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與文學

諾貝爾與文學


傅正明


我們都知道阿弗雷德·諾貝爾 ( Alfred Nobel , 1833- 1896 ) 是一位著名的
發明家和工業家，可他在青年時代的夢想是成為一位作家，他在強烈的創
作衝動下寫下的文學作品，一般很難有深入的了解。可以說，文學鑒賞和寫
作是伴隨諾貝爾忙碌一生的精神小憩的第二家園。他所設立的諾獎中的文
學獎，更使諾貝爾這個名字與文學結下了永恒的不解之緣。

自從諾獎設立以來，瑞典學院就有人在不斷嚐試通過研究諾貝爾本
人的文學情趣來強調設獎的宗旨和評選標準。諾獎百年， 瑞典學院不斷
調整評選標準之後，再度強調“回到遺囑”。 而諾貝爾的遺囑又非常簡
略，因此，在今天，研究諾貝爾的文學情趣和文學觀念就顯得猶為重要。

一

1842年，諾貝爾九歲那年，由於他一度破產的父親在俄國重振雄風，諾
貝爾來到聖彼德堡，在這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一位傑出的私人教師除了
教授化學、物理之外，也把文學和哲學列入諾貝爾的必修課程。除了母語瑞
典文以外，諾貝爾日漸掌握了俄、英、法、德語等多種語言，為他欣賞世界
文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老諾貝爾希望兒子成為工業家，這與青年諾貝爾
想當作家的願望發生衝突，但他不得不尊父命，奔走於歐美各國之間。1871
年， 諾貝爾定居巴黎，這一國際文化名城使他結識了十九世紀的不少著名
作家。

首先，孤獨的諾貝爾在巴黎市中心發現了女作家和編輯裘麗特·亞當 (
Juliet Adam )舉辦的文藝沙龍。當時經常出入沙龍的有維克多·雨果、喬治
桑·福樓拜、莫伯桑等著名作家。諾貝爾結識雨果後，成了這位法國文豪家
裏的常客。他迷上了雨果的小說，尤其是 《 悲慘世界 》中作者對被社會遺
棄的人們的人文關懷，深深激起諾貝爾的共鳴。 諾貝爾也很欣賞雨果諷刺
拿破侖帝政的詩體曆史小說 《 懲罰集 》。雨果八十三歲壽辰，諾貝爾拍發
了一封電報：“ 偉大的大師，願你長壽以使這個世界陶醉並傳播你的博愛
的理想”。簡潔的電文表達了諾貝爾對雨果的深刻理解。

終身未娶的諾貝爾曾經熱戀過一位寓居巴黎的瑞典姑娘，可惜她紅顏
薄命。諾貝爾登報尋找女秘書，一位奧地利女郎成為最佳人選 棗 她就是
後來著名的和平運動活動家貝莎·馮·蘇特納 ( Bertha von Suttner )。諾貝爾在
她身上發現了他所要求的一個女性應當具有的一切才華和高雅的文學氣
質，沒想到她早已情有獨鍾，戀人是奧地利的蘇特納男爵。她隻受雇了兩個
月，但是，諾貝爾與蘇特納夫人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長期書信來
往，蘇特納夫人的觀點對諾貝爾的文學鑒賞趣味以及諾獎的設立、評選標
準的擬定有深刻的影響。蘇特納夫人的反戰小說 《 放下武器 》 ( 1889 )，首
先贏得諾貝爾的讚賞。小說女主人公瑪塔是奧地利一位將軍的女兒，在十
九世紀戰亂迭起的年代裏，瑪塔兩度喪夫，她繼承丈夫的遺誌，將畢生的精
力投身和平事業。顯然，在瑪塔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蘇特納夫人自身的
影子。

諾貝爾讀了這部小說之後，盡管他認為靠呐喊來消除戰爭隻是一種天
真的幻想，但他在 1890年給蘇特納夫人的一封信中，熱情讚揚小說是一部“
值得景仰的傑作”，“一本奇妙的書”，具有“風格的魅力和思想的崇高
”。

在諾貝爾身後留下的私人圖書館，藏書一千多冊， 可以看出他博覽群
書的文學修養。 諾貝爾曾經隨荷馬史詩在神奇的希臘世界暢遊，尋找西方
文化的源頭。在法國作家中， 除了雨果之外，他讀過巴爾紮克的 《 高老頭
》 和 《 歐也尼·葛朗台 》，福樓拜的 《 包法利夫人 》 和莫伯桑的短篇小
說。尤其是伏爾泰的著作，諾貝爾從法文原文到瑞典文，再到法文，顛來倒
去地反複研讀。諾貝爾厭惡法國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他曾無情地揶揄左
拉說：“左拉坐在一堆糞便上散發著一股惡臭”。 但諾貝爾主要是不喜歡
左拉的那一套理論，他對左拉的小說 《 巴黎的肚子 》 倒頗有好感，因為小
說描寫了一位化學家如何竭盡畢生精力去發明一種有效的爆炸物，這個理
想人物正好對了諾貝爾的胃口。

諾貝爾喜歡的英國作家，可以從他書信中窺見一斑：莎士比亞的警句
妙語是經常被引用的；華茲華斯、 雪萊和拜倫的詩作陶冶了諾貝爾的浪漫
主義情懷；司各特的小說為他展開了英國曆史的宏偉畫卷。在俄國作家中，
諾貝爾讀過普希金的 《 歐根·奧涅金 》，屠格涅夫的 《 貴族之家 》 的俄
文原著， 托爾斯泰也曾得到諾貝爾的賞識。在德國作家中，他最喜歡歌德
在作品和席勒的詩歌。

諾貝爾與瑞典著名戲劇家斯特林堡大約在 1895年前後同時寓居巴黎，
可惜這兩位瑞典偉人失之交臂。但諾貝爾熟悉斯特林堡的某些作品。瑞典
學院院長雅納在 1908年給德國哲學家魯道夫·歐根的頒獎詞中，談到諾
貝爾深受瑞典作家裏德貝裏 ( Victor Rydberg )的詩歌和哲學的影響。裏德貝裏
出身貧苦，自幼喪母失怙，經常靠濟貧會周濟食宿。也許因為童年的記憶，
裏德貝裏在長詩 《 獻詞 》中，把以色列人的孩子在沙漠中的流亡作為整
個人類千百年來的艱難的曆史進程的象征。在 《 童年詩篇 》 中，裏德貝裏
抨擊自然主義的美學觀，認為在自然主義作品中“人們像記流水帳一樣日
複一日地寫著那些乏味的詩歌。”裏德貝裏在譯介歌德的 《 浮士德 》
時，從浮士德身上發現了不斷追求愛情和知識，不斷為人類的正義和理想
而奮鬥的詩情。他讚美古希臘的英雄主義精神，在對話體的 《 普羅米修斯
和阿哈斯維魯斯 》 中，他高度肯定了普羅米修斯蔑視、反抗宙斯的強權、
追求人類的正義和體現崇高精神的理想主義。諾貝爾認為裏德貝裏的作品
“指向靈魂的高尚和形式的美”。因此， 諾貝爾經常以裏德貝裏自況，自
稱為一個裏德貝裏式的“超級理想主義者”。諾貝爾還讀過的女作家拉傑
洛芙 (後於 1909年榮獲諾獎 ) 的 《 貝林的故事 》。小說中的貝林和他周圍
的人原本是一群頭腦簡單、盲目樂觀的人。他們“心不沾黃金，手不沾勞動
”，整天唱歌跳舞，要讓歌聲傳遍全國。隨著情節的發展，他們最後終於改
變了人生觀，決心參加公益勞動，承擔社會責任。 諾貝爾在一封致友人的
信中寫道：“這部小說是高度原創的，盡管情節發生較之自然的樣子不大
合乎邏輯”。

在瑞典以外的北歐作家中，安徒生的童話自然是諾貝爾愛讀的。此
外，諾貝爾比較喜歡挪威作家易卜生和比昂鬆 ( 後於 1903年榮獲諾獎 )的作
品。他曾在致友人的 信中熱情讚揚過易卜生的 《 彼爾·金特 》。這部詩劇
借助象征性的場景展現了“人的精神反叛”。

二

諾貝爾在彼德堡時，由於孤獨而開始寫作。 據現存的一封書信，直到
35歲那年，諾貝爾還一度想放棄商務和發明而完全獻身文學創作。不幸的
是，愛自由的人不得不為稻梁謀，“長恨此身非吾有”。諾貝爾早年以英文
寫的警句格言和詩歌，至今仍然是研究諾貝爾的珍貴資料：

我們在沙地上建築，我們愈老這一基礎就愈不穩固。

真正的人往往被撒謊的人擊敗。撒謊是最大的罪過。

一個胃不能勸它被迫去消化，一顆心同樣不能被迫去愛。

憂鬱是肚子裏最壞的毒藥。

這些格言大都比喻生動，帶有幽默感， 同時不乏自嘲，反諷的情調。
1851年，諾貝爾在巴黎以英文寫下自傳性的長詩 《 你說我是一個謎
》，從中可以發現他對人生的悲觀主義的哲學思考。 這首詩題獻給一位過
早去世的“可愛的姑娘”，詩的開頭，諾貝爾寫道：

你說我是一個謎語－－也許是的
因為我們都是難解的啞謎。
生於痛苦， 死於更深的折磨。

在苦難中喜好孤獨的諾貝爾曾被人稱為“恨世者”，這使人聯想到西
方文學中常見的那種類型人物。可是，諾貝爾所憎恨的、恨之入骨的究竟是
什麽？ 我們應當從他的童年尋找答案，尤其應當注重他的這首自傳詩以及
折射出他的童年感受的悲劇 《 複仇女神 》 ( 1896 )。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瑞典， 人們普遍處在貧瘠和饑餓之中。諾貝爾的
父親原本是一個工程師和發明家，可就在諾貝爾出生那年，他家破產了。諾
貝爾四歲那年，父親隻身離家闖天下，母親則帶著三個孩子留在瑞典艱難
度日。在這樣的環境下，童年諾貝爾從來就填不飽肚子， 要吃點肉食就更困
難了，頂多能吃點幹魚，如自傳詩所寫的：

我的搖籃看起來就像死亡之床，多少年
一個母親總是以焦慮的心情照看
…………
我們發現他現在是個少年。可他的孱弱
使他仍然是這個小小世界的陌生人，
不管他走到哪裏。當別的 孩子在玩耍
他摻雜不進，一個憂鬱的旁觀者，
就這樣得不到時代的歡樂
他的心靈在流血……

年歲稍長，諾貝爾看到了富人的奢侈，看到了太多的社會的不公正，
一種複仇的欲望開始萌動。 《 複仇女神 》 是諾貝爾還以以十六世紀意大
利的沈西家族 ( the Cencis )的凶殺案為題材的一部劇作，寫於俄羅斯。女主
人公貝特麗采是被收養的繼女，是無辜的受害者，在諾貝爾的悲劇中以複
仇者的形象出現 棗“我是被強暴的處女的複仇者，被踐踏的正義的複仇
者”。她追溯複仇的原因時說：

“你，閱讀我心靈的全部人生淒涼的人，你是知道的，從童年時代起，
我就是各種可以想像得到的虐待的受害者。饑餓，鞭笞，侮辱，凡此種種都
不會對我吝嗇。”( 第二幕第十一場 )。
“我的全部氣質都是憎恨之源；我童年的最初的記憶是：我恨不得咬
暴君一口。我的全部生命線就像是複仇女神紡織出來的。”( 第四幕第一場
)。


這些台詞，也可以看作諾貝爾的夫子自道。但是，在沙俄這樣 一個沒
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諾貝爾的言論不得不有所“自律”。正如劇中兩句台
詞所表達的：“我也斟酌過我的措辭，知道在哪裏可以談論自由，哪裏不能
談論。因為生活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你到處都可以嗅出一個偵探的氣
味。”( 第三幕第二場 )據說諾貝爾有意在俄國出版該劇時，這句台詞曾引
起彼得堡的檢察官的注意，而實際上諾貝爾很可能影射沙皇的文化專製政
策。因為，諾貝爾在 1849年的俄國， 就聽聞過當時的政治迫害：陀斯托耶夫
斯基在一個青年小組上宣讀了別林斯基的給果戈裏的一封信，他和小組成
員全部被捕，並且作為要犯判處死刑。後來在刑場上陀氏被改為流放 西伯
利亞服苦役。這些恐怖事件深深烙印在諾貝爾的心靈，日後忍不住要加以
影射抨擊。可見，在諾貝爾看來，即使寫作曆史題材，文學也與現實密切相
關。

在歐洲文學史上，這一曆史題材早就有意大利作家處理過，雪萊的悲
劇 《沈西 》 是十九世紀的名作。諾貝爾在 1896年致蘇特納夫人的一封信
中，談到他的以處理方式與雪萊不同。他自信如果搬上舞台，戲劇效果一定
不錯。但是，諾貝爾的人物刻劃還停留在黑白分明的簡單化的層次上，因此
被瑞典一位批評家譏為“半瓶子醋的業餘文學愛好者的作品”。 此外，劇
中的複仇場麵也過於恐怖：“複仇女神”貝特麗采乘淩辱過她的繼父熟睡
時用熔化的鉛水灌進他的眼睛！ 但是，從整體來看，諾貝爾的意圖主要是
從啟蒙哲學的角度抨擊司法製度的不公正， 劇中兩句格言鮮明地表達了該
劇的主題：“正義隻存在於幻想中。”“對娼妓的最好的諒解是：正義夫人
也是她們中的一位。”也就是說，在一個非正義的社會，連正義也可以出
賣。在某種意義上，此時 的諾貝爾已經不是那個充滿仇恨一心想向社會複
仇的少年，而是一個成熟的思想者，在戲劇人物身上，滲透著作者對於哥倫
布、伽裏略、達芬奇、布魯諾、陀斯托耶夫斯基等科學家和藝術家的不幸
命運的哲學思考。

瑞典學者布蘭德爾 ( Gunnar Brandell )在 《 諾貝爾與文學的國際主義 》一
文中認為，沒有人敢說這部悲劇是以雪萊的精神寫作的。也不能認為他創
作這部悲劇是為了強調以雪萊為代表的“理想主義”文學。那麽，究竟什
麽是促使諾貝爾創作這部悲劇的最強有力的驅動力呢？精神分析學關於文
學創作衝動的說法在這裏似乎可以派上用場。可以說，諾貝爾童年時代對
社會積蓄的怨憤太深，他要找到一個宣泄的出口！這個後來的和平主義
者，在這裏所表現出來的思想，並沒有否定複仇的暴力。

諾貝爾死後，《 複仇女神 》在巴黎印了一百多本，後來根據他親屬的
要求全部銷毀了，因為他們認為這樣一部作品於諾貝爾的偉大名聲不
利。但在瑞典，仍然保留三本作為研究諾貝爾的曆史資料。

諾貝爾還以瑞典文寫了兩部長篇小說的草稿。 《 在燦爛的非洲 》 (
1861)也可以說是帶有政論色彩的散文。作品主要抨擊君主立憲製。在諾貝
爾眼裏，一個沒有權力的國王是一個可悲的人物，一種不必要的擺設。基於
對人性的深刻認識，他認為處在這種製度下的國王，其最高欲望仍然是顛
覆政體。因此， 他讚成共和製，認為共和比立憲要好。諾貝爾的這一觀點
比較激進，但他自言他並非社會主義者，而屬於社會民主派。其實，從今天
的瑞典王國來看， 相對健全的民主政體已經使得任何人 棗 不管他是國王
還是首相 棗 都無法從根本上進行顛覆活動，因此，也就可以減弱乃至消
除為所欲為的權勢欲。在另一部小說 《 姊妹 》 ( 1862 )中，諾貝爾筆下的人
物常與自由思想家奧斯華德 ( Oswald ) 討論信仰和認識問題，詰難基督的神
性。

諾貝爾還留下一部諷刺喜劇 《 杆菌專利 》 ( 1895 )的草稿，情節來自作
者在英國為無煙線狀火藥申請專利的經曆。該劇辛辣嘲笑了英國的教條主
義和官僚主義，對正義的呼籲又一次成為作品的主題：“正義夫人總是雙腿
麻痹，因而來遲到，但現在似乎她 的大腦也感染了，因此，即使把她送進
瘋人院，她也會顯得瘋得出奇。”

三

1892年，諾貝爾在蘇特納夫人的影響下加入奧地利和平協會後，就捐
款設立了歐洲和平獎。1895年 11月27日諾貝爾在巴黎立下最後的遺囑，他的
財產 ( 當時折合為九百多萬美元 ) 用來設立諾貝爾基金會頒發獎金，由他本
人決定，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和和平等五個獎項。

諾貝爾給遺囑執行人提供的評選諾獎的共同標準是頒發給“將給人類
帶來巨大益處的人”。評選文學獎的標準是“在理想的方向上的最傑出的
作品”。諾貝爾所 說的理想傾向的的具體要求，學者討論了將近一百年，
種種解釋，不一而足。要言之，從諾貝爾與文學的關係中，我們不難發現：
諾貝爾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或人文主義者，而人文主義理想的核心就是人類
之愛。

在一生的發明中，在與許多國家的市場競爭中，在國際貿易活動中，
諾貝爾是贏家，但他正是在這種競爭中開始意識到人類現代文明的發展遭
遇了空前的內在衝突和危機，因此，他覺得他的財富在他身後的最佳投資
就是為人類謀福利，尤其是推動國際和平事業的發展。

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 這兩個創造性的想像世界，在人類發展的曆史
上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就一個具體的人來說，兩足並行，雙手並用，他
可以有所偏重 ----例如，或左邊得力，或右邊得力，但必須有另一邊的配合
協力，不能跛足而行，不能有所偏廢。在現代社會，一個作家如果是科盲，
就很難成為偉大作家，甚至難於在信息社會立足。一個科學家如果缺乏起
碼的人文精神，就會淪為純粹的科技工具，甚至會降格為精神上的可憐
蟲。因為科學，尤其是現代高科技文明的發展，可以用來造福人類，也可以
用來毀滅人類。而科技文明可能帶來的負麵意義，一個科學家應當懷抱人
文精神來認識、警惕和防範。 回顧二十世紀，當我們為這個世紀的進步緩
慢而感到沮喪時，就會發現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的發展在這個世紀是極不
平衡的。一方麵，是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得到廣泛認同， 甚至擁有
堅實的群眾基礎，而共產主義崇尚暴力的革命也被誤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真理；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和啟蒙傳統，乃至東方文化的民主主義精華，
處在這兩大陰影的籠罩下，都沒有得到更大的弘揚。另一方麵，是原子彈的
發明，是宇宙飛船的遨遊天空，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慘不忍睹的戰爭
的廢墟，啼饑號寒的平民百姓。

十九世紀末葉，當諾貝爾設獎時，把文學獎 ( 廣義的文學包括哲學、曆
史和宗教著作在內 )和和平獎包括在內，這是值得慶幸的。如果沒有諾獎，二十
世紀也許會更加遜色。百年諾獎激發了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共同為人類造
福，也將永遠鼓舞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同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