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十三

讀書數問 （作於1972年）我是個整天跟算盤打交道的人，因為工作關係，沒有也不可能深入地研究曆史。最近讀了郭副委員長的新書《李白與杜甫》，的確大開眼界。但是我想，根據古為今用的原則，郭副委員長絕不會為了給世人“開開眼界”而寫這本書。那麽寫書的目的是什麽？從一開始瀏覽到現在已經讀完兩遍半，這個問題始終在腦子裏縈回且問號愈來愈大，逼迫我不得不寫寫迄今的感想。不過，正因為我一方麵對曆史的了解太膚淺，二是對此書的寫作背景概莫能知，所思所疑是否正確，也該打上大大的問號，此即題名的由來。據說，本書是為曆代的詩評家“抑李揚杜”而作。目的很顯然，是在“揚李抑杜”。嚴厲地批評了解放以來的研究者們稱杜甫為“詩聖”、“人民詩人”的錯誤。所謂“被稱為'詩聖'時，人民沒有過問過；被稱為'人民詩人'時，人民恐怕就要追問個所以然”。大有為人民立言的姿態。當然囉！作者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身份，代表人民說話是完全夠格的。可是，由於我先前集過一些郵票，清楚地記得在一套紀念杜甫誕辰1250周年的郵票裏，有一枚印著杜甫畫像的兩邊是付對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 民間疾苦筆底波瀾。這對聯能否解釋為稱杜甫為“人民詩人”我不知道，但對杜詩的評價應該說無以複加地高。此聯仿佛就是郭副委員長題寫的呀！它至今還掛在成都草堂公園的過廳門柱上。也許郭副會說那是他十多年前題的，而人的認識在不斷發展，通過這些年思想的轉變，尤其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或者近年閑暇無事，重新鑽研古籍，才得出現在對於杜甫的結論。但是，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要文過飾非。郭副委員長出書否定自己先前題詞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向讀者交待一下認識轉變的過程呢？讀著《李白與杜甫》，誰能相信作者自己在十多年前即認為杜甫是用詩句反映時弊的“聖哲”，如波如瀾將民間疾苦湧現筆端的詩人。社會上將杜甫稱為”詩聖”、“人民詩人”是否與此相關？據《人民畫報》介紹，此書是在六八、六九兩年寫成的。那時寫書，七一年十一月出版也正常。可是書的第一節《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裏有一段話：“請問：一位'胡商'的兒子，在短短的期間，何以在文化上有這樣的成就？要說是'天才'吧，那隻是詭辯，在這裏是無法說通的”。大家熟知郭副委員長的政治敏感性。這樣的話，我估計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前郭是不會說的。而“九·二”七0年八月舉行。按照郭副委員長推演古籍的方法，料定成書於“九·二”之後的1971年亦不會錯得好凶。同樣，郭副委員長的《水調歌頭》作於1964年我也有些懷疑。仔細吟味一下： 久慕燃犀渚，來上青蓮樓，日照長江如血，千裏豁明眸。 洲畔漁人布罶，正是鰣魚季節，我欲泛中流。 借問李夫子：願否與同舟？作為“緣事而發”的詩人來說，這樣散亂的寫景，於詩歌巨匠的郭副委員長可不大相稱。“如血”、“布罶”、“我欲泛中流”以及最後之問，要表達什麽深意，更難以理解。此外就是從封建時代的文人中選出“人民詩人”蘇渙，也實在沒有說服力。據郭副委員長引古書記載，蘇的行事，值得現代人欽佩的好像隻有“本不平者”這點，換句話說即敢“造反”。然而，他是因為人民的痛苦而不平，還是有感於自身的遭際才憤憤？甚或由於杜甫等人對他推崇備至，乃至覺得自己一定是出將入相之材而煽動造反，以期改朝換代，實現個人欲望的呢？毋庸諱言，在封建社會裏，真正來自人民的詩，一定不會被統治者允許流傳。這也許是蘇渙的詩迄今所見不多的原因。就像郭副委員長說的，“如果真是'超越了自己的階級'，杜甫不僅不能成為'詩聖'，恐怕連他的姓和名都早已銷聲匿跡，或者遭受到一千多年的'亂臣賊子'的罵名了。'超越自己的階級'，真真是談何容易！”反過來，我又要問，既然杜甫是一個“數問夜如何？”以至“每飯不忘君”的封建統治者的忠實走狗，那他為啥又要對一個與他站在對立麵的，時時刻刻想推翻封建統治的“人民詩人”投出橄欖枝呢？再說，流傳下來的蘇渙《變律詩》，除了第二首有句把似乎提到勞動人民外，其餘都看不出他“深知民間疾苦”在什麽地方。而且，依我看，就是這第二首，著眼點也在“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上。是為自己報不平的。郭副委員長僅僅以這寥寥三首詩，就要投蘇渙是“人民詩人”的票，人民又安能不問個所以然？書中引了第三首《變律詩》：“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亦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右手持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認為“挾彈兒”很可能就是李白。有讀至此，不得不驚惶！書的全篇沒有提及蘇李打過交道，而且李白又哪裏拿過彈弓去打“毒蜂窠”暗示的政治舞台？李白在長安宛若“酒中仙”。對那段時間的生活始終念念不忘，讚不絕口。他被“刺金還山”，看不出是被毒蜂“起而圍攻”。哪怕被囚係尋陽以後，還一直為權臣貴宦所保護、引薦。即使長流夜郎時，也不同於其他犯人，沿途有地方官妥為照料。幾乎每到一地都有詩酒唱和。最令我神經過敏的是，倘若這一節寫在1971年的九、十月間，那更值得推敲。因為那段時間我仿佛記得郭副委員長被派赴伊朗作特使，因為“生病”沒去成。說到這裏，我也想問一問，郭副委員長為什麽要“揚李抑杜”？是不是因為自己與李白“同是蜀人，同為詩人，又同樣不合乎流俗”呢？還是因為李白的家世同郭副委員長“有點相仿佛”？甚或至於是因為李白的作品像郭副委員長一樣“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雖然郭副委員長在文革伊始時曾經說他原先的作品統統應該燒毀。但我懷疑這話是否出於真意。請看：“唐玄宗眼裏的李白，實際上和音樂師李龜年、歌舞團的梨園子弟，是同等的材料。兩千多年前漢代的司馬遷曾經說過：'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40頁）“像這樣的詩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隱，有的貶謫，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離開”，“隻是時期有早遲罷了”。（45頁）“李白雖然沒有齊澣那樣的才幹，他生在這樣的時代，而又不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盡管他有'兼善天下'的壯誌，要想實現，豈不完全是個夢想？”（50頁）“然而，他們是把實際情況估計錯了。玄宗和肅宗父子之間的衝突，這個新因素，他們沒有料到”。（58頁）等等。這些話豈不都是明顯地替李白發牢騷（抑或郭自己的牢騷？）就以上引50頁那段文字，郭副委員長是研究曆史的，不會不知道曆史上的文人、學士們在未“得誌”，也就是沒當上達官顯貴前，總是要對上層發些牢騷；而一旦得誌，又有幾個確能兼善天下呢？書中所引的高適即是個明顯的例子。他的詩吟得頭頭是道，但身居高位，有了實權，又替廣大勞苦人民做了哪些好事？再如蘇軾、白居易這些一度當地方一把手的，倘若在其任上少去尋歡作樂、飲酒賦詩、攜妓宴遊，製作什麽蘇堤、白堤之類，而致力於替農民興修水利，造橋鋪路，輕斂薄賦，人民豈不是要活得像樣些！談到這裏，也許郭副委員長會說，我隻是批評“抑李揚杜”，並沒有“揚李抑杜”呀！是的，書中並沒有“揚李抑杜”這句話。但從通篇看，《關於李白》和《關於杜甫》相對照，作者對李白有著深厚的感情，而對杜甫卻十分苛刻。比如談到李白信道、喝酒“讀李白的詩使人感覺著，當他醉了的時候，是他最清醒的時候；當他沒有醉的時候，是他最糊塗的時候。”（94頁）我們不知道郭副委員長何以曉得哪些詩是李白醉時所寫，哪些又是沒喝酒寫的。又如說“詩中言婦人，特別是歌伎、侑酒之類，是封建時代的惡習，李白與杜甫都未能脫出這個泥沼。”是的，非但二人在當時無法擺脫，就是郭副委員長留學東瀛，感受無產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的革命即將到來之後，也未能脫出“泥沼”吧？毛主席教導我們“有比較才能鑒別”。像這類詩，是李白寫得多，還是杜甫寫得多？杜甫的“三吏”、“三別”自然不能稱作“超越了自己的階級”。但畢竟反映了勞動人民遭受的痛苦。而且敢於寫出“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的鮮明對照。我覺得總比對這些痛苦視而不見，光發個人牢騷要好吧！李白生在與杜甫的同一時代，安史之亂時也曾“南奔”，未必老百姓的遭遇他一點也沒看到？再舉136頁“哥輸翰固當譴責，但隻譴責他一個人，那是對更上級的負責者開脫罪行。在這一點上，杜甫是有意識的。他有時也罵罵'小吏'，而為'大吏'大幫其忙。請讀他的《遣遇》一詩吧：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他把橫征暴斂，苛差勞役的暴政，歸罪於在下的奸娟小吏，而說在上的貴人是仁慈的。這和《新安吏》中的“仆射如弟兄”是一樣手法”。杜甫生在那樣的時代，當過並無實權的小官，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說話毫不奇怪。我們評價曆史人物，是否應該用相同條件下的個人行動來判斷？同時代，處在相似地位的詩人，路見不平，是能夠罵罵小吏的好，還是連小吏也不罵，一味飲酒作樂，狂歡度日，或至多發些個人怨憤的好呢？至於說“舊時的鄉村酒店，愛在燈籠或酒簾上寫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遺風'等字樣，這是對於李白的自發性的紀念。”進而斷言這代表了人民的“喜愛”和“選擇”，我看更不竟然。這些招貼、廣告式的東西，就像四川的鐵匠鋪也要在打造的剪子上鐫出“王麻子刀剪”一樣，不過是為了說明自己釀的酒好，歡迎“酒中仙”來品嚐而已。如果說那樣的燈籠、酒簾也算“人們自發性的紀念”，那麽舊時鄉村農戶門上貼個凶神惡煞都不是為了避邪，而是“喜愛”或“選擇”囉？總之，我讀了《李白與杜甫》，覺得立論過於牽強。郭副委員長總想標新立異，但事事揣摹上意，畫虎不成反類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