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
1968年2月,縣委統戰部的官員打電話來,聲稱“你換防了”。隨即又接到通知,去政協辦公室報到開七天會。現任政協餘主席,是上一屆的人大副主任,同他一道開了四年的會。第五年調整領導班子時,本應接替周主任。但政協沒有“搞頭”,擬從副縣長退居二線的現任人大主任不願去。隻好把餘換到政協。餘在討論換屆的會上,堅持要他。有領導說:“也好,讓他到政協去啕(方言罵的意思)”。他這把年紀,不啕白不啕。該啕不啕,不如草包。早就聽說政協人材薈萃,然而會議稀稀拉拉,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他所在的第七小組,叫做“民族聯誼組”。有彝族上層,有宗教、僑聯、台屬、文化、體育界的,應該說可以交流的信息不少。發言雖然踴躍,無非老生常談,人雲亦雲,發發牢騷,倒倒苦水。縣域的政治、經濟、民生,沒人說出個名堂。聲討腐敗總是泛泛,沒有人敢指名道姓。他連話也插不上,更別說啕了。財政預算報告中,當年的黨代、人代、政協三會列支90萬。納稅人的錢,花得不值。自然,比起官們花錢買醉,也無所謂值與不值。會議選舉,組織上提名他當常委,雖然有差額,他的姓氏不會列在選票的後麵,委員們順手畫圈,也就當選。
縣政協十屆三次常委會協商的三個議題是發展非公有製經濟,蠶桑生產,國有企業轉製及下崗職工生活費問題。他被分在後一問題的調查小組,由一個副主席帶領到縣印刷廠開座談會。這本是一個可以經營得很好的企業。由於前年發生的凶殺案,從經濟上和職工心理上傷了元氣,加上縣內外私營印刷單位的競爭,搶占了份額,造成虧損。去年的所謂“改製”,安上股份公司的名稱,實際經營管理依舊,職工不買帳,董事長也不“懂事”,“不知道一天在幹啥子”。職工憑本事拉來業務,組織幾個人就幹,總還廠裏的機器哪個都可以開。“有的人整肥了”。沒有社交關係的幹瞪眼。問職工們對前途的打算。多數人表示寧願把廠子賣了,“遲賣不如早賣”。縣上的意思,還是要維護公有製經濟。他在會上發表中小國有企業必然垮完,下一步垮銀行的觀點,似乎為當局者諱。連一向開明的餘主席在總結中也要求大家發言要“講政治”。
政協任命他為“提案委員會“的副主任。有次提案委全體成員乘三輛小車到雲甸鄉“視察”蠶桑生產。他與另一個委員的吉普車先到,等後麵的人,在鄉政府的院裏閑逛。見牆上貼的紅紙,標題是“檢討書”。內容是一羅姓村民將自家的桑樹從承包田裏移到自留地中,“違反了國家的法規”(是否有這樣的法規?),深刻認識錯誤,馬上把樹根栽回田裏,並“自願接受”領導的處罰3600元。與他同行的委員疑是36元沒打小數點。他說不會,等座談時問問。誰知鄉人大主席在匯報狠抓蠶桑生產取得成績的措施中,已將此事件作為“狠”的例子舉了出來。是鄉上發現該農戶移樹後,馬上扣留了那家的摩托車。直到桑樹全部移回,檢查無誤,並按要求四處張貼檢討,交清三千六百元後才讓領回摩托。他想起羅隆基曾說過“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國過去的曆史;強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國近來的現狀”,而那是寫在七十年前呀!
在經曆了九五、九六兩年的豐收之後,九七年會理縣的農業生產很不理想。尤其是烤煙受災,產量從年初預計的六十萬擔,縮減為四十萬擔;成色不好,收購單位壓級壓價。農民叫苦不迭。這是一個有耕地四十多萬畝的農業大縣,農民主要靠田土裏覓食和養殖業賣錢。九八年同樣不樂觀,生豬價格每斤跌了一兩元,算下來全是虧本。年終的政協十屆四次常委會上,縣委書記作報告,預計全縣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百分之十二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150元。書記走了以後他發言:中國的統計數字大家都心知肚明,基層官員早就說上麵要多少我們報多少,但以今年的農產品價格計算,僅僅烤煙和生豬兩項農民人均純收入減少150元還差不多,哪能增加?更奇怪的是,縣供銷社主任作的煙葉供銷及資金使用情況報告,被發言者交口稱讚。供銷社在改革開放的商品大潮下,瀕臨解體。這個作報告的主任很有活動能力,在其半哀求半要挾的“勾兌”下,縣委拋開卷煙專賣政策,準許供銷係統收購煙葉。報告中把上年煙葉收購虧損四千八百多萬元的原因吹得頭頭是道,像是替農民做了天大的好事。先說收購均價省上定的每斤隻有3.80元,縣上要求5元,結果收成4.87元,而調撥價是按3.80元計算的,由此虧損1400多萬元。後麵又說為了完成縣上的要求,提高等級收購,導致降等降級又損失1400多萬元。明明說的是一回事,前者是結果,後者是手段。下來以後他就給主任指出來,主任沒法解釋,隻是說地稅局一張一張翻單據都承認其報的虧損。怪不得該主任是有名的“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同信貸股的股長並州分行下來的人,一行好幾個去供銷社了解資金需求情況。殺夥食不算,一人還被奉上500現大洋。
政協十屆二次會議開了五天。同上次會議一樣,城河汙染,紅旗水庫水質,北關十字路口交通擁塞依然是熱門話題。也是委員聯名最多的“重點提案”。這些提案年年叫,官員的耳朵都起了老繭,委員們領五天補助,不提又不好意思。有個老革命在會上憤怒地指責南街辦事處向菜農收取“衛生費”,說一個小女孩一籃子野菜隻賣了六毛錢,估倒收了人家五毛。他當著城關鎮書記的麵,也說這樣的做法不妥。書記很不高興,稱每年收取的衛生費僅十多萬元,而開支須三十多萬,“我們也不想收。巴不得委員們寫個提案,取消收費”。開頭都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啥案也不提的了,經書記一激,他便寫了個提案,論述此項收費的五大危害:1,中央規定行政事業性收費須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不知此費由哪一文件批準?2,目前農產品價格下降,農民增收困難,此費最高達菜農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三,加重了農民負擔,有違中央精神;3,有的農民為了逃避收費,挑擔滿街轉,造成沿街叫賣,影響市容;4,據反映基層將收來的錢充作小金庫,用於公款消費,形同勒索,嚴重影響黨和政府形象;5,若默認此項收費,無異於鼓勵下麵巧立名目亂來。提案要求縣政府明令廢止!
年底提案委員會開會,他才看到縣政府辦公室給他年初提案的答複,日期簽在六月二十五。他說自己當個副主任,提案都要半年以後才看到答複,其他委員的恐怕更是積壓有時了。政協管提案的工作人員,可能丈夫是個什麽官,聽後馬下臉來,雖然沒有理由發作,此後再也不理他。答複完全肯定他的意見,聲稱已通知城關鎮人民政府,停止向菜農收取衛生費。這次會議本是評選辦理得好的提案,以資鼓勵。他提議將此答複列入。但下來一問,哪裏停止,照收不誤。隻好在下午的常委會上又撤下來。
他感到自己被愚弄,要麽是城關鎮根本不打你政府辦的錢,要麽是政府辦誆人,決心根究到底。因縣長到省農業廳掛職,黃副縣長主持政府工作,來列席政協常委會。他用實例述說農民掙錢之艱辛,不要小看南街辦事處收菜農幾毛錢的問題,上麵若縱容下麵亂來,就會如張獻忠所言“朝廷之官壞朝廷之事,獻忠不反豈可得乎?”他曆來脆弱,說著說著不免眶淚,全場鴉雀無聲。政協蘇副主席是無黨派人士,縣審計局局長,支持他的意見,表明局裏正在審計衛生費的收取使用情況,“我可以負責任地說,衛生費的使用並不衛生,相當比例用於吃喝和發獎金了”。下午黃副縣長專門到會,說中午找城關鎮的書記、鎮長做了工作,答應下午即到南街辦事處製止其亂收費。但又表示有些關乎利益分配的事,辦起來很難。的確,該提案斷了南街辦事處的財路,能不受到抵製?提案委員會主任是縣紀委副書記,表示過對他的提案的支持,“本來我們紀委也可以過問”。他不知道主任過沒過問,隻是散會後走在一起,說“政協要多有點劉委員這樣的就好了”。
在領導們的重視下,此項收費終於停止,且沒有卷土重來。慶麟在西昌和華陽都買了房子,每年像候鳥一樣幾處住住。據說“哪裏的農民賣菜都要交費,隻有會理不交”。言下之意是他的功勞。他糾正,多虧了黃副縣長。
一次與提案委員會的同仁到會東政協“取經”。大約是地處偏僻,客人不多的原故,主人打破規格迎接。行前聯係後又多次打電話詢問動身了沒有,多少人,男的幾個女的幾個。他們的兩部小車開到會東政協門口,出來的人說主席已經驅車到半路迎接了。因為那時還用不起手機,未隨同前往的兩位老年副主席把他們候進會議室的同時,不得不派會理的車去把主人“迎回來”。賓主一一握手寒暄、介紹,才曉得五位主席副主席全部出馬,而他們一行中隻有一名常務副主席。
由於改造後路況不錯,他們乘坐的又是幾十萬一部的日本車,七十多公裏個多小時,十點鍾就到了。熱情的主人卻安排他們到賓館住下,中午休息,下午再談。會東賓館剛剛落成,已算當地最豪華的建築,標準間120元。他們為了替主人節約一行十人隻要了三個三人間。中飯在賓館餐廳。多為工藝菜,色香味俱全。隻是份量太少,去的人大概坐了一會兒車,有的根本就沒吃早餐,好幾道菜一上桌就拈空,以至陪同的主人不好動筷子。下午的座談會依始,主人就表示氣憤,說客人肯定沒吃飽,這縣委的賓館太敲棒棒了,“今後再也不聽他的”。在座都是吃過官飯的人,哪會讓自己的肚子在公款麵前委屈呢。晚餐安排到一家私人火鍋店,堆了一桌子的菜,轉盤都車不動,對麵的菜遠了不好意思站起來伸手,味都沒嚐到。大家酒足飯飽之後,滿桌子的菜還剩一大半。本來午休前在主人一再動員,近乎生氣的情況下,又多開一個房間,準備住一夜的。但晚飯後,同行的辦公室主任接電話稱老公出差,孩子沒人照顧,必須馬上回去,獲主人諒解。主人又坐上車,送出十多公裏,直到帶隊的副主席招呼駕駛員超車到其前麵擋住,才依依不舍地把主人勸返。據說會東就興這樣的迎來送往。那幾年先後出了州委組織部長、州委副書記、書記、州上XX、XX、會理縣委書記、縣長等等,不說與此無關。隻是後來,至少有兩個升自會東的州官在反腐中落馬,涉案金額不小。
縣級領導班子“三講”,據說州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來督陣。通知人大常委、政協常委和副局級以上幹部開動員大會。他認為與己無關,又不會點名,便沒有去。改天政協的工作人員給他送來四本征求意見表,要他兩天內送回去。他問一位要好的副主席,能不能不填。副主席說大家都填了,幾乎全是“無意見”,本來也不起作用。他考慮再三,都寫“無意見”,雖然顯示了對運動的漠視,但同時漠視了自我的存在,寫幾句帶刺的玩笑可以吧。
“對縣委領導班子的意見”欄,他填了: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執行夠好的同時,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仍停留在二十甚至五十年前,那些紙醉金迷中的人清醒後能安生嗎?
“對縣政府領導班子的意見”欄:在全社會都心知肚明數字的來曆,而選拔幹部另有蹊徑的今天,高指標既不利己還可能害人。真不明白是什麽思想觀念。
“對縣人大領導班子意見”欄:人大與政府是兄弟姊妹關係,應該不分彼此,每年聚聚餐、遊遊玩就行了,不必開會。
“對縣政協領導班子意見”欄:“歪歪斜斜到政協”,既然是將倒之人,該說不說怕啥?
四大班子成員,除政協的兩位黨外副主席知心知底外,其餘都不熟識。絕大部分填寫“無意見”。隻對一名縣委常委,“三講”中有人問她多處房產的來源,回說“已經向組織交待清楚了”便一句帶過。他寫道:搞那麽多錢財幹啥?
人大的一名黨外副主任,入民主同盟不久,盟員們都沒有討論過推薦她當官(他的妻子就是盟員),人大任職後即把丈夫從集體所有製工人轉為公務員。他填道:借民主謀私利,又是同盟的一大景觀。
不久,政協又打來電話,稱領導班子開民主生活會,邀請他參加。與會者有專職常委及專門委員會主任副主任。餘主席的自我批評深刻細致,洋洋灑灑,把平常對馬列毛鄧“實用主義地學習”,“政治思想不堅定”,“正氣不理直氣壯”等上綱上線地聲討一通。他身旁的黨外副主席悄悄說“簡直是抓屎擦臉”。恐怕實在是找不到材料而剖析。有的提法是正話反說。大家心知肚明像餘主席這樣為人正派,羞於搞斜門歪道的人,在官場已是鳳毛麟角,哪裏還有更多的“幫助”。讚美、肯定之後,批評皆不過性情軟弱,過份謙虛,不敢大膽抓對部下的管理等。他說“像政協這樣的擺設崗位,你要腐敗也搞不起來,誰打你的錢?”其它兩位黨員副主席也像餘主席那樣故意找些私心雜念之類來提高認識。由於時間關係,人們的批評也簡單得多。
政協會議的分組並不固定。第一次會議他在“民族聯誼組”,第二次在有許多離退休老幹部的組,與會者發言都很積極,時間大都能占滿。第三次以後在大部分是官員的組就水得多。不是男官員針對女官員開玩笑,就是“啟發”哪家做東到山莊“討論”。有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辦”的主任,長像不錯。官們纏住她,問什麽時候把自己調去“射精辦”同她共事。第四次會議安排的討論隻有三個整天。就有兩天招呼去山莊。他知道人家是“開四大班子會”,他又不懂“麻經”,去了也礙事,一次也沒參加。免不了辦招待的官員還另眼看他,說他不給麵子。按例,政協與人大套著開,稱為“兩會”,要列席人大全體會。他懶得去聽。說白了,像許多人一樣為了領取每天30元,加會餐費、文娛費合計260元的外快而出席的。
縣城東北方向的紅旗水庫是居民飲水的主要來源。一次常委會例會提出其水質汙染問題。第二天環保局長就包了兩輛中巴把大家拉去視察水庫和鄰近的二水廠。一番介紹後,下得山來,進餐館品嚐豐盛的午餐,嘴巴也就堵上了。自然,比起其它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會理的自來水純淨得多。
又一次例會,政府辦報告提案辦理情況。其中一個提案要求公布曆年群眾救災捐款如何使用。報告說過去的使用的確存在問題,與那時的民政局長和分管副縣長有關,不便公布,“公布後可能影響今後群眾捐款的積極性”。大家聽了十分氣憤。餘主席說:“為尊者諱延續到現在”。他說,你們再發怒也沒有用,在政協和這名領導(已經調到州上)的利害權衡中,絕對是領導占上風。
十屆十四次例會用一半的時間視察。第一天下午到紅旗水庫。桌子上擺滿了香煙、瓜子、香蕉和梨。大家邊嚼著,邊聽取水電局副局長兼管理處主任介紹建庫曆史和整治擴容的需要,申請的工程概算數目不小,希望各位領導幫忙呼籲。說完引領眾人到大壩溜了一圈,小車開道,進“鑫龍渡假村”,享用甲魚和田雞在內的美餐。政協的年輕工作人員和愛好杜康的幾個委員,喝光了主人家的幾瓶梅子酒還不盡興,主席隻好同大家一道坐大客車返城,而讓小車留下。第二天安排整天視察。中午十二點不到就從通安的“退耕還林”現場返回。林業部門做東,仍在“鑫龍渡假村”。按山莊的慣例,中午吃米粉或餌快。他和三個委員在歌廳乘涼,見已經端了不少米粉進餐廳,怕蒼蠅光顧,站起來說“先去吃吧!”進去才發覺已經坐了兩桌,每人一碗正吃得香,也不招呼他們。四人在靠裏的空桌坐下。服務員不斷地一人端兩碗進來,經過坐滿人的兩桌時,那些吃得吭哧吭哧的人示意把米粉留下,等完成第一碗後好添。服務員以為四人不是與貴賓同夥,竟然讓他們空坐把玩木筷。都是些當過鄉、鎮、科、局長的委員呀!“吃著自己碗裏,盯著別人鍋裏”不當回事。下午會議內容可想而知,“四大班子”早就投入酣戰。部分老坎回家休息,聲稱晚飯再來。隻有他和無黨派人士醫生副主席坐三輪車回家,下午也沒去。第二天一個貪杯的年輕人倒處找手機,說是頭天喝麻了丟的。
閉會那天安排討論。發言人總是那麽幾個,有委員恐怕五年下來從沒開過腔。一個民企老闆開了兩次例會,再沒露過麵。他說了三點。一是好些水利設施有賴於文革期間修建,放到八十年代後無人過問,恐怕再也修不起。二是壟斷行業與當官的勾結掠奪百姓的危害(退耕還林中欺上瞞下,騙取錢財)。三是紅旗水庫整治的前期設計費區區二三十萬元,縣上叫窮拿不出,但領導的坐騎動輒四五十萬;縣領導輪流出國考察,歐美一趟至少五萬,拿一年不安排,設計費就出來了,何勞老百姓捐款(一委員建議向受益農民攤派設計費)。
第十五次常委會按年初規劃議程應是視察烤煙生產,但七月一日江總在紀念建黨八十周年慶典發表了重要講話,上上下下都在認真學習,主席會議決定改成學習貫徹講話的特殊例會。讀完講話,發言不大踴躍。一再冷場後,主持人點名請劉委員談點看法,並示意工作人員把麥克風送到他麵前。盛情難卻,他先是頌揚江總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如果全黨各級幹部都能言行一致,身體力行當好三個代表,國家幸莫大焉,百姓幸莫大焉。然而,說來容易做起難。比如此前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演唱會,最高票價一萬三千多元,一個政治局常委,一個委員為首的袞袞諸公端坐貴賓席,是他們自己出錢買的嗎?若是國家付賬,中紀委關於領導幹部不準用公款從事營業性消費的禁令又是怎麽回事?(與會的人笑出聲來)電視上可容納三萬人的場子坐無虛席,絕大部分是黑眼珠黃皮膚的同胞。國家扶貧辦公布,截止2000年末,我國尚有3000萬年收入低於625元的貧困人口。按演出的最低票價,也就是說這些人勞苦一年,要六口不吃不喝,才能坐在最後兩排的矮凳上觀賞個半小時。還有花數十上百億修建國家大劇院等等,究竟代表誰的利益?
他女兒考了獎學金在美國念書,這年回來探親,回去後告訴他“發了筆小財”。原來是回國之前把車停在丈夫住的公寓裏。回去後發現車門有擦傷,既是千多美元買的二手車,又不影響開行,便沒在意,直接開了二百多邁回學校。一天突然收到一張九百餘元的支票,是保險公司給她的車輛事故賠款。他談到“講話”中指出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質的問題,無疑是十分重要和緊迫的。介紹上述事例,說在中國根本不可思議。必須改造目前坑蒙拐騙的製度環境。
有一次兩天視察一天協商的例會,頭天幾輛轎車和一輛大巴到南閣鄉看蠶桑。不知是當地官員反感(政協決定不了其升遷)還是天公不作美。帶路的把一手拎一瓶礦泉水的老頭老太領上又濕又滑的田間小路直爬山坡。他走在靠前的行列,褲腳都掃滿泥漿,更別說一高一矮的皮鞋遭殃。好幾處多虧身後的小夥扶了一下,否則滾成泥人。殿後的餘主席見狀,宣布“老同誌們去不起,不要上了”。才將後軍調頭。整坡的桑田據說有幾百畝。映入眼簾的全是比人還高的玉米,要透過玉米杆的間隙,低頭搜尋方能找到齊腰齊膝的桑苗。向導說等包穀收了,桑樹便會成片。但見桑葉不是被蟲子咬得缺缺丫丫,就是斑斑點點的病毒狀,天曉得會長成啥樣。何況既有多年的老樹圪兜,又有剛插的苗苗,這就是哄他爹的“桑園”。蠶桑被縣官們立為“四大支柱”,一度征地、貸款、招工建了1800緒的“繅絲廠”。不知道真正的絲繅沒繅出來廠就垮掉,農行的千多萬貸款打倒。恐怕就是這些輝煌業績的桑園造成的。
第二天看“兩改一同價”,是朱鎔基的“總理工程”。由國家出巨資改造農村電力供應體製,改造農村電網,使城鄉居民用電同網同價。這確實是造福農民的大好事。隻可惜全縣一年不到,花了三千萬,裝表到戶為總農戶的四十分之一。概算下來,每戶一萬二,要十二億才能完成。委員們憂心忡忡。
兩個上半天坐車兜圈子,中午到山莊小吃,下午擺開“方陣”。自然分別是蠶桑局和電力公司做東。他不願當“首犯”(守飯),無限風光的晚餐就免了。
代表、委員在一起,可以聽到不少內部消息。比如有次小偷洗劫了縣委的辦公大樓,包括縣委書記在內的四個常委,以及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老幹局等的辦公室都被撬門扭鎖。但除了宣傳部被盜一本公家的存折,統戰部一副部長頭天領的五百多元工資不見外,書記和常委們竟然都有險無驚。或者真的為人小心,辦公室不放錢物,或者有口難言,大家都這麽認為。還說可以寫篇稿子表揚小偷,因為連財務室的門都沒有撬,而專指有身份的,分享那不義之財,應該應該。
鋅礦的朱書記也是州七屆人大代表,原先在天寶山跟他就很熟。知道這層關係,每次代表會,會理團的工作人員都把他倆分在一個標準間。二人無話不談。朱說最操心的是每年春節,要花一兩百萬拜年。從省冶金廳、州、縣,到區鄉,哪尊佛都不敢得罪。礦長、書記分別帶隊,忙都忙不過來。有一年從上到下拜到礦山所在地的白果鄉,離年關不遠。鄉領導說,我還以為你們把我們忘了,臉色很不好看。官階高出兩級的礦領導隻好一個勁地道歉。又說年前自己率人到會理縣委,拜完年後,一個縣委副書記悄悄地說:“朱書記,過年了,是不是弄點這個使使!”右手拇指跟中、食指搓了兩下。朱書記隻好從隨同人員那裏又拿一個紅包奉上。還說檢察院的反貪局長到鋅礦查案,虛晃一槍,目的是要錢。
十三年的眾議院到參議院,他博得個“敢言”的臭名。有人說,他之所以敢,是因為一不在會理的財政舀飯,二是女兒投奔美帝,他無求於人。他承認,尤其是後者。女兒高考得了會理縣分數第一,涼山州第二,別人要他介紹教育經驗。他說從小就告訴女兒,媽老漢無能,一切隻有你自己靠自己。女兒造就了他的名聲不是。
李鴻章說過:“世間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算是其親身體驗,話到點子上。當今考公務員如此火爆,還不是衝著這“容易”兩字而來。他在日記本上寫下:
山光物態日依舊,總把風情看不夠。記憶才從繈褓來,語音已帶嘶啞後。
方言魚鳥盡翱翔,預報水天充塵垢。何苦周遭經此劫,渾然一夢不覺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