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與恐怖主義
現代曆史上的激進的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都很難擺脫與恐怖主義的幹係。烏托邦描繪得越美妙，就越可能采用暴力手段來實現這種幻想。在十月革命前，俄國著名恐怖分子列夫·哈特曼（Ｌｅｖ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曾企圖炸毀沙皇乘坐的列車，失敗後逃亡倫敦，得到當時寓居倫敦的馬克思的熱情接待和幫助。哈特曼行刺未遂的“革命行動”後來由列寧完成了：他親自下令殺害了沙皇一家大大小小，由此揭開了俄國曆史上最為恐怖的一幕。
俄國革命孕育了恐怖主義，同時也催生了反恐怖主義的世界文學。帕斯捷爾那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均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反恐怖主義的特點。索爾仁尼琴在他的諾獎演說中，更為旗幟鮮明譴責恐怖主義：“暴行愈來愈不受曆代沿襲的規範所製約，它肆無忌憚，以勝利者的姿態橫行於世界，根本無視暴力必將導致滅亡這一曆史真理。甚至它所鼓吹的強權思想也得到普遍承認。整個世界都發瘋了。在這瘋狂的世界中，正義無法生存，暴力才是正道。陀斯托耶夫斯基筆下的‘著魔者’，在上個世紀還是寥寥可數，如今竟成為整個世界的共同夢魘。最近接二連三的劫機、綁架、爆炸等事件無一不顯示出它們決心動搖和毀滅人類文明。”這番演說三十多年後，美國果然又遭到恐怖主義分子的瘋狂攻擊。
當年，薩特、加繆等西方左翼作家，雖然同情和支持革命，卻也察覺了革命與恐怖主義之間的聯係，並提出了忠告。薩特的戲劇《肮髒的手》（１９４８）就是這方麵的代表作。該劇情節將共產黨內部的政治謀殺與情殺糾纏在一起，虛構在德寇占領下的一個東歐國家，劇中的一位共產黨領導幹部認為，共產黨要想奪取政權，就得不擇手段，他甚至毫不諱言自己有一雙伸進血汙中的肮髒的手。這種政治路線，與莫斯科蘇共的指示不謀而合。加繆的劇作《正義的謀殺者》（１９４９），劇情發生在１９０５年俄國革命期間，劇中革命組織的恐怖分子決定暗殺一位大公爵，到了行動那天，負責扔炸彈的卡裏葉夫發現公爵的馬車內還有兩個孩子，惻隱之心使他未能按計劃進行。這次失敗導致革命者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或認為恐怖主義沒有限製，為了俄國的明天可以犧牲一切，或認為謀殺暴君時應當有所節製，最後達成協議：革命無權殺害無辜的兒童。在第二次暗殺中，卡裏葉夫得手殺了大公爵，他自己也被捕並被判處死刑。作為死難者的家屬的大公爵夫人卻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親自出麵要求赦免凶手，但卡裏葉夫仍然選擇死亡以承當責任。加繆在他的政論《反叛的個人》（１９５１）中，更鮮明地從人文主義立場，抨擊斯大林恐怖主義已經發展成為國家恐怖主義，從而把謀殺正統化合法化了。
⊙ 達裏歐·福嘲諷“紅色旅”
斯大林主義和隨之而來的毛澤東主義，傳播和培育了恐怖主義，在今天已經是共識。１９６８年在美國的伯克利、法國巴黎和意大利等地興起的左翼學生運動，就是一場沾染了恐怖色彩的運動。以意大利為例，共產黨認為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開始發動並利用學生運動，狂熱的學生占領了重點大學，結成戰鬥組織，意大利詩人蒙泰萊（１９７５年諾獎得主）的作品就反映了這一曆史事件。批評家馬特奧裏（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ａｔｔｅｏｌｉ）在《蒙泰萊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寫道：“那些抗拒貼上反動分子標簽的教授，被扣壓作為人質並且被戴枷示眾（像在中國一樣）……任何想以特殊有效的方式來教學的人，都會遭到意識形態的陶醉者的一頓棍棒痛打。無論精英觀念還是選舉觀念都被斥為法西斯主義。愚蠢的粗俗贏得勝利：這與愚蠢的製度是相一致的。１９７３年在裏米尼大會上，學生運動分裂了：一部分選擇走秘密道路繼續‘革命’，這一點清楚地表現於他們反對現存製度的武裝鬥爭的企圖中。這些事件的發展為隨之而來的可怕的恐怖主義年代開了先河……。”
七十年代意大利左派的“紅色旅”的恐怖活動日益威脅社會，在意大利戲劇家達裏歐·福的作品中得到了鮮明的反映。他的喜劇《喇叭和草莓》（１９８１），涉及基督教民主黨的前首相阿爾多·馬羅在１９７８年被“紅色旅”綁架一案。意大利政府與“紅色旅”進行了將近兩個月的交涉，但恐怖分子仍然私設公堂審判馬羅，然後殘酷地槍殺了他，把屍體扔在羅馬市中心。意共最後不得不宣布“紅色旅”不再是他們的“同誌”。達裏歐·福於１９７０年創作的兩部喜劇《敲門，敲門——誰在這兒？警察》和《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題材均為恐怖分子在米蘭鬧市區扔放炸彈，造成數十人傷亡，對意大利警匪一家進行了尖銳的諷刺，但是福氏遺憾地發現：“我當時簡直是在對聾子說話，原因很簡單：我的觀眾既忽視了這個案件本身，也忽視了發生在五年前、十年前的暴力和恐怖活動……這不僅僅是意大利的問題，同樣的事件到處發生。”法西斯分子曾威脅福氏夫妻，１９７３年春天福的妻子拉米被法西斯匪徒從家裏綁架出去，被殘酷毆打，無權無勢的福氏求告無門，幾天後匪徒駕車到市中心將拉米從車子裏扔出來時，她還在流血不止，經搶救才得以脫險，這次綁架竟然從來沒有得到法律追究。
⊙ 伊斯蘭反恐怖主義作家
１９９７年達裏歐·福榮獲諾獎，他在瑞典文學院又一次談到，他們夫妻曾經訪問若幹大學校園，總是驚異地發現，青年學生很容易被大眾媒體的消費文化所吸引，對恐怖活動一無所知；他們還告訴聽眾：土耳其的三十七位傑出的庫爾德民主派知識分子，在安納托利亞鎮集會紀念中世紀的一位喜劇家時，竟然在旅館內全部被誘捕、活埋，凶手是一群受到政府保護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隨著民族衝突、宗教紛爭，日益發展的現代恐怖組織，以阿拉伯世界最為龐大、嚴密。在海灣戰爭之後的所謂“泛阿拉伯時代”，多國恐怖分子成立的“反美反猶國際陣線”，以及由次派生的“伊斯蘭聖戰解放軍”、“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以及隱匿在阿富汗的本拉登的恐怖組織，奉行的大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然而，伊斯蘭文明也孕育了一位傑出的反恐怖主義作家，阿拉伯世界唯一的諾獎得主（１９８８年）、埃及作家馬爾福茲。早在小說《胡同裏的孩子們》（１９５９）中，馬爾福茲就開始提倡多元文化、宗教寬容。這部被伊斯蘭激進分子視為“褻瀆”真主的小說，曾經長期遭到查禁。
馬爾福茲認為，不少阿拉伯人或至少是埃及人，對外國人一概抱有敵意是沒有道理的，埃及的“真正的曆史的敵人，是貧困、無知、疾病和專製”。伊斯蘭實際上並非鐵板一塊，有左、中、右三翼，中庸的伊斯蘭教對一切文化均采取兼容並包的態度。馬爾福茲所信奉的就是中庸的伊斯蘭，並且在此基礎上繼承埃及法老文明的精華，吸取基督教文明的博愛精神。馬爾福茲經常通過文學諷喻來曲折表達對恐怖主義的譴責。在小說《尼羅河上的聒噪》（１９６６）中，恐怖的陰影籠罩在一群知識分子的受創傷的心靈裏，他們怕死，怕被暗殺，怕關進集中營，馬爾福茲以非理性的荒誕手法描繪出他們的消極心態。
馬爾福茲的小說刺痛了原教旨主義，１９８９年發生印度裔英籍作家盧什迪《魔鬼詩篇》事件後，一名恐怖分子揚言說，“假如我們早就殺了馬爾福茲，盧什迪就不會出現了。”埃及的伊斯蘭教主拉曼（ Ｏｍａｒ 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曾缺席“審判”判處馬爾福茲死刑。拉曼還在紐約到處煽動恐怖主義，結果是他自己被判處無期徒刑，至今還在美國堪薩斯州一所監獄服刑。１９９４年恐怖分子終於決定執行拉曼對馬爾福茲的判決，向八十三歲高齡的馬爾福茲下手，結果重創這位偉大作家執筆的右手。由於以色列的出版家有意與馬爾福茲簽約，將他的作
品譯為希伯萊文，以致九十高齡的馬爾福茲仍然受到埃及作家協會的恐怖威脅。與此同時，埃及另一位戲劇家薩勒姆（Ａｌｉ Ｓａｌｅｍ）的作品也受到原教旨主義的查禁，馬爾福茲為此提出了強烈抗議。
⊙ 以美拯救世界
一首詩或一部小說從來沒有阻止過一次劫機或一次綁架。但是，俄羅斯偉大作家陀斯托耶夫斯基卻語出驚人：“世界將由美拯救”。
在題為《為人類而藝術》的諾獎演說中，索爾仁尼琴談到，他曾充滿懷疑地苦苦思索陀氏這句話的含義而不得其解。後來，索氏終於若有所悟：“真正的藝術品均含有顛撲不破的真理，有說服力的真理，它能使最頑固的心靈折服。……顯然，文學藝術是能夠拯救世界的。”在文學領域，具有人文精神的作家，早就把反恐怖主義作為捍衛人的尊嚴和價值的神聖使命，以文學形式譴責傷害無辜的恐怖暴力，呼籲政治和解和宗教寬容。今天，文學中的這種反恐怖主義的傳統，並沒有淹沒在消費文化之中，而是以其特有的熱情和光亮溫暖世人，燭照世人。人類要想找到安居的家園和心靈的寧靜，需要一場文化全球化運動，既要倡導國際範圍內的公平競爭，也要共同承當反恐怖主義的道義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