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的博客
“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選載作者論著章節和新論新譯
中蘇兩大災難回眸
唐山地震三十周年和切爾諾貝利核爆炸二十周年祭
2006年 9月20日傅正明
傅正明
1976年的龍年，中國經曆了文革的政治震蕩。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這中共三大元老相繼死去。伴隨這類政治地震的一場巨大的自然災難，是當年7月28日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在不少中國人的眼裏，這場災難對紅朝皇帝之死具有預告的象征意義。唐山大地震的冤魂是毛澤東的殉葬品，也是極權製度的殉葬品。
現在，根據官方統計，當年將唐山翻了個個兒的毀滅性強震為裏氏七點八級，死亡人數高達二十四萬多人，傷殘者十六萬多人，百分之九十五的建築物倒塌或遭到嚴重破壞。可是，據最近一位讀者給《 爭鳴》雜誌的信，一位中共高幹認為死亡人數是四十二萬，據筆者見過的幾種英文資料，死亡人數高達五十萬人，震級高達八級以上。
當時的唐山人對這一災禍的抱怨和憤恨，主要傾瀉在臨震漏報的地震科技工作者的頭上。最近讀到一些紀念文章，從科學角度來看，我充分理解唐山地震預兆不足的特殊性和臨震預報的難度。值得我們記取的是，據錢鋼在《 珍視曆史是最好的紀念》（《明報月刊》2006年8月號）一文中的披露，從政治角度來看，當時的國家地震局的掌權者實際上是文革中被提拔的"造反派"，領導班子忙於革命大批判，主要的批判靶子是當時中科院的胡耀邦和地震局的胡克實，科研工作受到嚴重幹擾。此外，幾位研究專家都提到：當年，唐山地震辦公室負責人楊友宸在年初就做出了唐山地震的中短期預測，可是他在震前被上級調到 "五七幹校 "勞動改造，因為地方政府害怕地震預報影響生產。中國人的人命的價值在那個時代乃至在今天都是不一樣的。預報地震，尤其是京津地區的預報，主要是為了 "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因此，唐山人當年的抱怨有點找錯了對象，他們無法認識到，極權主義製度和官僚作風應當對這一災禍承擔更大的責任。
唐山地震的人禍色彩，更鮮明地體現在震後救災中。由於中國閉關自守和忽視人命的立場，被嚴密控製的新聞媒體對外報導時震級被大大壓低。中國政府拒絕了許多國家的援手，連聯合國和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的紅十字會的援助也拒之門外。受波及的北京居民有不少人遷居到街頭。中共高官自然轉移到他們認為最安全的地帶。倒塌的建築物巨大的殘骸沉重地壓在這片災難深重的土地上，災民以其微弱的呼救等候外界的援手。幸存者掙紮著自救互助。連倒塌的監獄中的囚犯也主動組成搶險隊救死扶傷。參與救災的軍隊和民眾以十指染血的雙手救災。工具器材設備的落後，大大減少了傷殘者生還的機會。直到今天我們才得知，還有三千多最早趕到災區救災的海軍航空地勤部隊官兵在餘震中近乎全軍覆滅。那時，許多中國人還不知道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為何物。
無獨有偶。在前蘇聯共產專製下，諸如地震、爆炸等大的自然災禍和人為事故之類的消息報導，一概出於政治需要而嚴加控製。
新聞的封鎖或新聞的"黨性"，曾經使得蘇聯人民同樣慘遭損失。1986年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利（ Chernobyl ）核能發電站爆炸事件，集中反映了當年的蘇聯極權製度和官僚作風給蘇聯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在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前，早就投身烏克蘭獨立運動並因此羈獄的兩兄弟波格丹和米克海爾. 霍林曾說過：舊政權的崩潰，一個獨立的、後蘇聯的烏克蘭的誕生，實際上或在其象征意義上，是1986年4月26日下午1點23分切爾諾貝利核能站爆炸的那一刹那。
這一曆史事件的殘酷真相，一開始就被一種神秘的色彩掩蓋著。震驚四麵八方的轟然巨響之後，核爆炸釋放的放射雲像極權主義瘟疫一樣籠罩並汙染著廣袤的土地。烏克蘭、白俄羅斯境內和其他加盟共和國，有成千上萬的人們食用被汙染的土地生長的莊稼，飲用被汙染的水。約150萬烏克蘭人受到發射性物資的感染，不少人因此患了癌症，許多兒童患了白血病，許多嬰兒天生畸形，慘不忍睹。到1987年，災區六十四個集體農場的牲畜的幼仔同樣畸形，甚至缺頭少腿。災民每天從國家得到三十五盧布的補貼，他們辛酸地稱為 "棺木錢"。
事故剛一發生，某些在現場的工程師就上報了這一難以想像的災禍，但他們的 "外行領導內行"的地方官員根本不相信放射物的危險，拒絕采取疏散人口和防止感染的補救措施。當地的最高官僚機構不斷重複報導一個虛構的故事：一個"不幸的事件"發生了，但沒有什麽可怕的，反應堆完好無損。他們迅速向莫斯科謊報"軍情"。而蘇共中央出於政治的需要，同樣要向世界撒謊，壓製現場采訪和報導，欺騙國內外輿論。蘇聯電視新聞盡管承認了這一事故，卻把危險性降低到最低層次。因此，第二天，災區的人們繼續在放射雲下作息，老人在河畔垂釣，對被汙染的水源和有毒的魚一無所知。孩子們在放射性灰塵中踢足球，青年團在主持一大批青年的戶外婚禮，拉起手風琴載歌載舞，歌唱社會主義祖國。
當某些工程師告訴一家工廠的負責人：這裏的放射性物資比正常狀態高出幾百萬倍時，對科技一竅不通的負責人說：你們的計量器肯定壞了，必須盡快扔掉。當時，愚昧無知的領導人拒絕疏散居民的建議，在他們眼裏，"恐慌症比放射物更糟糕。"
在嚴密的新聞封鎖下，事故發生之後的幾個星期內，人們還不知道 "切爾諾貝利 "是怎麽一回事，一家報紙以為 Chernobyl 意為 "苦艾"（ wormwood），鬧出了諸如此類的笑話："一顆巨大的星從天際射來，火化就像一團火炬，它落到河裏又彈起來。這顆星的名字是 '苦艾'，三分之一的河水變為苦艾，人們大量死於這種有毒的水。直到1989年，烏克蘭的保健部門據實報道了癌症日益增加的病情，結果遭到上級的批評，指責他們關於發射物的言論危言聳聽，給國家造成巨大壓力。上級下令醫生不得在死難者的死亡通知書上寫明發射物致死的原因。此後，有毒的肉類食品仍然從汙染區的加工廠源源不斷運往西伯利亞和俄羅斯北部，提供給那裏的囚徒食用。
從以上兩大災難可以見出，在極權製度下，人禍往往伴隨自然災難而來。人們在抗災救災時，更大的危險不是來自大自然，而是來自政治製度的肆虐。但是，追究天災的人禍因素，在中國仍然是十分困難的。如果說，切爾諾貝利已經成了前蘇聯的腐朽政治的巨大的悲劇紀念碑，那麽，唐山還隻是一場自然災難的紀念碑。今天，中國官方的輿論導向，是要從唐山地震中加深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的認識。烏克蘭在蘇聯解體的曆史風雲中已經贏得獨立和民主，新聞封鎖已經成為一種曆史記憶。而中國的新聞封鎖，相對於比較寬鬆的八十年代，正在日甚一日地嚴酷野蠻。
表麵上看來，劫後唐山已經煥然一新了，可是，在唐山人，尤其是在貧困的唐山人心中，既難抹去痛苦的曆史記憶，也難麵對新的傷痛：今日唐山乃全國八個貧富懸殊最大的城市之一。
今天，在烏克蘭，仍然有許多工人在切爾諾貝利的廢墟上清楚垃圾，他們同時也在清除前蘇聯的精神垃圾。國際社會已經廣泛認識到，切爾諾貝利的問題是全世界的問題。而在中國的天災人禍的廢墟上，環境汙染及其精神垃圾，仍然在蔓延和堆砌。這類垃圾對於國際社會的危害，尚未被充分認識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