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導報
暢言歐洲時事，兼論曆史文化，點評社會人物，囊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文學、藝術……
八九學運已經過去了三十年，那一代人中的許多人已經淡忘了當年的悲憤，新一代人中許多人還不了解、或隻是膚淺地了解當年的事件，這就是中國政府想刻意達到的目的：用掩蓋曆史、篡改曆史的手段，將當年的這一罪惡從人們的記憶中、從曆史上抹去。但因為這一事件發生得過於慘烈，過於驚心動魄，它不僅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也成為世界曆史的集體記憶。其對整個世界的衝擊，可能不亞於二戰中日本偷襲珍珠港。
上圖：2019年6月4日在德國議會廳舉行六四30周年紀念會，綠黨議會黨團主席Goering-Eckardt親自主持
··· 六四時德國社會的劇烈反應 ···
在西德，就在六四大屠殺發生的次日，不僅全德所有大城市、所有大學都自發地發起抗議活動，發起對北京六四死難者的悼念活動，甚至許多德國小鎮，有史以來沒有發生過任何遊行抗議活動，這次也破例發生了。1989年6月10日，德國議會四個黨團共同提案對中國政府屠殺人民的譴責案，議會中全票通過。一個星期後德國議會感覺還不夠解氣，又以同樣的譴責案文本再次在德國議會表決，又全票通過！這在聯邦德國議會的曆史上還未發生過第二次。
就在那場事件中，德國議會和政府做出了一係列對華政策的改變。例如，
一、促成歐盟對華軍備禁運，該禁令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對中國工業技術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因為許多高科技產品，既是民用產品，也可以成為軍用產品，所以都被列入禁運名單。溫家寶下任前夕專門趕赴德國和其它歐盟國家，想遊說歐盟能夠開禁，結果四處碰壁。現在有南海爭端和南海軍事化傾向，歐盟就更不可能對中國開禁軍火貿易了。
二、六四大屠殺後，德國或歐盟沒有對中國經濟製裁（外界說經濟製裁不準確），因為在一個自由經濟世界，誰也不能阻止誰去做生意，反而現在被美國搞得有點外貿不太自由了。德國唯一做的“製裁”是，不再對想去中國新投資的德國企業作擔保——對通常海外投資隻有經濟風險，而到專製國家投資還要加入政治風險，所以希望獲得本國政府的擔保——這個禁令是在1992年部分取消的，因為原東德地區的一個造船廠得到了中國兩艘大型貨輪的訂貨，如果沒有德國政府擔保，該船廠就不敢接單，擔心如果中國發生政治變化而血本無歸。
三、德國各州政府發布行政令，所有1989年10月31日前來德國的中國學生學者都可以無條件獲得德國居留延長（Aufenthaltsbefugnis）。上世紀90年代中葉德國總理科爾訪華，中國政府向他談判說，認為德國可以以任何形式將中國學生學者留在德國，但不希望以這樣六四為背景的形式。科爾馬上表示：這是我們討論的禁區，這不是我總理所能問津或幹涉的事情。
四、明確德國政府對華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此後舉行的每年一度的中德法治國對話等，以及近年派醫生前往中國看望劉曉波、德國總理成功邀請廖亦武、劉霞來德等。
如果問“六•四”後歐美國家對中國產生了什麽態度變化，則最大的變化是：
西方民間：本來都以為中華民族盡管貧困了一些，但那是一個善良、崇尚和平的民族，所以都願意無償地幫助中國。經曆六四後才恍然大悟，中國專製政權居然可以這樣殘暴地對付中國人民，一點不亞於納粹政權。例如筆者當年擔任助教的德國大學，德國教授們全力培養中國學子，希望他們學成歸國促進中國科技。六四後那些教授驚呼，怎麽能把這麽聰敏、溫和的學子送給這樣殘暴的政權？最好全留在德國。
西方政界：以前大都討論中國經濟發展、西方企業到中國投資、為中國建設培養人才等；六四後，西方社會開始關注中國人權狀況，西方政界將中國人權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例如當時任全德學聯主席的筆者，1991年將《中國之春》上發表的一份103名政治犯名單遞交給德國經濟部長莫勒曼（Juergen Moellermann）。經濟部長訪華期間，當麵對著李鵬與朱鎔基，以德國政府的名義，要求中國政府對這份名單的每個人的下落給予解答。這事件轟動歐洲，後來許多西方政治家訪華時，都會帶上一份政治犯名單。
中美關係：西方原以為中國經濟發展了，自然會帶動中國的民主進步，30年下來，這種假設全部落空。如果不對中國經濟製裁，不久的將來，一個經濟龐大、技術先進的北朝鮮式專製政權將威脅整個人類（索羅斯在2019年1月瑞士達沃斯國際經濟論壇上發言）。所以，歐美對華貿易戰針對的不是中國，更不是中國人民，而是針對中國專製政權。美國談判中所提出的許多要求，就是要求中國實現法製，中共政權要將一部分經濟權力還給人民。
··· 北京大屠殺與東歐劇變 ···
1989年是世界、尤其是東歐世界巨變的一年，六四大屠殺成為1989年第一幕血腥。於是許多人認為，是北京的八九民運促進了東歐劇變。其實不完全如此。例如
波蘭：1989年2月執政黨與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6月4日舉行首次民主大選，團結工會的瓦文沙當選為總理。本來，波蘭共產黨盡管將總理位置讓給反對黨，但保留軍權，必要時可以重新當政。但北京大屠殺對這些共產黨人當頭一棍，共產黨也會如此殘酷地與民為敵，所以波蘭共產黨放棄了軍隊這道最後防線。
匈牙利：1956年匈牙利事件時就想實行民主政治，被鎮壓。1989年2月執政黨就宣布開始多黨政治，黨內改革派與要求民主的黨外團體和社會力量結合。主動與西方、尤其與鄰國奧地利交往，取消邊境的鐵絲網等。10月23日修改憲法，確立多黨製和議會民主。
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想實現現代民主，被鎮壓。1989年11月17日（國際大學生日）的天鵝絨革命發生在北京六四之後。當月28日捷克共產黨宣布取消一黨專製，12月29日全民大選，剛出獄的哈維爾當選為總統。
羅馬尼亞：東歐劇變中唯一流血的國家。1989年12月16日羅馬尼亞西部的匈牙利人發起抗議，被鎮壓。21日黨主席奇奧塞斯庫在一次集會上演說，被下麵群眾喝倒采，警方血腥鎮壓，鏡頭被電視台現場轉播發向全國，激怒全國人民。奇奧塞斯庫下令首都戒嚴，命令國防部長瓦西裏•米列亞出動軍隊鎮壓，米列亞拒絕：“軍隊屬於人民。”，人民軍隊的槍口不準對著人民（中共口號：軍隊姓黨）。米列亞自殺身亡，引發了軍隊倒戈，站在人民一邊對付奇奧塞斯庫的警衛隊.奇奧塞斯庫夫婦逃離首都，專製政權土本瓦解。
··· 北京大屠殺與柏林牆倒塌 ···
唯有德國社會公認，德國柏林牆倒塌與北京六四有直接關連。八九民運十周年時，前東德共產黨總書記埃貢•克倫茨（Egon Grenz，1937.3-）寫過一篇回憶錄，發表在德國《明鏡周刊》，回顧1989年前後東德劇變前夜的往事，筆者曾翻譯全文發表在《萊茵通信》雜誌的1999年第三期。
上圖：1989年10月18日，克倫茨與昂納克在東德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
北京六四發生後，一些東德異議人士就寫抗議信遞交給中國駐東德使館。僅僅在東柏林就有兩座教堂，分別於6月25日和28日對六四屠殺舉行悼念和抗議活動。而且，社會上抗議專製的風聲越來越緊，東德共產黨就以北京大屠殺來威脅東德的抗議民眾。德共主席埃裏希•昂納克的妻子、擔任26年東德人民教育部部長的瑪爾果特•昂納克（Margot Honecker），就北京大屠殺表示：“社會主義必須用武器來捍衛！”埃裏希•昂納克也給黨中央的報告中明確下令：“要將這樣的（抗議）活動窒息在萌芽中。”——在東歐陣營中，東德是比較左的，鎮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就是東德共產黨提出，並且東德代表華沙條約國出兵布拉格。
為了聲援北京政府，也是為了取經，1989年9月克倫茨帶領東德共產黨代表團前往北京訪問，接待他的是新上任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出乎克倫茨意料的是，整個天安門廣場死氣沉沉，江澤民絲毫沒有任何“鎮壓反革命”後的凱旋氣氛，而是無可奈何地聲聲歎息說，中共在處理學生運動上沒有經驗，才搞成這樣——之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已經趕赴北京對鄧小平說：你惹大禍了，現在時代不同了，怎麽能以這樣的手段鎮壓民眾？鄧小平才知道問題嚴重，十月份就辭去軍委主席職務，試圖逃避鎮壓人民的惡名。
克倫茨到北京被澆了一身涼水。10月2日回到東德後，東德媒體不敢多作報道。他馬上秘密召集最親近的同僚，告訴他們，如果東德發生政治事件，千萬不能采用“北京方案”——“北京方案”已經成為國際政治上暴力鎮壓遊行者的專有名詞。10月8日在中央安全部的會議上，克倫茨分析了局勢，明確表示：必須采取和平方式解決任何衝突，采用暴力將一事無成。他的談話獲得了與會者、尤其獲得了將軍們的一致讚同。
但黨主席昂納克反對這樣的“投降路線”。在雙方爭執不下的時候，10月1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國家安全部（Stasi）部長米爾克（Erich Mielke）也明確表示，反對暴力鎮壓民眾。由此，昂納克在黨內步步失勢。直到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政治局民主選舉，克倫茨替代昂納克擔任了東德共產黨主席，從而保證了東德政局的和平轉變，直到11月9日柏林牆倒塌。
上麵這些往事，克倫茨早在“六•四”10周年時就已經詳細提及，但德國社會沒有因此將北京大屠殺與德國柏林牆倒塌聯係在一起。直到“六•四”30周年的今天，德國媒體才普遍地將這兩個事件聯係在一起。所以，德國民眾相比其它歐美國家民眾，對北京“六•四”死難者更多一份關懷之心。
··· 德國社會紀念六四30周年 ···
這次“六•四”30周年紀念，德國所有大型報刊，如法蘭克福匯報、法蘭克福環視、南德日報、柏林早報、世界報、時代周刊、明鏡周刊、星周刊、焦點周刊等等，包括許多地方報刊，德國之聲與北德廣播電台等，都作了對“六•四”事件的介紹和回顧。德國電視一台ARD、電視二台ZDF等，不僅作了報道，而且分別作了幾個、每個近一小時的專題節目，介紹這一慘烈的曆史事件。
電視鏡頭中出現的人物，大都采訪當年的當事人，例如多位當年（30年前！）德國媒體的駐京記者，德國駐京使館官員，尤其拍攝下著名照片“坦克人”（Tank Man）的美聯社記者Jeff Widener。他在“六•四”20周年時作為英國BBC記者，又去北京故地重遊，在天安門廣場邂逅了來自德國漢堡的女教師Corinna，後來結為連理，他現在定居在德國漢堡。就如他所說：我的命運與北京六四聯係在一起。
采訪的中國當事人有王丹、吾爾開希、周峰鎖、方政、廖亦武等。可以說，德國媒體就連對柏林牆倒塌，都還沒有作過如此詳盡的報道和介紹——6月4日，也成為德國社會的紀念日。
2019年6月3日，德國政府人權專員Baerbel Kofler女士代表德國政府，發表了“六•四”紀念文。她說，“暴力鎮壓北京民主運動已經30周年了。我們不能忘記、也不可能忘記當時在北京發生的一切。聯邦德國政府悼念30年前所有在這樣無情行徑下喪生的人們。同時我呼籲中國當權者，立即釋放所有受到1989年6月4日牽連而被關押的人。要保障所有死難者家屬懷念自己親人、其他人悼念死者、及討論當年事件的權利……必須立即釋放所有因為秉持八九民運精神、和平投身人權與民主而被捕的人士。”
6月4日，德國議會基民盟黨團人權和人道委員會主席Michael Brand，代表基民盟（執政黨）發表新聞發布，他將中國軍隊6月4日鎮壓學生的行為明確定義為“大屠殺”（Massaker/massacre）。他指出，“天安門大屠殺的圖像已經深深地刻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kollektive Gedaechtnis / collective memory）……血腥鎮壓30年後，我們依然要求中國政府公開處理這一黑暗的篇章。盡管中國當權者一直試圖將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的軍事行動從人們的集體記憶中抹去，但我們不會忘記那些在1989年春天、在那場血腥鎮壓中喪生的人們。盡管那些死亡的人數迄今不詳，但（德國）基民盟議會黨團感覺，我們的心是與這些死難者聯係在一起的。”
歐盟外交專員Federica Mogherini也在六四30周年時代表歐盟作出新聞發布：“我們一直關注著中國是如何壓製觀點自由、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1989年6月4日到底死難了、失蹤了、被捕了多少人，或許我們永遠都無法知道。但這對我們下一代非常重要。”“歐盟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被捕的人權人士，其中有黃琦，高智晟，葛覺平，王毅，許林和陳嘉虹（音）。”
無獨有偶，中國政府的外交活動也不看看日期，王岐山恰恰就選擇在“六•四”30周年紀念日的前夕、5月30日至6月2日訪問德國，據說要與德方談談中德經濟貿易關係。綠黨外交政治家Juergen Trittin警告德國政府，首先要與中國政府談判的不是經濟，而是人權；不是要暗暗地談，而要在公開的記者鏡頭前談，“恰恰就在天安門運動被鎮壓30周年之際。”
顯然，這次王岐山訪德日子不好過，沒有看到一張歡迎的臉，訪問結束時也沒有一場通常都會有的共同記者招待會，更沒有“國宴款待”。盡管中方媒體似真似假地報道了點滴王岐山與德方政治家的談話內容，德方媒體卻沒有作任何報道，談話內容也沒有公開。王就這樣空手回京，還得擇日再來。
6月4日，德國綠黨舉行了兩場“六•四”30周年專場討論會，由綠黨議會黨團主席Katrin Goering-Eckardt主持。第一場討論當年“六•四”大屠殺前後的政治背景、發生過程、以及對世界政治的影響。第二場是麵對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以及與之相關的國際社會。
討論會中，不僅邀請了許多德國政治家（議員）和學者、人權組織主席等，還邀請了中國作家周勍。出乎意料的是，這次還邀請了2018年被德國批準為政治難民的香港流亡人士黃台仰和李東升——這說明，德國法院首次確認香港已淪為有人權踐踏的地區——他們要討論香港新推出的、意味著香港法製大倒退的逃犯引渡法。
上圖：黃台仰和李東升在德國外交部前
一個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慘案，牽動了遠隔萬裏的德國民眾的心，而且，過了30年都沒有改變，一如既往地悼念“六•四”慘案中喪身的人們。就如瑞士《巴塞爾報》6月4日的評論中所述：隻要在中國禁止討論“六•四”事件，國外就要提供平台，讓人們充分地討論這一曆史事件，悼念這一事件中的死難者。
請看這篇文章中附帶的第一張照片，內有德文： “30 Jahre Tian'anmen-Massaker”，譯成中文 “天安門屠殺30年”。 但事實上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未發生屠殺，這是諸多在場的人物事後都說過的，包括所謂 四君子中的 侯德健、劉曉波，都出來辟過謠。 美國紀錄片製作人 Maya Hinton 所作的紀錄片《天安門》，也記錄了當時身在廣場的美國教授的證言，說的十分清楚，“That didn't happen.” 認為自己讚成民主運動的人，特別應該盡量讓曆史存真，不應當認為 這種謠傳對自己的主張有利，就放任它流傳而不去更正。 要主張民主，那麽最起碼的 不說假話，不容忍假話 的原則應當能夠做到。 否則也必定是 虛假的民主，意淫式的自由。
有些人一聽我說這些，就要叫道，中共也沒有說真話，等等等等。 但是，這與你說不說真話有什麽相幹呢？ 難道你心目中的敵人有過肮髒邋遢的先例，就給了你藉口，使你也可以借故不洗澡，弄得自己也肮髒齷齪嗎？
還有人說，天安門廣場上雖然沒有過屠殺，但其他等等等等地方有過死傷。 那麽你如果要去紀念，也就有澄清的義務，不能有意無意地以訛傳訛，故意混亂事實真相，心裏還想，能夠多潑一些髒水到中共頭上，都是情有可原的。 我必須說，任何有意無意地散布謊言，混淆真相的人，無論他的立場與觀點為何，都失去了道德的高度。 無論什麽製度，什麽意識形態，什麽經濟政治的理論，請先從 實事求是 開始。 並且在要求別人、別的政黨做到任何原則的時候，請先從 你自己同時能做到 開始。
竟然還有這麽多中國人也跟著瞎起哄。要是中國成了分裂的蘇聯，死的人會更多，那時候他們幸災樂禍的嘴臉露出來時，你們後悔還來得及嗎？
中國發展起來，強大起來，才是對他們最好的回擊。
很多中國人不了解文明社會怎麽看中國，中共洗腦還是卓有成效的。
很多中國人不了解文明社會怎麽看中國，中共洗腦還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