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田
每個人都有很多故事，我們喜歡聽故事也喜歡講故事。從故事裏我們可以得到感慨，共鳴，力量。
《這一代》是1979年底由武漢大學等13所高校聯合創辦的跨校文學刊物，反映了七七級大學生在思想解放時代的覺醒與困惑。作為“新時期文學”初期的一大文化事件，它以《創刊號》發出了“受傷、迷惘、思索、戰鬥”的一代人的聲音，在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刊物僅出版了一期（創刊號），匯集了當時大學生的原創文學作品，表達了這一代人從“文革”荒蕪中走出，對真理的探索、對“四·五”運動的紀念，以及對於命運的沉思。
參與者多為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77級），他們年齡跨度大，經曆光怪陸離，這本雜誌被視為他們回應時代、展現堅毅麵容的載體，是理解八十年代初期青年思想史的窗口。
雖然僅出刊一期，但這本雜誌在當時引起了巨大反響，其所代表的精神風貌在數十年後仍被文學界和曆史學界回憶與研究。
下麵是《南方都市報》2008年對張樺的采訪。
張樺掰著手指自嘲走過的這幾十年：“開始是搞比較文學的，後來搞報告文學，再後來搞廣告文學，越來越通俗，越來越掙錢，最後連‘文學’二字都去掉，隻剩了廣告。這就是幾十年走過來的我。” 說起29年前的那個夏天，這一群77級中文係學生帶些稚氣的激情今天看來仍然奪目。那一本殘缺不全的雜誌裏走出來的人，今天大多已經是文學名家、商海或政壇明星。但《這一代》是他們共同難以磨滅的記憶。“直到今天，我的很多老關係都是這批人。”《這一代》仿佛成為一個隱秘的接頭暗號，直接通向這一代人特殊的青春。為了辦《這一代》，有人拿出了亡父的撫恤金。
南方都市報：《這一代》引起那麽大的反響，它到底是一本什麽樣的刊物？
張樺：簡單來講，就是全國13所綜合性大學的77級、78級中文係學生聯合辦的一本文學刊物，1979年11月出版，內容包括小說、詩歌和評論。從長春到廣州，從南京到西安，素不相識的中文係學生忽然實現了革命大聯合，自己編，自己印，然後自己賣出16000本雜誌，黑市價居然漲到5元一本，超過原價10倍多。但實際上它隻辦了一期，而且隻有半本，因為受到了當時的數位高層領導的嚴厲批評，創刊號也就成了最後一期。
南方都市報：為什麽會出現這樣一本刊物，當時的時代背景是怎樣的？
張樺：1979、1980年是中國非常特殊的年份，幾乎每天醒來都會有爆炸性新聞光臨。在四屆文代會上，鄧小平同誌熱情的講話讓兩千多位代表感動得熱淚盈眶。另外，一批針貶時弊之作如《將軍，不能這樣做》、《假如我是真的》也激起強烈社會反響。中國忽然變得年輕莽撞，什麽雷區都敢進，什麽大旗都敢樹，很有些“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氣魄。大概也正因為撞上了這樣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們這樣一批大學生和這樣一本刊物。
南方都市報：《這一代》的發刊詞令人印象深刻。上麵說“這一代，他們已經獲得了這樣多的名號：受傷的、迷惘的、被耽誤的、思索的”。當時你們對自己是這樣定義的？
張樺：參加創辦《這一代》的絕大部分是各校77級中文係學生。我當時是武漢大學中文係77級的，作為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我們入學的平均年齡將近26歲。我們這批人的來源和經曆可以用光怪陸離來形容。記得在迎新晚會上，同年級年長10歲的老王從他10年前準備考大學說起，講他如何參加紅衛兵，如何成為狗崽子，後來如何當上修鞋匠，跟一個姑娘結婚生子，最後走進考場……很多同學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頭，不光是為老王，也是為自己。我們最寶貴的青春留在了紅衛兵、大寨田等等地方，我們這一代前麵有那麽多帶有極度貶義的定語：迷惘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難想像，如果沒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我們這代人就永遠交了白卷。
誰都不甘心如此，所以剛剛入校，我們同學就開始辦自己的刊物：一本油印64頁的《珞珈山》，按照全年級人手一冊印了65本。主編是當時已頗有名氣的詩人高伐林，因為我上大學前當過三年中學美術老師，所以被選做美編。
南方都市報：不僅是武漢大學，在全國範圍內，這一代的大學生好像都創辦了很多文學刊物。
張樺：是，那個年代文學似乎是這代人自我表達的唯一道路。當時幾乎每個學校每個年級都有一本刊物。我們係78級也辦了一本。我當時收藏了180多本各高校的文學刊物，都是相互交換得來的，這麽多年反複搬家都沒舍得扔。最近有個學者要研究當時的高校文學刊物，來向我借走了。當時全國高校的文學刊物數量是非常驚人的。
開始我們並不知道其他學校的學生也跟我們一樣辦刊物。或許是為炫耀或許是為友誼，我把自己的那本寄給了在北大中文係77級讀書的中學師哥郭小聰。很快，一本他們編的《早晨》匯到我手上。我們突然發現自己並不是一枝獨秀，於是從第二期開始由我負責，每期《珞珈山》都寄給幾十所大學的同學、朋友，寄回來的有中山大學的《紅豆》、人大的《大學生》、北京廣播學院的《秋實》、北師大的《初航》、西北大學的《希望》、吉林大學的《紅葉》、杭州大學的《揚帆》、南京大學的《耕耘》。這些刊物大都是裝訂粗糙的油印本，每一本都被我的同學讀得“體無完膚”。就這樣我們結識了許多同好，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成了文壇或政壇上的明星。那時候我負責外聯，跟各個學校同學的溝通都是我來做，每天都要寫很多信，收很多信。
南方都市報：後來是你提議大家聯合辦刊的？
張樺：最早想出聯合辦刊的，是我當時收到一封讀者來信。這個讀者很熱心，他說：我看過好幾本類似《珞珈山》的學生刊物，都辦得很棒，為什麽不聯合辦一個呢？那不是更棒？這幾句話整整讓我折騰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馬上開一次編委會討論這件事。
大中午的時候，我們《珞珈山》的八個編輯在楊樹陰下坐成一圈，分成兩派爭論。年輕的主張立刻揭竿而起，年長的認為應該先呼籲有關上級去辦。於是我們給團中央、全國學聯、中國青年出版社……到處寫信，建議他們出麵創辦大學生文藝刊物，而且自告奮勇說願意協助組稿、編輯、發行、甚至集資。但是這些機構要麽毫無回音，要麽就客氣地回答我們：建議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財力困難，無法采納。氣得吉林大學的徐敬亞在信裏大聲疾呼：與其乞求上帝，幹嗎不自己幹起來感動上帝？
南方都市報：於是你們就真的自己幹了？
張樺：當年我們想得也很簡單。1979年6月，我們向已經有聯係的十幾個學校發出邀請信，包括北京大學、複旦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杭州大學等等，相約在北京協商聯合辦刊，信發出後，除了複旦大學《大學生》張勝友執筆回信說明他們是綜合性刊物而非文學刊物因而不參加以外，其餘都表示讚同。所以7月暑假我們在北京開了會。
南方都市報：到北京開會，大家哪裏來的錢？
張樺：當時我們都是窮學生，又沒有經費，所以是由各校北京籍的同學做代表。第一次會議在我家裏。我爸爸當時是北大的地質地理係的黨支部書記，我家就在北大裏麵，所以在北大開的會。———後來因為辦刊物的事情北大中文係領導和我爸爸都受到通報批評。我爸爸還很憤怒，說什麽年代了，還株連。
因為出席會議的代表彼此不認識，所以我們約好1979年7月15日早晨8點半在北大西門的石獅下等，憑各自的校徽相認：有北大、人大、北師大、北京廣播學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大學、西北大學十所高校的15個人。我記得那天非常熱，大家擠在我住的那間10平方米的窄長的屋子裏，有的坐桌子、有的坐床、有的坐椅和小馬紮，個個汗流不止。一直討論到中午，在我家煮了五斤打鹵麵，人手一碗，邊吃邊議論刊物名稱：《暴風》、《青年文學》還是《文學青年》、《大學生》……爭論不休，也沒有結果。會後，由北師大的徐曉聯係，我們五個人還跑到王府井的和平賓館去見文藝界領導陳荒煤，聆聽了老人家對辦刊的教誨。
南方都市報：你們後來又開了一次會？
張樺：第一次主要是大家碰頭，刊物的名稱、宗旨什麽的都沒有確定下來，所以我們約著半個月後再開一次。這段時間又通過同學介紹和寫信聯係上了華東師大的《百草園》和南開大學的《南開園》，但華東師大因為領導不準最後沒參加。除了《南開園》，第二次會議還加入了兩個非常熱情的新夥伴：杭州師院的《我們》和貴州大學的《春泥》，貴州的兩個人還是由同學湊錢買火車票專程跑到北京來開會的，由北大的黃子平把他們安置在他宿舍住。所以《這一代》的陣容最終是13所學校。
這次會議就把刊名、創刊詞什麽的都定下來了。刊名《這一代》是北大的黃子平和中大的蘇煒提議的，創刊詞也出自他們兩人之手，一提出來就被大家一致通過了。我們還確定《這一代》暫出季刊，由十三所學校輪流主編。因為武大是發起人，我們又得到校係領導的支持，學校答應從科研經費中借2000塊給我們作編印費用，所以是當仁不讓地拿到了創刊號的主編權。當時確定的規範是：對各地來稿，隻定取舍，不做刪改，文責自負。
南方都市報：你們從什麽時候開始編？怎麽選稿？
張樺：九月份開學，我們一回武漢就開始了。高伐林任主編，負責審稿件；我任副手，負責外聯、印刷籌款等一切雜務；其餘六位編輯各負責他們的專欄。其他幫忙的同學有的跑紙，有的找印刷廠，係裏還特意委派了幾個老師來當顧問。
那時稿源並不緊張，堆在宿舍裏的油印雜誌就一大堆，文筆好的比比皆是。但有一個問題我們當時就意識到了，就是“傷痕”味太濃。就拿初選上的小說結尾來說，有的是無辜少年被特權者傷害，有的是成百上千屯墾戰士赴海而死，大有“長安無處不是疤”的勁頭。所以高伐林他們極力想找一篇有光明結尾的小說打頭陣，找到最好的一篇是北大中文係陳建功的《流水彎彎》。我們都打算用了，但陳建功知道以後趕緊給我們連寫幾封信，說《花城》雜誌已經決定登這個小說，他絕不敢一稿兩投。我們隻好重新選，最後選出川大龔巧明的《第二樂章：希望》做排頭兵。這個故事並不新，講一個音樂家怎樣在政治運動中屢遭打擊，還頑強地譜寫充滿希望的樂章。但它畢竟有個光明的結尾，說明我們並不欣賞徹頭徹尾的“傷痕”文學。一年以後，我在武大認識了這位瘦弱的女作者龔巧明，那時她的小說《思念你，樺林》正在文壇引起爭論。又過了六年讀《光明日報》的時候，我才知她畢業時自願要求進藏，後來在采訪途中溺水去世了。
南方都市報：印製雜誌的費用都是哪裏來的？
張樺：學校不是給我們借了2000塊嗎，剩下的都是各高校同學湊的。我當時給其他12所學校的聯絡人都寫了信，讓他們先向同學預售雜誌，籌集一半的錢，每個學校兩百塊。等雜誌出來給他們寄了再補剩下的兩百。各校都很快把錢湊來了，聽說各校同學訂刊都很踴躍。這裏麵還有些故事，據說北大的陳建功貢獻了他的第一筆稿費；北師大的一個女生父親剛剛去世，她拿出了亡父的撫恤金；牡丹江師專的一個女生寄來25元錢，卻沒留下姓名。這筆錢裏還有多少故事，我們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我們從印刷廠裏搶走了這半期散頁，出版了 南方都市報：你說這本雜誌其實隻有半本？這是怎麽回事？ 張樺：你可以看到有幾十頁是缺失的，本來我們組好稿的整本雜誌應該是108頁，但最後隻印出來64頁。
《這一代》是在印刷廠裏就出了岔子。那是一家武漢政府機關報的印刷廠，在漢口，是同學通過關係好不容易找到的。當時每天都有十個同學跨過長江到漢口的印刷廠幫忙校對，再把頭一天印好的運回學校印刷廠去裝訂。可是印到64頁的時候，這家印刷廠突然說印刷機壞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給我們，說倉庫保管員病了沒來。
開始大家還以為是印刷廠擔心我們交不起錢，高伐林趕緊用一個舊軍挎包裝上4000元送去。他回來說一路上坐車、坐渡輪過江把他緊張得要命，生怕哪個小偷搶他的書包。那個時候一個月工資也就40元，4000元等於100個月的工資啊。可是我們又等了幾天，說印刷機還是沒修好。這時候從北京陸續傳來風聲，說高層發火了。我們感到不妙，就決定寧可雜誌殘缺，也得讓它出世。15個男生直奔印刷廠，讓工廠把印完的交出來。廠長被我們堵在屋裏，口口聲聲罵我們是打砸搶的紅衛兵。我們也顧不上那麽多了，留下高伐林等人和他談判，其餘人直奔印好的散頁，搶回學校。
南方都市報：後來你們搞清楚是什麽原因了嗎？
張樺：《這一代》出事就出在“憤怒出詩人”那一欄內容上了。其實小說是雜誌的主要部分，小說足足占了48頁，但最後惹事的卻是名為《憤怒出詩人》的詩欄。裏麵一共有7首詩，有6首都出自武大同學。那時候正是軍隊詩人葉文福《將軍，不能這樣做》走紅的時候，很難說這組詩不是它的連鎖反應。其中最出名也最惹事的兩首是《橋》和《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
《橋》是王家新寫的，寫連接北海和中南海的漢白玉大橋。其實那時候王家新還沒去過北京，都是我給他講的。我暑假回北京去北海玩，看見橋上突然豎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鐵柵欄，望去有一種探監之感。回校以後我跟王家新講起這個事兒，他神思手快，晝夜之間就寫了一首上百行的《橋》。
另一首《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據作者葉鵬說創作動機萌生於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一段批評新聞，北京百貨大樓門前停滿了公家轎車，當時報道說，這是有權勢者坐公車購私物。他的這首詩裏火藥味很濃。
現在看來，這些詩形象地反映了那個年代文學躁動激昂又不無偏頗的心態。它引來高層的震怒也是自然的了。
南方都市報：為什麽雜誌還在印刷廠就出事呢？
張樺：應該是在印刷廠的時候就有人發現了，向上麵一級做了匯報。所以等我們拿著搶回來的散頁到學校時，學校印刷廠領導也很嚴肅地通知我們不能給我們裝訂了。跑去找校係領導，他們明確表示希望《這一代》不要再出。不過我們還是沒死心，聽說武漢小胡同裏藏著一些由家庭婦女辦的街道裝訂社，我就捧著一張地圖走街串巷，找到了一家建國裝訂社。當時他們要了一個很高的價格，每本兩毛錢，三天內裝訂完16000本《這一代》。這價格在當時近乎敲詐。我和十幾個同學是用五輛排子車把三噸多散頁運到建國裝訂社。一路上車軸和竹車板被壓得吱吱作響，前拉後推，才弄到裝訂社。
南方都市報：雖然經曆這麽多波折，雜誌最後還是麵世了。
張樺：是的，但問題還沒完。晚上我們一回到學校就接到係領導的緊急召見通知，我們幾個編輯都去了，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這一代》下馬。當然係領導態度相當寬容靈活，表示最低願望是把《橋》撤下來。事先我跟高伐林約好了，他唱白臉我唱紅臉。因為他正申請入黨，又是全國新長征突擊手，還是老三屆，適宜正麵說服；我一介白丁，所以話也隻說幾句：開天窗把《橋》撕下來，不行！可以不辦，誰出7200元錢工本費，三噸雜誌我全部奉送。
誰會出7200元買這堆廢紙呢？隻有我們。當夜，高伐林到處找校領導求得支持，所謂支持，也就是沉默。我和其餘同學用蠟紙刻寫《告讀者書》，折騰了整整一晝夜，把它油印在所有的封二上，那兒本來是一張懷念張誌新的版畫。《告讀者書》裏說：“由於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單位突然停印，這本學生文藝習作刊物隻能這樣殘缺不全地與讀者見麵了。……是的，《這一代》創刊號的殘廢決不意味著這一代的殘廢！”
南方都市報：說到封麵，這個雜誌好像有兩個版本的封麵？
張樺：對。第一版封麵隻有1000冊。那個封麵是我和徐冰設計的。徐冰現在是著名的當代藝術家了，他是我的中學同學，那時候在中央美院上學。暑假的時候我回北京，就在徐冰家裏，還有張安東，一塊兒設計了封麵。畫的是油黑的一排柵欄，兩行彎彎曲曲的足跡。那些腳印是我們用拳頭蘸墨一個個摁出來的。後來因為印刷廠拒絕給我們繼續印刷，後麵的15000本封麵都隻是一張白紙，上麵孤零零寫著“這一代，1979年1期”幾個大紅字。
南方都市報：這16000冊雜誌，你們後來還是寄給了各校？
張樺：當然。回到學校我們是全年級動員，打包的打包，登記的登記。每個學校1000本，12000本雜誌分做300包全部寄出。我們自己留了4000本，第二天同學又分成15個小組到武漢各高校去叫賣。每本五毛，第一天賣出去不到1000本，與原來想像的一搶而空相差甚遠。但到了第三天同學還沒起床，宿舍樓走廊內外便人頭攢動，開始我們還以為出了什麽事，一問才知道是來買雜誌的。於是顧不上洗臉刷牙，先開門迎客，很快就把幾千冊存書賣光了。但來買的人實在太多了，有些人看書已經賣完，就遊說我們的同學，說自己是多麽求之若渴，結果有的同學真被說動，把自己的那本也賣了。
不光武漢如此，在北京、廣州、南開等學校也都是在一小時左右一拋而光。據說杭州大學的同學擺開桌子跳上去高聲吆喝：快來看，快來看，沒有上一代也沒有下一代的這一代呀！結果很轟動。南京大學的同學擔心意外，等到天黑才悄悄在教室附近陰暗處開起鬼市，效果同樣出眾。當然也有一本沒賣的，吉林大學和西北大學的雜誌剛寄去，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後來又一把火燒成了灰燼。當時還出現“黑市”，雜誌價格很快被抬到一塊錢、兩塊錢一本，最高的達到了五元，是原價的10倍。
南方都市報：雖然殘缺，但這本雜誌的影響仍然非常大。
張樺：影響很大。這裏還有個插曲。我們收到的第一封讀者來信是那個街道裝訂社的一個小夥子給的。我們拿貨的時候，一位工人趁勢把一封信塞到我手裏，信中寫，他今年30歲，還是個臨時工，未經我們同意，用印廢的紙頁自己裝訂了一本，讀後激動得夜不成眠，現在雜誌在他的朋友手裏，挨個兒排隊讀……
在這之前不是沒有評論，為了向正在北京開的四屆文代會獻禮，我們曾將“三校稿”以航空信寄去。多年後聽說，大會負責同誌轉交給了一位著名詩人，讓他為此寫些評論，詩人看完後，指著封底說：13個學校主辦，這真是個不吉利的數字。
《這一代》發行以後，反響真是非常熱烈。先是收到成百上千的讀者來信，或者讚揚或者要買雜誌。同時陸續又有20所院校中文係的同學要求參加共同主辦，川大、江西師院的同學還專程跑到武漢跟我們商議。接著文學界也伸出熱情的雙手，我們登出的六篇小說有一半被文學刊物轉載，許多報刊包括北京圖書館都來信表示希望跟我們建立長期交換關係。
南方都市報：但是你們當時還能繼續辦嗎？
張樺：最後是從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負責同誌嚴厲地批評《這一代》。某份內部簡報這樣評價：“特別是《憤怒出詩人》組詩中有一些是惡意煽動的。”其實我們組稿的時候不全是這種激烈的文章。印刷廠沒有繼續印的內容包括兩組詩歌、一篇論文和一部翻譯的日本電影文學劇本，都很溫和，毫不激烈。但恰恰這些沒有印出來，就顯得整個雜誌都非常激烈。很多人會有一種誤解，以為印出來的都這麽激烈，那沒印的可想而知。
當時我們還是想繼續辦的。層層檢查不可避免，高伐林就寫了一份《關於〈這一代〉的說明與檢討》。與此同時，我們還跟北京四所高校保持緊密的聯係，因為第二期歸他們辦。他們的雄心很大，不僅開了一係列座談會、碰頭會，還向王蒙等專業作家約稿，想把第二期辦得更加社會化。寒假我還回北京開了第二次協商會議，那次會議氣氛相對沉悶，盡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認為《這一代》不僅要辦而且有必要辦下去，但是誰都清楚自己頭上的壓力。複旦大學《大學生》負責人景曉東也應邀而來，他是1976年天安門詩歌《告別》的作者，名赫一時。他批評我們過激了、過急了。
回到武漢我們就收到了北京同學的來信，說四校已經接到了各自校方的明確指示，不得再搞串連，更不許再辦雜誌。不僅《這一代》停辦，連原先自己的雜誌也紛紛下馬，《珞珈山》大概是最後一個停刊的。辦到第6期，高伐林極惆悵地寫了一篇《致〈這一代〉的讀者》，把這本雜誌的來龍去脈講了一番，這大約可以算是《這一代》的句號了。
謝謝林兄分享！
恢複高考是鄧小平一人拍板決策的嗎？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1920/201707/8745.html
To be honest, I am not impressed with 七七級大學生. In 2017, many 七七級大學生 across the world wrote articles reminiscing about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success in the 1977 高考. I read over 50 of those articles.
To my astonishment and dismay, I found nobody, no one, and none of them condescended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for 鄧小平同誌.
The cadence of the articles coincided in this way: there was a free bonanza or jackpot fell from the sky in 1977, they happened to be either the lucky ones or the well prepared ones to seize it, irrelevant to anything else.
They neither remember nor care that, it is 鄧小平同誌 who strived to make that bonanza and bestowed on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