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日，北京為黨慶開了大會。總書記作了報告，次日傍晚，老友陸先生來寒舍。他說：“總書記昨天把黨定性為馬克思主義的黨，沒有再提列寧，更沒有提毛澤東。這樣比較好。”一位高校的領導同誌也來坐坐。他也關心地說：“說我們幾十年，不愧為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這過分了。我們應該講實話。”講實話並不容易，因為黨過去突出階級鬥爭，黨史的敘述本身被作為階級鬥爭的一翼，黨史是勝利者寫的。理論上說，“曆史是人民寫的”，長遠看應該如此，現實生活還不是這樣；瞞和騙仍習以為常。幾年前，看到一位網友說：“如果一個政黨對自己的曆史不能說真話，叫我們怎樣能相信它呢。”這話叫我一驚。的確，我們應該尊重事實，重新寫黨史。到現在，這已是人們的共識和訴求，說明社會有了進步。
二
許多黨史著作淡化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少說甚至不說。這樣一來好像中共是土生土長，在中國社會的曆史發展中應運而生，從而茁壯成長的。其實，情況並非如此。近些年，才逐步了解一些真實情況，中共是共產國際派人來推動建設起來的，而共產國際不過是蘇共手裏的工具。蘇共派來的催生者就是27歲的維經斯基，他是建黨的第一推動力。他奉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釗談建黨之事。李說：“這個問題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談。”仲甫先生即陳獨秀。
“五四”運動中，中國已湧現了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建黨的倡議很合他們的胃口，但是，他們當時高舉的還是“民主”和“科學”這麵大旗。一時和維經斯基帶來的觀點—列寧主義還是有距離的。當時在中國，歐洲社會黨的聲譽較好，所以陳獨秀主張叫“社會黨”。李大釗說：“還是尊重國際的意見吧。”其實，是李大釗首先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他的宏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連載於《新青年》。他把“階級鬥爭”總是寫成“階級競爭”。甚至認為階級鬥爭總是破壞著人類的文明，他還為此而憂慮。他認為，馬克思一方麵說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一方麵又說，生產力的發展才是社會發展的主要標誌，這是所謂曆史唯物主義。究竟怎麽說？他認為馬克思沒有自圓其說。可見，“五四”時代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還是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的。
問題在於當時訊息不暢，傳來的是“十月革命”勝利了，工人翻身成為社會的主人了。這給中國人民巨大的鼓舞。中山先生曾兩次和歐洲社會黨國際聯係，要求他們“幫助我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後呢，他也大筆一揮，要“以俄為師”了。可見“十月革命”對中國的誤導是嚴重的。現在俄國把“十月革命”改成“十月政變”，把“列寧格勒”這個城市通過全民投票重新改為“彼得堡”，即不承認“十月革命”的革命性。建國已有74年，多數人認為列寧不如彼得大帝，因為他把曆史拉回更加專製和殘暴的一個時期。
在當時“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維經斯基帶來的思想，大家接受了。他思想的內容就是馬克思30歲時寫的《共產黨宣言》的精神，“兩個決裂”：和私有製、和私有觀念決裂，進行暴烈革命，搞無產階級專政。還有列寧所發展的三個內容：一、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也能搞社會主義革命；二、帝國主義到了崩潰的前夜；三、要以民主集中製建立一個鐵的紀律的政黨。
他們還為中國建黨帶來了足夠的經費—金盧布，這種物質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開會、印刷宣傳品，派人出差活動，處處需要錢。這在前蘇聯解密的檔案中留下了明細的支出賬目，很可觀。當時有人叫中共為“盧布黨”。由此也可以看到蘇共對通過共產國際向東方輸出革命的重視，把中共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來做。蘇共中央開二百多次會議討論中國問題。派人在中國工作，從未間斷。實際上可以說，幼年時代的中共不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物質上都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哺育的嬰兒，他是吃著洋奶長大的。特別應該思考的是，黨的幼年時代的許多綱領即“建黨幹什麽？”都非常明確是“消滅私有製”，“建設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些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嗎？
中國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實踐證明，消滅私有製，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毛的時代（1949——1976）走了大彎路。而無產階級專政，不論在今天還是到明天，都是虛幻的概念。較為明顯的是，中共早期建設的“國中之國”—瑞金政權，也叫“蘇維埃”。更加不堪回首的是黨內自殘自虐，派性鬥爭殺害了成千上萬的“AB團”。什麽是“AB團”？被殺的人自己還不知道呢！A是反對，B是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認為反蘇的就應殺。殘暴是列寧的黨本質屬性的反映，實踐證明列寧的“民主集中製”的四個服從，是反對民主，實現個人集權的組織原則。
三
今年慶祝建黨89周年，其實黨已經90歲了。一般人家不會有意給一個人減少一歲，但政治舞台複雜，怪事多。
黨究竟是在1921年，還是在1920年誕生的？這個問題當然是首先要明確的。現在蘇聯檔案解密了，蘇共通過共產國際培養的這個黨，他早期的情況已經真相大白。（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力量把這個浩大的檔案翻譯過來了，1997年開始出版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從檔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頁），我們可以看到維經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從上海寫回去的匯報，開始即說：“我在這兒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鮮局並列），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3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組織部。”當時已明確5位領導核心，書記為陳獨秀，出版部長為汪原放，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維經斯基是國際的當然代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李達說：“這兒實際上已經是全國包括國外中國共產組織的一個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成為黨刊。還辦了黨刊《共產黨》，公開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這一年，在上海漁陽裏辦了黨校，對外名為“外國語學校”。
總之，1920年在漁陽裏已完成了建黨的五大任務，各項工作在緊張有序地進行，已集中了很多人。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劉少奇等都在黨校學習，後來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黨校還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同誌到蘇聯去學習。可惜，毛澤東沒有到達這裏，所以這一段曆史就常被抹殺和掩蓋。對這段曆史，當事人有許多回憶材料。最可靠的材料，是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保存的一份寫於1921年初的材料。其中寫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領導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同誌。”
施複亮（施存統）的回憶：“1920年6月間，籌備成立了共產黨。起草黨綱十多條，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張太雷在1921年寫給國際的報告中說：“中國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組織成立的。”整個中共就是國際的一個支部。
次年，1921年7月，黨召開“一大”，代表為13人，共產國際的代表2人。這次會議的特點有：一、大會是在7月23日開始的，所謂“七一”是因為戰時無法核實，毛澤東欽定的時間；二、會議剛開始集中，有租界的巡捕闖進來，國際的代表馬林通知大家立即轉移，在這兒沒有再開下去；三、代表們到漁陽裏那兒討論如何進行下去，周佛海（後來變成漢奸）建議去杭州西湖；李達還是決定去嘉興南湖，認為那兒比較安靜。他的夫人王會悟的娘家在那兒，有方便。王會悟在上海也負責安排一大的會務工作。名為會晤，諧音是巧合。四、重要的是毛澤東出席“一大”。這不僅後來賦予了一大偉大意義，還使一大會址成為革命聖地了。實際上是1920年建黨之後，黨安排了一大，並不是召開了一大才建了黨。雖然一大也很重要，但作為建黨的標誌是勉強的。主要的建黨人，陳獨秀、李大釗和專門從蘇聯來建黨的維經斯基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可見當時並不認為它是一個建黨的會議，因為建黨的工作一年前早就做好了。
維經斯基是聯共中央派來的，他走了以後，經費一度中斷，活動不得不停止。馬林是共產國際又派來的，召開中共一大是他的偉大業績。在一天的會上，他講了兩個多小時，是代表國際居高臨下作指示。不久批評：“你們花了這麽多錢，工作成績太差！”周佛海在他的《寒風集》中說：“陳獨秀是個硬漢子，他為此拒絕和馬林見麵。陳獨秀說‘我們花得並不多，大量是你們任意揮霍了’，要求馬林認錯，否則拒不見麵。”——這就是陳獨秀的性格！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建國後李達作為武漢大學校長，犯了所謂三大錯誤：一、他透露了毛澤東到達一大時還不是黨員，還是個CY（團員）；我說“既然來了，就參加吧。回去以後再參加CP（中共）”。二、他說在政治上要擁護毛主席，但在思想理論上可以和他討論；三、大躍進啟動時，他對毛說：“頭腦不可發熱。你發熱，中國人民可要受難了。”“文革”中武漢掀起批判、鬥爭李達的狂潮，最終停醫、停藥而逝。
今天，在“一大”會址可以看到與會人員的蠟像，隻有毛澤東站在那裏作宣講狀，大家恭聽。
毛的時代為27年，不斷營造個人崇拜，已居君位。今天“一大”會址的形象就是造神的重要標誌。
文革前夕，黨曾決定在漁陽裏陳獨秀等建黨之地建紀念館，後突然停止，至今還是近百年前的舊貌。
四
蘇共為什麽這樣熱情？從解密檔案中可以看到，該黨許多領導人都是長篇大論談中國問題。發向全國的“宣傳提綱”也是突出談中國問題，為什麽？
斯大林在1918年11月，即發表了《不要忘記東方》一文。他說：“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要打破被壓迫民族的百年沉睡。不這樣做，就休想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列寧在1920年起草的《巴庫宣言》中說：“隻有全世界人民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他是把東方作為征服西方的橋梁。
這是為了革命的理想，還是最終為民族的利益呢？看看他們怎樣做的，就知道了。
1919年和1920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加拉罕兩次發表聲明，這當然是代表蘇共中央。說要放棄沙皇時代侵占的中國利益，包括領土、中東鐵路和庚子賠款等。這極大地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認為蘇聯不愧是社會主義國家。可是不久，在中國工作的越飛得到蘇共中央的指示：“不可承認加拉罕的聲明。”越飛為難了，他還天真地上書聯共中央說：“這是對華政策的失敗。一旦我們以帝國主義的麵目出現，即失去了世界革命堡壘的作用，這個損失要大得多了。”但是越飛隻好執行上級的指示。不僅沙皇占去的地方沒有放棄，1922年又出兵占領中國的外蒙古，迫使這塊土地從中國“被獨立”了出去。
說工人無祖國，無產階級要站在共運的立場上，“中東路事件”要求中共捍衛蘇聯的利益。陳獨秀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這才是正義的。
當時黨內同誌通信，最後都稱“此致布禮”。說一個同誌有了進步，是“布爾什維克化”了。可見文化入侵的程度。
在工作中，觀點肯定會有不同，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同誌，多數（不是少數）回去之後被殺害。列寧的戰友多數被殺害，特別是第二把手托洛斯基，逃亡到墨西哥，派人去追殺。
“恐怖創造神”，斯大林被神化了。
五
立足於中國，毛澤東早期說：“是他（指陳獨秀）集中一些人，這才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共的成立，中國社會是母親，父親則是蘇聯。全然如同一個受精卵發育成為胚胎，一朝分娩，而後哺育成長，如同爸爸有監護權，是負責任的。
在科學的意義上講，中共實為中蘇兩個民族的混血兒，這決定他的本質屬性。山川易改，本性難移！
斯大林當時認為蔣介石是革命的中心，中共弱小，規定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他說：“離開國民黨就是離開革命。”一時中共多數同誌強烈反對這個意見，但隻有遵命。
托洛斯基認為：“蔣介石是資產階級的右派，中共現在的路線是來源於國際的，要快些糾正，否則是犯罪!”陳獨秀同意這一觀點，代表中共一再上書。斯大林惱火，予以批評，仍然以大量的金錢和武器支持蔣介石。陳獨秀申請一些槍支武裝工農被拒絕。陳獨秀忍無可忍，發出《告全黨同誌書》。第一句就說：“我們錯誤地執行了斯大林小集團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共產國際認為這是反黨行動，被撤銷職務、開除出黨。陳寫給黨的《告別信》中說：“我知道我的這一行動會帶來怎樣的後果。我不說這些話，他們還會用我(好可憐啊!)，但在服從組織和堅持真理之間，我隻有選擇後者。”
這說明中共總書記所處的地位和他個人的政治品格。
陳獨秀因為公然反對右傾路線被開除，而後右傾路線造成的損失卻由他負責。國際代表鮑羅廷，指示陳獨秀的接班人瞿秋白說：“責任隻能由陳獨秀負責，這要顧全大局。”瞿隻好如此。但在他去世前留下的文字《多餘的話》中，對此反應出無比歉疚、懺悔的心情，所謂挽救了自己的靈魂。
毛澤東在建國前（起碼是在1942年陳獨秀去世前），還一直講他的好話。但在建國後，外交政策“一邊倒”稱斯大林是“偉大的父親”。曆次運動把陳獨秀拉出來，說和他是敵我矛盾，這時是看著斯大林的眼色講話了。1952年把托派一網打盡，作為獻給斯大林的生日禮物。這就是政治。
中共總書記公然站出來反對斯大林的錯誤路線，這本是中共的光榮一頁，反映出民族的浩然正氣，中共卻把他開除黨籍，使他成為一個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曆史罪人。
有趣的是，蔣介石據此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重點追捕、長期關押。國共兩黨合擊一人，“陳獨秀案”遂成為20世紀中國政壇的一大奇案。
陳這個總書記的命運，典型地說明了中共和蘇聯的關係。陳是一個不聽話的孩子，這是不允許的。盡管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黨必須開除自己的創始人。這也說明黨在繈褓時期的處境和品格。
陳在建黨之後，曾任五屆總書記，到開“六大”時，全體代表被通知到蘇聯去開會。這次大會差額選出了新的總書記，但最後宣布的總書記是斯大林另外指定的向忠發。當然在斯大林看來，他有這個權力，認為向忠發是工人成分。但他很快叛逃，把黨的大量資金也掠走了。
六
建黨之前，中國輿論界有一場“主義和問題”之爭。史家稱，這是建黨的輿論準備。胡適主張，少談主義，還是多談問題。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李大釗、陳獨秀激進，認為應談主義。爭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有根本的改革。“主義和問題”之爭，即“革命和改良”之爭。史家稱，爭論的結果是，“主義”勝利了，其標誌是黨成立了，有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組織，開始了消滅私有製的社會革命。幾十年實踐證明，當社會發展還不具備這個條件時，就造成災難性的嚴重後果。
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走出興無滅資毛的時代。鄧小平終於大悟：“不管姓資姓社，隻要三個有利。”即不談什麽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隻要有利發展生產就行，這又回到“不談主義”上去了。甚至說：“不討論是我的發明。”這把社會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樣說來，“主義和問題”之爭，最後是“問題”勝利了。對這一命題，伯恩斯坦說：“運動就是一切。”他是站在多談問題一邊的，認為共產主義是虛幻渺茫的。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此處不多談了。
創建中共的陳獨秀，大吃國際共運的苦頭。最後是感歎：“善非惡之敵。”（好人鬥不過壞人呀！）他看到蘇聯內外政策造成的腥風血雨，壓根兒就不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了。他認為蘇聯的暴政，並不是斯大林個人品德造成的，而是那個社會製度造成的，僅僅批判個人是不行的。晚年，他回到“五四”，認為人類的光明在民主和科學：“世界上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這個東西。”“民主是人類創造的文明。”
陳獨秀一生的苦難，根本原因在自己當年上了第三國際的船，而中共和蘇共有著難分難解的血緣關係。恩格斯談到人性時說：“人，來源於動物界，永遠也擺脫不了其屬性（原文為“獸性”，太難聽了）。”（大意）對一個黨來說，也是如此嗎？
21世紀，陳獨秀又“站”了出來，這被譽為世紀的曙光。但是有些人，還不喜歡他，這是專製主義本質屬性的反應，和黨的血緣有關。社會總還是不斷有了進步，現在新建的“獨秀園”和“中山陵”已交相輝映。
繈褓時期的中共是否可以用幾句話來概括呢？
1.這個中國的黨是在外國人的操作下成立的；
2.成立後，在政治、經濟上是外國人哺育長大的，他的一舉一動是由外國人操縱的；
3.他的靈魂—綱領，和中國的國情錯位，成長過程是列寧主義和中國千百年專製主義傳統相結合的過程，而馬恩早已與時俱進了；
4.他是“馬上得天下”，爾後“馬上治天下”。
暴力革命和人類社會民主、自由、法製、人權的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流是相悖的。真正的民主法製社會，這一步還難以邁出去。
中共至今沒有擺脫傳統的陰影和政治框架，所以，我們正視繈褓時期黨史的真實情況，看到曆史的局限性，是十分必要的。
人貴有自知之明！
陳獨秀被國際解除總書記職務並開除黨籍之前，曾通知他到蘇聯去學習，他斷然拒絕了。他說：“我幹中國革命，到蘇聯去學什麽！中國革命為什麽要蘇聯領導，蘇聯的革命要我領導行不行呢？”
這是震撼曆史長空的一聲巨吼！
他不僅表達了正義的豪情，而且表述了理性思考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