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之前的中國，怎樣在外國人麵前樹立自信？
總有人信誓旦旦，說1976年之前的中國如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如何自尊自重，自強自信，言下之意，是今天的中國，太注意外國人對中國的評價，似乎從前的中國，毫不理會外國人的觀感，更不會刻意去取悅外國人似的。
但如果看看下麵的這些史實，
這樣的印象或許不盡不實。
真正的自信，應該建立在實事求是之上，
若是隻靠虛假的宣傳與刻意的造作來瞞天過海，
恐怕是很難樹立真正的、能持續的、無愧怍的、坦蕩的自信的吧。
魯迅怎麽說：
中國人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
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墳•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一卷328頁）
在當時的時代，各種刻意營造的自信不一而足，如今回頭再看，不僅令人五味雜陳，而且讓人啼笑皆非。
1、
丁東在《一次五味雜陳的出訪》提到：１９７６年，中國科學院根據與英國皇家學會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的協議，派分子生物學代表團赴英法兩國訪問。
出國要先在北京集中進行培訓，規定了各種規矩，
比如不能一人獨自外出，至少要三人同行。
比如外國人若問起唐山地震，要說死傷人數約七萬人，我們中國人完全可以自救，不需要外援。
唐山地震的死傷人數，今天已經不是不可讓外國人知曉的國家機密，按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此次地震共死亡24. 2萬多人，重傷16. 4萬多人
籠統而言，說死亡25萬左右，重傷約16萬以上也可。
何以這樣因天災造成的死傷數目也必須保密？
也許是天人感應，災異譴告的傳統依然在作祟吧？
2、
文革時期，個別高級知識分子因為有特殊的海外關係，於是被指定為可以接待外賓以宣傳黨之政策的重點接待戶。
錢穆的侄子錢偉長，即是這樣的接待戶，從1970年開始，他陸續在家裏接待了一些來華訪問的外賓，曾憑周恩來的一張條子，使其居住條件得到改善，日常生活起居也相對不再那樣寒酸。
此外如鄧稼先、馮友蘭等也都享受過類似的待遇。
3、
尼克鬆1972年去參觀長城，有關部門為了製造社會主義中國歌舞升平、物阜民豐的景象，不惜組織大量人力上演了了一出漏洞百出的真人秀，可這出拙劣的真人秀當即就被狡黠的美國人識破，
周恩來得悉此事，也向美國貴賓承認有人造了假，並批評了這一做法。
可這樣的造假何能杜絕，隻要來了外賓，有關方麵基本都是會對所到之處做一番修飾化妝的，絲毫不做準備，完全素顏以對，那是很少的。
西哈努克訪問四川，當地最高長官李井泉，竟在親王所經沿途兩側砌了一道牆，上有窗戶，以此偽裝已竣工的樓房。
4、
牟新艇在《1972年假扮遊客陪尼克鬆遊長城冰天雪地打撲克》裏回憶：
1972年初，我在一個街道小工廠擔任政工幹部。一天接到上級通知，要我們挑選十名“政治上可靠”的人去參加一項重要的外事活動。
當我們來到街道革委會大 會議室時（現在叫街道辦事處），裏麵已經聚集了很多人，有工廠的、學校的、幼兒園的老師。聽了動員報告後，才知道這次重要的“外事任務”是扮作遊客參加接 待尼克鬆訪華時遊覽長城和定陵的活動。
大家既興奮又緊張。緊張的是：美國過去一直是中國的頭號敵人，突然間握手言和，人們一時在心理上和認識上還轉不過彎 來，生怕在行動中說錯話、辦錯事、犯政治錯誤！
依稀記得軍管會李代表在動員報告中接待工作幾條原則裏，有“不卑不亢，落落大方”這樣的話。怎樣才是“不卑不亢”呢？於是暗自商議：行動上遠離，不說話為 佳———遊覽時遠離美國人，問話時裝作聽不懂。許多任務是怎樣布置的已經記不清了，好像說不要穿工作服，因為是去“遊覽”，盡量隨意些。其實那時的衣服不 外蘭灰黃幾色，也隨意不到哪兒去。
一個多星期後，幾輛大轎車把我們近百人拉到了長城和定陵進行“遊覽演習”。我這才發現車上還有不少小學生和幼兒園的孩子們。由於是“演習”，沒有美國人 來，大家的心情都是輕鬆的。我們近百人開始攀登，漸行漸散地按要求相對固定在某一地域內“遊覽”。大約半個小時後，我們又集中到出發地登車，開赴十三陵。 在十三陵的“遊覽”活動中，人們比在長城時更少了些拘謹，一些人在散步中交談說笑，一些人開始認真觀看文物，更有一些人幹脆在石桌石凳上打起撲克牌來，全 然忘記了這是一次“政治活動演習”。
誰都沒有想到，這種隨意卻得到了上級領導的充分肯定。在“演習”後的第三天，我們近百“遊客”又被集中到街道大會議室，軍管會李代表在總結中傳達了上級領導的指示：還要再隨意些，還要再像遊客些。他還表揚了打撲克牌的幾位同誌很自然等等。
大約半個月後，我們又進行了第二次“遊覽演練”。由於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再加上有些作法得到了上級的肯定，因此這一次的“效果”比上次更好、更“像” 了。一些人，特別是女同誌，把家裏壓箱子底的花棉襖穿了起來，還有些人把帶些色彩的毛線手套、圍脖及帽子都戴了起來。除了服裝有了顯著的改變外，“遊覽活 動”的隨意性也增強了，有人帶了羽毛球在稍微空曠的地方打了起來，我印象最深的要數那幾個紮著蝴蝶結的女孩子了，她們在一些人的圍觀中，跳起了橡皮筋！ （這就是開始讓您讀到的外國記者報道中提到的“三個胖胖的又紅紅臉蛋的小女孩”，不過他把跳皮筋誤寫成了“跳繩”！）
1972年2月23日夜，一場大雪降落了下來。第二天一早，我們又集中到了幾輛大轎車上，但不知為何汽車遲遲沒有出發。十多分鍾後，我們又都 被召喚下了車，集中到了空場上，一位領導模樣的人大聲地說：大家都看到了，昨夜下了一場大雪，長城上的雪比城裏更大些。上級領導認為，這樣的大雪天長城上 不應有太多的遊客，因此決定至少減去一半人。這樣，前麵幾輛車繼續出發，而後麵幾輛車的同誌們今天就不去了！他馬上接著說到：不去的同誌們辛苦了，我代表 上級領導感謝你們！今後如有同樣的活動，還會請你們參加的！（這位領導真的沒有食言，在隨後馬耳它總統明托夫訪華時，我們又一次去扮遊客陪遊長城、十三 陵。）
我們很幸運地被安排在前麵車上。但是這次真實的“陪遊”卻沒有什麽好寫的，因為我不論在長城還是在十三陵所分配到的“遊覽”的區域，尼克鬆總統夫婦都沒有 去，甚至連經過都沒有！後來的總結會上有幾個“花絮”倒還可說上幾句。我印象較深的有兩件事，一是當美國客人看到大雪後還有人在石桌上打撲克時，好奇地走 過去圍看，而那幾個兄弟居然照打不誤，對美國客人置之不理，為此被批評為“不禮貌”！二是法新社記者在報道那幾個跳皮筋的女孩“紅紅的臉蛋”時說“顯然是 擦了胭脂”！（塗脂抹粉那時可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還了得！）李代表在總結會上笑著“正名”：經查實，這幾個女孩本來就是紅臉蛋，再加上天冷受凍就更紅 了，沒有抹什麽胭脂！ (本文來源：四川新聞網 作者：牟新艇)
5、
基辛格的回憶錄裏談了這段經曆。尼克鬆一行在天安門廣場看到“遊客”在歡快的跳舞，聽收音機；等他們到長城參觀，又看到同樣的人扮作“遊客”。
尼克鬆他們其實當時就看出這都是“托”，但出於禮貌，他本人自然不肯輕易點破，但後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這樣揶揄中國人：“長城下，古道邊，草木在寒冷的天 氣裏一派蕭索，兒童的臉上卻塗著紅胭脂，一邊唱歌，一邊奔跑。田野上有全家人野餐，穿著嶄新的衣服，他們一邊吃，一邊聽半導體。青年人穿著新衣服在寒冷的 大地上打撲克。”
對一個當年曾在莫斯科與赫魯曉夫展開過廚房辯論的老牌政客而言，中國人這樣苦心孤詣的安排能瞞得了他嗎？但尼克鬆還是厚道或曰狡黠的，他隻是用憐憫的口氣說：（中國人）在田野裏打撲克，對這樣的天氣顯然有些不適宜。
他不忍親口說破這樣拙笨的活劇，但是接下來還是忍不住講述了自己的發現，
手下向他報告：當他們這些美國人撤離長城以後，立即有人用大口袋把人們手裏的半導體收走了。
6、、
陳若曦《大青魚》，也是當時很讓國人鬧心的作品，小說裏蒯師傅臥病的老伴，隻“想喝一口魚湯”，蒯師傅死馬當活馬醫，走進菜市場踅摸，不想這天魚池真有青 魚，於是“滿心歡喜”地買到一條，“美滋滋的”準備拿回家熬湯。可當他就快走出市場時，“肩膀上給人拍了一下”，幹部要他趕緊“把魚送回去”，因為外賓走 了，不需要蒯師傅再繼續表演下去了。
網上還有許多類似的回憶，如
文革時期為接待外賓鬧出的笑話
7、
1972年初，中美關係開始“解凍”，與此前的“全封閉”相比，來華的外國記者、國際友人人數猛增。
當時，美國著名電視製片人露西·傑文斯女士拍攝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為背景的紀錄片《故宮》，在海外頗有影響，當年還獲得了美國電視最高獎——艾美獎。從這部片子的拍攝過程便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當時的中國的。
承擔這次特殊“政治任務”的，是清華大學學生劉誌軍一家。據劉先生回憶，由於是國務院辦公廳交北京市外辦具體經辦，所以市外辦經過幾個月的仔細篩選後 才選定了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關領導還親自到他家實地查訪，看了他爺爺、父母、兄弟姐妹，並向當地派出所和居委會作進一步了解後才最後確定。
剛開始拍攝，露西便麵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褲都是黑藍灰三色，男的都穿軍綠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隊一 樣”。正如作者所說，“也難怪，那個年代的人除了綠軍裝，幾乎都是黑藍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鮮豔點的衣服，也必須穿在裏麵，因為露出來就是資產階級思 想。”但為了表現服裝色彩的豐富，他的大妹妹隻好向一位剛結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紅衣裳，二妹妹則到鄰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另外，由於經濟凋敝，物資供應緊張，當時所有東西都要憑票限量供應。但“《故宮》中有一組鏡頭，要表現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當時正趕上中秋節， 廣安門菜市場突然擺上了各種新鮮蔬菜，應有盡有。那個年代，老百姓不管買什麽東西都要憑證且限量，而惟獨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開供應，隻要排隊就能買上。 我父親的單位為讓我家在外賓麵前表現出中國人的自豪，還特地補助他100元錢，母親攥著相當於自己3個月工資的錢，樂滋滋地擠在買菜的人群中……”（劉誌 軍：《影片〈故宮〉引出的跨國情緣》，《縱橫》，2002年第7期）
8、
北京居民要熟背“規定”
文革時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滿目”就這樣被“製造”出來。平心而論，很難要求這些“他者”了解當時的真實情況。因為那時正“狠抓階級鬥 爭”，“敵情觀念”極強，有關方麵製定了極為細致、嚴格的與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各單位、居委會都組織全體人員、居民學習、熟背這些規定，使外來者很難獲 悉真情。
當時我從農村回城探親，也曾與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員開了半天會，學、背這些規定，經“考試”把一條條背得滾瓜爛熟後才能回家。其中有一條規定，如 外賓到某商場時，該商場所有商品可不憑券而敞開供應，為的是顯示“一片繁榮”，這時中國居民也可“購買”，但“買”後不得離開商店，要等到外賓走後再到櫃 台將貨退還。
規定中還表揚過某菜場一位賣肉的師傅“水平高”：一次，顧客拿出肉票要買二兩肉，這時恰有外賓在旁，這位賣肉師傅當即決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肉遞 給顧客，讓外賓看到了我們的生活水平之高。據傳達說，曾有人趁外賓在時買了好幾雙尼龍襪（當時買尼龍襪要“工業券”，買線襪要“線票”，肥皂、火柴……全 都要券要票，這些券、票發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門口被有關人員攔住，後來襪子全退不說，還通知了工作單位，受到處分。
隻有一條“可如實回答”
“規定”還對外國人可能提出的種種問題都提供了“標準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幹校”、“上山下鄉”是“大有好處”或“很受鍛 煉”；有關工資、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夠用”，不能說出具體多少錢。據說，根據工資水平是可以推算出國民生產總值，可以推算出工農業生產狀 況，可以推算出軍工情況，可以推算出國防實力……因此，每人的工資多少事關國家機密，不得告訴外國人。
在所有問題中，隻有“家庭有幾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實回答”。當時就流傳這樣一個故事，說有外賓問一個老頭兒家有幾口人，這位老人生怕答錯擔不起責任，一時緊張，像在居委會“考試”一樣慌忙回答：“可如實回答”，弄得外賓莫名其妙。
這一紙“規定”當時廣為下發，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好多人現在才意識到這一紙規定其實非常重要，因為這就是“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