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的夫人李蘊華心中越來越不安。大街上“宣傳車”高音喇叭裏宣讀“張霖之是彭真死黨”的“首長講話”聲陣陣傳來,大報小報上“奪權、揪出、粉碎、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等口號層出不窮。李蘊華提出到礦院看望張霖之,送生活用品,她甚至說到“犯人還可以探監嘛”,但卻遭到拒絕,對方的答複是:“如果劃不清界限,把你們一起算成黑幫!”
李蘊華擔心丈夫的身體,她要求張霖之回家休息,哪怕每周回來一天。她聯係各個方麵,打電話、寫信,希望能找到一個領導,一個還能說了算的領導,為張霖之說一句話。這在平常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在1967年1月的大奪權高潮中,在共和國曆史上無政府主義最猖獗的年代,竟然做不到! 李蘊華守著那部直通中央的紅色專線電話,欲哭無淚。那個年代,電話好像也有“階級性”,李蘊華能通過這部電話直接找到的人,全都自身難保,她想通過轉接、報告方式找到有關方麵的電話,都沒有回音,她寫的信,竟然無人敢交上去。 張霖之不是被秘密綁架到偏遠地點,他前往礦業學院作“檢查”不是個人行為,那裏距中南海的直線距離也不過十餘公裏,但對張霖之的批鬥、毒打延續一個月之久,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進行。批鬥他的人,有礦業學院的學生,有教師,有學校和部機關的幹部,甚至有負責學生軍訓的軍人,但是,對張霖之的非法迫害就是這樣在眾目睽睽、熟視無睹的情況下不斷進行! 張霖之的女兒決心冒險去探望父親。1967年1月的一天,她從自己所在的北京工業學院來到礦業學院,從在院內監督勞動的一位部領導口中知道了父親的囚禁地點,以下是她的回憶: “就在我焦急地在樓道裏走來走去的時候,忽然聽見從樓下傳來一陣吆喝聲,夾雜著嘲罵和口號聲。我心砰砰地跳著,急忙迎到樓梯口等著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來,我的淚水止不住地流了下來——爸爸下身穿著媽媽為他下跪挨鬥買的棉褲,因為長,褲腿還挽著一截,上身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軍大衣,爸爸的頭發被從中間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後各掛著一個大木牌,手裏還舉著一個牌子,上用大字寫著‘三反分子’,彭真死黨’,爸爸的名字被倒過來,劃上了紅×。” “爸爸看見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幫暴徒一把抓住我,逼問爸爸我是什麽人,爸爸怕他們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們就當著我的麵用皮帶抽打爸爸,邊打邊罵:‘看你說不說,看你說不說……’看著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聽毛主席的話,要文鬥不要武鬥!’承認是爸爸的女兒來看他。他們立即打電話給我所在的學校,在這短暫的時刻裏,爸爸的目光是那樣深沉地望著我,雖然沒有一滴眼淚,可我看得出,他內心充滿巨大的痛苦和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