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縣城東大街禹王宮內設有一個傷兵的第三教養院。一時間，一批缺胳膊少腿的傷兵，口操北方話，攜家帶小，紛紛住進縣城裏。一部分集中在教養院內，其餘的傷兵就分散在縣城內的居民家中。
在我們搬入鄧家院子前，就已經有一個隻有右手臂左臂缺失的傷兵，人稱“胡排長”的一家人住在進大門後右轉第一列住房的最外側的兩間屋裏。瘦高個子的胡排長，長臉，麵色蒼黃。一雙深陷的眼睛顯得有些陰沉而深不可測，麵無表情，從來不見一絲笑容。他的老婆頭上經常帶著一頂北方女人在當時慣用的黑色帽子，有點像兩片瓜皮緊貼耳廓上方。他們有一個女兒，胡正君，大概和五姐的年齡相似吧，也在五姐上學的縣女中讀書。他們家臥室有一張靠牆的大床，床的正中擺著抽鴉片煙的一套工具。我不知道胡排長本人是否抽大煙，因為，雖然我們是近鄰，但是素無來往。隻有當我走近位於他們家門前的那口水井取水時，偶爾可以通過幾秒鍾的一覽，才可以看見陰暗屋子裏的鴉片煙燈。幾乎每天都能夠看到穿得破破爛爛的男人進入胡家的屋子裏去抽鴉片。當我坐在我家前麵的過道上看書時，常常嗅得到混在清晨新鮮空氣中的鴉片煙味。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幅令人既感到惡心又萬分傷感的畫麵：在胡家門前的水井邊上，一個瘦骨嶙峋，光著上身，隻穿一條短褲的中年男人，手拿一隻剛殺死的雞，一邊正在忙著拔毛，一邊又在點頭哈腰地向胡排長的老婆獻殷勤。何苦來哉，不就是為了能夠吸一口大煙嘛，一個本來是可以站直身子體體麵麵過日子的男人，到如今隻落得賣盡家產，淪落到如此這般低聲下氣，寄人籬下的悲慘地位。正是：吸鴉片者可悲，賣鴉片者可恨。
胡家的女兒，胡正君雖然長得很像她的媽，圓臉，皮膚較黑，但我猜她和她的雙親具有不同的觀念。有些時候，可以聽到偶爾從他們家傳出來的吵鬧聲。然後，可以發現胡正君低著頭，眼含淚水地快步走出大門。據說，她在校的表現還很不錯，頗有上進心。我曾經看過她飾演郭沫若編寫的《棠棣之花》一劇裏的主角，她女扮男裝，站在舞台正中，麵對眾多觀眾，腰懸寶劍，義憤填膺，振振有詞地朗誦台詞。在這一霎哪間，我仿佛再次感受到她內心的凜然正氣，腦海裏不由得浮現出那個與賣鴉片煙的家庭爭吵後，毅然走出大門的女孩。
照理說，人們應該和傷兵之間相互尊重才合乎情理。但是，在江安縣城裏的實際情況卻完全相反。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廣大的老百姓都怕傷兵，也打從心裏恨傷兵。傷兵們彼此之間很團結，一人有事，人人都站出來幫忙。就這樣，傷兵變成了縣城裏的一個社會幫派。他們恃強淩弱，不實行公買公賣。在市場上時有打罵進城賣菜農民的事情發生。官府也不敢出麵管他們，常常是睜隻眼閉隻眼。
有一年的戒煙節，我正坐在我家門前的走道上看書。父親也正巧走到走道的中間。突然，從大門進來了兩個身穿黃色軍裝的警察，氣勢洶洶地在院子裏走馬看花似地溜了一圈後，就站在那塊我們常常跳房子的石板壩子中間。那個個子較高，長著一張馬臉和一臉橫肉的警察右手拿著一根棍子指著胡傷兵家，莫名其妙地對父親提出一個問題：“你說他家是不是在賣鴉片煙？”。很顯然這是一個圈套，警察怕得罪傷兵胡排長，希望把責任轉嫁到父親的頭上。父親為人忠厚單純，不願意介入這類社會糾紛，惹來無妄之災。所以，遲疑而未作答。警察馬臉上的橫肉立即拉長了而且還抽動了一下，用棍子指著父親說：“你不回答就是包庇”。父親見狀知道這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就開始走回屋內去了。盡管那個拉長了的馬臉還不斷地運動一臉橫肉迸發出接二連三的“你包庇，你包庇……”像口吃者一樣的狂語。當時的我隻是感到一種無可奈何的怕和恨。顯然，官府和警察害怕得罪怕傷兵，他們明明知道胡傷兵家正在開著鴉片煙館，卻裝聾作啞，故意裝著不知道，企圖將告密或是包庇的罪責嫁禍於普通老百姓。後來，父親托人四處找關係消災避禍，才得以保全平安，現在想起來也不免有點擔心後怕。
另外一件我親眼目睹的傷兵無理欺負農民的事情發生在牛角壩。夏末秋初的一天，一個豔陽高照，秋高氣爽的假日。我和一些同學到牛角壩上去遊玩。那時候正值鄉間的舊俗“踏青”，所謂踏青是指鄰裏親友之間可以在那一天到他人的田地裏去采一點點農作物作為一種遊戲而已。當我們正在興高采烈地遊玩時，突然看見一個中年的農婦一邊追趕在她前麵的一群背上背著大背簍，還不斷從旁邊的田地裏大把大把地采折蔬菜的傷兵隊伍；一邊大聲疾呼：“老總先生們，你們手下要留點情，我們一大家人，有老有小就全靠這點莊家來養活了……”。走在最前麵的傷兵漲紅了一張毫無表情的三角臉，在加快了從田地裏搶菜的同時，也加快了步伐以便很快逃離現場，結束他們自知理虧的盜竊違法行為。像這樣類似的傷兵欺負老百姓的事件屢見不鮮，傷兵問題已經成為當時縣城裏的一個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
就在我們準備搬家到鄧家院子第二列住房右邊二室一廳的時候，發生了一場傷兵無理大鬧鄧家院子的事件。如前所述，我們家剛搬入院子時是住在第二列住房左邊的一個單間臥房內，隔著一個天井才是廚房，很不方便。好不容易盼到了一個良機，原來住在隔壁二室一廳的住戶準備搬走，隻等他們親戚裏的一對新娘新郎暫借數日完婚之後，我們就可以搬入。熟料隔牆有耳，這一消息竟被傷兵竊獲。我懷疑此事可能與胡傷兵有關。大概傷兵也打算搬來此處，於是，就拉開了一場住房爭奪戰。畢竟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我們等那對新婚夫婦前腳走，趕緊就後腳跟著進門。由於我們兩家僅一廳之隔，打開廳屋的右側門以後，就很容易把一些大件的家具迅速地搬進新居的二室一廳內，於是在一天之內就全部占有所有房間。但是，傷兵畢竟是南霸天，不到黃河心不死。次日淩晨，早飯後不久。一群缺胳膊少腿的傷兵攜兒帶女，吵吵嚷嚷地蜂擁著，氣勢洶洶地闖入鄧家院子，直奔後院核心區。我當時不敢離開我們的新居，大概怕傷兵來硬搶，總該堅守陣地吧。所以，沒有親自看到鄧三叔和三嬸他們當時是如何對付這群傷兵的無理取鬧過程的。隻是在過了一些時間之後，我才走出家門到廳屋，看見後院院子裏和鄧家前廳屋裏，大大小小約有15人左右，坐著的站著的，抽煙卷的，大聲叫罵說髒話的，一片混亂，烏煙瘴氣。一個右腳殘廢裝有假腳的中年傷兵，看起來可能是個領頭的，把他的鐵腳用力地踏在石板地麵上，咚咚著響的同時，一邊大聲的操作北方口音破口大罵：“老子們在前方打仗流血賣命，為什麽不能夠住房子？……”。好像煞有介事，他們傷兵的一切胡作非為，無理取鬧都有理。其實不然，當時的傷兵到底是在為誰打仗受的傷還有待考查。即使就是由於抗日受的傷，也沒有任何理由居功自傲。傷兵應該懂得隻有尊重別人，才能夠被別人尊重的基本道理。
院子裏四處閑逛的傷兵家屬們，尤其是小孩子就爬在鄧家多年來喂養各種美麗金魚的大魚缸上，先是觀看和逗樂玩。後來，就幹脆拿來了打撈金魚的帶有長柄的網子開始大肆捕捉金魚。他們把所有的金魚一個不剩地從原來富有水草的優良環境中撈出來後，放到他們帶來的麵盆或桶裏。不管金魚的死活，也不顧主人的意願，他們就是不知羞恥地把一盆一盆，一桶一桶的金魚肆無忌憚地經過大門，心安理得地帶回他們的家中。事情還沒有完，傷兵鬧了半天，腹中感到饑餓。恰好位於金魚缸上方的葡萄架上正在懸吊著大串成熟的葡萄，紅綠相間，令人垂涎欲滴。傷兵及他們的家屬在完成捕捉金魚之後，正好一不做二不休，站在板凳上邊摘邊吃葡萄，直到把全部葡萄吃完。眼看大勢已去，房子雖然沒有搶到，總算撈到一大缸的金魚，每個人的肚子裏不是還裝滿了美味的葡萄麽。於是，在獨腳司令咚咚咚的收兵信號帶領下，折騰了半天的傷兵隊伍總算凱旋回家去了。
老話說得好：“多行不義必自斃”。終於，由於種種傷兵的無理惡行，江安的老百姓忍無可忍，起來反抗了，縣城內爆發了反對傷兵暴行的活動。一時間，老百姓與傷兵之間不斷發生鬥毆，拳腳相向，滿城風雨，鬧得縣政府都不得不出麵向上司求援，從省裏搬來了專案工作組，經過會議協商，最終達成和解的約法三章。從此，傷兵就不敢再作威作福，無理取鬧，變得比以前老實得多了。
上世紀70年代我回江安在鄧家院子三叔屋前天井，與鄧三叔一家合影（照片前排從左至右依次是表嬸、母母、三嬸，後排從左至右依次是三哥、鄧三叔和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