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後來遷入上圖右邊的二室一廳，其後連接著一個寬大的廚房，母親因此十分滿意，終於不用為做飯而上下奔波了。廚房的右後方有一小門，連接一條狹窄的巷道直通鄧家廚房和女廁所 （圖中打點的部分）。誰也沒有想到鄧家院子的這一迂回曲折的結構，在後來居然派上了大用。
那是在抗戰勝利後不久，當時的國軍第24師的一部分隊伍進駐江安縣城。軍需官周國章帶著幾個隨從副官挨家挨戶地找可以居住的空屋子，顯得頗有些來勢洶洶。足智多謀的房主人鄧三叔和鄧三嬸構思了一條妙計：他們把平時放在廳屋牆角的大門板拿出來，上好，關閉了由此通往鄧家院子內院核心區域的通道（圖中畫×的部分）。然後把他們家多年來從滿清到民國初年所收集的對聯字畫都懸掛在這道由門板構成的後牆上，以至於外人無法看出端倪，而誤以為廳屋隻是一間三麵牆壁，一麵是門的屋子。這樣一來，從刑台街56號大門進來一看，鄧家院子隻有小小的兩排房子，其中能夠找得出來的空屋就隻有這間廳屋了。我們以及此時住在最左邊我們原來那間臥室的唐家弟兄如有必要，可以從我們家的廚房，經過那條隱蔽而狹窄的巷道，進入後麵的庭院。
果不其然，次日，周軍需官帶著人馬來到鄧家院子增調民房。經過他們仔細地視察後，隻發現一間空屋，那就是位於我們家和唐家兄弟住的屋子之間的廳屋，於是就決定征用這一間。很快，就來了一個白麵書生模樣的書記官（當時的“書記”一詞等於今天的“秘書”，是一個做文書抄寫工作的下級文職人員），帶著一個瘦小個子的勤務兵以及大包的文件和床上用品等雜物。他們在廳屋中間安放一張大桌子，擺放文房四寶和各種大小文件本。兩邊靠牆各放上一個單人床，設置好蚊帳和被褥。書記官是一個年輕人，操北方口音。中等高個子，身體勻稱，頭戴軍帽，黃綠色軍裝，腰束一條寬大的皮帶，兩小腿均纏著當時軍人必用的綁帶，顯得整潔利落。白胖的圓臉，白中透紅，眉清目秀，頗有今天人們所說的幾分“帥氣”。說話較慢，顯得很文雅。對人溫和有禮，談吐之間，令人感到親切。他主動介紹他的名字是蕭宗榮，從此，我們就叫他“蕭書記”。比較起來，他的勤務兵就顯得有點古怪，不多和人交往。他隻喜歡畫一些用線條組成的人物圖畫，有時還加上彩色。我和同伴楊萬霖（唐姐姐的兒子）都喜歡在他繪畫時，站在旁邊觀看。但是，令人費解的是他始終隻把一些完成了的圖畫送給楊萬霖，寧可把畫丟到垃圾桶也不給我。也不知是我到底哪裏得罪了他。我當時年幼，為這種不公平的待遇感到十分掃興，也十分委屈，幾次都差點哭出來。後來，蕭書記發現了勤務兵的這種惡作劇，他當著我的麵，批評了勤務兵，還命令他把一張畫好的圖畫送給我。這樣，總算讓我挽回了一些麵子，而且也讓我對於蕭書記產生了許多好感。
日子就這樣平靜地過著，鄧家院子的秘密一直沒有被發現。可是有一天，蕭書記來到我們家，很坦率地問起：“昨天晚上，誰人在廳屋後麵吹簫？”他接著說：“婉轉淒涼的樂曲聲把我帶回闊別多年的故鄉，很想當麵感謝這位吹簫的朋友”。鑒於他的態度如此誠懇，胸無城府的我就帶著他通過我們家的廚房，來到了後院，並會見了吹簫的朱二姐。朱二姐是我們二姨媽（母親的二姐）的女兒，她的丈夫姓毛名鐵方（字紹卿），在南大街一家賣酒和醬油的雜貨店工作，當時他們住在鄧家院子內院裏 （見上圖：毛家）。她很喜歡吹簫和笛子，我和三哥就是從她那裏學會這兩樣樂器的。蕭書記見到了朱二姐，交談甚歡，但是他也同時發現了鄧家的後院。聰明的他立即領悟到鄧三叔的妙計和廳屋的秘密。我一直很擔心他會報告上級，那我們大家，特別是鄧三叔將會有麻煩上身。但是令人感動的是，蕭書記並未告發我們，他一如既往地平靜度日，仿佛從未見過鄧家的後院，想來他也很能夠諒解鄧家人的良苦用心。
大概是一年多吧，24師的部隊就全部撤走了。臨行前，蕭書記向我們告別，說他已經決定考入設在成都的一所軍官學校。後來，我們還收到他在成都軍校上學後寄來的一封書信。
鄧家院子給我的童年記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陽光明媚，鳥語花香，還有從充滿親情和友愛的大家庭裏迸發出來的歡聲笑語。在院裏，我有不少玩伴。除我們自家的兄弟姐妹外，還有唐姐姐家的楊萬霖和後來才出生的楊萬堯兩弟兄以及刑台街對麵鄰居家的男童陳開明等。雖然那時候的江安縣城沒有電，更缺乏任何現代化的娛樂場所如劇院，體育場等公共設施。但是，唯一的公園卻近在咫尺。走出鄧家院子大門左拐，就正對那個石頭砌成的“刑台”，順著它右邊的斜坡和左邊的石梯就可以很容易地登上去。這是一個3公尺見方的平台，據說是古時候犯人行刑的地方。刑台的後方，就是公園大門，順路走過去，直達公園廣場。廣場的北邊是一個舞台，上麵懸掛著當時的總統蔣介石的畫像，縣城裏大型的群眾聚會幾乎都在此舉行。廣場最西端設有單雙杠以及沙坑，可惜當時鍛煉身體的人不多，沙坑中常有糞便等。偶還有棄嬰的屍體，頗令人毛骨悚然。
廣場的南邊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個采用木架支持懸吊起來的大鐵鍾。抗戰期間，政府派人鳴鍾發出敵機空襲的警報，全城均可聞此警報聲。我至今還記得，搬到鄧家院子不久，一天夜裏，震耳欲聾的警報鍾聲突然傳來，使我感到巨大的恐懼，情不自禁地戰栗起來。所以，從時間上，可以毫無疑問地肯定我們家搬入鄧家院子的時間應該在抗戰勝利前。多半在 1941 年左右, 相當於我開始上學（5歲半）的年代吧。每當人們聽到警報的鍾聲後，就扶老攜幼帶著大包小包的細軟和食物，從大街小巷，爭先恐後地奔向東、西、南城門外的野地裏躲避。有好幾次，可以看到敵機成群飛過野地的上空。但是，有驚無險，都沒有投彈。後來，才知道敵機是路過江安，趕去轟炸瀘州或者宜賓的。因為當時的江安根本沒有任何工業生產，幾乎是一個簡單的農業經濟社會，毫無戰略價值，從而因禍得福，避免了被敵機轟炸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