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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農村普遍實行人民公社，在“一大二公”意識形態主導下農村的生產與分配機製全麵失靈。農民失去對土地和勞動成果的直接控製權，“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普遍，農業勞動力效率大幅下降。
文革時期還要“割資本主義尾巴”（或消除資本主義殘餘），目的是讓農村經濟實現“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製，徹底切斷小生產與資本主義的聯係，不允許農民有自留地、私養牲畜、家庭副業。
經曆過70年代的人都聽說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種思維把“主義”置於生產力和人民福祉之上，讓全中國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1973 年 6 月 9 日，周恩來視察延安，曾任中共延安地委副書記的土金璋大膽對他說： “總理，延安地區 14 個縣，130 多萬人口，南邊 7 個縣群眾生活還可以，北邊 7 個縣群眾生活很貧困。最近我到子長縣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裏的群眾連苞穀麵都吃不飽，其中有一家五 口人合蓋一床被子。”
“戰爭年代都沒有這麽苦！這是為什麽？”周恩來很震驚。
“這可能和政策有關係。老百姓在院子裏種幾顆南瓜、苞穀，也都被鏟掉。” ……
周恩來說：“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們，全國解放 24 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還這麽苦，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
毛主席要求“全國農業學大寨”，自家院子裏種東西，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大寨模式的東西，那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屬於鏟掉之列。
陝北老鄉真苦，一家六七口人，隻有一兩床棉被，孩子們就靠著燒熱了的炕席過夜。除了年節，一年四季炕桌上的菜總是老三樣：一碟鹽，一碟辣子，一碟酸菜，客人來了，把那碟酸菜添得上了尖，就算招待客人了。為了省燈油，燈盞裏常常是半截子油半截子水，水沉到底下，油浮在上頭，有水的冷卻作用，燈火不至於太旺。糧是隊裏種的，布是自己織的，現錢是很難分到手的。到年底分紅的時候，有的隊裏把分錢戶跟欠錢戶一一相抵，就算平賬 了，因為欠錢戶永遠拿不出錢來，所以分錢戶也就永遠拿不到現錢，大家都習慣了。
文革期間沈陽人給陳錫聯取了一個諷刺性綽號“陳三兩”。“三兩”指食油供應量,文革中（尤其是1968年後陳錫聯主政遼寧期間），遼寧居民每月每人隻供應三兩食油，而全國其他許多地區是五兩。遼寧作為大豆主產區卻供應緊張，民眾生活困苦，因此用這個綽號諷刺他。
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生產隊18戶農民，在嚴立華家秘密聚會，簽訂了一份“生死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18位農民在契約上按下紅手印。當晚就把集體的土地、耕牛、農具按人頭分到各家各戶，實行“大包幹”。 當時這是冒著極大政治風險的——可能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 破壞集體經濟”被抓去坐牢的。
1979年（大包幹第一年）：小崗村糧食總產量達13.3萬斤，相當於此前5年產量的總和；油料產量相當於過去20年的總和。人均收入從上年的22元左右猛增到400多元（約18倍）。首次完成糧食征購任務，還歸還了國家貸款，結束了長期吃返銷糧、討飯的曆史。
這種“包幹到戶”迅速在鳳陽、安徽推廣，得到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裏等的支持。它成為全國農村改革的核心，徹底打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體製，極大解放了生產力。短短幾年內糧食產量大幅增長，徹底告別了全國性饑荒。
這種“包幹到戶”徹底打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體製，極大解放了生產力。短短幾年內糧食產量大幅增長，徹底告別了全國性饑荒。
You called it a "Golden Decade." You reminisce about the glorious era while neglecting, if not disparaging, the person who created it. Even worse, you eulogized the person who factually terminated it. What a ir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