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生：產糧大省為何餓死人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副廳長）

產糧大省為何餓死人

尹曙生

我在《炎黃春秋》發表的幾篇文章中，談到大躍進年代安徽餓死人的情況，有理有據，有檔案可查，史實沒有問題。但還是接到一些讀者來信，不理解，為什麽一個產糧大省會餓死人。他們向我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就是他們不了解那一段曆史、不了解真實情況，和思想左、右無關。所以，披露被掩蓋的曆史，讓人們了解事實真相，才是釋惑解疑、達成共識的最好辦法。本文試圖這樣做。

 

一、窮折騰，導致產糧大省糧不多

安徽省糧食總產量居全國各省前十位，在5至8位之間徘徊。在長時間裏，由於農業技術落後，災害頻發，糧食畝產量一直不高，一般年景也就是二、三百斤，三、四百斤。但是，隻要不折騰，生產的糧食養活安徽人民，是綽綽有餘的，甚至還可以有大量餘糧調出。從1950年土地改革結束到1955年，是安徽糧食生產的第一個黃金時期，農民有了土地，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糧食生產年年豐收，1955年糧食產量創曆史最高，多數農民家庭有餘糧。但是，好景不長，從1955年下半年到改革開放前的20多年中，不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力，隻在生產關係上做文章，在農業體製上做文章，反複無常，瞎折騰。先是成立農業生產互助組，後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時，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基本上還控製在農民手裏，對農業生產影響不大。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1955年末幾個月時間內，將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結果，1956年、1957年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到了1958年，在農民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搞窮過渡，要求在幾年時間內過渡到共產主義。如何過渡呢，就是成立人民公社，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毛、劉都說人民公社是過渡到共產主義最好的組織形式，宣傳、鼓吹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於是，安徽在1958年8、9兩個多月時間內全省實現人民公社化。讓我們從這一曆史時期全省糧食生產的波動中看看這種生產關係的改變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多麽巨大的危害。

1950年冬天，安徽完成了土地改革，2530萬無地和少地農民分得了2703萬畝土地，地主、富農也保有應得的土地，結束了封建土地所有製關係，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1950年到1955年是安徽農業生產的黃金時期。農業生產量逐年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以糧食生產為例，1949年，全省糧食總產量127.48億斤，1950年上升到135億斤，1951年175.5億斤，1952年178.24億斤，1953年181.68億，逐年增長；1954年，安徽遭到特大洪水災害，受災土地麵積3527萬畝，占耕種土地麵積一半以上，受災人口1500萬，倒塌房屋310萬間，損失耕牛20萬頭。但是，糧食總產量仍然達到155.64億斤，比1949年增加28.16億斤。1955年糧食總產量創曆史高峰，達到230.58億斤，國家征購也達到曆史最高峰的71.78億斤。如果這樣繼續發展下去，農村前景光明，農民的幸福生活就大有希望。不幸的是折騰開始了：毛澤東違背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正確主張，不是鞏固和發展新民主主義，而是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不顧黨內黨外有識之士的反對，強行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諷刺、挖苦反對他的人是“小腳女人”，在全國開展反對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1955年8月3日，毛澤東在中共安徽省委《堅決批判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一文中批示道：“安徽省委尖銳地批評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這種批評是完全必要的”。安徽省委有了毛澤東批示的尚方寶劍，在1955年底、1956年春，2個多月時間內就將全省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此舉遭到廣大農民反對。農村普遍出現宰殺耕牛、砍伐樹木、毀壞變賣農具、哄搶糧食，甚至暗殺基層幹部。安徽省委的對策就是動用專政工具堅決鎮壓（詳情見《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製》一文，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56年在沒有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總產量隻有181.76億斤，比1955年淨減產48.82億斤。1957年經過反右派鬥爭的高壓手段，糧食總產量為205.40斤，仍然沒有恢複到1955年的水平，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仍未恢複到1955年的水平。1958年秋，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沒有鞏固和完善、處在極度混亂當中，可安徽省委根據中央指示，強行在短短兩個月時間內又全部實現公社化，將8千多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並成立了1010個人民公社，多數地方是一區一個公社，個別地方搞了縣聯社。在人民公社內，實行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黨委領導一切，由此開始，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強勁地刮起來了，公社社員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剝奪殆盡；公社社員沒有任何權利，不得不依附人民公社，哪裏還有生產積極性。從1958年開始，糧食生產再次逐年大幅度下降。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176.90億斤，1959年為140.20億斤，1960年為134.92億斤，1961年為125.80億斤。1961年的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還要少2.68億斤，人均糧食420斤，比1949年451斤還少31斤，倒退12年。人均420斤是原糧，除去種子、征購糧，真正吃到農民嘴裏的少得可伶，怎能不餓死人？！

 

二、高征購，從農民嘴裏奪糧

大躍進運動開展起來後，盡管糧食總產量年年大幅度下降，但是浮誇風卻一刮再刮。糧食產量明明是大幅度下降，卻吹噓獲得了大豐收。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176.90億斤，可省委卻向中央報告吹噓為320.39億斤，浮誇81.11%，安排征購90億斤，還允許20%的機動征購數。可現實是殘酷的，這一征購計劃無法完成，因為按照計劃征購就意味著有些公共食堂馬上斷炊。所以實際征購69.68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39.4%，平均每個農業人口征購240斤。1959年糧食總產量繼續大幅度減少至140.2億斤，向中央上報350.04億斤，浮誇149.67%，征購70.93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50.6%，每個農業人口平均征收251斤，其中有16個縣征購量占總產量60%以上，宣城地區高達82%。1960年糧食總產繼續下降，為134.92億斤，上報150.42億斤。由於饑荒蔓延，大量出現餓、病、逃、荒、死的狀況，糧食征購量有所減少，為49.74億斤，比上年征購減少29.87%，但仍占總產量36.9%，農業人口人均征購197斤。1961年上半年，安徽餓死人情況還在繼續，當年糧食總產量降到曆史最低點，為125.80億斤，比1949年還少，但還是征購了32.08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25%，農業人口人均征購126斤。

這樣的低產量、高征購，農民手中還有多少糧食呢？以1959年為例，糧食總產量140.2億斤，全省農村人均擁有糧食349斤，國家征購70.93億斤，占總產量的50.6%，農村人均隻剩下175斤糧食，而且是原糧，再除去種子，所剩無幾，不餓死人才怪呢。

由於低產量、高征購，農民無法生存下去，不得不起來反抗和鬥爭，於是被毛澤東輕描淡寫稱為“鬧糧”的哄搶糧食事件層出不窮。據安徽省公安廳給省委的一份敵、社請報告中指出：僅1960年12餘至1961年2月兩個多月時間內，全省共發生哄搶國家糧庫事件847起，被搶走的糧食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農村）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與哄搶者共5496人，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農民，都是因為斷糧、斷炊，家中有人被餓死不得已而為之。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哄搶糧食事件28起，在搶糧過程中發生暴力衝突，哄搶者在遇到阻攔情況下行凶殺人，有26名社隊幹部和糧庫管理員被殺死。41名行凶者全部被判處死刑。三年中因“鬧糧”而被逮捕判刑者7千餘人，絕大多數是農民。有人說在饑荒年代人民群眾就是餓死，也不偷、不搶，完全是神話。

 

三、公共食堂加速公社社員死亡

1958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9月15日在第15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公共食堂以來，節省時間，免得往返，節省柴草，節省經費……這是徐水的經驗”。1958年9月16日至20日，毛澤東視察安徽，在從安慶到合肥途中，路過舒城縣舒茶人民公社。公社黨委書記徐自長在匯報中說道：“舒茶人民公社成立才十幾天，公共食堂就辦起來了，已經實現了吃飯不要錢”。毛澤東高興地說：“吃飯可以不要錢，既然一個公社可以辦到，其它有條件的社也可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當時的安徽省委，根據北戴河會議精神，正在試點成立人民公社。毛澤東在舒茶公社講話後，安徽人民公社化運動加速進行，2個多月時間，全省農村實現公社化，絕大多數公社食堂化。毛澤東離開安徽僅僅一個月時間，全省就有405個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到1958年底，全省農村人民公社食堂共有24萬多個，在食堂吃飯的公社社員達到525萬戶，占全省農村戶的72%。除大別山區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公共食堂沒有全覆蓋，皖北平原和江淮丘陵農戶幾乎全部吃食堂，大多數公社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

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這種“共產主義生活”，造成了糧食的巨大浪費，寅吃卯糧。1958年夏、秋收季節，全國、全省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糧食畝產量放衛星，小麥、水稻畝產從幾千斤到幾萬家斤不等，廣東還有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新聞登載在《人民日報》，以致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時問縣委書記張國忠“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麽辦”的問題，提議“一天可以吃5頓飯”。領袖的話也刊登在《人民日報》，傳遍全國。加上秋收過後不久，糧食還有，一部分幹部和群眾被誤導了，認為國家糧食多得不得了，怎麽吃也吃不完；即使本地糧食吃完了，向共產主義過渡嘛，國家會從其它地方調撥糧食，不用發愁。於是社員放開肚皮吃；不但如此，有一半以上食堂吃飯不受時間限製，社員隨到隨吃，從早6點到晚上12點隨時都可以吃到飯。不但本公社的人可以隨時吃到飯，路過的外地人，不問身份，不問來者姓社名誰，可以大搖大擺、理直氣壯地坐下吃飯。因為飯做得多，吃不完變質，當垃圾倒掉也是常事。據省公安廳1958年11月15日一份“社情報告”中稱，在1958年10月一個月時間內，阜陽、宿縣共發生11起社員因為饅頭吃的太多胃擴張被活活撐死的慘劇。這樣無理性的行為，注定是短命的。放開肚皮吃飯僅僅兩個月時間，多數地方就吃掉了半年的糧食。到1958年底，有一半食堂糧食吃緊，有的已經無米下鍋了。本來以為國家糧食多得不得了，本公社糧食吃完了，會從外地調糧食來，結果落空了，隻能自己挨餓。1959年剛剛開始，饑荒就在全省迅速蔓延。1959年2月下旬，省委書記桂林西到經濟形勢比較好的桐城縣視察，發現那裏已經鬧糧荒，有的公共食堂因為無糧而不開夥。1959年4月嶽西縣已經斷糧的公共食堂達到2523個，涉及161106人，占食堂就餐人數67%。據省委政法部長彭宗珠5月到阜陽調查給省委的報告，有71%的食堂不能正常開飯，有的中午開一頓飯，也是雜糧、樹皮、大鍋清湯，其他食堂已經停火。

1958年年底、59年初，毛澤東發現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兩次召開鄭州會議，加以糾正。麵對饑荒不斷蔓延的現實，迫使以曾希聖為首的安徽省委不得不對政策加以調整。1959年5月，省委發出《關於整頓農村公共食堂的規定》，提出“辦食堂要堅持自願的原則，參加自願，退出自由”，“對退出的社員不歧視，按在食堂就餐的社員標準發給糧食和柴草”；“仍在辦的食堂，一律實行飯菜票製，取消吃飯不要錢的共產做法”……

桐城縣委接到省委文件，立即下文，全縣5300個公共食堂，全部散夥；太湖縣的1433個公共食堂，迅速全部解散。就在這時，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親赴大量餓死人的無為縣，不到10天，下令解散6000個公共食堂。短時間內全省80%以上的食堂解散了。

食堂解散容易，可社員怎麽辦？當初辦食堂時，鍋、碗、盆、勺、桌、椅、板凳，全部收歸公家、食堂，鐵鍋、切菜刀拿去煉鋼鐵了；房屋被共產後，有的社員幾戶人家住在一起，什麽都沒有，拿什麽做飯？最要緊的是，食堂解散後，沒有多少糧食可以發給社員，即使發一點糧食，有的地方一天不足3兩，如何生活？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大規模的餓、病、逃、荒、死在安徽全麵爆發。

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張凱帆到無為解散公共食堂，救民於水火的行為，受到毛澤東在大會上的點名批判。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批判彭德懷時說：“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根據毛的意見，中共中央連續發文，說什麽“公共食堂是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8月27日至9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縣以上領導幹部的省委擴大會議，傳達廬山會議精神，批判張凱帆的右傾機會主義，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批判張凱帆到無為解散公共食堂是反對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右傾歪風”，“反黨行為”。會後，安徽省委在1個多月時間內，把全省公共食堂又恢複起來了。到1959年底，全省農村公共食堂達到26萬個，參加食堂人數占農村總人數90%以上，超過了1958年。

從1959年末安徽公共食堂全麵恢複，到1961年解散公共食堂的1年多時間內，是安徽曆史上最悲慘的一年。在1960年的一年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210多萬，主要是被餓死的，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麵對嚴重饑荒，安徽省委雖然竭力封鎖消息，不讓中央知道真實情況。但還是采取了不少措施來緩解災難的嚴重程度。向農村發放救濟糧或返銷糧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其中1959年發放救濟糧、返銷糧28.25億斤，1960年19.37億斤，1961年7.64億斤。這些救濟糧、反銷糧，雖然數量有限，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是如果直接分到每個社員手中，由他們自己支配，他們會精打細算，細水長流，配以蔬菜、代食品，就會減少餓死人的狀況。可是這些救濟糧、返銷糧落入公共食堂，就成了幹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資本，成了幹部打擊報複社員的有力手段。社員稍有不滿，就扣飯；病了不能勞動，扣飯；老弱病殘，扣飯……有些炊事員利用掌勺權力，乘機奸汙婦女，幹群關係緊張到了極點，因為吃食堂不斷發生刑事案件。安徽省公安廳多次給省委寫報告。1960年7月23日一份報告中說：“1960年4至至6月，安徽發生食堂投毒案64起，170多人中毒，37人死亡，還發生19起食堂凶殺案，被殺大隊、生產隊和食堂管理員、炊事員25人”。另據鳳陽、嘉山、無為三縣調查，在1961年整風整社中受到司法處分的7300多名社、隊幹部中，利用食堂犯罪的就有4880多人，占了60%多。難怪群眾形容公共食堂就是閻王殿，去不得，可是又不得不去。

在全國人民的詛咒聲中，黨內一些要人，包括周恩來、胡喬木等人，也感到食堂不能再辦下去了，毛澤東不得不改變初衷，1961年初，中共中央發出12條緊急指示信，公共食堂終於壽終正寢。

 

四、是沒有糧食，不是見死不救

有人說1958年至1961年安徽糧食大豐收，倉庫裏堆滿糧食，社員被餓死，是幹部官僚主義，見死不救造成的；也有人說，安徽糧食被國家調撥太多，造成安徽人民挨餓。

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由於極“左”路線瞎折騰，使農業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造成的。以曾希聖為首的安徽省委麵對如此巨大災難，並不是袖手旁觀，見死不救，而是作了很大努力，除調撥救濟糧，還想方設法尋找代食品。當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撥救濟糧。可是國庫存糧有限，僧多粥少，沒有辦法。糧食庫存降到了最低點。1959年底，全省糧食庫存隻有區區3億斤，1960年降到2.64億斤，1961年2.69億斤。就是把這些糧食全部分給農民，每人不到10斤，最多維持1個月的生活。反觀1955年，糧食庫存高達27.64億斤，而且農民家裏還有大量糧食，不需政府拿出救濟糧。兩相對比，不是發人深省嗎？！

是不是糧食被國家調走太多而引起災荒的呢？1959年國家調撥出糧食9.25億斤，1960年調撥出5.20億斤，1961年國家調入0.74億斤。兩年調出，一年調入，且數字不大，影響有限。對比前幾年，1953年國家調撥出糧食13.17億斤，1955年調撥出13.38億斤，1957年調撥出15.46億斤，比這三年多得多，並沒有發生餓死人情況。而1961年不僅沒有調出糧食，反而調入糧食，結果繼續餓死人，說明什麽問題呢？就是共產風把社員家裏掏空了；反瞞產私分，把社員家裏搶空了，社員沒有自留地種蔬菜，沒有家庭副業，沒有雞鵝鴨等家畜家禽，食堂解散後，僅靠政府發放的每人每天幾兩糧食是無法生存的，而在最困難時期，全省有很多地方，政府無糧可發，社員隻好躺在家裏等死。

巨大的教訓教育了安徽人民。“四人幫”被粉碎後，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分田單幹。恰好這時主政安徽的是黨內開明派人物萬裏。他排除阻力，支持農民分田單幹（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安徽農業生產迎來了第二個黃金時期。糧食生產年年豐收，糧食征購突飛猛漲，1979年征購突破80億斤，超過前30年任何一年；1982年突破100億斤，部分地區出現賣糧難的奇特景象。1985年安徽糧食總產量突破433.59億斤，征購入庫達到120.86億斤，接近1961年全年糧食總產量。1979年至1985年6年時間，國家征、收購入庫糧食達到783億斤，接近1959年至1964年6年糧食總產量835.02億斤億的水平。這樣一對比，讓那些至今還把農業合作化運動當作成就記載在黨史國史裏麵的專家們，情何以堪。■

注：本文的糧食數據來自於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編的《安徽省情》（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和安徽省誌“糧食誌”、“農業誌”。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副廳長）

（責任編輯　丁　東）

(網絡主編  王海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