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文化界一片沉寂,也在巨大的衝擊下反思和轉向。
一部分人回歸傳統文化,一部分人走向西方的後現代和後殖民批判。
在這種時候,1990年代,趁著當時的文化出版界其實還有一些空間,一個叫賀雄飛的內蒙古的出版人鼓搗出一套書,算是延續了一點高度鬱悶和批判的聲音。其中的三個作者,一個是餘傑,一個是摩羅,一個是孔慶東。
餘傑當時以憤懣的“抽屜文學”著稱,寫了很多雜感式的憤世文字,有點魯迅,有點李敖。這些文字淺顯,直率,但也令讀者感到一絲血氣和活氣。孔慶東嬉笑怒罵,有點才子之風,兩人都是從北大錢理群那裏繼承的一些思路。
摩羅是華東師大背景,有更深的學理性,記得媒體說,他的女友會對他讚歎:哦中國的別林斯基!他總是感到痛苦,覺得自己生活在恥辱中,摩羅這個筆名,取自魯迅早期雜文:摩羅詩力說。
九十年代的某年月日,我在一個書店裏見到了摩羅和餘傑,是一個讀者見麵活動。朋友找我去,說摩羅想見到我,我想我跟他不認識也沒有什麽關係,但我去了。和他麵對麵坐著,感覺他和他的文字一樣冷峻,壓抑。他當然不知道我,其實是想見我爹,但我爹當時正好不在。摩羅大概覺得和我也沒有好談的,也許他生性內斂,總之話不多,氣氛甚至有點冷場。
然後我才知道,摩羅當年混海南,先父曾經幫過他,他其實念念不忘,很多年後還想見見,見不到就見到我這個後人充個數。“你的父親是個好人”,他凝重地說。
為了緩解尷尬,我就問了他一句,你覺得現在的文化氣氛和八十年代相比怎樣,他沉默了一陣,隻說了一句:“差得很遠”。
我看到餘傑在旁邊,頂著標誌性的大腦門,在和坐在他對麵的讀者交談。我一時間想起王朔的《頑主》裏的交流活動。我生性不喜湊熱鬧,就走了。
多年後,摩羅從憤怒批判傳統轉向批判西方,餘傑成了基督徒和華川粉,腦門還是一樣又大又亮。孔慶東我覺得最不堪,名聲也最壞,錢理群也大概很失望, 隻能與之分道揚鑣。
但是孔慶東沒有丟掉幽默感。他的一篇文章裏說,他有一次辦了什麽事出來,抬頭一看,四個大字的野廣告,把他氣暈:
“專業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