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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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上海灘有三大亨，按年齡和出道時間，排序為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可是，年齡最小的杜月笙後來居上，成為三人中最有影響的一個。借著拚下的本錢，從黑道流氓搖身一變，成為實業家、社會賢達與地方領袖，從軍政界到金融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無孔不入，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
關於三大亨的性格，當時上海灘有個說法，叫“黃金榮貪財，張嘯林能打，杜月笙會做人”。與貪財和能打相比，會做人無疑高明得多，因為這是處世哲學的層次，而三人在人生關鍵時刻的不同選擇更印證了杜月笙的高明之處，也決定了三人日後截然不同的人生結局。
1937年8月，日軍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變”，淞滬會戰爆發。至10月下旬，戰局惡化，蔣介石決定放棄上海，因擔心三大亨被日本人利用，於是告知杜月笙，讓他去勸說黃金榮和張嘯林一起到香港避難。杜月笙照辦。黃金榮此時已年屆七十，便以行動不便回絕，但明確表示不會給日本人做事。張嘯林表麵答應，但內心另有打算。結果，三人中隻有杜月笙一人聽從蔣介石建議，去了香港。
到香港後，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身份，積極募捐，轉運物資，以各種方式支持前線抗戰，甚至把紅十字會機構就設在自己位於柯士甸道的家中。香港陷落後，杜月笙轉往重慶，成立中華實業信托公司，自任董事長，繼續為抗戰出力。
張嘯林雖然也是三大亨之一，論資曆不及黃金榮，論實力不如杜月笙，在杜月笙超過其師傅黃金榮之後，心裏就更不平衡。日本占領上海後，迫切需要物色社會頭麵人物為自己辦事。此時，杜月笙去了香港，黃金榮閉門不出，張嘯林覺得自己的機會終於來了，於是決定靠日本人撐腰，獨霸上海灘。
很快，張嘯林與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鬆井石根達成協議，張嘯林自任“新亞和平促進會”會長，派人去外地為日軍征收各種作戰物資，甚至用武力劫奪財物，指使手下門徒脅迫各行各業與日本人“共存共榮”，大肆鎮壓民眾的抗日活動。同時，張嘯林的勢力在日本人的庇護下迅速坐大。
然而，張嘯林的這步棋實乃人生一大敗筆：戰時通敵，成為徹頭徹尾的漢奸，走上了與民族為敵的不歸路。
對於這種賣國行徑，蔣介石當然不能容忍，於是指示軍統局長戴笠“處理”張嘯林。戴笠接到密令後立即給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澎下達指令，要求盡早鏟除張嘯林。陳恭澎命令手下幾次設伏刺殺張嘯林，都被其躲過。讓人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8月14日，張嘯林因私人恩怨被貼身保鏢、山東人林懷部開槍射殺，當場死亡。
後來有人推測，林懷部是軍統派到張嘯林身邊的刺客，但是，後來到台灣的陳恭澎在其晚年回憶錄《英雄無名》中否認林懷部是軍統派出的殺手，堅稱軍統內部並無此人。不管林懷部是否與軍統有關，就憑張嘯林充當漢奸為日本人賣命這一點，他的人生結局是一定的，不死於林懷部之手，也會死於國民黨或共產黨之手，一如電視劇《潛伏》中汪偽漢奸李海豐的下場。
第二次人生節點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5月1日，由粟裕率領的第三野戰軍40萬大軍兵臨上海城下，杜月笙心裏惶惶不安。此前，蔣介石勸他去台灣，杜月笙遲遲下不了決心，以台灣天熱潮濕，自己身體恐難適應為由謝絕了。可是他也不敢留在上海，於是，在解放軍攻城之前，帶領全家老小登上荷蘭客輪“寶樹雲”號，倉皇逃往香港。
黃金榮此時已經81歲，以“年紀大了”為由，沒隨蔣介石前往台灣，而是選擇留在上海。解放了，黃金榮的風光日子當然也就煙消雲散。然而，因為剛解放，上海百廢待興，政府並沒有動黃金榮，黃家上下幾十口人依舊住在鈞培裏一號的公館，而黃金榮的一些生意還照常營業，每月都有不菲的進項，日子過得還算滋潤。可是好景不長，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黃金榮的好日子到頭了。在“黃金榮可殺不可留”的民眾呼聲中，黃金榮感到萬分惶恐，為表誠心，在《文匯報》和《新聞報》上刊登了《黃金榮自白書》，以真誠悔過來保全性命。
對於幫會頭目，當時政府是有政策的，即隻要他們不與人民為敵，誠懇悔改，就不動他們。特別是對黃金榮等人更有明確規定，認為應“觀察一個時期再說”（劉少奇語），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亂”（周恩來語），因為這樣對全國大局有利，對恢複上海經濟發展有利。因此，在民眾“殺黃”呼聲中，才有了黃金榮的自白書。為爭取好的表現，已經83歲高齡的黃金榮”響應政府的改造號召“，開始在上海大世界門口掃馬路，此事一時轟動上海，而大世界是黃金榮於1931年花70萬元買下的產業。
雖然黃金榮表現積極，可是考慮到他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加之顧及到國內外影響，政府對黃金榮的象征性改造並沒有持續多久，掃大街很快結束了。1953年5月10日，黃金榮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85歲。
從個人曆史來看，黃金榮、張嘯林和杜月笙都幹過無數殺人越貨的壞事，可結局完全不同，其中數杜月笙為好，他既沒有像張嘯林那樣背上漢奸罵名並死於槍下，也沒有像黃金榮那樣接受批鬥，寫自白書登報，乃至留下掃馬路接受改造的窘相。到香港的第二年，即1950年，杜月笙還娶了第五房太太，京劇名伶、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前妻孟小冬。
雖然在香港的生活已與在上海灘時有天壤之別，但杜月笙的日子過得還算平穩。後因氣喘病加重，加上黃金榮被改造的消息帶來的恐懼，杜月笙終於一病不起，於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寓所中去世。
現在回頭看，在人生的兩大關鍵節點上，杜月笙都做得恰到好處，第一次是1937年“八一三事變”，第二次是上海解放前夕。這兩次，蔣介石對杜月笙都有建議。第一次，他聽從了蔣介石的建議，去了香港；第二次他沒聽蔣介石的勸說，還是去了香港。這“一聽二不聽”，顯示了杜月笙精明的處世之道。
第一次去香港是涉及民族大義，是事關抗戰和個人民族氣節的事。當然，杜月笙也可以像黃金榮那樣留在上海，不給日本人做事，可是能保證做到嗎？恐怕杜月笙自己心裏也沒底。另外，留在上海，能為抗戰做的事就很有限，可是去了香港，他還可以像從前那樣繼續為抗戰出力。於是，杜月笙聽從了蔣介石的建議。
至於第二次去香港，則完全是苟且性命於亂世。這次他沒有聽從蔣介石的建議去台灣，是因為國共內戰乃中國人自己的事，特別是到了後期，杜月笙顯然不想夾在國共之間。如果去台灣，那就意味著與即將獲得全國勝利的共產黨為敵，這樣做顯然非杜月笙所願。可是他也沒有像黃金榮那樣留在上海，因為杜月笙知道，自己手上曾沾過共產黨人的血。1927年“四一二政變”時，杜月笙和黃金榮、張嘯林充當蔣介石的打手，在上海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時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的共產黨員汪壽華就是被杜月笙指使手下門徒打昏後活埋於滬西的楓林橋。杜月笙心裏很清楚，這些舊事，共產黨都給他記在賬上。所以，上海解放前夕，盡管得到了“隻要表現好，可以既往不咎”的傳話，杜月笙仍無法放心，思量再三，最後舉家躲到香港。
黃金榮的結局看似並不太壞，但那隻是因為他年紀大，死得早，否則，即便躲得過1951年的“鎮反”，也躲不過日後的各種政治運動。杜月笙比黃金榮小20歲，1949年解放時剛61歲，對他來說，出走香港可以說是明智之舉。
至於當時共產黨人對黃金榮和杜月笙的許諾，就更不能當作一回事。解放後政治運動不斷，連曾經過問過二人處理事宜的劉少奇、潘漢年自身都沒能逃脫黨內鬥爭的迫害，何況像杜月笙這樣手上有血債的舊上海灘流氓大亨？如果他留下來，等待他的將會是什麽樣的命運？無疑是九死一生。避難香港至少讓杜月笙得以善終，這正是杜月笙的精明之處。
1952年10月，杜月笙的靈柩下葬於台灣台北縣汐止鎮大尖山下，墓地坐東南朝西北，麵朝家鄉上海方向，墓園上有蔣介石的親筆題字“義節聿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