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川醫學院醫療係五年製本科畢業時正值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形勢下，我被分配留校，在附屬醫院耳鼻喉科作住院醫師。和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同班同學張士傑，以及畢業於山東醫學院四年製耳鼻喉專業的劉禧祿與中山醫學院醫療係本科的梁子壯。我們四個新上任的住院醫師中，隻有劉禧祿已經在耳鼻喉科實習過，他在當時國內有名的孫鴻泉教授指導下專修耳鼻喉科，所以在開始階段就顯示出駕輕就熟的基本功，而我們其餘3人對於耳鼻喉科真是一竅不通，必須從使用額鏡開始，步步為營。那個時候的耳鼻喉科中文書很少，英文資料雖然很多，可惜看不懂。隻有一本手術圖譜可以勉強作為參考之用。盡管如此，我在那個時候並沒有產生學習英語的念頭，還在繼續自學俄語，這完全是閉門造車，固步自封的結果。不過，那年頭一個接一個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高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完全顧不上專業學習，更談不上學習外文了。
1958年新年伊始，全國的報刊上就頭版頭條連篇累牘地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要以“1天等於20年”的拚命速度，在15年達成“超英趕美”，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那個年頭，真是全民皆辛苦，當醫生的更是苦上加苦，苦不堪言。星期一到星期六從早到晚工作遠超過每天8小時，再加上還需要輪流值夜班。盡管晚上遇到急診手術，徹夜未眠，第二天仍要照常上班。不僅如此，更讓人抓狂的是幾乎每天晚上都有政治學習。不是階級鬥爭天天講，就是批判自己頭腦裏麵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思想，後來是緊鑼密鼓地一係列向黨交心的活動。每天晚上全科醫生拖著疲憊的身軀坐在一間簡陋的辦公室中，讀黨報以及各種各樣的文件，而且還要結合自己的思想發言或寫大字報。好不容易盼到星期日，多麽想好好休息一下，或做點自己生活方麵的事來踹口氣。但是，常常都要到醫院的院子裏鏟草做清潔，或者執行一些上級領導發布的指令，如上街遊行集會等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最令人難忘的要算全民除四害的運動了。 1958年3月，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除四害講衛生的社論和文章，圖文並茂，聲色俱厲，煞有介事地掀起轟轟烈烈的全民運動。尤其是對於四害中的麻雀，采取了一種亙古未有的方法：全成都市以及鄰近地區統一規定在同一個時間段裏麵，50公尺設一崗，輪流不斷地派人守在崗位上，手持銅鑼、洗臉盆或者其他打擊發聲的器材。隻要聽見旁邊的崗位傳來敲打以及呼喊聲，就必須立即互相呼應，敲打鑼鼓並高聲叫喊。這樣一來，如同人為設置了一個天羅地網，使麻雀無法得到半點立腳喘息的機會，最終由於過度疲於奔命，墜地死亡。為了懲罰麻雀有可能偷吃糧食的行為，不惜如此大動幹戈,可憐，可歎。然而這種像小孩子玩的把戲居然從四川開始，通過電影與報紙的大力宣傳，遍及全國。3月中旬在北京召開了“除四害大躍進協議大會”。參加會議的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和38個醫學院的代表提出一份倡議：“要全民動員、人人動手，讓麻雀上天無路，老鼠入地無門，蚊蠅斷子絕孫……”。緊接著，北京市召開了“除四害誓師大會”，成立了“首都圍剿麻雀總指揮部”，剿雀戰開始前，組織居民觀看了由峨眉電影製品廠拍攝的四川新繁縣禾登鄉圍剿麻雀的紀錄電影，並用廣播宣傳車載著一堆死麻雀行駛街頭，以此來調動剿雀大軍的積極性。整個1958年，一個泱泱大國就這樣全民總動員，沉浸在一種莫名其妙的狂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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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除四害打麻雀的運動隻不過是大躍進的前奏，緊接其後的就是更為誇張的“大煉鋼鐵”，提出要在一年內完成1070萬噸鋼以達到趕超英國的計劃。試圖利用本土充裕的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在工業和農業上來一個大“躍進”。成千上萬的群眾不分行業，男女老幼一齊上陣，勞動力由7月底的幾十萬增至6000萬。土高爐由3萬座增至數百萬座。煉鋼的原材料多為從各家各戶搜集來的鐵器，包括鍋盆碗盞。我的一個金屬洗臉盆也因此上交以提供原料。中央要求各部門、各地方都要把鋼鐵生產放在首位，各級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大搞土法煉鋼。於是，一場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師生員工齊上陣，華西壩上大煉鋼的曆史壯舉就在1958年秋冬時節上演了。醫院職工宿舍的院子裏搭起一坐坐的土高爐，每個爐子前麵挖出一個一米見方，半米深的大坑。兩個人分別拿著一根鋼釺不斷地從爐子下麵的開口處，馬不停蹄地翻動在高溫中加熱已經變得軟化了的鐵塊，大約10分鍾左右，把融化了的鐵水引流到爐子外麵的沙坑內，任其冷卻成塊，就算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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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外科性專業包括耳鼻喉科和眼科的煉鋼爐由當時擔任黨支部書記的眼科主任方謙遜老師負責指揮。方主任中等身材，肩寬體健，雙目炯炯，行動敏捷。從開始修建煉鋼爐到以後整個煉鋼過程中，充分表現出他的組織領導才幹。在工地上熊熊燃燒著的爐火映照下，他充滿活力，四處奔跑，指揮大家一起上陣的拚搏精神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十分引人矚目的，因此大家都親切地叫他“方爐長”。有一天晚上，輪到我去爐門前“炒鋼”。我記得很清楚，和我在一起炒鋼的是外科的住院醫生饒書城，旁邊有幾個幫忙添柴燒火的學生。我本來就很不善於這些體力活，加上有些恐懼高溫下四麵飛濺的火花，於是那根沉重的鋼釺在手中就變得更加不聽使喚了。突然從我的身後跳出一個年輕的女學生，她二話不說就奪下我拿在手中的鋼釺，身手敏捷地翻動著熾熱的鐵塊，看到她那熟練的動作，我隻有站到一邊，自慚形穢了。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位年輕學生名叫陳敏，是學生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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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種夜以繼日，目不暇接的政治風浪的背景下，1958年冬天的一個星期日早晨，我和張士傑分別輪流擔任急診室與病房的值班住院醫師。我們當時住在醫院八角亭三樓那間實習醫生住過的寢室，大概是連日來夜夜煉鋼，十分疲勞，所以起床比較晚。加以我們從已經過去了的一年多在耳鼻喉科參加周末值班的慣例中體會到值班醫生交接班大概是在上午8點鍾左右，不必像平時7點半就得到。但是星期六值班者必須要在辦公室等到星期日值班者來到後方可離開。大家都約定俗成地遵守這個交接班辦法。那天，我和張士傑大概晚了5-10分鍾左右吧。剛剛走進病房樓下的那間辦公室，就看見正在焦急等待交班的張應霖醫師，他比我們高兩年，畢業於湖南醫學院。戴著一副近視眼鏡。他一看見我們，就伸出拿著香煙的右手，指著我說：“你看看時間，都什麽時候了才來接班？”。我年輕不懂事，不假思索地隨口回答說：“大家不都是這樣交接班的嘛”。他更火了，接二連三地大發雷霆。幾天後的科會上，我被科主任狠狠地訓斥了一頓，顏麵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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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節剛過，醫院就開始組織第二批下放農村勞動鍛煉的幹部隊伍，科領導立即通知我準備參加這一批為期一年的勞動鍛煉，下鄉到位於成都西郊的蘇坡人民公社，於是我有幸成為了耳鼻喉科下放勞動的第一人。還好不久前，學院的第一批下放到西昌專區德昌縣農村勞動鍛煉一年的全部員工剛剛回來。為了了解一些有關下鄉勞動的經驗，我特別訪問了大學時的同班同學楊俊傑。他分配到外科作住院醫師，1958年初參加首批下放德昌農村勞動鍛煉的幹部隊伍。當他知道我即將下鄉參加勞動鍛煉時，就很熱情地介紹他在德昌山區的所見所聞，他還特意拿出一本中國日曆書（通常稱為皇曆）。和一般的新式日曆不同，皇曆完全按照傳統中國書的編排方式，從右向左，從上到下縱向閱讀。在每一天日曆下麵留有空格，可以填寫文字，如同一本小記事本。在楊俊傑的這本皇曆上，幾乎每一天都寫下了簡短的文字，如“打山火”、“下田插秧”、“放牛”……他還像學生時期一樣開朗健談，特意生動幽默地向我解釋什麽是“打山火”。
“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突然傳來急促的鑼鼓，公社幹部聲嘶力竭地大聲呼叫:‘大家趕快起床，到後山去集合，參加打山火！’我立即就從床上一躍而起，披上單衣，隨著黑壓壓的農民隊伍來到起火的山林。在濃煙彌漫中，每人各找一個位置，揮動著各自手中有長柄的工具，對著起火燃燒著的山林奮力撲打直至火苗熄滅為止。”
他邊說邊揮動健壯的手臂，繪聲繪色地講述當時發生過的驚險場麵。我從他的談話裏領悟到即將麵臨的陌生生活，既充滿新奇，也充滿挑戰，它將是我人生的又一場考驗。退無可退，何況我還頂著個地主的家庭出身。於是咬咬牙，也學他的樣，到書店裏去買了一本皇曆書，準備記錄在勞動鍛煉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那時，我們班留校的男生大多住在醫院八角亭三樓，我和大學時期的好友唐治平住在一間較小的寢室裏。唐治平在內科傳染病室作住院醫師，由於他為人寬厚，處事謹慎，很快顯示出有效的工作成果來，深受當時主持傳染病室的黃安華主治醫師的青睞，比起我在耳鼻喉科的處境就高出一大截了。他還是很關心我。聽說我被下放勞動鍛煉的事情，給了許多鼓勵和安慰。臨走時，他幫我收拾行李，一直送我到醫院大門口。
上圖是我和唐治平的合影。
附注：當年由於條件所限，照片很少。文中插圖來源於網絡，對此，作者感謝照片的原作者及相關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