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故事9-北大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

1980年下半年是中國首次大規模開展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直接選舉的時期，這是改革開放初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的重要舉措。 北京大學海澱區人大代表直接選舉，是當年全國縣級直接選舉中最為活躍和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體現了改革開放初期高校學生利用新選舉法進行競選嚐試的“校園民主運動”高潮。

 80年代大學生還是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的。一份《北大民意測驗》表明，在被調查的500多選民（理科258人，文科224人，研究生53人）中，對國家政治生活“很關心，積極參加”者占47.3%，“不十分關心，但積極參加”者占45.2%，“不關心也不參加”者僅占5.6%。——這顯然是關心、參與政治程度較高，政治意識較強的一代人。 

參選人的的經曆

王軍濤則以這樣一句驚天動地的口號結束他的“競選宣言”——“讓我們新一代推動中國！” 。 以這樣的氣勢，在80年代伊始，當仁不讓地登上中國政治、思想、文化舞台的，是怎樣的一代人？ 
我們還是來看一看，自覺充任這一代人的“代表”，這些北大競選人中最有影響者，都有過怎樣的經曆。從胡平、王軍濤、張煒、楊百揆等人的經曆中，我們可以發現，在他們身上，有三個顯著特點。其一是他們大都下過鄉，當過工人，有的還當過兵，有著深切的底層生活經驗和體驗，比較了解中國的國情，這是他們的前代（1957年那一代）和後代（1989年一代）所不及的；其二，他們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歡讀書，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說都是自學成才的。他們在同代人中，或者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響，或者在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獨立閱讀中，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們正是“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者中的佼佼者。因此，他們不僅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練了自己的信念、理想與意誌，而且有較為開闊的視野和開放的心態。其三，他們中有些人曾是1976年“四五運動”和1978年開始的“民主牆”運動的骨幹，在進入大學以後，仍然和體製外的民間運動保持密切聯係，實際上是相互配合的。 

競選中對“文革”的評價問題
楊百揆在競選中發表了“是‘文化大革命’還是封建大反動”，對“文革”作了這樣的概括：“政治上封建法西斯專政，經濟上農業共產主義，思想上的大一統的宗教式信條”。    王軍濤也認為“文革”是一個“大反動”，這是“一場被錯誤路線引入歧途的群眾運動”。他批判的獨到之處，也是最有價值之處，在於他的“三個提醒”。他首先提醒人們注意：“‘文革’是整個十年黨內左傾路線發展的頂峰，是17年的必然歸宿，兩者是同一社會模式的產物”。因此，他的批判是從“反右”運動開始的。在王軍濤看來，根本的問題在於，在“反右”以後逐漸發展、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到“文革”更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整套理論，是一條“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其要害正是要強化“少數寡頭可以撕毀憲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沒有任何保障”、“大小官僚主義者可以為所欲為”的專製體製。

他們對方興未艾的中國改革，提出了什麽訴求呢？ 

王軍濤在《我的社會改革觀》裏如是說：“我國的改革應該是全麵的改革，而不應是局部的、片麵的，中國現存的不合理結構有各方麵的弊病，它們錯綜複雜地結合在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政治、經濟的改革必須並肩前進、相互配合”——這大概是能夠代表競選人的共識的。 

胡平說，作為一個改革運動的推動者，必須善於抓住社會變革中“最關鍵的一環”，這樣就能像阿基米德所說的那樣，“給我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地球”。那麽，在1980年代中國的改革中應該抓住的“最關鍵的一環”，那個能撬動整個改革運動的“支點”是什麽呢？ 
胡平在《競選宣言》裏強調，在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國，縣區級人民代表選舉本身的意義很小，“但是隻要我們願意，我們可以賦予這場選舉更豐富的內容、更鮮明的色彩和更深遠的意義。它可以成為一次真正的民主訓練，一次正式的民意考查，一座青年一代的公開論壇，一場偉大進軍的光榮開端”。這是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推動曆史前進的美好機會。“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抓住事物的根本。一個是競選這種形式，一個是言論出版自由，有了這兩個眼，民主這盤棋就全活了”。

來自好幾個係的幾十個同學熱情地為胡平助選，他們把胡平寫的六萬多字的《論言論自由》長文抄成大字報貼在牆上，並且油印成200份小冊子，全校每一個班發了兩份。在胡平的競選演說與答辯會上，隻有800 個座位的北京大學辦公樓禮堂擠進了1,600多人，連主席台上也擠滿了人，隻留下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間。胡平的競選活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後胡平以最高票當選為北京市海澱區北京大學學生選區的人民代表。

1980年寒假我路過北京，特地去北大看了競選大字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