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是從軍隊上轉來讀大學的調幹學生，打從一開始，就受到學校黨團領導的重視，任命我擔任班上的團支部宣教委員，同時兼任學校團委宣教幹事。學校黨委還派人和我聯係有關申請入黨的計劃，盡管我當時年齡還不夠。應該說，我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很可惜我沒有兢兢業業地走這條康莊大道，卻自己一個人懵懵懂懂地追求舒服的生活。那時候，班上有幾個男同學喜歡安裝礦石耳機，收聽四川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我從江安小縣城裏出來的，正所謂“土包子開洋葷”，一開始聽上了耳機的播音，有新聞，有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還有川劇、相聲等曲藝節目，就愛不釋手，不惜從積累下來的津貼費裏，花了19元錢買了一個嶄新的蘇聯耳機，滿心歡喜地安裝起了一架礦石收音耳機，早晚隻要一有空，就喜歡坐在或睡在床上聽廣播，十分入迷，如醉如癡，於是忘乎其形地浪費了大量寶貴的青春時光。本來，我應該利用這些時間來學習社會知識，補習外文。哪怕就是參加一些學生會的業餘文藝組織，如樂隊，舞會等也可以擴大我的社交圈，增強我處世交友的本領。可是，我卻在大熱的夏天，將自己一個人關在蚊帳裏戴著耳機收聽廣播，從來不參加大多數學生在美麗的華西壩所舉辦的各種娛樂活動。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候是多麽愚蠢，真是後悔莫及。
當然，我對於學習的功課仍然是信守著從初中以來一直尊從的爭取全班第一的基本原則，從不懈怠。但是我沒有認識到我在大學階段應該多參加社會活動，從德智體全方位的角度來訓練自己，為將來走入社會打下基礎。我以為隻要成績好便萬事大吉了，所以隻把學習的目標局限在課堂上。這樣一來，就造成今後一係列的錯誤。
第一學期開學後不久，有一天晚上，團支部在數理樓外的草坪上召開支部委員和團小組長聯席會議。當時的團支部書記是蘆葦，他剛入黨，正是意氣風發。作為團支部委員的我，還十分幼稚，對於這些會議沒有興趣，完全不懂我應該在支部會上積極發言，力爭主動表現自己。那天晚上的團支部委員會上，由於開會時間很長，在討論申請入團學生的材料時，我就情不自禁地打瞌睡了。就在我墜入朦朧夢景的刹啦之間，突然被團小組長戴禧祚高聲叫起我的名字。我一哆嗦，立刻睡意全消，清醒過來。看見戴禧祚正睜大雙眼，透過近視眼鏡發光的鏡片，正氣凜然地緊盯著我。他毫不客氣地批評說：“團支部委員會討論申請入團的對象是十分重要而嚴肅的活動，作為支部委員的石善溶同誌居然在大打瞌睡，這是什麽態度？！”我在這片刻之間，好像受到當頭棒喝，簡直不知如何應對，有點恨無地洞可鑽之感。蘆葦在一邊顯得胸有成竹，沉著地說了幾句總結性的發言就把這場小小風波抹平了。散會後，蘆葦語重心長地和我談話，他還以黨員的身份鼓勵我繼續努力爭取入黨。很遺憾的是我仍然執迷不悟，沒有認識到人生和社會之間的魚水關係，我仍然把自己關在個人滿足的小天地裏。我總以為隻要有知識和一技之長的本領就可以成功了，從此養成了不和大多數的人打交道的壞習慣。
上圖是我和唐治平假日遊南郊公園。
從一年級開始，我就和也是從軍隊調幹升學的唐治平交上了朋友。他和我出身相同，入大學前在川東軍區一個部隊裏任文化教員。正巧，他住在我的上鋪。從早到晚都在一起，更巧的是，他很喜歡看川劇。我在童年時有過在江安火神廟看會戲的經驗與愛好，於是，我們一拍即合。從此，就常常一起，在周末到錦江劇場購票觀看四川省川劇團的演出。對於當時一些著名的川劇演員如陳書舫、許倩雲、周企何、曾雲華、袁玉昆等演出的大本傳統川劇如《柳蔭記》、《玉簪記》、《杜十娘》等均反複觀看。有一陣子我們竟然著迷到每逢星期六下午就站在錦江劇場外麵釣票。所謂釣票, 就是手裏拿著買票的錢，等待前來賣出多餘戲票的人。有時候由於釣票的人遠遠多於賣票的人，釣票人都睜大雙眼，隻要看到有人把手伸進衣服包裏，馬上就蜂擁而上，如果賣票人是女的，就更顯得很不雅觀。後來，我們才知道，如果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賣票，賣方會悄悄地觀察挑選合適的買票人，走到他的麵前，輕聲詢問是否要買票，這樣就可以避開人群，輕鬆地賣出多餘的戲票。像我們這樣站在人多的地方，是很難被賣票人選中而買到票的。
唐治平在為人處世方麵遠比我高明得多，他在與我友好相處之際，同時也保持著和大多數同學的友好關係。他雖然也聽耳機，但隻是聽聽川劇，完全不被耳機所困，不像我那樣把大量時間花在耳機上。他還經常參加當時在新禮堂舉辦的學生舞會。可惜，我沒有學習他的這些優點。大概是我的一種劣根性吧，就是不願意向別人學習，這種壞習慣在我後來的一生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給我帶來一係列不可彌補的損失，對此，我深感痛心。
上圖是新禮堂（前麵觀），它是我們學生時代聽大報告，進行各種文藝演出活動以及舉辦學生舞會的地方。很遺憾，這棟承載著我們許多青春回憶的建築已經消失無蹤了。（取材自《華西壩朋友的天空》之“華西壩舊貌”，謹此致謝）
當時，在大學校園裏存在著不少學生會組織的文娛活動團體，如民樂隊、京劇組、管弦樂隊、話劇組等等，分別都安排有下午課餘的練習時間。不時，還有在新禮堂舉辦的公演活動。我們班上參加這些文娛社團活動的有蘆葦和盧毅（京劇組），楊俊傑和沈來龍（管弦樂隊拉小提琴）。我是在大學畢業後才躋身參加樂隊，雖然是亡羊補牢，還勉強算得上未為晚也。可惜沒有在風華正茂的學生時代參加這些文娛社團的活動。
上圖是四位青年在荷塘邊的青草地上練習弦樂四重奏。左一是楊俊傑，右二是沈來龍。他們身後那棟氣勢恢宏，古樸典雅的建築，就是新禮堂（後麵觀）。（這張珍貴的照片由我的同學沈來龍醫師提供，謹此致謝）
由於我在班上的學習成績比較好，我雖然不再擔任團支部的任何工作，在第一年級後期，班上仍然選我擔任學習股長。但是，我卻執迷不悟，沒有認請社會工作對於我的重要意義，沒有認真負責地完成應該作的每一件事。結果到了第二年級，就被貶為細菌學課的課代表了。真是連降三級！如果是在今天，我會感到這是一種奇恥大辱，痛下決心，改進錯誤，奮起直追。但是，當時我卻無動於衷，麻木不仁。這當中，應該有一種潛在的因素。需要把時間退回到第一學期剛開始一個月左右，學校領導宣布要在學生中推選優秀學生作為留蘇預備生。每一個班就開始根據學生的學習成績，政治思想，身體健康狀況等進行評比。我被全班同學推選為留蘇預備生，隨後就在大學人事科幹部蔡真的指導下，填寫各種登記表，好像煞有介事，誌在必得。過了半個月，蘆葦告訴我說，政治審查負責外地調查的人員去到江安縣我家，查出我的家庭關係中有一個表兄名叫劉宴平，由於他是國民黨區黨部書記，在1950年被槍斃了。因此，我不夠資格作為留蘇預備生了。雖然我和這位表兄根本不熟，隻是在童年時隨著母親去舅父家過春節時偶爾見過，除了一般生活家常談話外，沒有其他內容。解放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麵。但是，從此家庭出身這一包袱就變成一座無形的大山壓在我的頭上，並且，隨著階級鬥爭運動的不斷加深和擴大，壓力就與日俱增起來。當時，我也沒有意識到唯一能夠幫助我擺脫困境的辦法隻有在政治上爭取進步，就像五姐一樣。她和我的家庭出身完全相同，但是，處境就很不一樣。當然，在今天看來，好像都無所謂。但是，在過去的年代裏的確曾經是如此的重要。很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自從讀大學後，就沒有和五姐保持經常聯係，這應該是我的錯誤。
上圖是1970年代初，川醫管樂隊在舞台上彩排。我是在大學畢業後才參加樂團的。右起為：姚恒瑞（次中音號）、吳德全（圓號）、曾光明（小號）、鄧典智（薩克斯風）、我（單簧管）、羅德純（手風琴）。口腔係醫師姚恒瑞是具有專業水平的小號演奏者，1950年代初曾經被中央樂團錄取，但姚醫師未接受這一令人羨慕的邀請，繼續從事學業。我有幸在近距離聆聽過他的演奏。他吹出的小號聲可以模擬弦樂樂器柔和的旋律，剛毅中帶著抒情，華麗而極具穿透力的餘音令人陶醉，經久不息。他是川醫管樂隊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精通音律，擅長配器與作曲。我參加樂隊後，主要吹奏長笛。在他的領導下，我們的樂隊曾經參加成都市群眾文化館在文化宮舉辦的音樂比賽，獲得優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