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武漢大學的那場“性騷擾“

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確實是對一個對父權製度的反抗，以及爭取平等——平等參與，平等表達，平等教育，平等的自我發展——的長期過程。這一曆史過程在現代中國和在英美的區別在於，其並非以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政府結構下爭取政治上的女性投票權為目的，而更多和動蕩的現代中國的革命史，反帝鬥爭史，社會主義實踐無可避免地糾纏，又不得不反對包辦婚姻這一文化痼疾，但在其中也產生了極多的矛盾和曖昧之處，而這些矛盾，包括革命所製造新的不平等，在敏銳的黨員作家丁玲筆下早就被被以虛構和評論的方式揭露出來（《我在霞村的時候》，《三八節有感》），而她本人也因此付出了代價。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青年女性則出現了對當代中國的 “國家女性主義”的反叛傾向。這體現在當代女大學生對 “三八婦女節”和被高度政治化的 “婦女”概念的排斥和解構，對去政治化的 “女生”和帶有戲謔性質的 “女神”概念的接納，以及自行設立 “女生節”等行為。同時，“性騷擾”這一概念的引入及其司法實踐，使得女性更加關注自己在性暴力以外的性安全和性同意權利和心理舒適感，對保護女性，警示行為不端的男性，顯然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

但是，武漢大學的事件，即楊姓女研究生指控肖姓本科新生性騷擾及其後續反轉——即法院的裁決推翻了校紀對肖的製裁，認定其是在搔癢而非手淫——所體現出的，似乎是對 “性騷擾”的指控正在被某些激進女性武器化和濫用。如果武漢大學的事件尚是一個孤立事件，那麽2023年發生的四川大學一名女研究生誣陷農民工 “偷拍”並在網上發布，最後不得不道歉，以及2020 年清華大學一位 “學姐” 指控一名 “學弟”在食堂實施 “性騷擾”，最後也不得不道歉和解了事的事件，和今年武大的事件加在一起，就很難讓人認為都是偶發的個案了。

在幾年間的這三起事件中，指控者都是有著相應知識，閱曆和社會經驗，也很懂得如何利用輿論和媒體把對方 “搞臭”的名校女研究生，而被指控的都是事實上處於弱勢地位的男性——內向懦弱的本科生或農民工，而指控最終都被證明站不住腳，不是刻意的扭曲和誣陷，就是產生誤會以後不依不饒，非要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而肆意“曝光”對方隱私本身也涉嫌違法。在筆者看來，這些名校女生似乎都高度焦慮，煩躁，在自負的同時對他人的舉動高度敏感，而且報複心極強，在“性騷擾”這種女性容易占據道德製高點的爭議中，又都極其善於利用自己的優勢，以及“性騷擾”本身的主觀性和取證困難，把事實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個體男性置於百口莫辯，極為被動的位置。

這是正麵意義上的爭取女性平權嗎？顯然不是。這是已經越界的作惡和泄憤，而且挑選的對象都是一看就難以招架，隻能認栽，向自己低頭的弱勢男性。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中，個體的無辜男性成為受害者，而真正有權力的男性加害者反而逍遙法外。這樣的舉報和控告已經背離了真正意義上爭取平等女權去發展自己並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女性主義，或者真正意義上的維權，而被扭曲為濫用特權滿足施害心理的病態行徑和非理性的發泄和霸淩。

由於性騷擾認定的主觀性和 “性同意”的曖昧，即使在美國，當女大學生向學校報告遭受校園性侵時，同樣首先會受到校警不信任的審視和反複訊問，她們也感到備受屈辱，這大概也和中國的某些激進女權行動者幻想的 “西方”並不一樣。也由於這種主觀性，被濫用的“性騷擾”--包括指控對方“偷怕”，“故意”進行身體接觸，在對麵做不雅動作等控訴，最終難免成為 “狼來了”的呼喊，失去可信度，但這樣恰恰會讓真正的侵犯連帶被質疑。

由此再回溯一下，在更早前的兩起針對名人的性騷擾起訴，即朱軍案和劉強東案中，筆者都站在 “受害”女性一邊，但直到看見劉案的受害者在公布的視頻裏做出邀請手勢，並一路帶著劉強東直奔自己的公寓，也感覺奇怪。理論上，這名成年女生當然有權利邀請任何男性在任何時間進入自己的臥室，即使明知對方是已婚名人，也有權利在兩人深夜獨處的過程中隨時指控對方違背自己的意誌，但這件事本身也很難讓人在常識意義上覺得女方完全無辜，不需要任何反省。而在對朱軍案的反思中，筆者最初對那名女士的同情立場，也確實被上述三個名校的反轉案例所動搖，開始認為朱軍是否真的被誣告而遭受無妄之災。

也就是說，利用先天的道德高地惡意撒謊和陷害弱者的“狼來了”效應，會讓真正的性騷擾受害者的敘事失去可信度，對保護真正的受害者更加不利，而且進一步加劇性別對立。筆者更加不願意相信，這五名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女性都在撒謊，都在趕時髦一樣把“性騷擾受害者”的標簽往自己身上貼，而目的不是想碰瓷名人富人，就是霸淩無辜學弟和農民工，以造成對方“社會性死亡”為樂。假如行動者都這樣人品有虧，精神偏執，濫用標簽，隻會偏離真正的“婦女解放”，“男女平等”， “女性主義”議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