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醫院的大貨車把我們和行李一起送到成都西門外15裏遠的蘇坡橋鎮上，停在一個院子裏，院子的大門上方掛有鬥大的紅字招牌---蘇坡人民公社。那天，天空陰沉，漫天烏雲密布，早上才下過一場大雨。院子裏的泥土地麵變得一片泥濘，印滿了錯綜複雜的光腳板印跡。一位身穿藍色幹部服裝的公社幹部把我們帶到一間擺放著長凳的會議室裏，靠正前方的牆上，掛著毛主席的巨幅照片。四壁的牆上，除了窗戶外，都貼滿了寫在紅紙上的大幅標語和語錄。那個公社幹部讓我們就坐後，立即高聲向著隔壁的辦公室喊叫：“謝書記，川醫的下放幹部來了，請你出來一下”。不一會，一個30歲左右的身體健壯的男子出現在我們麵前。圓臉膛，身穿白布襯衫，敞開著衣領，露出粗脖子，向上卷起的襯衫袖子顯露出結實的肌肉。他站到前台放著的桌子前，麵帶微笑，開門見山地說：“我代表蘇坡人民公社黨委和全體貧下中農，熱烈歡迎川醫的同誌們來我們公社，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勞動鍛煉”。他很粗略地介紹了蘇坡公社的建立和發展過程。說到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他倒是老老實實地把公社初期吃大鍋飯的景象做了一個生動的總結。他說：“公社一開始就辦生產隊的公共食堂。每天食堂一開門，生產隊所有社員就帶著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家人湧到食堂裏，歡天喜地地拚命大吃大喝。有些人吃得肚子都脹得像個鼓一樣了，嘴裏頭還包了半碗飯，回到家裏後，吐出來喂雞。這樣一來，一個月左右的短短時間內，就吃光了大半年的儲備糧食。食堂就隻能夠按人頭，限量供應飯菜了。即便如此，我們公社所剩的口糧也還是差一大截呢”。公社書記的話加上外麵正在下著的小雨，給人們帶來了一股寒意。公社書記最後提出，希望我們這些從醫院裏來的下放幹部，能夠幫助公社建立更有效的農村醫療衛生係統。他當場就指定從理療科來的原內科主治醫生黃承孝留在蘇坡公社醫院，負責醫療以及培訓的工作。
我們其餘的一行人走出公社大門，背上行李，在細雨迷蒙中，穿過蘇坡鎮上的街道，直到場口。過了場口，就是分布在大片農田之間的鄉間小路了。我們將要參加勞動的地方是距公社10多華裏的高坎寺，屬於公社的第十耕作區。背著行李，跟隨著公社的幹部，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在泥濘的小路上，出了一身大汗，算是下放勞動的第一堂課吧。
經過兩個多鍾頭的步行，終於到達了高坎寺。這是一間過去的寺院，多年沒有煙火，但從殘存的高大梁柱以及精美的瓦屋頂來看，昔日曾經有過香煙繚繞的輝煌歲月。其中有一個籃球場大小的房間就變成耕作區每天開會的地方，靠右後邊隔為一間小小的零售商店，提供日用品給農民。我們9個人被分配到第十耕作區第9連第1排（當時的公社都采用軍隊編製，一個連相當於一個生產大隊，一個排相當於一個生產小隊）。和我們一起來的另外一組人包括眼科的嚴密、外科的陳硯候和病理科的周義德醫師等被分配到十數裏之外的第4連。雖然雞犬之聲不相聞，但是仍有書信往來以互通音訊，在很少有的假日回成都時，還可以結伴同行。
我們這個組9個人,7男2女。兩女中一位是口腔內科王順英醫生，大約30歲左右，寬臉膛，身材高大。另外一個是檢驗科的陳碧蓉，大約40歲左右，瘦小身材。男性組員中，除我本人外，還有生理教研組的黃濟群，他是廣東人，而且是黨員，於1957年畢業於中山醫學院，擔任組長。他個頭較高，說話慢條斯理。另外還有組織胚胎教研組的教師吳璽印，30歲左右，說話幽默。他一開始就介紹自己的名字說：“我的名字是‘孫權的國寶’”。兒科的劉誌貴，比我高一班畢業。據說是右派分子。寄生蟲教研組的技術員黃樹良，年輕人，喜歡拉二胡。精神科醫生陳福銀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到了生產隊後，就被組長指定擔任公共食堂的管理，完全住在食堂裏，擔任夥房的工作，不參加田間的勞動。病理教研組的何士哲，年約50左右，是當時年齡最大的了，他是病理技師，曾經在我們班二年級上病理課時，介紹甲醛固定組織標本，石蠟包埋的切片技術。
我們將要參加“三同”鍛煉的9連1排，約有半數的社員都姓方， 包括連長和排長。排長方中和，年紀大約二十七八歲，瘦小身材。說話不多，喜歡拿著一根一尺長的水煙杆子抽煙。那天，我們到了高坎寺以後，方排長就帶領我們9個人穿越一片水稻田間的田坎路來到一座瓦頂泥牆的院子 ---方家院子。這個院子的正麵有6間房屋，在正屋的兩側垂直連接著左右廂房。廂房較正房短，各約3-4間房屋。除了與正房直接相連的第1、2間房屋之外，其餘的房屋常常作為存放農具或牛、豬圈之用。生產隊已經安排好了我們的寢室，兩個女生住在正房的最左側。所有男生都住在正房的最右側，左右分布以示男女有別吧。我們男生住的這間寢室是一間大廚房，靠外側牆壁還留下原來的爐灶。現在雖然已經有了公共食堂，還是每天要燒火準備豬食或其他的用途。就在這個爐灶與我們的寢室之間，社員采用一片竹編的席子作門簾，把一屋隔做兩間。然而每當爐灶燒火時，濃煙立即充滿整個寢室，令人窒息、咳嗽、流淚。我的床就緊靠著那塊竹編的席子，處於首當其衝的位置。陳福銀運氣好，住到食堂裏專門的房間。何士哲因年紀最大，身體有病，就設法向組長提出要求，住到右邊廂房的第2間較小的寢室裏。可憐我們其餘的5人，就隻能夠無可奈何地住到這間廚房裏，忍受柴火煙熏。不過年輕真是好，任憑煙熏與火燒，照吃照睡。
寢室裏麵，沿著四邊擺放了5塊木板，多數是舊有的門板，架放在兩把長凳上構成一張床，上麵攤放著稻草。我們打開背包，把床單和被褥等安排妥當，找來竹杆和繩子，掛起蚊帳，算得上是一個安樂窩了。“同住”已經搞定了以後，就到公共食堂去“同吃”吧。
食堂是一間瓦頂泥牆的大屋，位於小山丘上，有一段不長的石梯直達食堂門口。門的右邊是很大的窗口，裝著一扇木板可以關閉窗口。開飯時，食堂門是關著的，不準任何人進入食堂內。隻有受命擔任食堂管理的2-3個人包括陳福銀在內，可以站在那扇打開的大窗口後方，每人手裏拿著一把稱，一個金屬做的稱坨被固定在一個準星上。稱盤裏放有固定的小盤作為放置被稱量的飯菜之用。一切準備就緒後，食堂就敲響一麵銅鑼。帶著各種餐具的社員們立刻從四麵八方快步走向食堂，在食堂前排起了長隊。每一個輪到窗口前的社員都會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那杆正在隨著稱盤裏麵添加或者減少的飯粒而升降浮沉著的稱杆而變換著臉上的表情。現在的人很難理解當年的艱難歲月裏，人人對於食物的那種斤斤計較的頑固態度。除了每頓固定的飯食（每人每天一市斤，被劃分成中午4兩，早晚各3兩）之外，最常提供的菜肴就是水煮的苕菜，一種自發生長在田裏的野菜，一般是喂豬的。我那時候的嗅覺很靈敏，遠遠就聞到從食堂飄來的豬食味。1959年，雖然在成都市區裏還能夠在餐館裏買到肉食，但是全國範圍，特別是在農村公社中已經開始了對油和肉嚴加管製。除了糧食必須按照人口的定量，城市機關幹部每人每月27市斤，農民每月30市斤，而且購買糧食要憑糧票、肉和油都必須憑肉票和油票。在一個月中，最多能夠吃一次肉。盼到打牙祭那天，人人摩拳擦掌，早早就攜兒帶女，一家老小在食堂前排隊。多虧陳福銀等食堂管理者能夠精打細算，把豬肉去骨，全部切碎，混合著稱給大家，才避免了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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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吃、同住以後，就應該“同工”了。當時的人民公社是在總路線、大躍進的東風勁吹之下，在一片凱歌聲中誕生的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人們隻能夠說“人民公社好”。果然，擺在我們下放幹部麵前的是采用軍事化管理的農村新麵貌。每天，天剛蒙蒙亮，連、排長就吹響尖銳的軍哨，並扯開嗓子的喊叫：“起床出工了！快跑步到田地裏去”。我們初來乍到都不敢怠慢，立刻起床，迅速穿好衣服，緊跟著哨子聲，快步走到地裏，等候命令。然而我們詫異地發現，雖然哨聲呼叫聲響遍了生產隊的各個院落，四處卻少見動靜。慢慢地，才看見從一些院子裏走出邊穿衣服，邊打著哈欠，伸著懶腰的男女社員們。過了半個多小時，大約有10多個社員才在排長帶領下，開始用鋤頭挖地。此時，天已經大亮了。大家邊說笑，邊慢慢地挖土。有人開始說起笑話來，也有人開始說起那些令人大開胃口的美味佳肴。過了一個多鍾頭，排長說休息一下吧，吃完早飯再繼續來挖地。人們馬上丟下鋤頭，就回家去等候吃早飯的鑼聲。
早飯過後，大家戴著草帽從家裏出來，走到早上工作過的那塊地裏，繼續用鋤頭挖地。春末夏初的太陽已經使人感受到在體力勞動後，渾身灼熱，背心冒汗。社員們開始從外到內脫掉衣服，用毛巾搽去汗水。方排長已經到別的地方去安排準備播種水稻的重要任務去了。這裏的工作就交給一個大高個子社員負責。約莫過了一個鍾頭，負責的大高個子抬頭看了看天空，伸了一個懶腰，眯縫著一雙眼睛說：“該休息了”。話音剛落，社員們立即丟下了鋤頭，四散開去。大高個社員和幾個人就平躺在田邊的青草地上，讓溫暖的太陽照在身上。時不時他還和其他坐著或躺著的社員聊天，偶爾揮手趕走停在臉上的蒼蠅。
此時我已經感到腹中十分饑餓了。早上吃的3兩飯，沒有一滴油，加上那一小盤水煮的苕菜。經過挖地勞動，早就把能量消耗完了。我那時候生活能力很差，完全沒有經驗來對付饑餓。在我們下放幹部中，年紀比較大，已經成家的組員中，都事先有些準備。有一次，我在中間休息時，回到寢室想在床上躺一下。看見吳璽印正坐在他的床上，吃著碗裏的食物。他看出我饑餓的表情，立刻就對我說：“我準備的幹糧，是炒麵粉加糖。很方便，隻要加上開水就可以吃了”。他邊說邊在我吃飯的空碗裏如法炮製了半碗他的加糖炒麵粉，他把碗遞給我並很客氣地請我試吃。正在饑腸轆轆的時候，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接過他遞給我的碗，開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真是香甜可口，如飲甘露瓊槳。於是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出門在外，要自備零食以應不時之需。
吃下了從未有過的美食，立刻精神百倍。這個時候距離大高個子社員宣布休息開始算起，已經遠遠超過一個鍾頭了。由於多年來已經養成的兢兢業業的工作習慣，我感到問心有愧，立即快步回到那塊才挖了一小半的地裏，準備繼續挖。然而當我急匆匆趕到地裏時，除了那位平躺在青草地上的大高個子社員之外，沒有別的人在場。陽光照射下的土地上隻有幾隻蝴蝶在野花間飛舞著，再加上那個青草地上不時發出的鼾聲，益發顯得這片人民公社的土地是如此靜謐安詳，完全沒有想象中“熱火朝天”的景象。快要到中午的時候，有幾個休息方畢的社員才慢慢地來到這塊地裏。一邊互相說笑，一邊叫醒那位打鼾的社員：“喂！還在夢周公嘛，有沒有夢見吃紅燒肉？”。被從夢中驚醒的社員立刻坐了起來，一邊打哈欠，一邊伸懶腰。很不耐煩地大聲反問說：“你們幾個是不是又到供銷社去買“香音”（四川方言：便宜貨），撿到便宜了？”
吃完午飯後，大家先回家裏休息。大概在2-3點鍾的時候，排長又吹哨子把社員們從家中喊了出來，還是三三兩兩慢慢地到地裏工作。和上午的工作情況一樣，隻挖地一個鍾頭左右，就開始休息了。休息之後，也就散了，等到吃晚飯。
如此的勞動效率，難怪隻有苕菜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