。我們坐在小凳上，人們一再向我們遞茶遞煙。雖然這一天是正常的勞動日，有的農民特意抽出時間來歡迎我們並和我們交談。

我們的房東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孫。史今年七十三歲，是一家之主。他舉止莊嚴，身體高瘦，看來自奉很儉；他們有五個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結婚了。

他們有二十二個孫子和孫女。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住在公社，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在北京當工人。在農村的這兩個兒子，全都成了家。大兒子一家住在附近的一個院子裏，小兒子和他的媳婦張淑梅，還有四個孩子都住在我們院裏。這個院子兩麵都有房子。他們占一麵。我們院裏的很多事都是張淑梅做的。平時她還抽一部份時間下地幹活，但是我們去的這一年，因為她公公已經七十三歲了，中國人認為這個歲數對老人是一個關口，因此她就留在家裏，代替老人做飯。史年紀大了，已不下地幹活。但他決不是什麽也不動手的人，他還管著院子裏很多具體事情。當然，全院的事還是由他老伴操心。她不聲不響，很有主意，辦事很有效率。

張中和張淑敏雖然都姓張，但不是親戚。他們倆都是我們小隊的領導。張淑敏是隊裏的第二把手，兼管婦女工作。他們倆成了我們在蘆溝橋時的師傅和好朋友。為了把這兩個人區別開來，農民叫他們一個“老張”，一個“小張”。老張隻有四十四歲，精力非常充沛，似乎和“老張”這稱呼不大相稱。但是這不是叫錯了名，因為李向我們解釋：用“老”字稱呼人含有尊敬之意。所以後來當我們聽到人們叫我“老高”(我們的中文譯名第一個音是高)，叫貝思“小高”時，我們很引以為榮——這是他們第一次把我們作為“自己人”那樣和我們開玩笑。

我們在公社從一開始就受到這樣的接待，使我們很受鼓舞。我們想立即開始幹活，但是我們的主人堅持必須逐步地幹起來。後來我們才發現他們是多麽正確，因為我們確實適應不了從早幹到晚那樣嚴格的工作時間，而這對他們說來已經是習以為常了。因此我們第一天就隻辨認方向，在村子裏轉一轉，熟悉一下人和地方。

我們生產隊裏所有人家都集中在一個舊的村址上(一般說來，生產單位的地點和人口都和原來的自然村是一致的)。我們隊約有九十七戶，四百五十人，耕地五百畝。三分之二的產品供北京市消費，其他三分之一是糧食，主要是麥子，還有少許水稻。全部住房都有院子，院子四周是圍牆。各院整齊地互相挨著，連成一排;各排之間是小胡同或大街，都是土路。村中央有一個方形廣場，是公共場所，有四個小商店，有打麥揚場用的場地。這個小集體的勤勞和自豪都集中地在這裏表現出來。

蘆溝橋的農民和馬陸的居民不一樣，這裏的農民各自居住在自己蓋的房子裏，在家裏吃飯，不在食堂吃飯。雖然大部分的房子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後蓋的，但都是中國農村中傳統式樣的平房。史振玉家的大院長約九十英尺，寬約八十四英尺。他家的院子用一道磚和三合土牆隔成兩個。從胡同進來，先進入外院，才能進入比較大的裏院。院裏是一片忙碌的景象，這裏也是我們這次絕無僅有的經曆的活動中心。

記得第一天，我們一進門，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使我們感到這個院子裏生氣盎然。那口井是個中心，經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來壓水，拿回去洗衣、做飯或刷洗等用。院裏每一個角落都在忙。張淑梅是主要的人物，事情都圍著她轉。她從早到晚興致勃勃地從事各種活動。她做飯，侍候大家吃飯，洗衣服，洗碗，掃院子，用木盆給剛會走路的孩子洗澡。如果她還有點空，就從我們住的屋子裏把一個腳蹬的縫紉機搬到院子裏給小孩做衣服。爺爺對於養豬一事頗感自豪，他費很多時間給豬備食，剁、煮、發酵以及攪拌。他還有做不完的修補活——修理晾衣服繩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車等等。奶奶雖然活動少得多，但是她管家，算計家務。她特別會捉小雞。小雞需要放進一個大籃子裏過夜。傍晚，孩子們在院裏亂哄哄地捉小雞，但總是捉不著。老奶奶不聲不響地坐在屋前的台階上瞧著，小雞走過她麵前時，她象貓一樣地敏捷，一手就抓住一個。她還是編蒜頭辮子的能手，一辮辮的大蒜掛在裏院的樹上或牆上晾著，象是一種裝飾。

孩子們下午放學回來，立刻各幹各的活。對他們說來，幹點零活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孩子們把自留地裏的蔬菜摘回家去。有一個小孫女經常從地裏帶菜幫子回來，放在院子的一個角落裏，剁碎了給小雞吃。等小雞啄過了，菜葉也幹了，他就把它們堆成一堆，放進一個大鐵鍋裏，再和別的廢料摻在一起，煮熟了留待喂豬。另一個大孫子經常幫助爺爺把盛豬食的沉甸甸的鐵鍋搬到外院的豬圈裏去。另一個在公社工廠工作(公社辦了六個工廠)的孫子似乎專門負責管理壓水機。我們在那裏時，他曾進行過兩次全麵檢修。他常忙於給幾輛自行車上油，修理漏氣的車胎，還打掃整理幾個堆東西的窩棚。

在這麽一個活躍的大家庭裏，必須一頓接著一頓地做飯，全家人都得動手。經常有人在院裏樹底下的一張小矮桌上幹活——洗，剁或攪拌。在這個融洽的家庭裏，誰也不用告訴誰去幹什麽。我們作為這個家庭的成員，一開始就感到舒暢和滿意。

院子裏分西屋和北屋。北屋的西邊一片和西屋都是磚房，瓦房頂，麵積都是二十一英尺寬，四十英尺長，在院子的西北角形成L形。老倆口住北屋，我們住的是西屋，這裏原來是他們的第二個兒子史明、媳婦張淑梅和四個孩子住的。他們客氣地搬了出去，騰出屋子給我們住，一家子擠到爺爺奶奶的屋子裏去了。

雖然史的大兒子一家在附近有自己蓋的住房，但他們還和老人以及老二一家一起吃飯。另外的三個孩子裏有一個女兒是教員，在蘆溝橋教書。我們在那兒時，她曾騎自行車回來過三次。兩個孩子在北京當工人，顯然回來的次數較少。

每排房子又根據長度隔成兩個房間。我們住的西屋就隔成了一大一小兩個房間。大的一間長約二十八英尺，小的一間長約十二英尺。

我們房間裏的炕約六英尺寬，十八英尺長，夠一家人睡(他們大概就是這樣睡法)。貝思的小房間裏也有同樣的炕和灶，但小得多。兩間房之間的隔牆下部分是磚砌的，上麵是木格窗，窗上糊了宣紙。裏、外屋的門上都掛了竹簾子。外屋門上還有一道木門，上半都安了玻璃。

我們的房東有一個比較完備的廚房，麵積約十二英尺長，十英尺寬。房頂是瓦的，三合土的牆，四英尺高，牆頭和房頂之間砌了空花磚。我們在那兒時廚房裏幾乎熱得受不了。但據說那裏冬天很暖和。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從外院柴草堆拿一把草點火，然後加引火柴，再加粗柴，最後加木炭。整天都有火，除了提供其他的方便之外，整天都可以用大水壺燒水，儲存在保溫的湯罐內。

南牆邊有兔窩和帳篷似的雞窩。雞窩是用秫秸稈做的，頂端用葉子紮在一起，緊挨著地麵安著一個鐵格子門，係在一根立棍上。兔窩比較大，磚砌的，有鐵門，門上有好多窟窿眼，不讓兔子出來。兔吃的菜都放在窩裏。母雞和公雞每天下午可以在院子裏享受一兩小時的自由，之後，孩子們就起勁地把它們趕進窩。那二十四隻小雞整天在院子裏啄食，直到孩子們把它們圍在一起，抓進草籃裏過夜。捉小雞時院子裏總要亂一陣，孩子們嘰嘰喳喳笑個不停。

盡管院子裏活動頻繁，但始終保持整潔，而且確實很吸引人。每一個人不論做飯或是幹了其他的活之後，都隨手把地方打掃幹淨。院子裏的一些小果樹帶來了淡淡的綠意和蔭涼。門口和窗台上的蜀葵、菊花和天竺葵給這個忙碌之家增添了色彩。不管是最簡單的或最費事的雜活，全家老幼都樂於去做，這充分說明了他們是多麽熱愛自己的生活。

院裏的廚房和兔窩之間的牆上，開了一個口，通向外院。外院周圍是很好的三合土的牆，內有一個豬圈。豬是把廢物變成有用之物和食物的一座高功效的“工廠”。村裏每戶至少養一頭豬。他們買了小豬回來後，幾個月就把它養肥了，然後宰了全家吃，或者賣掉，把錢用來買其他食品。豬糞是澆菜地的好肥料。這樣，不出院子，就完成了化無用為有用的全部循環過程。

我們住的這一家，從一九五四到一九六四年這十年間，積下了足夠的錢，把他們的三排房子全部重建了。我們住的屋子是一九五四年蓋的，還不顯得很破舊。當然屋裏的牆需要粉刷，三合土的地也有些裂縫。但是由於整個屋子的構造簡單，橫梁、牆和瓦頂都很堅固，維護得也很好，估計這房子還可以住上一百年或再久一些。我們受到這個家庭和他們的成員的歡迎，使我們在中國不再感到自己是外人了。

我們的來臨打亂了史和他一家的生活，即使這樣，我們還能看到他們嚴格的生活規律。清晨不到五點，在公社大喇叭廣播《東方紅》的樂聲中大家都起來了。繼這歌曲之後是新聞廣播。大家很快的梳洗，喝一杯茶後就下地。從五點半幹到七點，然後回家吃早飯，還稍微休息一下。到八點或八點半左右又開始幹活，一直幹到中午，隻在十點左右休息約二十或三十分鍾。十二點吃午飯，這是一天中主要的一頓。飯後休息時間較長，這時候最熱，休息到兩點或兩點半。之後，再繼續幹到七點左右，當中休息一次或兩次。有的農民晚上還到地裏加班，特別是在農忙季節。加班是自願的。遇到緊急的時候，如抗旱，三分之一的勞動力天天都加夜班。這些人一天工作那麽長的時間，晚上也沒有很充分的休息，很難想象他們怎樣保持他們的體力和舒暢的心情，但是他們看來就是做到了。

冬季，每天的工作時間減為四小時，大家有一點空閑。有的學文化，有的修理工具。但是在長莊稼的八個月中間，每天都得遵守著這個勞累的作息製度，一天也不能休息。星期日也和平常日子一樣。勞動的節奏象一股洪流帶著農民前進。我們的訪問，不論在他們的生活中，或在我們的生活中，都是一件異乎尋常的事，但即使如此，公社的日常工作極少受到幹擾。

我們在蘆溝橋也是這樣生活的。我一般醒得很早，起來後馬上到院子裏的井口去打水。每次我總碰到史，他已經起來一會兒了。他就遞給我一壺熱水，這樣，我們就一起迎接新的一天。洗完之後，他和我們一起圍著院裏的小圓桌坐在六寸高的小凳上喝茶，抽煙。李住在另一個院子裏，這時還沒來，不過沒有翻譯也沒有關係，史能感覺到我們的友好，他也對我們表示親切。這使我們逐步加深了我們不是外人的感覺。他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抽煙抽得很厲害。他們家有一畝自留地，地上很大一片種的是煙草。他十分欣賞他的旱煙鬥。這是他祖父傳下來的，已經有一百年了。這個旱煙鬥很漂亮，玉嘴，細長的櫻桃木杆，紫銅的煙鍋。

我們和史家的人一起吃飯。原先我們以為會在公社的食堂吃飯。現在的安排使我們很愉快，因為我們非常珍惜和他們在一起的生活。他們日常的簡單飯食，主要是公社自產的東西，因此和我們在城裏飯店的飯食相比之下，品種少得多，比較單調。但是這裏的夥食富於營養，也很好吃，這是很不錯的夥食，可以促進身體的健康。

每頓飯的主食都是含澱粉的東西，常常是大量的大米飯或麵條。華北，包括蘆溝橋在內，是產麥區，這裏人們米麵兩樣都吃，但吃麵條多於吃大米。每人用一個瓷碗盛飯或盛麵條。桌子中間放著幾大碗菜，每人用筷子給自己夾菜。我們訪問時正好是盛產扁豆的季節，所以我們每頓都吃扁豆。做法是煮，或者是醃，或是用醬油拌。另外有菜花、洋白菜、青椒、黃瓜。黃瓜經常是切成塊生吃。我們還吃了大量的西葫蘆和西紅柿：西紅柿是生吃的，灑上糖;西葫蘆是煮著吃，常常放上醬油和豬油。有的菜裏放一點兒肉，增加味道和蛋白質，多半是豬肉，有時是羊肉，牛肉比較少見。飯桌上經常有醋。整頭的蒜當小菜吃，使我們身體保持健康。看到史的大兒子和二兒子狼吞虎咽地吃下兩三大碗飯，實在令人吃驚;隻有懂得了他們勞動所需的體力，才能理解為什麽他們能吃這麽多。

午飯是主要的一頓飯，我們經常有額外的美味的雞湯麵條，有時候還有饅頭。窩頭的樣子象一頂小草帽，是用棒子麵蒸的，裏麵一半空心。窩頭是早上吃的。烙餅是扁的麵餅。饅頭是圓的麵團，看起來好象是生的，吃起來又鬆又軟。飯後沒有甜點心，雖然有一次早飯時，我們吃到了甜糕。飯後喝茶，抽煙。因為大家都抽煙，我也抽了。我嚐了五種不同牌子的香煙，濃淡也不一樣，都和美國的煙相似，就是稍微辣一些。他們家喝的紅茶相當濃，這使我們吃驚，因為我們在城裏喝的茶都是綠茶，比較淡，後來我們才知道綠茶比較貴。

我們在老倆口的堂屋裏的桌子上舒舒服服地吃飯，坐的是老人家十分珍愛的兩隻雕花靠背椅，兩旁還有扶手。這兩張椅子平常傍著桌子，一邊放一張，我們吃飯時也就順著坐下來。這樣，就得側著身子才能麵對桌子吃飯，這實在太不方便。後來，我們就大膽地把椅子轉過來麵向桌子，然後坐下來吃。我們的主人立刻看出了我們的習慣，從此就把椅子對著桌子放了。吃飯時差不多總是由史或者他的老伴，外加一個兒子，或者兩個兒子一起陪我們吃。這時，家裏其他人坐在炕上抽煙或喝茶。等我們吃完了，他們才上桌。

我們發現中國人喜歡他們的客人多吃點，他們常常因為我們沒和他們吃得一樣多而感到失望。我們得鼓起勁來吃完一大碗麵條和菜，可是發現碗裏不知什麽時候又給盛滿了。史大娘一有機會就用她的筷子往我碗裏夾菜。

我們對於這種特殊待遇有點過意不去，就讓李把我們的想法告訴了我們的主人。我們問：為什麽我們大家不一起吃呢?回答說：就是不能這麽做。那末為什麽不有時讓其他人先吃，讓我們後吃呢?這也不行，因為我們是客人，應該先吃。

在這個情況下，似乎沒有什麽可通融的辦法了，因此我們隻好屈從主人的意願。我們一聽到叫吃飯，就走到我們的飯桌那兒去。離開時我們就說：吃飽了;於是他們就叫我們回到炕上去，對我們說：休息罷。可是別人都在洗碗、喂雞、剁菜、喂羊或提水。

我們休息的時候，老太太或老頭常常不用邀請就拿了一把茶壺上我們屋裏來了。用我們灶上的開水沏茶，沏好之後把所有的杯子都用熱茶涮一遍，剩茶倒在地上，然後給我們倒一杯茶，和我們一起坐下。這是公社裏典型的生活方式，在這裏，我們所習慣的私生活是很少的。他們都懂得，如果我們把窗簾放下來，就是表示想獨自休息一會兒。

可是送茶進屋不在此限。史告訴了我們不少關於他自己和他村子裏的事。這個村是二百多年前清朝的時候，從山東遷來的居民建立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這個村子成立了公社，用附近的具有曆史意義的蘆溝橋的名字命名為蘆溝橋人民公社。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就是在蘆溝橋發動了對中國的進攻。史不太清楚他的祖先是在什麽時候來到這個村子。他的曾祖父曾在這裏住過。他的父親好象是從城裏來的。當史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村子裏有二十戶，都是最早來的三個移民的後代。這三個人一個姓張，一個姓程，一個姓史。那時這村叫“亂村”，因為村裏一片荒涼，土大風多，土地貧瘠。當時隻有三口公用的井，全部是土房。

史和他的兩個兄弟、一個姐姐過去都住在村子東頭，靠近他父母住的院子。解放後，史一家搬到現在住的院子裏。一九五四年在這裏蓋起了村裏的第一所磚房。史的第二個兒子在一九五七年在院子裏自己蓋了房。一九六四年他大兒子一家搬進了自己蓋的新房，那就在隔壁的院子。史的哥哥、姐姐已經死了。他的弟弟七十歲了，有兒孫三十人，也住在村裏。

解放前生活很差，雖然史家的生活比起別家來還稍微好些。史的父親有三畝地，每年打的糧食隻能吃到秋天。到了冬天簡直沒法過。他痛苦地回想起一個寒冷的冬天，他挑了二百斤重的兩桶酒，從地主家走四十多裏地到城裏去，路上又滑，還要過一條木橋。這樣，他才掙到二十個小錢（不到十分美金），隻吃到一碗攙了石屑的小米粥。

史結婚時二十一歲，老伴那時十七歲。老大娘說，他們結婚是媒婆包辦的。她在婚禮舉行之後才見到她的丈夫。那天晚上，她蒙上一塊布，被人偷偷地從她的村子抬到她丈夫的家裏。直到解放之前，村子裏還流行著傳統的包辦婚姻。即使現在，父母的權威和夫權在村子裏還是很大的。兩性之間公開表示愛慕還會受到非難。已婚夫婦很少把對方稱為“愛人”，而是說“孩子他爸”、“孩子他媽”。這方麵的變化很慢，但是變化是明顯的。我們房東的頭兩個兒子直到結婚那晚才見到他們的媳婦。第三個兒子和大女兒的對象是老倆口給他們介紹的，他們在結婚前好幾年就認得對方了。他們的小女兒已是新的一代，今年五月剛結婚。她通過朋友的介紹，和對方來往了好幾個月，決定結婚之後才征求父母的意見。他們響應毛主席關於晚婚的號召，她今年二十九歲，她的丈夫三十歲。現在她在鄰近生產大隊的一個小學裏教書，但是仍和娘家往來密切，星期天或休息日都回來。

史的一家人有著共同的目標和深厚的感情，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雖然他們會把一切都歸功於毛主席，而我們認為，也是由於有象史家這樣的精神和毅力，中國才獲得了新生。

我們到達蘆溝橋的第二天就去參加勞動。貝思和我起先分配到場上打穀和扇糠皮。農民們敏銳地看出戴爾比較不能幹重體力活，喜歡比較安靜的工作。由於她的職業關係，她想參觀兒童福利設備。他們就把她分配在選種棚裏，地點就在托兒所院子的旁邊。和她一起幹活的是老年婦女，常常還有村裏的兒童。她的工作是挑選麥種，把好的和癟的分開，把有生長力的和不能發育的分開。

場上活躍非凡，而且十分美麗。騾子拉的大車隆隆地從表地來到場上，車上裝滿了金色的麥捆。這些麥子是人用鐮刀收割的。麥捆卸在一個電動打穀機邊上，堆成一大堆。打麥機的裝置很原始，安了一個馬達，機器上麵是一個沒有蓋的漏鬥。人們把帶麥穗的那頭塞進漏鬥裏用機器把麥穗粗粗地切下來，然後由傳送帶送進高速轉動的兩個滾軸之間，於是分開了的麥粒和麥殼一起噴出來。打麥機噴射的方向和風的方向是交叉的，所以較重的麥粒都落在機前，較輕的麥殼則象煙霧似地被風吹到一邊去了。在這金色的海洋裏組成了一條不斷運轉的生產線：農民們有的把一捆捆的麥子塞進打麥機，有的專管把麥粒還未脫淨的麥秸耙成堆，有的專管把這些麥秸再倒入打麥機重打或吹風。因為這種做法效率很低，麥子得揚七八遍才算是幹淨。麥子揚過一遍之後，在揚二遍之前，農民用一把長把的柳條掃帚，很輕巧地把麥粒堆麵上的碎麥殼掃向一邊，然後又比較重地往另一方向掃，把幹淨的麥粒聚在一起，越聚堆越大。

這樣打過幾遍，麥粒都打淨之後，用三叉把麥秸裝上一輛馬拉的大車上，運到儲草堆那邊。三叉很漂亮，不是人工做的，而是從一種特殊培養的樹上砍下來的。這種樹在一個莖節上長三個枝。人們把中間的一個枝弄直，邊上兩個枝掰開成直角，然後再弄彎和中間的一股平行。三叉從樹上砍下來時約有六英尺長，之後把皮剝掉，就成為非常輕巧而結實的工具。三叉的抗張強度很大，可以用三叉很輕巧地叉起一大堆麥秸挑到大車上。拿三叉幹活是很愉快的。

搬運大堆麥粒或裝進打麥機，都是比較繁重的勞動。幹這些活，要用木鍁，更多時候是用柳條編的大簸箕。這種簸箕能搬運相當重量的麥粒。我和貝思彎下腰，把大簸箕塞進麥粒堆，盛滿之後，直起腰把簸箕端到打麥機旁，把麥子倒入機器內，再回去運第二趟。這樣來回走好幾百次，我們倆都感到很累，老要停下來喘口氣。可是農民們雖然個子不大，看上去肌肉也不很發達，卻全都不停地幹，一直到規定的休息時間才歇。

我們在場地幹活的時間最長，也最滿意。我們很喜歡和農民一起幹活，唱歌，開玩笑，和他們濟濟一堂，分享他們對豐收的自豪感。雖然這一年天氣幹旱，但是收成比往常好，原因顯然是公社的抽水機有所改進並利用了地下水源。

最後打幹淨了的黃橙橙的麥粒堆在有足球場那麽大的場地上，麥秸整齊地垛在四周，用過的工具都擦幹淨了放在場四周的棚裏，大家準備好分麥子。分麥子的前一天，忽然要下陣雨。農民們完全不存僥幸之心，立即把堆在場院邊上一捆捆席子打開來，從下往上一領壓一領地把麥粒遮蓋起來。除非是傾盆大雨，一般的暴雨都會順著席子往下流到地上，使麥粒不致受潮。

他們使用了同樣的方法來處理麥秸。麥秸是留下來墊豬圈和送工廠去造紙的。他們把較長的麥秸堆成垛，然後再用麻袋裝上碎麥秸扔到垛頂上。有一人在上麵把碎麥秸倒出來，把垛頂上有窟窿眼的地方填上。這樣，在下大雨時，雨水可以往外流;盡量不讓雨水流進垛裏麵，爭取麥秸少受損失。有時候，最後還得在垛頂上抹一層細泥，這樣就更加不會透雨了。

小隊分麥子的那天，場地裏人聲嘈雜，人心特別興奮。各家各戶的管家人都在場地裏。人們用簸箕把打幹淨的麥子裝進麻布口袋，然後用麻繩把口緊緊紮上。兩個農民扛著一根扁擔，把全部麥子一袋一袋過秤。會計把每一口袋的重量都登在本上，還用一把算盤打出總數。當全部麥子都裝進了口袋之後，把它分成兩大部分：一份是分給各家的口糧，一份是公糧。後者要運到中心糧庫去，然後由政府統一調撥，運往北京市場出售。我們的農民朋友們全年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就來自向國家出售糧食所得的利潤。他們幹了好幾個月了，總收成不錯，他們希望收入也能相應地增加。這裏和馬陸人民公社一樣，每個農民本人的份額是按小隊自己定的方案分配的。幹活多的自然多得，大家公認幹活低於一般標準的人要少得。當然有些農民會感到失望。不過我們看到了和我們一起幹活的農民，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相結合的推動之下，幹的活都是高標準的，很難想象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會很大。

送往集體糧庫的糧，由兩人合搬一個口袋，裝上一輛馬車。我也幫著搬口袋，夥伴們翹起大拇指，表揚我，這對我是最大的酬勞了。

我和貝思還在稻田裏幹了幾天活。因為稻田離我們住的地方大概有二裏地，就在靠近公社邊上鐵工廠那裏。我們由老張帶領，借了自行車，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蹬著車去幹活。

在稻田裏，人們不僅要使莊稼長得好，還要安排得美麗好看，這就產生了一幅難忘的景象。每一塊稻田四周都有用手和鍬細心修起來的土埂把水保存在裏麵。每塊稻田灌了水之後，用牛犁鬆耙平，使整個底土鬆軟，適於秧苗生長。稻秧現在已有六英寸左右高，綠油油的。我們的任務是沿著狹窄的小道走到秧田邊上，蹲下來拔稻秧。這就是說，把秧苗一把把從秧田裏拔起來，注意不要傷了根，要鬆開土，輕輕地拔。如果根上粘了泥土，就在水裏涮幹淨，然後用一根稻草攔腰捆成小把。女孩子用柳條筐把捆好的秧苗挑到已經準備好的稻田邊上。稻田裏，婦女們戴著大草帽，站在膝蓋深的寒冷而混濁的水裏，靈巧地把秧苗分開，把根插進泥土裏。一天工作下來之後，稻田裏又是一番景色，水麵上露出了間隔整齊的綠秧苗。這是一項令人滿意的、很愉快的工作，可是對我說來卻十分難受，因為我這美國肌肉經不起長時間的蹲。但是老張早就料到了我的困難，給我帶來了一隻小板凳，這使我幹起活來舒服多了。農民們對此感到挺好笑。

一些公社的中學生也來幫助拔秧苗。他們每星期到地裏勞動半天。這一夥孩子興高采烈，似乎比大人更對我們感興趣。有一天，我們在稻田和玉米地之間的幾棵楊樹底下休息，他們唱起歌來了，唱了幾支之後，就向我們挑戰，要我們唱美國歌。我和貝思就唱了一些古老的流行歌曲。

在院子裏，音樂也加深了我們同他們之間的日益增長的友誼。我帶著笛子，偶爾在晚飯前吹一會。笛聲一響，孩子們就圍攏來，觀察我的手和嘴唇的每個動作。他們一定要貝思和戴爾伴唱。過了一些日子，等到這些歌曲聽熟了之後，到了合唱的部分，他們也一起唱起來。貝思帶了口琴，每次她一吹，孩子們就圍攏來。戴爾有時候在院子裏輕聲地給小不點兒唱歌，邊唱邊教英語，使得老老少少都學會了用英語說鼻子、眼睛、耳朵、下巴、嘴、頭發。我們也學會了一些很有用的中國人的日常用語，大大地擴充了我們在四個月的“漢語速成”班上學到的一些貧乏的辭匯。

我們的生活和公社完全融為一體了，我們越來越感到我們成了公社的一個部分，仿佛我們可以長期地在那裏住下去。我們還參加了一些其他勞動：如給西紅柿和黃瓜搭架子，在西紅柿地裏除草，摘扁豆。雖然這後一項工作有許多動作很別扭，但是幹起來很輕鬆愉快。首先，我們鑽進兩行豆子裏麵。豆秧都攀在竹竿搭的架子上，架子底下兩邊叉開，上麵紮在一起。到了裏麵，蹲下來，貓著腰，流著汗，摘扁豆。豆子長得很密，我們的籃子一會兒就裝滿了，得掙紮著走出去，把豆子倒在地頭的口袋裏，又鑽回帳篷似的過道裏再摘。在那裏工作的年輕婦女又唱又講，又嗬嗬地笑個不停。

西紅柿地裏特別充滿了同誌式的情誼，因為隻有女青年團員才在這塊地裏勞動。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視察中國各地的合作社時曾到過這一塊地。之後一個月，他就發出指示，讓全國的合作社轉變為公社。為了紀念這一件光榮的事跡，這塊地上一直種植西紅柿，由共青團員管理。

在這些又長又艱苦的勞動日子中，我們樂意分擔他們一份工作，這使我們受到了這個集體的相當熱烈的歡迎。當然我們也很高興看到許多農民起初對我們持有保留態度，現在已開始不再這樣了。特別使我們感受深的是他們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的政治學習和批評會。

在蘆溝橋，就象在全中國的每一個公社和工廠裏一樣，每個勞力必須經常參加政治學習會。我們的小隊每星期舉行兩次，一般是在午飯之後上工之前。會議開一個半鍾頭左右，有時超過一些。開會，對我們的農民朋友來說，是件平常的事，而對我們則不然!果然不出所料，這一次李明德的陪同和他那明晰、敏捷的翻譯比任何一次都更令人感到愉快。

會議在一個棚裏召開，地點在靠近場地邊上的一所房子的蔭涼處。會議開始了。一個農民從人堆裏站出來，拿了一份印好的稿子，向大家念了關於如何做好工作，完成收割任務。在談到某一點時，講話的人為了強調自我犧牲的必要性，舉了著名的加拿大外科醫生諾曼·白求恩大夫的英雄事例，他在為長征以後的八路軍服務的時候犧牲了。講話的人接著強調不同的工種應該互相配合。

他剛講完坐下，一位政工幹部精神飽滿地立刻走上前來講話。他沒有稿子，長篇大論地談了即將完成的小麥收割情況，還談到即將開始的大麥收割計劃。雖然他表揚了麥收搞得不錯，可能是個大豐收，但是他指出公社糧食還不能完全自給，每年還需要買進麥子，這是不好的。他提到了增加生產的辦法。接著他講到對於蔬菜和田間管理也必須適當注意，要“保持幹勁”。他表揚了一些婦女，說她們“幹得比男的都好”，還表揚了有的人晚上加了班。

之後，生產隊長老張站起來講話，主要談了那二十畝高粱和小蔥。他表揚了一些同誌的大公無私的精神，他們一直幹到早上四點，接著五點又下地幹活。他說由於他們的努力，雖然今年幹旱，高粱畝產可達四百七十斤，比去年約增加百分之十五。他強調說：“所以能做到這一切是因為我們實行了毛主席的教導”。於是他轉向我們說：“甚至來自遠方的美國朋友也來幫助我們這個生產隊，為公社的工作作出貢獻。”他利用我們在場這一點來號召大家加緊幹活，“爭取在月底結束夏收”。

他結束講話時要求大家學習我們不辭辛苦的勞動;接著要求我們以外賓的身份提點批評，我們謝絕了，於是他又征求其他人的意見。

一位女青年團員起來響應，她說的隻能算是一番鼓勵士氣的話。她說，雖然天氣又熱又旱，她保證要很好地完成任務;因為八月和九月天氣還要熱，她要求大家趕上她那個小組。另一婦女為這種精神所鼓舞，站起來支持她的意見。雖然她還很年輕，她保證超額完成任務。“黨員和團員都已經帶了頭，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這時候，一位結實的長了胡子的農民提出一個新的內容。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幹得不錯，但是我們工作中最薄弱的環節是什麽?在這方麵我要批評隊長們。糧食是農民的寶，但是地裏還丟了不少。我們沒做到顆粒還倉。還有，對蔬菜也注意得不夠。西紅柿、黃瓜和別的蔬菜正是長得最旺的時候，應該抓緊摘，供應首都的居民。”

這一批評促使老張站起來講話了。他承認，他在組織麥收中有某些缺點;此外，他說，他不應該忽略蔬菜和其他的事。他說，收麥子時有的人很細心，有的人不是這樣。他說，隊裏人人都應當家作主，應該改進自己的工作。

我們和老張一起走回家，坐在樹蔭底下喝茶。對領導的批評似乎對他有些壓力。他說：“一個文盲管五百畝地和五百口人是不容易的”。他這樣原諒了他自己沒把生產隊管好。我們提醒他說，自從公社成立以來他就被選為生產隊長，快擔任了十五年了。如果管得不好，別人不會把他撤了嗎？他笑了笑，說這是因為他的朋友們都照顧他的心情。後來我們從別人那兒了解到，老張是大家公認的全社最能幹的生產隊長之一，聲望很高。他的妻子抱怨他為生產隊花那麽多的時間和精力，連自己家的院子都不管，他家的院子和鄰居相比就差遠了。他還由於家裏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欠了隊裏的債。雖然他當隊長，可是收入並不比一般的好勞力多。

我們去參加這一會議時，就了解到不斷進行政治教育是社會主義國家生活中的現實，事實證明也是這樣;但是我們離開會場時卻有了新的認識。“政治掛帥”確實體現在現實的生活之中，有效地把中國團結起來，共同努力。農民們理解這一條，並且尊重它，但認為無需經常開長篇大論的會。另一方麵，這些會議給了他們一個更為寶貴的權利，即有機會就直接影響他們生活的問題提出意見，例如民主協商各種作物種植的麵積，規定灌溉或田間管理的責任，對工作進行批評等等，這是民主生活的典範，盡管北京規定的全麵的生產指標是不能改的。還有，姑且拋開私有製和公有製的差別不談，要使人真正感到滿意——這個因素對這裏的農民，和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的農民所起的作用，似乎沒有很大不同——讓農民共同努力，要讓他們清楚而又直接地看到他們的勞動成果，從而感到滿意，這也許不如政治教育那樣明顯，但肯定比政治教育更能夠有力地把農民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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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了事實真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