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躍君：越南華僑的死亡航行與德國社會的全民救援（鈍角）

這個世界充滿了恨，也充滿了愛。

1979年，45萬多越南華僑被迫走上了南中國海的死亡航行。一艘艘滿載幾百、幾千名難民的超載船隻，漂流在公海上。周邊國家都拒絕他們上岸，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接受他們。一艘艘破舊不堪的船隻沒有方向地在公海上航行，航行，一半以上的船隻被海盜搶劫一空，無數婦女被海盜強奸輪奸，更多船隻舟覆人亡。

狂風，海浪，饑餓，疾病，短短幾個月內，吞噬了25萬越南華僑的生命，留剩的華僑難民也在一步步地走向絕望，走向死難……

然而，就在遠離南中國海數萬公裏的一個國度——德國，全社會的心係著南海上的華僑難民。盡管德國政府的全力阻止，德國市民自發地掀起了一場全社會的救援越南華僑運動：自己捐款，自己組成搶救隊、醫療隊，自己租賃遠洋貨輪趕赴南中國海援救。同時，從社會名流到中小學生，到老弱病殘，都走上街頭示威聲源，要求德國政府趕快接受絕望中的越南華僑。幾乎所有報刊和電視台，不僅紛紛報道，而且自己也成為積極參與聲援活動的一員。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德國政府同意接受1000名越南難民。市民們繼續聲援！抗議！政府被迫又將接受難民數提高到1萬，又提高到1,3萬，2萬，最後，德國接受了4萬名越南華僑，又接受所有這些難民還在越南或在流亡途中的家屬。

這是德國第一次接受歐洲之外的難民。德國議會專門為越南華僑立法：無條件發放給所有來德的越南難民永久居留（綠卡）——那也是德國曆史上唯一一次對一個具體國家的難民立法。無數德國家庭主動接納越南難民到自己家裏生活，許多夫妻領養在逃難中失去父母的華僑孩子，而且與自己的親生孩子同等地位……

◆中越交惡的犧牲品——越南華僑難民潮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美蘇對峙，世界上出現了幾個國家分裂現象：歐洲的東德與西德，亞洲的北朝鮮與南朝鮮，北越與南越，當然還有地理上很不對稱的大陸與台灣。

北朝鮮金日成要侵吞南朝鮮，靠自身能力根本不可能。於是靠中國出兵，長驅直入幾乎打到漢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舉行緊急會議，高票通過第82號決議，聲明北朝鮮的行為是侵略。於是引來美軍為主力的聯合國軍隊仁川登陸，北朝鮮進攻南朝鮮成了中美之間的一場戰爭。美國士兵的鮮血保住了南朝鮮，南朝鮮人民要世代感恩，否則，今日的南朝鮮就是北朝鮮。而中國士兵的鮮血換來了金氏皇朝，戰爭之後金氏就投向蘇聯而與中國交惡，後來被蘇聯耍弄又投向中國。金正恩時代顯然又與中國不友善，真擔心新時代的中朝戰爭要早於美朝戰爭，更擔心北朝鮮的第一顆發射向境外的原子彈首先在中國上空爆炸。

同樣情況也發生在越南。北越胡誌明一心想占領南越，南越靠54萬美軍駐守以保障不被北越吞噬，南越處於守勢。於是北越又獲得中國支持，不僅在經濟上和技術上，而且在軍事上，17萬中國軍隊喬裝成北越軍隊攻打美軍。因為有中國源源不斷的兵力在背後支持北越，南越北越的國境線又非常長，美國守軍苦不堪言。

美國本土對美國以自己士兵的生命來換取南越人民的安全幸福而強烈不滿，因此引發了美國的六八學運，即學生超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而且蔓延到歐洲的六八學運，歐洲學生都不了解情況，都在盲目崇拜胡誌明，成了反美援越。美國在這樣的國內壓力下，決定撤軍越南，1973年基辛格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美軍從1969年開始撤軍，直到1972年基本完成。美軍一走，北越在中國的支援下，立即進攻南越，並於1975年5月全部占領南越。

北越一占領南越，首先進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個僅僅1937萬人口的南越（1973），一下殺掉了200多萬前政府的軍政人員，250萬人被關押到所謂的“新經濟區”強製勞動。可能關押這麽多人管理上也累，不久被釋放，但已經死難了16,5萬人，另有5萬人被以種種名義殺害，幾千人被看管者暗地殺害或強奸。接著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78年3月廢除私有製，所有人的企業資產和私人資產被沒收。4月再廢除南越原來的貨幣，有點積蓄的中產階級也赤貧如洗……

說到越南華僑，曆史很悠久，大多從廣東過去。但他們不僅是華裔，而且是真正的華僑，他們依舊保留著中國國籍。在南越和北越時期，中國政府隻承認北越，與南越沒有外交關係。早年中國政府與胡誌明的關係尚好，1955年中國政府號召華僑放棄中國籍，加入越南籍，許多華僑因此而主動或被迫地加入了越南籍。而南越華僑依舊保留中國籍。但中國與南越沒有外交關係，他們無法延長中國護照或換新護照，於是隻能在台灣辦理護照手續——他們不太參與政治，能繼續成為中國人就可以了，不分民國還是共和國，何況他們都是民國或清朝時就來到越南的。

南越的華僑身在海外，感覺自己是炎黃子孫，不僅在家中和老鄉之間講中文，而且有華人社區和規模較大的中文學校。因為中國人的聰敏勤勞，幾代下來，他們幾乎成為南越的經濟支柱，掌控了南越的經濟命脈，就如東南亞各國的華人。

  西貢唐人街

南越政府也很妒忌華僑，但畢竟有法製的底線，再加上美國的監督，所以不敢明顯排華。南越首任總統吳庭豔（1955-1963）是個狂熱的愛國者，1956年他立法隻容許越南籍的人從事貿易，從事貿易的華僑隻能加入越南籍。但1963年11月發生軍事政變、吳庭豔被殺後，南越政權一直不穩定，無暇顧及華僑問題，華僑的經濟狀況迅速發展——應當說，南越時代是中國華僑的黃金時代。到1975年越南統一時，北越有30萬華僑，南越有120萬華僑。

北越得以獨立的1954年奠邊府戰役，是中國暗地調兵遣將（陳賡）促成；北越對美戰爭，北越占領南越，是中國作出了最大支援；北越支柱工業的建立，甚至幾個島嶼都是中國贈送，他們應當感激中國。但越南統一後，事實完全相反，他們開始大規模排華。剝奪華僑的所有財產後，把他們趕出家園去“新經濟區”當農民，僅在1979年越南當局發難民財30億美元……

1978年3月前，中國政府為了保護華僑利益，暗地向越南政府進行過三次交涉，但越南政府置之不理，甚至否認南越有華僑，認為他們早在1954年南越獨立建國後，就已經全部加入越南籍。但另一方麵，開始大規模排華，要把越南的150萬華僑全部驅趕出境——堪與一次大戰時土耳其屠殺130萬亞美尼亞人與二次大戰中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相比擬。1978年5月27日中國宣布接受華僑回國，派出兩條船去海防和西貢。越南要求華僑在三天內離境，中方希望延長幾天，雙方談不下；6月16日越南正式拒絕中國在西貢設立領事館，直到7月28日雙方談判破裂，中國召回去接華僑的所有船隻。12月中國決定對越宣戰——僅僅五年內，就從鮮血凝成的友誼，轉化成鮮血凝成的仇恨，堪稱國際外交之最。

7月之前，有18萬北越華僑逃亡到中國。而南越地區靠海邊，沒有接壤的國家，華僑的唯一出路就是從海路離開越南。從海路必須蛇頭，支付偷渡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得起。很多家庭為了支付偷渡費而傾家蕩產，有的家庭隻能湊滿一人的偷渡費，就一人出走。這種偷渡的背後是政府的默許，受到政府的監視。越南政府發覺這是一筆好生意，香港蛇頭的一艘能超載到2500人的破船，就能一下獲利1000萬美元，怎麽能讓蛇頭獨占。於是，自己做起了蛇頭生意，開出即時超載也隻能裝幾十、幾百人的小船，甚至橡皮船，收取每人價格是每人10兩至20兩黃金。一場悲劇式的越南華僑世紀大逃亡，就這麽開始了。

◆天葬——茫茫大海上華僑的絕望之路◆

逃難船隻想逃離越南，但逃往哪裏？最近的就是向南逃往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

這些簡陋的船隻，沒有指南針，沒有海圖，全憑原始感覺航行。許多難民船經過泰國灣時遇到海盜，全船被洗劫一空，婦女被強奸輪奸。於是，後續的船隻能繞道泰國灣，航行更長的海路逃亡，這又冒著更大的海洋自然風險，尤其是那裏無法預估的強烈季風引起的巨大海浪。缺糧，缺水，疾病，灼日……許多船隻還沒有到達馬來西亞，就被海浪吞噬。

越南政府提供的難民小船

經曆千辛萬苦、沒有被海浪吞噬的難民船終於到達馬來西亞，卻被馬來西亞拒絕上岸，又被重新趕回大海，隻能在大海上沒有目的地航行。有的船距離上岸隻有幾十米，船沉了，光天化日之下看著一船人活活淹死，這就淹死了幾千人。有的船民盡管被臨時容許進入一個海上孤島，等待救援，孤島上人滿為患。

一艘難民船想駛向更遠的澳大利亞，已經經曆了兩次海盜搶劫。在海難呼救中，總算遇到一艘開往澳大利亞的商船。商船不敢接受這麽多難民，與澳大利亞聯係，拒絕接受。相持之下，難民船隻能做出最絕望的行動：沉船！眼看這艘船將要沉沒，上千難民將要罹難，這艘商船出於人類最最基本的道德底線，隻能把難民們營救上船。通過商船與各國聯係，希望有接受這些難民的國家。盡管沒有找到一個接受國，但越南華僑的悲慘情景首次公布於世。

美國三大電視台聞訊後，派記者——許多還就是越戰時期的戰地記者，剛回美國——乘坐直升飛機趕往南海實地采訪，通過電視屏幕向全世界播出，才讓全世界首次親眼目睹越南華僑的悲慘。當時有兩幕電視節目是這次悲慘事件的標誌性情景，成為越南華僑獲得全世界——主要還是歐美社會——同情和援救的轉機。

一個標誌性的是1978年10月開出的“海虹號”（Hai Hong）難民船，載著2500位難民。經過長途航行終於到達馬來西亞，卻被拒絕上岸；隻能再前往菲律賓，也被拒絕上岸；再前往香港，依舊被拒絕上岸。這艘船隻能沒有目的地地在公海上航行，兩個多月了，這不等於全船人在等待死亡、走向死亡？美國記者坐直升飛機上船，實地拍攝這座難民擁擠不堪的海船。按照當時德國《明鏡周刊》對船上情景的描述：“小便的騷臭味像一層雲霧籠罩著船艙，糞便和汗跡環繞船沿，有些人靠著船欄，有些人無聲地躺在生鏽的甲板上。”

這一幕，歐美社會不禁聯想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發生的Exodus船難民事件：從納粹集中營獲救的猶太人在歐洲受盡了磨難，想回到猶太人的故鄉以色列。1947年一艘排水量1814頓、根據設計隻能裝載200人的中型客輪Exodus，裝載了4500位猶太人從法國駛向巴勒斯坦（以色列）——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到達後英國政府不容許他們上岸，把人分成三艘船，也不告訴他們去向，轉道塞浦路斯，最後又駛回法國。到法國上岸後，他們像罪犯那樣又被解送到德國漢堡，全部關押起來。後來被新聞界獲悉而播出，轟動世界，英法德隻能再釋放了他們……

另一個標誌性的，是距馬來西亞海岸15海裏的比東島（Pulau Bidong）。馬來西亞已經總滯留了30萬越南華僑。1979年6月馬來西亞明確表示，這些華僑都必須離開這裏！已經有5,4萬華僑被重新逼回大海，另有7,6萬華僑正在計劃逼回中，同時又有無數的難民還在航向馬來西亞。這個隻有1平方公裏的比東島，沒有淡水，有史以來人無法居住，1979年卻暫息了4萬多名越南華僑。缺水，缺糧，炎日，疾病……美國記者看到這一情景時，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死亡之島”，那是人間地獄。

轟動世界的距馬來西亞海岸15海裏的比東島

麵對如此規模的難民潮，聯合國一籌莫展。歐美各國政治家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如何解決、也就是如何分擔難民——歐美國家還保留了一點最低的道德人性，亞洲國家相比之中差之遠了。德國等甚至提出建議，能否大家出資，在太平洋上購買一個小島來安置越南華僑，建立第二個新加坡，即華人為主體的島國。但專家們告誡西方政治家，這次越南驅逐的可不是幾萬華僑，而是計劃驅逐所有150萬在越南生活的華僑，歐美國家或一個小島能承受得起嗎？於是，所有國家都隻能在那裏焦急而無策。

德國戰後收留了幾百萬來自東歐的難民，但從來沒有收留過歐洲之外的難民。當時是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總理勃朗特算是非常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了，因為他的東進政策還獲得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就連他都不願接受越南華僑難民，更不要說當時在野的基督教民主黨：誰來提供資金？誰來提供住宿？這些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人，以後如何融入德國社會？有些政治家甚至斷言：這些中國人50年都無法融入德國社會。而且，如果德國收留了一部分越南華僑，會引來更多的越南華僑湧向德國。

從法律上，這些難民都是蛇頭組織的偷渡客，不屬於1953年日內瓦公約對受迫害而提供政治庇護的範圍……所有今天人們拒絕收留難民的理由，當年全都提出了，而且有德國式詳盡的專家分析。尤其在經濟能力上，恰恰在那個時期，西德政府為了接受來自東歐的德裔後代——其實也是逃脫東歐專製的難民——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從1970年到1992年，西德接受了來自蘇聯的233,4萬，來自波蘭的144,5萬，來自捷克和南斯拉夫的19,5萬……占了西德人口7%。而這之前西德已經接納了600萬東德逃亡民眾。

自由民主黨議員Helga Schuchardt在1979年10月中向德國外交部長根舍書麵提出，要求德國外交部立即呼籲所有德國去南亞的商船，都要避開經過越南和馬來西亞海域，因為那個海域處處漂流著華僑難民的船隻。如果遇上，是救還是不救？許多德國商船都提心吊膽地行駛在那段海域，唯恐遇見難民船。而且他提醒說，如果在船上收留了華僑難民，則商船的目的地國家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等，很可能會拒絕整個商船靠岸，原船返回！經濟損失不可估量。

◆為了大海上的一艘船——德國社會掀起救援華僑浪潮◆

盡管西德社會總體希望收留越南華僑，但西德政界的朝野雙方都一概拒絕。尤其經過六八學運的左翼學生缺乏熱情，幾年前他們還舉著胡誌明頭像上街遊行抗議美國。

但電視屏幕上越南華僑的遭遇是如此觸目驚心——西德於1967年8月25日開始彩色電視，所以電視情景更加觸目驚心——觸動了每一位德國民眾的心，也觸動了每一位政治家的心。終於，基督教民主黨政治家、下薩克森州州長Ernst Albrecht（1930-2014）吐出了他的心聲：實在看不下去了，不能大家都在觀望這樣一場人間慘劇。他要從海虹號難民船上收留1000名越南華僑來西德，來下薩克，所有費用由下薩克森州自己承擔。

  下薩克森州州長 Ernst Albrecht

他的決定轟動西德，也一下改變了德國政界完全拒絕華僑難民的政治態度。1978年12月聖誕前夕，第一批163名難民坐飛機抵達下薩克森，州內政部部長親自前往機場迎接，歡迎人群和記者擠得機場水泄不通，靠組織者拉成人牆讓華僑難民通過。醫療隊全部在機場等候，難民們一下飛機就安排進行徹底的身體檢查，經過這樣的磨難全都體弱、對德國人來說都是重病人。

法國André Glucksmann（1937-2015）等三人發起了公民運動“為了越南的一艘船”，要集資購買一艘船赴南海營救華僑難民。Glucksmann是猶太人，納粹時代全家被關集中營，父親死難，他偽造出身、改名換姓才蒙混出獄，所以他對難民有切身感情。他是法國六八學運時代的學生領袖、毛（澤東）主義者。當他看到越南華僑這麽悲慘的情景後，才恍然大悟，他曾經率領學生支持的北越政權原來如此殘暴。他們購買的船就命名為“光明之島”，要給漂流在南海上的華僑難民一線光明。該船奔赴南海後做了大量營救工作，隻是因為法國政府的阻擾，送回法國的數量不多，1979年10月法國政府一次性接受了該船送回的884名華僑難民。

1979年6月20日，Glucksmann（中）與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Jean-Paul Sartre和 Raymond Aron在聲援越南華僑難民的新聞發布會上。

1979年2月，Glucksmann說服剛好在巴黎的德國廣播電台DLF記者、哲學博士Rupert Neudeck（1939-2016），在德國也發起公民運動。Neudeck馬上同意。Neudeck出身於波羅的海岸的丹澤，當時屬於德國。1945年1月他五歲時隨全家逃難，因為晚到兩小時而錯過了輪渡，就是那個輪渡結果被蘇軍擊沉，全船人死難。所以Neudeck深切體會難民的悲慘。Neudeck在返回德國的火車上，他就給德國著名作家、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Heinrich Böll（1917-1985）寫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兩天後Böll就給他回信：“我們必須做，我與你同在。”接著，Neudeck夫妻、Böll夫妻等發起了“為了越南的一艘船”德國分社。但德國社會捐款並不踴躍。Böll分析到，不能用“法國分社”。於是重新發起德國自己的“為了越南的一艘船”運動，並與著名小說家Martin Walser（獲得34個文學獎）、政治家Norbert Blüm（1982-1998年德國勞工部長）等共同創立同名的協會。Neudeck又製作電視節目，將這一運動推向社會，幾乎所有德國媒體全都自願加入救援行列。這次果然效果顯然，短短幾天內就獲得120萬馬克捐款。

Rupert Neudeck與難民的孩子們在一起

協會租下一艘6350噸的遠洋輪Cap Anamur，租金每天7000馬克。本來打算隻租3個月去一下南海救人，沒想到最後租了8年。船的內部改建成醫院，許多醫生、護士、技術人員都前來報名，義務參加遠赴南海的緊急救援活動。1979年8月13日，這艘船滿載食品、藥品、醫療器械和一支醫療隊，滿載著德國社會的一片心，進入到南海搜尋華僑難民船。這艘船一直常駐南海搜尋，24小時守候，隻要聽到短波（波頻2182赫茲）有微弱的船隻呼救聲，就火速前往。因為南海太大，從聽到呼救聲到Anamur趕到難民船，就需要五、六個小時。該船一直工作到1987年才結束，直接救出了11340位越南華僑。

在南海救助難民船的德國遠洋輪Cap Anamur

救援越南華僑最後延伸成一場德國社會的全民運動，前往救援的不僅是遠洋輪Cap Anamur。例如德國《時代周刊》（Die Zeit）派了自己的記者Josef Joffe前往南海的比東島采訪，回來報道後，出版社的同事們都為那裏華僑的慘狀驚呆了。雜誌發行人兼總編、德國戰後最著名作家之一Marion Dönhoff（1909-2002）召集報社開會，說我們僅僅報道和呼籲是不夠的，也不能再指望政府行動，我們要自己行動起來！她親自連夜寫出雜誌社論，呼籲讀者們能予捐款，搶救越南華僑。《時代周刊》的呼籲立即得到了社會響應，幾天內就獲得200多萬馬克捐款，捐款中的感人事情就太多了：企業家Kurt Körber（1909-1992）一人捐款50萬馬克（後來他將價值5,6億歐元的整個企業捐獻給公益基金會），兩位小女孩拿出積蓄的5馬克到報社捐款，一位在獄女犯人郵寄來30馬克……國不在強弱，人不在貧富，如果有救人之心，總是能做點事的。

《時代周刊》社長兼總編 Marion Dönhoff

總編Dönhoff親自與漢堡市長談判：漢堡接受來自比東島的250名越南華僑，所有費用由《時代周刊》承擔。漢堡市同意。雜誌社委派記者Hilmar Pabel（也是越戰時的戰地記者）前往南海的比東島，根據難民情況（兒童、婦女和病人優先）挑選250名。前去的記者和兩位紅十字人員在德國營救船Cap Anamur的協助下，每天花三個小時航行進入比東島，馬來西亞政府隻容許他們在島上逗留兩小時，然後再三小時回程。幾天挑來挑去，總舍不得把其他人放棄，挑完後又發現還有孩子在島上，最後接走了274名。路上一位婦女生出了孩子，所以他們帶回德國共275名難民，漢堡政府還是接受了。

德國市民又成立了一個個慈善協會照料來德的華僑難民，為幾百位失去父母的華僑孩子尋找德國家庭，許多家庭免費提供給華僑難民住宿。

◆德國政府行動，與德國民間組織的矛盾◆

所有上述的救援活動都是德國民間自發的，與德國政府基本無關，甚至都沒有任何溝通。

在聯合國的呼籲下，1979年德國政府答應德國收留1萬名越南華僑難民。但這不夠呀，德國社會紛紛行動，民眾上街遊行請願，新聞界呼聲一邊倒，同時遊說德國政界，要求德國政府多收留華僑難民。德國政府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答應收留1,3萬難民，後來又提高到2萬。

其實在越戰後期，就已經出現了戰爭帶來的人為災難，1965年西德政府派出一艘醫療船Helgoland前往南海，常駐南海，專門救助越南戰爭帶來的難民，參與救援者有許多德國的慈善組織、教會組織等。北越占領南越後，德國的醫療船才返航。沒想到，戰爭結束後才引來了更大的難民災難。

德國政府出資委托德國的“馬耳他醫療救援會”和“聖約翰事故救援會”前往南中國海，將華僑難民集中運送到一個中心，以便供給、醫療和護理。同時調配東南亞各國的德國使領館，騰出地方臨時安置難民，辦理赴德手續。例如設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德國使館，每月都要辦理幾百位越南華僑難民辦理赴德手續，安排他們坐飛機前往德國，所有費用當然都是德國承擔。

而且，德國政府對華僑難民還特別優待。

一、臨時安排其他外國難民，45平方的一間房要入住15個人。而對越南華僑，隻安排4個人。當然，這之後德國政府對其他國家難民也隻能安排4人了，否則太不平等。

二、幾乎在同時，有400多名來自阿根廷的難民申請政治庇護。難民局對他們嚴格按照1953年日內瓦公約對政治難民的要求，一一嚴格審核，結果幾乎全部拒絕，遣返。而這次接受的4萬民越南華僑，嚴格說來都不符合日內瓦公約條件，卻另辟理由，說可以出於人道主義而批準，這也是德國第一次出於人道原因接納難民。4萬人一一審核要耗費很大的時間精力，德國議會索性通過一個新法，對越南華僑免去審核，立即發放永久居留。

許多民眾對德國政府的“偏心”不滿意，政府也很難自圓其說。下薩克森州內政部副部長Gernord Haaßengier在記者的追問下急中生智：“這兩種難民不一樣：阿根廷難民是他們自己來的，而越南華僑是我們開船、開飛機把他們請來的。”

應當說，德國政府不太願意民間組織自己派船前往南海解救越南華僑，因為民間組織會把太多難民接來德國。而接來之後，德國政府能拒絕他們入境？那又要引來一陣陣民眾的抗議浪潮。

德國外交部邀請“為了越南的一艘船”協會主席Neudeck前來談判，認為該組織沒有兌現當初他們對外交部的許諾，接來了太多本不應當接來的難民。要求該組織以後隻能把掛著德國國旗的船（即Cap Anamur）直接營救到的難民接來德國，而不能把其它國家船隻營救到的難民也接來德國。外交部引用1910年國際海洋法：“任何海上船隻如果遇到船難呼救，必須營救。”所以，營救和安置難民是這些國家的義務，不是德國的義務。Neudeck卻認為，這些條款都是虛構的，何況在救人生命的問題上，可以超出任何法律。例如1979年9月29日，丹麥的一艘貨輪Luna Maerst遇到難民船呼救後，就詢問德國救援船Cap Anamur是否願意接受？德國救援船表示願意後，該船才救上174多位難民，次日又救上50名，然後全部轉交給德國救難船Cap Anamur。

1982年德國政府宣布救援活動結束。這下又引來社會抗議，許多德國知名人士如德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Alfred Biolek、著名作家和社會民主黨議員Freimut Duve都參與請願。結果，德國政府隻能再延長援救行動……就這樣，德國接受的越南華僑難民越來越多，大大超出原來許諾的2萬限額，達到了4萬多。過後社會上又呼籲，作為德國憲法對家庭的特殊保護，必須容許任何難民的家屬無條件來德。德國政府無奈，過後幾年又無條件接受了許多難民在越南或在流亡圖中的夫妻、父母和小孩。

◆血淚交織的感恩◆

德國社會為這次救援華僑難民做出了這麽大的貢獻，但救援者不僅沒有半點自豪感，相反感到內疚和痛心。堅持到最後一天的船上醫生Martin Dietz說：“我們救援中遺漏了許多難民，南海的海麵上其實還有許多難民，而我們卻這樣離去了。”

獲救來德的越南華僑妻離子散，失去了親人。筆者的一位越南華僑摯友林克伯，南越時代在西貢開設工廠，被北越占領後傾家蕩產。他們全家出逃，他來德國多年後才聯係上他的妹妹，被美國救援船救去了美國，而他的姐姐再也沒有聯係上。十年前他去美國探望久別的妹妹，或許見麵後觸動了悲傷的往事，回德不久就去世了。

但他們畢竟是這場海上大流亡中的幸存者，幸運者。漢堡的唐敦丹當年12歲，家裏的財產隻夠支付他一人的偷渡費，所以父母在家，他一人逃亡。他坐上小船從河裏劃到海上，爬上一艘載有300名難民的大船。經過7天的海上航行，風浪很大，差點翻船，還遇上了海盜，全船被搶劫一空。而另一艘臨近的大船被風浪顛翻了，他親眼看著那幾百人在水中掙紮，最後全部淹死。“這樣的經曆，我永生永世不會忘記。”

他們的船開到印度尼西亞，在德國救援船Cap Anamur的幫助下，他坐飛機來到柏林。一下飛機，許多德國人在熱情地歡迎他們。一位肥胖的德國女醫生看到他，激動地跑去緊緊擁抱他，好像怕再失去了他那樣。抱得如此之緊，這位瘦小的12歲小孩幾乎氣都喘不過來。35年後他回憶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最難忘的一次擁抱。他被一個熱心的德國家庭領養。該家庭知道他的父母還在越南，便幫他辦理申請手續，最後把他父母也接來了德國。他在德國完成中小學，在大學攻讀管理和法律，現在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位官員——如果他當年死在南海，就連一條魚都不如。

第一批飛機抵達漢諾威機場的越南華僑難民

越南華僑大都是佛教徒。他們一來德國，就大家湊錢租一個公共房間，房間裏放一尊菩薩和一個捐款箱。人們拜完菩薩後，總會捐一點善款放在箱裏。積蓄一點錢後，他們首先就創辦中文學校，讓孩子們學習中文，要他們從小不忘自己是中國人……

行筆至此，筆者感覺有幾分內疚。一直說我們與海外僑胞血濃於水。但當越南華僑遭遇如此殘酷迫害、幾十萬人走上南海的死亡航線、且沒有一個國家接受他們時（1978），我在做什麽？我在大學攻讀數理化，為自己的個人前途奮鬥，那些越南華僑的遭遇似乎與我毫無相關。甚至在國際上已經把越南華僑大流亡的事件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聯合國秘書長在為越南華僑四處奔走的時候，我卻連絲毫越南華僑大流亡的信息都沒有。還是遠離南海萬裏之遙、與華僑毫無半點關係的德國人民，付出如此大的代價，趕到我們身邊來救援正走向死難的我們的同胞。

2009年9月12日，越南華僑在漢堡港口的棧橋上建立了一座銅質的紀念碑，以德語、英語和越南語，感謝德意誌人民挽救了他們的生命。碑上刻有救起一萬多位越南華僑生命的德國救援船Cap Anamur，以及該船曆次救出的難民數量。

漢堡港口的棧橋上銅質感恩碑

該碑發起人、逃難來德時才9歲的女醫生Mai Thuy Phan-Nguyen表示：“德國送給了我們自由、民主和尊嚴，給了我們第二次生命。”

2011年4月12日，在波恩與科隆之間的Troisdorf鎮也立了一塊碑：“懷念所有因為共產政權而逃離自己故鄉、在走向自由的路上罹難的越南難民。感謝德國人民、德國政府和世界上所有救援和收留越南難民的義務工作者，尤其Ernst Albrecht博士，Rupert Neudeck博士。”

一場持續幾年、全民性的救援華僑運動，幾十年後獲得這樣幾塊紀念碑的回報。其實，德國人自己都把這件事給忘了，至少很少再提起。他們隻想到要去救人，誰也沒有想過要獲得被救者的什麽回報。不想救人可以編出幾十種理由，想去救人卻隻有一個理由：在別人危難的時候伸出手來，救人一命。

當年接受第一批越南華僑、從而改變德國政策的薩克森州州長Ernst Albrecht博士，2003年開始患有腦退化症。他沒想過找幾位被他救了一命的越南華僑來服伺，而是住在自己的女兒家裏，由醫學博士和經濟學碩士的愛女在家護理，直到2014年12月13日去世（84歲）。這位女兒，就是德國的現任國防部長Ursula von der Leyen。

在民間掀起救援越南華僑風潮、一直義務擔任救援負責人的Rupert Neudeck博士，本是新聞記者，因為援救越南華僑，結果為亞洲、非洲的人道事業奮鬥一輩子。2016年5月31日去世時（77歲），在科隆市中心的聖徒大教堂舉行葬禮，科隆紅衣大主教親自作悼詞。去參加悼念會的有幾千人，包括前議會主席、內政部長等，更有來自全德各地的越南華僑一千多人，教堂內都擠不下，一半多人在教堂外。記者問到一位42歲的越南華僑時，她含著眼淚隻說了一句話：“對於我們，Neudeck就是我們的父親。”

對恩人的回報不一定去報答恩人本人，而是你也像你的恩人幫助你那樣，去幫助別人，救援別人。許多越南華僑到難民營做義工，今日的中東難民不就是當年的華僑難民？

臉書Facebook創建人馬克•紮克伯格身價450億美元，他妻子普莉希拉·陳（Priscilla Chan）卻要他再忙也要去學校義務給年輕人上課，而且他們將99%的財產捐獻給社會——他妻子的父母，就是當年逃難的越南華僑，被接去了美國，後來在美國開了一家中餐館——就如許多接來德國的越南華僑那樣。

德國社會對這批越南難民非常滿意，視作難民典範。因為他們能在德國安居樂業，他們的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超過德國人——沒有一個人埋怨越南華僑奪去了他們的工作位置和學習位置。

◆作者附言：移民•難民•人道災難◆

同樣接受外國人，性質可以不完全一樣。

一、移民（immigration/Einwanderung）：如果某地經濟差或官員太惡，或遇上自然災害如幹旱歉收，那些地區的人想想還是離開那裏到其它地區謀生為好，這就屬於“移民”。如果這樣的移民得到那地區的接受，就是合法移民，否則就是非法移民。

二、難民（Refugee/Flüchtlinge）：如果某地發生了較為嚴重的自然災難如特大洪水，地震，那些人在那裏將被淹死、餓死、壓死（自然災難）；或發生了戰爭，發生各種形式的迫害（人為災難）。這些人在當地幾乎沒有活路，被迫流亡它鄉，就屬於“難民”。對於後者，即出於種族或民族、因為政治觀點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根據1953年的日內瓦公約，所有公約的簽約國都有義務給予這些受迫害者（政治）庇護。

三、人道災難（humanitarian catastrophe/humanitäre Katastrophe）：如果某政權將一批人趕到海上或趕到沒有生活可能的沙漠，這些人將淹死餓死，事實也已死了許多；或一批人將被集體屠殺，如果沒有外界救援他們必死無疑，那就屬於人道災難。其它地區的人出於人類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前往救援，即保護他們的生命，這就屬於人道救援。

再舉一個通俗例子：如果家門口有個討飯的（難民），你可以給點或不給，這屬於慈善。但如果你家門口這個人餓得無力行走，再過一小時就要死去（人道災難）。出於最基本的人性，你應當給這個人一碗飯。否則周邊人會說你太沒有人性。或剛好看到一個人發生事故嚴重受傷，如果不馬上送醫院急救就會死去，你就義無旁貸地要把人送去醫院或打急救電話。

從這意義來說，早期越南當局對華僑的財產剝奪和職業限製，華僑經過利弊權衡而回流到中國，隻能算“移民”；後來越南政府對華僑加重迫害，使那裏的華僑幾乎無法生存，要離開越南到其它地區謀生，就屬於“難民”——這都不會引起世界震驚，更不會引起聯合國呼籲各國前去救難。震驚世界的是1978年後發生的人道災難，華僑漂流海上，死難25萬。如果再不救援，都將走向死難，這才引起世界震驚。在越南華僑生死攸關的時刻，歐洲國家的人民熱血沸騰前往救難，而許多南海周邊的亞洲國家卻冷酷地無動於衷，所以遭受非議。

德國戰後收留了幾百萬來自東歐和東德的人，就介於移民和難民之間，不是人道災難，所以聯合國不聞不問。而德國接受4萬名越南華僑，意味著挽救了4萬條人的生命，這與中國早期接受了多少越南華僑不能相提並論。尤其嚴重的是，越南華僑被驅逐出越南，是根據一個人的種族或民族歸屬來驅逐，這是種族滅絕，最嚴重的人權踐踏，比政治迫害還要嚴重。納粹激起全世界共憤的，不是德國攻打波蘭或占領法國，而是屠殺猶太人，即根據種族來迫害。德國戰後迄今一直懺悔、贖罪的，也僅僅是屠殺猶太人。

其實按照德國刑法，如果救人的本身不會引起自己的生命危險，盡管如此見死不救，就屬於犯罪，要判刑坐監獄。所以在德國境內，救人一命已不是慈善行為，而是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隻是德國刑法不適用於南海，所以這次對越南華僑的救援行動，還是歸入“慈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