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躍君：西方墮胎的文化與政治思考

內容提要：197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一個判決，懷孕28周內容許墮胎。2022年6月24日推翻該判決，意味著美國許多州將很難合法墮胎。墮胎是孕婦的自主權，禁止墮胎是未出生孩子的生存權，此文在於介紹歐洲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三大文明以及歐洲近代對墮胎問題的觀念和法律，以反思人與人道主義。

墮胎，不僅是個現實問題，也是個曆史問題；不僅是文化宗教問題，也是政治法律問題，至少在歐洲已經爭議了兩千年，法律上也改來改去兩千年。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11），全世界每年有2.10億婦女懷孕（40%不是事先計劃），成功出生的孩子1.35億，這7500萬未出生的孩子中，居然有4200萬是被墮胎，其中2000萬合法墮胎，2200萬非法墮胎。

占婦女人口的墮胎率（2008）：歐洲2.7%（西歐1.2%，東歐4.3%），北美1.9%，亞洲2.8%，非洲2.9%，拉丁美洲3.2%。

8324萬人口的德國，全年有10萬婦女墮胎（2020）：未婚者57814人，已婚者38286人，寡鰥者182人，離異者3666人。

墮胎的醫療安全性（1995-2008）：非洲3%，拉丁美洲5%，亞洲35-60%，東歐87%，西歐、北美和東亞（日本）幾乎100%。

本文無意評判墮胎本身的是與非，而是通過介紹西方曆史上、文化上對墮胎觀念、墮胎政策法律的演變，來看西方社會對“人”的理解——對“人”的觀念是一切社會活動的核心。

墮胎：孕婦的自主權與胎兒的生存權

引起新一波對墮胎問題爭議的，是2022年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作出判決，推翻了在美國婦女墮胎權問題上有裏程碑意義的“羅伊訴韋德案”（Roe vs. Wade，1973）。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判決認定，美國憲法中的自由權也包含了孕婦墮胎的自由權。現在，美國許多州的女性就有可能失去合法的墮胎權利。消息傳來，西方世界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響。

讚同者更多是基督徒，應當也包括伊斯蘭教徒：按照《聖經·舊約》，人的生命是上帝賜予，至高無上，怎麽能因為家庭、經濟等原因來人為地墮胎，剝奪一位尚未出生孩子的生命？——僅僅從基督教義來解釋不能墮胎，對基督教社區外的人來說就顯得理由牽強，墮胎的背後涉及到許多現實的社會問題，基督教會也不能熟視無睹。

圖一、美國婦女遊行抗議最高法院取消墮胎保護的判決。

反對者更多是女權主義者， “生殖權（墮胎權）是婦女自身的權利。”——這裏也有一個誤區：墮胎除去的不是一個物，而是一個人。在一個文明社會，人的生命具有最高價值，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問題或一個國家政策容許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如果墮胎是孕婦的權利，是國家的政策，則生存就是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權利，孕婦或國家沒有權利或權力剝奪孩子的生存權。要指出的是，孩子為父母所生，但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產，更不是國家的公有財產，而是一個個具有人性尊嚴、受到最高等級保護的獨立個體。

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是看這個社會的強者如何瀟灑地活著，而是看這個社會的弱者如何生存。胎兒是沒有抗爭能力、甚至都沒有表達能力的社會最弱者，整個社會就要肩負起保護他們的義務。

但墮胎畢竟是一個非常非常現實的問題，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家庭生活。在世界曆史上，無論在基督教世界或伊斯蘭教世界，其實也考慮到基本教義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妥協，並沒有完全杜絕墮胎。為了避免過分殘暴和非人性的現象出現，對墮胎設定了一定限製：通常懷孕三個月內容許墮胎，三個月以上再墮胎就屬於犯罪，犯罪者包括自願墮胎的孕婦、縱容或脅迫墮胎的丈夫或第三者、實施墮胎的醫生。有的西方地區控製更嚴：隻有威脅到孕婦健康或生命、或被強奸而懷孕的，才容許合法墮胎。

人道主義：人與動物的區別

一個人可以去殺一條魚、一隻雞、一頭牛，唯獨不容許殺害一個人。同樣道理，一個人可以丟棄自己的一件衣服、一個首飾或任何一個物品，唯獨不容許丟棄存活在自己體內的一個胚胎。為什麽？就因為“人”不是物，也不是其它動物，“人”在人類社會中享有最特殊的地位，這就是人道主義的本源。對未生者（胚胎）或對已死者的敬重，就是根源於對人的敬重。所以，自古以來對墮胎問題的爭議和法律，其實就是在文化上、尤其在宗教中對“人”的理解，並通過政治途徑來實現對人（胚胎）的法律保護。

人在世上存在幾百萬年，也沒人去問一下自己：人與其它動物有什麽區別？教科書上定義：人是高級動物——高級在哪裏？近代歐洲人類學界還認為，人是自然界的殘廢動物。貓有自己特定的生存空間，本能地知道如何生存，它的所有行為，所有器官——夜色中能看見東西的眼睛，彈跳力很強的四足，飛躍運動中身體平衡的能力——都圍繞著生存。“動物與他的活動方式是一體的，它就等於它的活動”（馬克思）。所以，動物世界幾萬年來沒有變化，沒有“進步”。

而人沒有本能的生活方式：既沒有特殊的身體器官，也沒有特定的生存空間，必須靠改變環境來適應自己的生存，或相反。因為人類有這樣的生理缺陷，無法獨立生活而隻能群居生活，以與自己的同類互補殘缺，這就形成了人類社會。維持社會的和諧共處就需要人有理性，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敬互愛。理性產生文化，文化形成道德，以道德來維係人類社會的相處和延續，又靠人的欲望來推進社會發展……所以，人類社會倡導人道主義，不僅僅是一個理念和教條，而是一個社會現實，在東西方文化中都充滿了這種人道主義文化——中國文化中也有“人命關天”一說。“人為天地之心，萬物之靈。”（禮記，朱熹）
《世界人權宣言》開篇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在尊嚴和權利上平等。他們富有理性與良知，相互間應當以團結精神共處。”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這裏點示了形成人權思想的兩大基礎：“理性”（reason / Vernunft）與“良知”（conscience / Gewissen）；暗示了對人權思想做出最大貢獻的兩位同時代哲人：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裏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的“理性說”，中國儒家的集大成者孟子（公元前372-289）的“良知說”——歐洲直到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才提出“良知說”，“人富有與生俱來的良知”成為馬丁·路德新教運動的最重要神學依據。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摒棄了前人盲目的宗教信仰，以理性來思考社會與人生，認為不是神、而是人才是衡量萬物的尺度。他們的學生亞裏斯多德提出“（男）人是有理性的動物，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獨立的個體。”也就是說，他把“具有理性”看作人區別於其它動物的最大特征，他因此被西方公認為人權思想的奠基人。他當時認為，人因為富有理性，所以才能享有一個國家成員的權利——這個權利是公民權，還沒有達到人權。

西方三大文明下的墮胎現實

這三位古希臘哲學家開辟了歐洲文化的理性主義，但也開辟了二元對立思維：不僅黑白分明，而且黑白對立：正與負，心與物，天啟（神學）與理性（哲學），主觀與客觀，社會與個人……理想與現實，靈魂與肉體——整個形式邏輯就是在分辨“是” 或“非”。中國道家也是黑白分明，但黑白沒有對立，而是知白守黑，負陰抱陽。

所以，柏拉圖隻是構思“理想國”，而不去思考“現實國”。亞裏斯多德自己都承認，人人應當生而平等，但這是在理想情況下。現實中作為自然現象，人與人有差別，所以要劃分出自由民和奴隸，分別代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正因為人與人有差別，所以不能平等，這三位哲學家都反對以平等為基礎的民主製度，而崇尚精英政治（哲人王）。

可見，即使在西方人權思想的奠基人亞裏斯多德那裏，都看不到現實中的人權保護，更別說對孩子、甚至對尚未出生孩子的保護。按照柏拉圖《理想國》觀點，所有國民都屬於國家，孩子不應當知道誰是父親，父親也不應知道誰是自己的孩子。優秀的男孩必須得到優秀的婦女培養，質量差的孩子應當銷毀——德國納粹時代殺害了七千多位殘疾人，或許由此理論而來。

所以在古希臘，不僅沒有禁止墮胎，甚至在許多地區還建議墮胎，即對人口密集的地區，或夫妻年紀已大、健康上或經濟上不再適合生孩子——唯有去世丈夫的遺腹子不能墮胎，因為要有人繼承丈夫遺產。還是醫生對做墮胎手術有所顧忌，古代歐洲醫生在行醫前都要做“（古希臘醫學鼻祖）希波克拉底執醫宣誓”，其中明確提到：“尤其不能為婦女施行墮胎手術。”當然，“宣誓”中也要求醫生“以治病救人為己任”，於是有些醫生解讀為：出於孕婦的健康原因可以墮胎。

古羅馬時代最早提出人的尊嚴說，但西塞羅說的尊嚴（dignity）是指人與人在人格上有高低之別，而啟蒙運動中康德提出的人的尊嚴（Menschenwuerde）才直麵人的生命和人的價值。西塞羅反對民主，因為普通百姓的“尊嚴量”太少，怎麽能與“尊嚴量”多的社會精英平起平坐？由此可見，古羅馬時代的人權觀念非常薄弱，這也反應在他們對未出生和剛出生的孩子上。

古羅馬時代沒有認為未出生的胚胎是一個獨立生命，而隻看作母親的一個部分，但這個胚胎卻屬於父親。在古羅馬法中，隻有在父親允許的情況下才能墮胎。如果母親未經父親同意而私自墮胎，就要受到懲罰，通常是被短時間地流放。

即使剛出生的嬰兒也沒有“人”的權利。母親產下嬰兒時丈夫通常在身邊，產婆抱著嬰兒就等父親的一句話。如果父親點頭，這個嬰兒就保留下來；如果父親不說話，產婆就隻能將嬰兒放到城市的棄嬰池。有些家庭本來就不想要這個孩子，但墮胎有健康甚至生命風險，所以還是生了下來。生下後就弄死，或放到棄嬰池聽天由命。如果幸運，剛好有一對沒有孩子的夫婦在那裏撿走了棄嬰，否則新生兒自然餓死——相傳羅馬城是由兩位由狼養大的棄嬰兄弟建成，這樣的民間傳說是有古羅馬社會背景的。

直到歐洲中世紀，基督教促使人權觀念獲得了全社會的認同並付諸於實踐，才實現了對兒童以及對未出生孩子的保護。

圖二、米開朗基羅濕壁畫“創世紀”：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

基督教以《聖經》為核心，古希臘哲學為基礎，從基督的使徒聖·保羅到中世紀早期的聖·奧古斯丁，他們的教父學建立在柏拉圖的哲學體係上（柏拉圖的《對話錄Timaeus》），將《舊約·創世記》解釋成：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Image of God）創造了人。既然人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人就必須有尊嚴，否則不僅貶低了人，而且玷汙了上帝。人必須有衣穿、有飯吃、有屋住，這就是歐洲教會興起慈善事業的起源；上帝是萬能的，具有上帝形象的人至少富有一定的知識，這就是教會辦學的開始；無論男女老少都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基督教禁止非人道地體罰小孩（判監禁5天），更禁止把小孩當作商品買賣（最高判刑3年）。這裏的尊嚴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榮譽，而是從西塞羅的人格尊嚴上升到了康德的人性尊嚴。

既然人具有尊嚴是因為人有理性（亞裏斯多德理論），那還沒有理性的胎兒、失去理性的神經失常者、昏迷不醒的植物人、甚至已經死去的人，他們是否也有人的尊嚴？近代學界認為，盡管他們現在沒有理性，但他們由人生出，他們的內心存在具有理性的可能。或他們曾經擁有過理性，所以他們享有人的尊嚴。這就引伸出，人從什麽時候開始獲得人的尊嚴？

植物靈魂·動物靈魂·人的靈魂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第一句：“人生而自由，並具有同等的尊嚴與權利。”（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言下之意，人到“出生後(born)”才有自由、尊嚴與權利。那出身前的胎兒就不是人、就沒有尊嚴？

托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神學建立在亞裏斯多德的哲學體係上，哲學大師亞裏斯多德也是生物學開山祖——嚴格說是動物學開山祖，他的學生狄奧弗拉斯特是植物學開山祖——亞裏斯多德深入研究了500多種動物（解剖了50多種），比較研究動物和人的習性和繁衍，最早提出在沒有約束的環境下，人口將以幾何級數增長；如果改換配偶，將會刺激性欲和生育——這就是曆史上許多國家的人口政策、以及基督教倡議一夫一妻製的科學依據。

 
圖三、拉斐爾濕壁畫“雅典學院”：中行者為柏拉圖與亞裏斯多德

對尚未出生的胚胎，亞裏斯多德也作了生物學解釋。他在研究生物中發現（亞氏《動物學》中“de anima”章），生物的背後有不同的靈魂等級（靈魂說本身源於柏拉圖）：

植物靈魂（vegetalis）：保障生物的營養吸收與新陳代謝（如花草）；
動物靈魂（animalis）：賦予生物感官知覺和本能欲望，並為滿足這一欲望而運動（如貓覓食）；
人的靈魂（humana）：賦予生物一種理性，一種對社會的責任感，而不完全按照其本能欲望來行動。所以，隻有在人類社會才形成了文化與道德。

亞裏斯多德聲稱，人體的胚胎最早隻有簡單的“植物靈魂”，然後被賦予“動物靈魂”，最後賦予了“人的靈魂”。

不知亞裏斯多德是通過觀察分析還是邏輯猜測，他居然更具體地說：懷孕40天（男）或90天（女）後，該胚胎就被賦予了“人的靈魂”。由此，胎兒90天內還沒有被賦予人的靈魂，還相當於植物或動物，其被殺害（墮胎）盡管也不“獸道”，但不能以“殺人”論罪。而90天後，胚胎就是“人”了，開始享有人的尊嚴，墮胎等同於殺人。

其實早在猶太教中，就基本禁止墮胎，除非孕婦因為懷孕而有生命危險，尤其發生難產。當時人們認為，胚胎直到40天還是一堆水而已，但這畢竟是上帝給人類的延續。等到胚胎有了呼吸般的起伏感——古人將呼吸看作生命的象征——甚至都有了小小的軀體，那就是“人”了，就不容許再墮胎。即使孕婦健康有問題，也不容許以犧牲一個未出生嬰兒的生命，來換取另一個孕婦的生命。

古羅馬時期的早期基督教就反對墮胎，但那是受到政府迫害的地下教會，基督教觀念不影響社會，古羅馬時代容許在父親同意的情況下墮胎。即使母親瞞著父親而墮胎，也就受到一點小小懲罰。

313年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信仰基督教、頒布了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國教的《米蘭敕令》後，禁止墮胎被寫入羅馬法，墮胎被視作謀殺，判死罪。就如當時一位大主教（?450）所言：“在你們的母親還沒有看到你們的時候，天父就已經接納你為上帝的孩子，建立了唯一的、長久的親戚關係。”——剛懷孕的胚胎就已經是上帝的孩子。盡管《聖經》中沒有直接提到過“墮胎”，但在早期基督教中就已經把墮胎看作犯罪（Sin）：“不要用墮胎來殺死孩子，不要殺死新生的孩子。”（《巴拿把書》）

幸好中世紀盛期的托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神學建立在亞裏斯多德的哲學體係上，所以他援引亞裏斯多德對胚胎的靈魂三階段理論（植物，動物，人），認為人的靈魂隻能在已經有一定結構的人體內才可能存在。所以胚胎要到90天後才是“人”，才不準墮胎。當然，近代也有神學家認為，胚胎是逐步成長，直到有了腦袋，這時上帝才給他穿上皮膚，才賦予胚胎人的靈魂，完成了創造，即成為人。但這種理論沒有拿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
阿奎那暨亞裏斯多德的這一理論，一直影響到今天：

懷孕三個月之內墮胎是否要受到懲罰，曆史上不同時期、不同教會的寬嚴情況不一。1679年天主教的羅馬教皇Innozenz XI最終宣布，三個月內墮胎免於懲罰，但這個決定將近200年後才被寫入教會法。基督新教不受天主教影響，許多教會依舊不同意墮胎，認為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權高於母親的自決權。美國這次憲法修正案引起的社會爭議就是這點：美國多為基督新教，許多州除了懷孕威脅到孕婦生命才容許墮胎外，即使懷孕三個月內都不準墮胎。

懷孕三個月後墮胎肯定屬於犯罪，在中世紀要判死刑，到近代逐年減少刑罰，現在可能罰款而已。但問題是，受懲罰的不僅是母親，而且包括做手術的醫生。於是，沒有醫生和醫院可以接受懷孕三個月以上的墮胎手術，私自墮胎就會危及母親的健康甚至生命。

伊斯蘭教源於基督教，《可蘭經》（Sure 23:12-14）中也定義了胚胎發展的三個階段，每階段40天。到第120天時長出了肉，小天使就飛來給胚胎穿上皮膚，賦予了人的靈魂——即懷孕120天（4個月）內是否可以墮胎尚存疑義，但4個月後是絕對禁止墮胎的。所以，三個月或四個月墮胎界限，已經普及到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盡管沒有成為國際法。

現代婦女運動和墮胎自主權

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國家的公共權力管不到家庭的內部事務。家庭中，丈夫作為家長獨攬所有權力，妻子和孩子沒有權力。孩子的生活、學習、婚姻等都要聽命於父親，出現了許多不合理現象。到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會的權力逐步進入到家庭，尤其對兒童問題，包括墮胎問題。如果孩子因為學業、職業和婚姻選擇等不滿父親的指令，就可以去基督教會告知，神父或牧師出麵調停和判決，這是兒童保護的一大進步。

歐洲近代自由主義思潮興起，拒絕教會對家庭的幹涉，拿破侖是政教分離的最大推手。而這時又剛好歐洲從農耕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引發了一係列社會問題，包括女工和童工，19世紀堪稱人類曆史上兒童最黑暗的時代。19世紀社會問題引發了社會主義思潮，對兒童的保護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20世紀是兒童的天堂。

20世紀初的社會主義運動，不僅追求兒童保護，也追求婦女解放（那時的婦女運動都被冠以“社會主義婦女運動”）。於是在墮胎問題上產生了衝突：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權與婦女的自決權，誰更優先？即使社會主義者、如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和選民都產生了嚴重的觀點分歧。而保守黨（基督教民主黨）以及基督教會，肯定偏向對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權保護，醫生團體卻偏向對婦女權利保護。即使對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權保護也有分歧：是懷孕後就立即保護，還是懷孕三個月後才保護。

所以，墮胎問題是一個最古老、也是最現代的社會爭議，迄今沒有定論，世界各國根據各自的文化和社會現實製定出鬆緊不同、犯法後懲罰程度不同的法律。但有一點肯定，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對懷孕三個月以上者，即胎兒已經略有成型後，肯定禁止墮胎。隻有極個別國家對墮胎沒有限製，甚至胎兒七、八個月後、立即生出後都可以存活，還被殘暴地“墮胎”。

圖四、1923年德國共產黨KPD刊印大幅廣告“取消（禁止）墮胎的法律條文”。背景是德國女藝術家凱綏·柯勒惠支為此創作的炭筆畫。

類似情況延申到基因技術，也充滿了法律與道德爭議。科學家從培育在試管內的胚胎取出一個細胞試驗，有缺陷的扔掉，好的植入母親子宮，或索性從精庫中選取“優良品種”——人成為科技產品，根據市場需要或人的願望而任意研製新的“生物品種”，人的尊嚴何在？人與植物還有何區別？尤其那些被取出的胚胎，那是一個人的生命，卻被用來做生物試驗，顯微鏡下決定他留下還是被處死。

“人的生命隻能以人的生命本身為目的”（康德），在顯微鏡下精選甚至培植的生命，以獲得他人歡心、達到一定生物特征為目的，這從根本上踐踏了人的尊嚴。當然也有相反意見：“人的尊嚴”概念應當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否則一個抽象的哲學和法學概念會阻礙醫學發展，從而阻礙人類進化——如果人類以失去人性尊嚴為代價來追求人的“進化”，生理上的進化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退化，這種進化又有什麽意義？“人的尊嚴不可侵犯”是德國憲法中不得修改的永久條款，按法製國原則，德國必須永久禁止基因技術使用在人體身上。

德國墮胎法的曆史演變

在德國刑法中有三條是針對墮胎的：

第218條：對非法實施墮胎者和非法接受墮胎者的懲罰。但通過第218a款作出免於懲罰的例外規定。

第219條：原是懲罰做墮胎手術的醫生，現改寫為墮胎前必須經過專家谘詢。

第220條：原是懲罰未經孕婦同意而做墮胎手術者。此款現已取消。

這三條最早出現在1871年德國統一時推出的第一部全德性刑法裏。迄今150年過去，就連法律條款號都沒有改變，隻是懲罰額度和範圍有所改變。

中世紀時，人們相信亞裏斯多德的生物學理論，懷孕三個月後不準墮胎。有些德國地區（如1751年的巴伐利亞刑法）寬鬆到懷孕五個月內還能墮胎。但18世紀生物學家和醫學家們認為，精子與卵子一旦結合就已經成為“人”的初級階段。於是1871年德國統一後推出的刑法中規定，一旦懷孕就不準墮胎。隻是墮胎者不算“殺人”，從而取消了之前的墮胎判死刑，而改為有期徒刑，例如對墮胎孕婦最高判刑5年（218條），對做該手術的醫生最高判刑10年（219條）。如果沒有獲得孕婦同意而做墮胎手術，最高判刑15年。如果因此導致孕婦死亡，則最高判刑15年，甚至無期徒刑（220條）。

20世紀初的婦女解放運動中，1913年德國和法國興起了號稱的“子宮罷工爭議”，呼籲放開墮胎禁令。但過後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死難了許多男子，戰後急需提高生育，所以自由墮胎的呼聲得不到社會響應。戰後1918年興起了“保護母親”“性生活改革”等激烈的婦女運動，認為禁止墮胎就是“強迫生育”。1920年7月2日由81位社會民主黨議員向議會提出申請，要求全部取締刑法第218、219、220款，但議會沒有討論和表決。

1931年爆發了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底層家庭沒有能力養活更多的孩子，出於家庭經濟原因需要墮胎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因為涉及到“窮人”，充滿階級鬥爭思維的社會主義者再度呼籲墮胎自由，其左翼的德國共產黨在議會推出提案，但右翼的社會民主黨內部卻意見分歧，最後沒有支持共產黨而使議會提案夭折。

1933年納粹上台，墮胎問題發生變化：一方麵為了戰爭而更嚴厲地禁止墮胎，非法墮胎者可以判處死刑。另一方麵從種族主義出發，把人劃分成優等人種（純日耳曼人）和劣等人種（如猶太人和殘疾者），對劣等人種不僅不保護他們的生育，甚至要用非人手段來消滅，這樣的人當然希望他們墮胎。1936年和1943年德國刑法第218款作了相應修改。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處於戰後重建，社會不太關注墮胎問題，隻有醫學界還在倡導墮胎自由。直到歐洲68學運中，婦女解放、性解放成為主旋律，再度提出墮胎自由，伴隨轟轟烈烈的街頭運動。1971年6月6日德國《星》雜誌發表了374位婦女、其中許多著名人士聯署的公開信：“我們墮胎過”。1973年7月12日舉行的第76屆德國醫生大會上又推出呼籲信。當然，也有許多德國民眾反對墮胎，尤其基督教會，擔心這樣會導致性泛濫，傳統的家庭文化破裂。

圖五、德國《星》雜誌發表374位婦女公開信：“我們墮胎過”

上世紀70年代避孕藥開始普及，人們把性生活不再看作都是為了生育，甚至提出墮胎就是“過後”的避孕。在德國無法墮胎，人們就去容許墮胎的鄰國墮胎，出現了與“結婚旅遊”（有些歐洲國家的結婚手續比德國簡便）並行的“墮胎旅遊”，使德國的禁止墮胎法律形同虛設。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1974年6月18日德國議會修改法律：隻要在懷孕12周之內，得到孕婦本人同意，由專業醫生做手術，則屬於無罪。這段法律修改被當時的議會反對黨基督教民主黨認作違背憲法，並且起訴。1975年2月25日德國憲法法院判決該法律違憲：德國憲法第一條第一段第一句：“人的尊嚴不可侵犯。”第二條第二段第一句：“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和身體不受侵害的權利。”——懷孕三個月的胚胎已經是“人”，中斷一個人的生命怎麽能簡單地說“無罪”！德國議會隻能修改法律，直到1976年6月18日正式施行。

墮胎有三大許可原因（德國刑法第218a款）：
（一）家庭經濟原因（social）：德國戰後倡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給普通百姓有生活和醫療保障，失業率幾乎為零（所以從國外引進勞工）。因為家庭經濟原因而墮胎的數量明顯下降。後來又推出兒童金、撫育金等一係列減輕生兒育女經濟負擔的國家補助。但墮胎也不僅僅因為經濟原因，也可以出於其它家庭原因。如此要求墮胎，孕婦必須到有關部門谘詢，說明原因，獲得墮胎許可。
（二）母親健康原因（medical）：這位母親懷孕或生育會嚴重影響健康和生命。這點在中世紀的大部分地區就被容許，隻是法律上沒有明文寫入。1927年的一個帝國法院判決中認可了出於健康原因可以墮胎，1960年代初將這點寫入刑法。這種情況在德國隻占墮胎的3.8%。
（二）胚胎缺陷（embryopathic/eugenic）：到一定年齡後才懷孕，醫院建議母親做一次檢查，看看胚胎是否有缺陷。如果有，就建議墮胎。許多德國母親拒絕檢查，認為孩子是我親生的，無論孩子是否有缺陷，我都全盤接受。
（三）刑事原因（criminological）：女子因為被強奸而懷孕。在德國隻占墮胎的0.03%。最初這種情況不在容許之列，擔心有人濫用這款，聲稱她是被迫與某男性交而懷孕。英國嚴禁墮胎，曾有一女孩被強奸而懷孕，英國政府和議會默認女孩到鄰國墮胎，英國社會因此指責英國議會和政府的虛偽。

上述隻有情況（一）屬於“非法”墮胎，但不受到懲罰；情況（二）和（三）都屬於合法墮胎。

美國墮胎法的曆史演變

現行的美國文化來自於歐洲，實際上比歐洲還要歐洲。英國洛克和法國孟德斯鳩提出三權分立，歐洲本土沒有一個國家完整實施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權分立，而是合並立法和行政，形成兩權或兩權半分立，隻有美國在實施真正的三權分立。從每周去教堂做禮拜的人數和社會捐款可以看出，美國社會的基督教信仰遠比歐洲本土強……在墮胎問題上，禁止墮胎源於基督教文化，現代歐洲對墮胎非常寬鬆，而美國卻堅守傳統的基督教信仰，一半以上的州基本禁止墮胎。

美國沒有適用於全美的墮胎法，各州自己立法。美國50個州，根據各州民意和政治色彩不同，寬鬆的州大致與歐洲相近，嚴格的州幾乎禁止墮胎，甚至被強奸而懷孕的情況都不容許墮胎，隻有威脅到孕婦的健康例外。

人們希望對這樣的墮胎限製設立一個底線，能突破聯邦和各州法律的唯有憲法，憲法的核心就是保障基本人權，這裏是每個國民享有個人自由的權利。1973年1月22日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對Roe v. Wade一案的判決，解釋憲法中所指的“個人自由”也包含婦女有墮胎的自由，即任何法律不能（完全）禁止婦女的墮胎權利。

隻是，這裏的權利不是絕對權利（absolut），而是基本權利（fundamental），法律可以一定程度地限製這樣的權利，要在母親的自決權與未出生胚胎的生存權之間權衡。當時確定的界限是：從懷孕起，隻要該胚胎立即生出後尚無法在母親的體外存活，孕婦就有權利墮胎；一旦該胚胎生出後已經能存活，就以保護孩子的生命為優先。根據當時醫學知識，這個界限定在懷孕的第28周（相當於7個月）。在這樣憲法判決確定的總前提下，美國各州製定具體的實施法律。

美國社會比較傳統，對虔誠的基督徒來說，不能想象人為地結束一個人的生命。就在1974年美國最高法院作出這一決定的周年日，華盛頓就舉行了幾十萬人參加的抗議活動“March for Life”，而且每逢周年日就舉行抗議，芝加哥、舊金山等地也舉行類似的抗議活動。

另一個變數來自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大法官終身製，去世一位才能由當時的美國總統任命增補一位，所以九位大法官有一定的黨派傾向：共和黨的傾向於保護孩子，民主黨的傾向於保護孕婦。1992年九位大法官中有八位傾向共和黨，通過對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一案的判決，盡管沒有推翻1973年判決，但將原定的28個星期減少到23/24個星期，而且容許各州對23/24星期內的墮胎立法控製。在共和黨的特朗普任總統期間，他任命了三位大法官。到2022年6月24日的判決中，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傾向共和黨，最後以5:4通過了推翻最高法院1973年Roe v. Wade判決。也就是說，否認女性墮胎是女性的基本人權，各州可以對此立法來限製墮胎。美國的實際情況是，大致有一半的州嚴厲限製墮胎，這些州的女性隻能到其它州的醫院去合法墮胎，或者私自墮胎，這將威脅到母親的健康和生命。

圖六、美國各州對禁止墮胎的立法情況（2021）

正在西班牙馬德裏訪問的美國總統拜登（民主黨）聞訊後叫苦不迭，說這是醜聞，會引起社會動蕩，“把美國推到（現代）發展國家的外麵。”但這就是法製與民主：國家賦予法官根據自己的個人理解來解釋憲法，國民自己推選的政治家來限製墮胎。所以拜登呼籲：主張婦女有墮胎權的選民在州議會選舉時，應當選民主黨。

結束語：人的尊嚴神聖不可侵犯

綜上所述，因為墮胎涉及到一個盡管非常幼小、但卻是人的生命，所以顯然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更是文化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從而延伸到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出於這樣的人道主義，對人的關注和尊重，要從人還是胚胎時就開始，經曆生老病死的人生各個階段，一直關注和尊重到人的死亡之後。可以想象，一個不愛護未生者、老弱病殘者，不尊重已離世者，這個社會一定非常殘暴，活著的人隻能在恐懼下度日。所以，對未生者、對已逝者的尊重，就是出於對活著的人的尊重。一個墓地其實不是為了死者而建，而恰恰是為了生者而建。

通常的法律隻適用於人生在世，而德國卻把“人的尊嚴不可侵犯”這一世界上很少出現的、穿越生死界限的法律條款寫入德國憲法的第一條第一段第一句，作為憲法中永遠不準修改的兩大“永久條款”之一，就是為了體現人永遠居於這個社會的最高地位，沒有任何一個主義或者觀念、沒有任何一個家庭利益或者國家利益，容許淩駕於人之上，這就是今天討論墮胎問題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