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的話
遊走在中英文化之間的思考
1939年九月三日，隨著滿城警報的拉響，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弗朗西絲無憂無慮的少年時光就此結束。戰事頻繁，倫敦被轟炸，弗朗西絲家裏也分東離西，一家人第一次和貧困麵對麵。就在這時，她獲得助學金去牛津大學讀英國語言文學專業。能到牛津大學讀書本身（從來）就是很難得的事情，而在當時女孩子能進入如此高等學府更是罕見，男女同校是無法想象的事情，她進的學院叫：Lady Margaret Hall. 創建於1878年，百年之後的1978年才開始招收男學生，成為男女同校的學院。當時，即使是在戰爭年代，學校的校規還是頗有維多利亞時期保守的遺風，女生的長筒襪必須是黑色的，而且一點不能透明，以免引起外院男學生的注意。（打著仗也不能亂了規矩。）弗朗西絲回憶道：有一個實習老師得到許可，可以在她的單人宿舍裏最後見一次即將上戰場的未婚夫，條件是首先把她的床移到公用過道上去…
戰時的牛津和今天車水馬龍，遊客如織的景象完全不同。弗朗西絲三年的大學生活也不得不縮短到兩年。但她對此是這樣看的：由於是戰時，沒有那麽多社交活動幹擾學習，除了學醫的，身體不好的外，沒有男學生，鍾樓上的鍾是不允許敲響的，怕引來敵人的飛機。哪裏都是自行車，沒有汽車，（因為汽油短缺。）昏暗的路燈讓我們對明亮的月光充滿期待，街上很是冷清
弗朗西絲每星期還到醫院做兩晚上的義工，中產階級家的大小姐第一晚騎車去醫院時，被路邊樹上吊著的人影嚇得半死，鬥膽走進一看，原來是人家掛在樹上晾的衣服。學院的花園活也是她們自己幹，收拾出來的殘花剩草，拿去喂鴨子。（牛津河裏的野鴨子在戰時也有人這樣照顧著。）冬天取暖的煤限購，憑票供應，太冷的時候，大家抱著熱水袋去上課。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弗朗西絲在牛津的收獲卻是豐盛的。她寫道：牛津讓我終身愛上了詩歌，在大學教堂裏，有一次我們坐在大主教威廉.坦布爾（英格蘭教會大主教）的腳下，聆聽他布道：C.S.Lewis (英國文學巨匠)的‘輝煌的力量’，甚是難忘。
精神的富足和物質的貧困在弗朗西絲的大學生活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時是戰時配給製，正在長個子的她和兄弟們真是非常能吃，有時候客人來會帶一丁點兒培根，她媽媽也開始養雞和蜜蜂，布匹也要憑票，小時候穿得很光鮮的弗朗西絲也不得不用舊窗簾改成衣服穿。她說：這下你明白為什麽我們那代人什麽都舍不得扔了。有意思的是弗朗西絲覺得配給製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做到了人人平等，比老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要有進步意義。
戰時的人們開始有了聽收音機的習慣，早上九點的新聞總有丘吉爾首相高亢激昂的聲音，每次必提到希特勒的名字。有很長一段時間，淨是壞消息，許多城市都被德國人轟炸，直到戰後，弗朗西絲才意識到整個島國已經是滿目瘡痍。
1943年，弗朗西絲大學畢業，等待她的是為戰事工作。她先後在孤兒院和曼城的聾啞學校當過老師，多少個夜晚，她需要帶著孩子鑽進防空洞裏。她也在倫敦的慈善組織裏工作，幫助窮人中的窮人，街頭流浪的孩子，這些對於出身富裕家庭的她，盡管已經經曆了戰爭給自己家庭帶來的拮據，但深入底層的貧困，仍然給了她一次心靈的震撼和洗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