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躍君：錢其琛早年在上海讀中學的往事（鈍角網）

留德初年，許多德國人好奇地問我：你們的外交部長姓錢，是否是你的親屬?我說，中國姓錢的人有幾百萬，五百年前可能一家。但仔細想想，錢其琛似乎與我家也有點關係，主要與我舅舅王永堂(字紹堂)。驚悉他去世後，我翻箱倒櫃，找到了錢其琛在上海大同中學的畢業照(1945)和兩封他給我舅舅的原信(1948)。

錢其琛(1928.1-2017.5.9)，祖上應當是清朝文官，但到他的時候已經家道敗落，他應當屬於沒落的書香門第。1942年14歲時，他孤身一人背著一個箱子，從江蘇嘉定來到上海求學，到上海的大同大學附屬中學。我舅舅剛好也在該中學讀書，所以他們成為同窗好友，後來又結拜為兄弟。

錢其琛的傳家寶箱子

錢其琛帶著那箱子，是他祖傳的一家一當，裏麵存放了許多他祖輩的印章、字畫等文物。在兵慌馬亂的年頭，為安全起見，他就把這個箱子存放在我外祖父家，把我家看成他自己的家——我外祖父王泰烑當年是裕華玻璃廠老板，兼上海玻璃瓶子行業聯合會秘書長，而且家中兄弟姐妹幾乎都在上海開廠。

建國後錢其琛建立了新居，起先在上海工作，先後擔任徐匯、長寧、楊浦區委委員和共青團區委書記。1953年赴北京任共青團中央辦公廳研究員，不久赴蘇聯學習，此後一直在北京外交部工作，再也沒有回過上海。盡管如此，他的箱子還是保存在我家。隻是有一次他從北京寫信給我在上海工作的舅舅，讓把他箱子裏的一個存折裏的錢取出。我舅舅把錢通過郵局匯給了他。但其它東西，依舊原封不動地留在箱子裏。

誰都沒想到撞上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舉國上下沒有一處保險箱。我外祖父家被抄家，我當時剛好在外祖父家，目睹了一切。家裏的所有值錢一點的東西、包括書畫等被洗劫一空。後來又來了一次抄家，家裏就全空了，錢其琛的那個箱子，連箱子一起搬走了。

70年代鄧小平上台的那期間，中央有政策：資本家抄家物資折價歸還，資本家子女的抄家物資原物歸還。按照這政策，錢其琛的東西應當原物歸還，我母親等被抄走的首飾等也應當原物歸還。母親寫信給市裏要求原物歸還，上麵馬上來政治審查，說母親要翻案，嚇得母親全放棄了。所以，錢其琛的箱子就此不知所終。

錢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一：我的大學在社會

錢其琛是在1945年中學畢業，屬於首屆畢業生。下麵是他們的通信錄。

通信錄第一頁有我舅舅王永堂的名字和地址(從上數第15位)，

 

姓名：王永堂，籍貫：浙江斳縣，通信處：常德路776號或延平路160弄7號，電話：38328

 

第六頁有錢其琛的名字和地址(從上數第13位)：

姓名：錢其琛，籍貫：江蘇嘉定，通信處：常德路1024弄17號，電話：(無)

圖一：大同中學首屆畢業生通訊錄

下麵是他們的畢業照，我舅舅在第一排的右數第一位，就不知道錢其琛在哪裏，因為不知他當年長的什麽臉。

圖二：大同中學首屆畢業照（1945）

（作者注：這個畢業照恐怕錢其琛自己都沒有。我舅舅愛好攝影，所以什麽都保留著。）

大同中學是大同大學的附屬中學，大同中學畢業生大都進大同大學繼續讀書，我舅舅就在大同大學讀化工(因為外祖父搞玻璃生產)。但錢其琛沒有經濟來源，所以中學畢業後就中斷學業，在當時上海最著名的《大公報》編輯部找到一份編務工作，以此養家糊口。這期間他與我舅舅依舊保留了很好的兄弟情誼，一直交往。下麵這封信，應當是他在這個時期寫給我舅舅的信。

圖三：錢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一

當時我舅舅一直勸他要放棄打工，去上大學——這麽多好同學都上大學了，就錢其琛受到經濟限製而無法上。錢其琛盡管因為經濟壓力而沒有進大學之門，但就像高爾基《我的大學》那樣，他進了“社會大學”：

“關於你給我的意見，很是感激。然而換環境進大學，暫時恐怕很困難，主要是經濟問題。你知道，目前我還負擔一部分家庭費用呢!不過三年來，我仍在學習，自信沒有在賬簿中埋沒了自己——我在讀“社會”，我在讀“生活”——這就是我的大學。”

錢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二：國難時代的同學聚會

下麵這封函估計是同學聚會。隻寫7月24日，不知年份。但他信的最後寫到：“你姐姐的死，確很不幸，但也不要太悲哀吧!”那是指我母親的大姐(當時才24歲)因為破腹產而於1948年7月20日去世，錢其琛的該函剛好在她去世後四天所寫。

圖四：錢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二

這封信說的是一次中學同學聚會，估計是我舅舅發起。錢其琛要來，但在這國難當頭之際，他們這批同學中許多都參加了地下黨，都在搞學運，所以不能忘乎所以。他對聚會提出了四點具體建議：

“(1)夏天不宜多喝酒，更不宜喝醉，我們要的是清醒，不是大醉。並且我是完全不會喝酒的，所以最好能改為喝汽水，略加些啤酒，好嗎?

“(2)聚餐不宜浪費，宜清潔簡便。既省金錢，又有益健康。這樣的物價，這樣的年頭，實在不應過分鋪張。

“(3)時間可否略遲一、二小時，因為天氣太熱。

“(4)我建議的一隻菜是‘番茄炒蛋’。理由是，營養豐富，價廉物美，清潔可口。托老兄代辦。”

他函中詢問，聚會是“在廠裏還是在延平路”。延平路是我外祖父(我舅舅)的家，“廠裏”應當是我外祖父在靜安寺的工廠。可見，他們的同學聚會不是在餐館，而是在自己的家裏，而且是自己做菜。這與今日風行的同學聚會天壤之別。

同學之情：陳幹與錢其琛

他們的大同中學同學中，其實最著名的是當時上海市市長陳公博的兒子陳幹。按照今日劃分，陳幹至少屬於官二代。但陳幹身上沒有半點官二代的惡習，與同學們的關係都特別好。甚至在抗日宣傳中，也首當其衝——大同中學和大同大學是當年上海高校中的紅色堡壘，是中共地下黨最活躍的地方，連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是寄養在大同幼兒園（後來黨組織被破壞才導致這兩個兒子流落街頭）。陳幹對母校非常投身。在當時這樣白道黑道橫行的時代，如果學校遇到困難，就找到陳幹，陳幹利用他的關係疏通，而使學校渡過一個個難關。

但抗日勝利後，陳公博被定為漢奸，被槍決。陳幹找到我舅舅商量怎麽辦？我舅舅說：你在中國無法混下去，還是遠走高飛。就這樣，陳幹赴美國留學。臨別時把他的一架德國萊卡照相機贈送給我舅舅留念——我舅舅就拿這架照相機進入了攝影天地，經常以攝影為名從事地下黨活動，攝下了那個時代大上海的許多珍貴鏡頭（大部分在文革中喪失，留下的兩萬多張照片，他90歲生日時連底片一起捐獻給了上海檔案館）。

上世紀80年代初開放國界，陳幹半個世紀後首次回到上海探望老同學們。他宴請在上海的近20位中學老同學，我舅舅也去了。過後舅舅對我說，那一桌花去了200元人民幣，這在當年的中國就算很豪華了，舉行婚禮的一桌也就40-50元。但相隔半個世紀，同學之間的差別不僅在經濟上，更多在精神上：那時陳幹已經是美國傑出的科學家，美國計算機中心主任；而我舅舅的那批當年的熱血青年，幾乎都被打成右派，那時剛剛右派脫帽，在等待分配工作。

陳幹又去了北京，見到了在京的老同學們，其中也包括錢其琛——一位當年漢奸的兒子，今日的美國科學家;一位是因為抗日而參加地下黨，今日的中國政治家。但同窗之情，親如手足，沒有因為不同的身世而改變，更沒有因為半個世紀的風雨而退色。當時他們會麵的情境筆者不敢端測，但留下了許多聚會照片，在此選擇一張如下。

圖五：錢其琛與陳幹

十年前舅舅也到北京看望中學老同學們。錢其琛知道舅舅到了，馬上派車去接。舅舅到了他家，說非常樸實，與他兒子一家共同生活。隻有一個門衛，家裏多了一個廚師。除此之外，就是一個普通家庭。

一代人是一代人的故事。錢其琛不幸去世了，享年90歲。舅舅已經92歲高齡，還在背著照相機雲遊四方，攝影成了他一生的愛好。

附注：本文內容是我舅舅王永堂多次與我閑聊往事時所記。這次錢其琛去世，我舅舅剛好赴江蘇臨山東交界的一個農村遊覽，所以電話無法聯係上，許多內容無法問到更詳細的，因為時效性隻能就此駐筆了。

轉自：鈍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