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院長孫毅華原是瀘州川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長，川南行署衛生廳長，分黨組書記，於1952年調來華西大學擔任副院長和黨委書記。說來也湊巧，我在瀘州川南軍區衛校醫助班學習的時候，他正好是領導衛校的最高首長。在我進入華西大學幹部補習班之後不久，原有的川南、北、東、西四個行政公署都被撤銷，合並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孫毅華也隨即調來華西，擔任副院長，還是我的學校領導。
他來到華西大學任職之後在新建成的新禮堂裏對全校師生員工作了一次別開生麵而輕鬆愉快的報告。他身穿一套淺灰色細呢料製作的中山服，走路時有點跛，應該是戰爭中負傷造成的後遺症。他一開始就指著他的灰色中山服說：“我穿的這套新製服是為了出國到蘇聯去學習才定製的。本來上級領導要派我出國去蘇聯學習的，後來因為工作需要，又決定調來大學工作。我雖然在醫院工作多年，但是，要能夠領導一個像華西大學這樣國內外知名的大學醫學院，我還必須向你們專家學習，一句話，要辦好大學，必須緊緊依靠大學教授”。他說話很有條理，沒有看著講稿照本宣科的習慣。講演內容充實易懂，在講演裏不斷加入他過去在二萬五千裏長征，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中發生的一些很有寓意的故事，十分生動有趣，頗具哲理，發人深思。大家都很喜歡聽孫院長的報告，就是在炎熱的夏天或冷酷的冬日，聽眾也總是十分踴躍，大家都豎起耳朵專心聽講，沒有人會打瞌睡。
除了聽他的報告以外，我隻有一次有幸和孫院長麵對麵的接觸。大概在1960年代中的一個晚上，我在醫院急診室值班，淩晨4點過，被值班護士陳華祥叫醒，去孫院長家出診。我和陳護士帶上檢查器件，在寒冬的夜晚，沿著校南路走到靠近鍾樓的一棟過去修建的宿舍平房。進門後，見到正睡在床上的孫院長。他含笑向我們讓坐，緊接著說：“夜裏4點，我醒過來後，突感喉嚨痛，很不舒服，好像有什麽東西梗塞在那裏一樣”。我找來了一盞電燈，頭上戴好額鏡，請病人張開嘴，用壓舌板輕壓他的舌麵，並采用間接喉鏡觀察咽喉部，沒有發現特殊病變。就向孫院長說明檢查結果，診斷為急性咽炎，多係受涼所致。向他建議了治療的方法，開了處方，交給陳護士負責取藥。離別時，孫院長再次表示感謝。我很快掃視了一下他住的房間。房間的一側，是一張靠牆而立的單人床，床頭靠近窗戶，掛著蚊帳。房間的另一側是一張書桌，上麵擺放一台黑白電視機，那是他的夫人康明從蘇聯留學回來時從蘇聯買來的。那個年頭，大家還沒有對於電視節目的直接經驗，成都市才剛剛開始在人民南路的新華書店頂樓上安放天線試行播放電視節目，隻是周末晚上2到3個小時播放電影。
文化大革命時，川醫的造反派分成兩派：915戰鬥團屬於紅衛兵成都部隊；101造反派屬於兵團川大826，兩派之間水火不容，長期爭鬥不已。1967年9月，據說，因為孫院長可能是比較接近915派，被101派劫持到設在錦江賓館的幹部學習班。在與世隔絕的賓館裏，受盡折磨，他跳樓自殺身亡。十年後，1977年他終於被平反昭雪。1978年學校為他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對他深切悼念。儀式由省委宣傳部長劉子毅主持，市委書記熊宇忠致悼詞。省委常委秦傳厚等出席了儀式，教育部、衛生部，省委、省革委，市委、市革委，公安部長趙蒼璧，衛生部長錢信忠，省委書記杜心源等都送了花圈。
在此，筆者懷著學生時代的赤子之心，向孫院長敬獻挽聯如下：
萬裏長征，延安學醫，懸壺濟世為革命。
千秋功業，華西治校，鞠躬盡瘁表丹心。
孫毅華於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到達延安。1938——1940年在延安白求恩醫科大學學醫，畢業後又接受了蘇聯外科專家阿洛夫主持的培訓，隨後在延安中央醫院任過外科醫生、手術隊長。曆任紅四方麵軍總醫院看護長，紅十一師衛生所政治指導員，團衛生隊主任，紅三十軍89師衛生部長，陝甘寧邊區關中軍分區衛生部醫務主任，晉察冀軍區後方總醫院院長，政委，第二野戰軍十軍衛生部長，蕪湖市衛生局長。解放戰爭時隨軍入川，曾任川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兼衛生部長，川南行署衛生廳長，分黨組書記。1952年調入華西大學，曆任副校長、黨組書記，黨委書記、副院長。分管學校行政、人事、附屬醫院工作。1952年學校開始建立黨組，他出任黨組書記，1954年建立了四川醫學院黨委後，他出任書記，並兼任附屬醫院黨委書記，到1958年9月一直是學校黨的一把手。（孫毅華院長的照片及生平介紹來源於百度百科，謹致謝意）
畢業了！我將永遠懷念兩位德高望重的院長以及所有老師們的敦敦教導，他們留在我記憶裏的印象就像華西壩上的鍾樓一樣永誌不忘，曆久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