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iber
楔子
這是一篇給女兒的交代材料,意在感謝同情、愛護、幫助過他的人。為了還原曆史事實,個別涉及者可能不爽。他沒有絲毫怨懟或嘲諷之意。因為大家都是罪人,隻有上帝才能判定對錯。倘若有所冒犯,也敬請多多原諒罷了!
1943年農曆三月初七,一個生命呱呱落地.此前一天他家才搬入新居.這是當地有名的商號“雲泰祥”家三老爺新建別墅“黎廬”北邊一排五間鋪麵靠南的兩間。第一間樓下是客廳,廳左靠牆有上樓的木梯。第二間門後卻是一口幾家租戶共用的水井,有通道從後麵進出。這男孩就生在水井樓上的臥室裏。他後來的苦難據說與此相關。是不是得罪了龍王?
出生不久他阿咩得了傷寒,眼看不行了,打算把他送給隻有一個獨女的王二表孃。二表孃高興得不得了。但鄰居劉國臣的老婆陳氏說這娃娃好乖,不如我給你家帶著,若他阿咩好了我還給你家。好不了再說。
劉國臣是當地有名的錫匠。在參將衙門口擺攤。以捶白鐵,焊錫補漏為生。衙門階梯下是塊空地,鄰亍是磚砌的欄杆,齊胸的欄杆麵上鋪了一尺多寬的紅砂條石。攤位就在欄杆外。陳氏經常抱著孩子去攤前玩。孩子睡覺,抱著出汗,就放在欄杆條石上,自己在旁邊守護,慈祥地看著。這又是後來孩子發病有人的另一種說法,身下扯了濕氣。
阿咩的身子竟然慢慢好起來。孩子沒有送人。但與劉陳氏家的親近絲毫不減。他直叫劉家夫婦爹爹媽媽,經常在劉家出入,媽媽抽鴉片有時候還噴他一口。
童年是多麽美好。居孀的外婆,也就是阿咩的後母經常帶孩子到大自然中去玩。有次上飛來寺,揹他的外婆下山時踩滑,他被磕了一下,雖然碰哭了,也沒什麽大礙。後來又被聯想到這一跤留下禍害。
大約三歲左右,他得了一種怪病,白天與小朋友玩興正酣,右膝上麵的腿部會疼得他尖叫打滾。有時候半夜疼醒,哭叫不停。仔細察看又不紅不腫。阿咩給他揉啊、按啊也無法緩解。找遍了城裏甚至鄉下的醫生。有的說“冷骨風”,有的說“濕氣”,有的說“縮筋”。從貼狗皮膏,包草藥,到拔火罐,什麽方法都用上了,毫無見效。不久右髖部腫出個大包,足有品碗大,一碰就痛。晚上阿咩隻有坐在床上,把他立起抱著,而他扒在阿咩的右肩入睡,以致後來阿咩的右肩比左邊矮些。中醫不行請西醫,到當地僅有的兩家西醫院,打針吃藥均不頂事。最後懇求,預約到北關“衛生院”的權威張院長。阿咩和二孃一大早抱著他候在張住的院子外。院長大人頭晚上搓麻將,中午才用過早饍,在逗狼狗。他們一進去,好大的狼狗突然撲向阿咩,咬了右臂一口,鮮血淋漓,院長叫護士施藥,包紮,後來留下永久的傷疤。張院長看了看他的腿,說要住院做手術,至少上一年的石膏繃帶。單是打盤尼西林,就要幾捆洋紗。因為當時的法幣已經不值錢。他們家說窮不窮,說富不富。米易有幾畝薄田。阿公、阿咩、二孃教書,阿爸在外地當職員。但要供養四個兒子,米易老家經常來的客情又重。阿咩和二孃還到富商花員外家任私教,給花的四個子女補習功課。一家人全力以赴籌到了洋紗,知道他這個調皮好動的孩子躺一年醫院不好過,破天荒地買了一盒逢春樓木匣子裝的餅幹哄他,準備第二天去住院。晚上花二爹來告訴他們,張院長說,以他們的家景,就是傾家蕩產也怕治不好這孩子的腳,還不如讓他自生自滅......這餅幹匣子竟陪伴了他幾十年,直到改革開放。
一個在西路撒連行醫的前輩來耍,住在他家,要為他的腫包艾灸。死馬當活馬醫,灸了幾次,腫包中間貫穿化膿。他在江西的阿爸寄了些棉紙包裹藥粉,麻線粗的藥條回來,隔兩天到許爾吉的藥鋪,阿咩和同去的另一個把他按在櫃台上,由許醫師拔出帶膿血的藥線,周圍揩淨後再撚入新的藥線。此時他的叫喊可以振動一條街。
這種活受罪經曆了三個月,膿水流盡,化膿口結痂,疼痛也有所減輕。但他的右腳還不能著地,雙胛用木叉支撐才能行走。兩支叉叉到一支叉叉,七歲上小學才丟開,踮著右腳尖走路。他的右腳比左腳短了二寸,走起來的難看可想而知。不但孩子,一些青年也跟他身後,“拿去弄!拿去弄!”地喊。還煞有介事地講訴:“一個?貝爾割了兩斤肉,叫她男人拿去弄”,學他一歪一倒,小腹向前的姿勢。有的還伸出右手中指合著節拍往上戳。有的喊他“短一寸”。有的高叫“?波爾的屁兒轉拐洞”。他的淚腺本就發達,遇事愛哭。不時遭遇的莫名羞辱也增添了他的自悲不是。所幸他一旦與夥伴們玩耍,便忘了自己是瘸子。他最愛與幾個大小差不多的男孩玩偵察兵,匍匐前進,樹後隱避。胸前吊著就兩個紙筒那種“望遠鏡”。有時候把杵的叉叉當槍。當然,司令他是當不了的,封個參謀長就是最大的官。
體育課他從不缺席。除了手撐翻越木箱(當跳馬)外,跳高、跳遠之類考試從不過關,期末成績也有3分。有次跑400米,須在學校操場跑完兩圈,他隻跑了一圈,其他同學都跑到終點,他也跑不動了,但李利名老師還當場向同學們表揚了他,並給他記4分。(那時候提倡學習蘇聯,以5、4、3、2、1分代指優、良、及格、不及格、太差作為評分標準)直到初三學校才批準他免修體育課。
更酷的是他還喜歡出風頭,音樂課唱得特別大聲。小學一年級時,因為阿咩是老師,另一個女同學的媽媽也是老師,他倆被挑選出來表演“兄妹開荒”。舞台是學校的過道,觀眾也就幾十個小學生吧。“一鋤頭那個挖下去,反轉來瞧一瞧。哎!這麽大的個兒,哎呀你說妙不妙”清脆的童音伴著揮鋤的動作,那種投入也算地道的演員了。
他是個集郵的發燒友。家裏拿不出錢給他買郵票。大約上午第二節課收發室的老寇把當天的平信放到郵架,他們一下課就向郵架衝刺。盡管知道不會有人給自己寫信,也要一封封地翻看有沒有貼著特種或紀念郵票的,若獲至寶又認識收信人,就給人家送去並討要撕下的郵票。遇到那人回說:“我也在集郵”,就隻好灰溜溜地離開。
有天,他聽到一個女生跟老寇爭吵,說她沒有收到家裏的匯款。老寇翻出簽收簿,她的匯款單簽收欄留著她名字的印章。女生說她從來沒有這種印章,並把手中的石印拿出來比對。他仿佛記得前幾天同班的黃某曾在老寇那裏簽收過匯款單,而黃是本地人,沒聽說有外地甚麽親屬,便把此情況告訴老寇。老寇反映到學校,保衛部門找黃某一談,黃承認私刻女生的印章,冒領了匯款。在當天的全校大會上,他被表揚。這也是他中小學生涯的唯一一次風頭。
不過,集郵也給他帶來麻煩。他“不恥下問”,加上表姐,也就是後來的大嫂從北京寄給他好些蘇聯東歐的郵票,所集郵票有幾大本。高三時學校辦“紅書展覽”,動員大家把藏書拿出來。他家有的是書,但陳舊而不紅,就捧去了紅彤彤的集郵冊和所有的成套和稀有郵票,被老師任命為解說員。那天郭校長來參觀,對他的郵票讚不絕口,指著開國大典等幾張問他有沒有多的,可以跟他交換。他說這些郵票是費了好大力氣才弄來的,怎麽會多。幾天後同學程壽恒說郭校長找他。他來到郭辦公的獨院,喊“報告”進去。郭說自己會東的朋友也喜歡集郵,托其搜集一些郵票,要他替朋友找點,無論是交換或購買都行。他說自己集郵都沒花過錢,怎好意思拿來賣。那些好不容易淘來的豈有多餘。他找了幾十枚重複的散票,用信封裝好,給校長送去。數天之後,程壽恒給他一個郭校長轉交的原封不動的信封,裏麵郵票一枚也沒少。
平時同學之間擺談,他愛說怪話。比如師生們個個麵黃肌瘦,饑腸轆轆,食堂階梯上麵的屋子裏卻不時傳出猜拳行令聲。那是校領導接待上級“檢查”的必修課。他把那裏取名“校宴廳”。他送郵票去的時候,郭校長正在院中綠蔭下與人下象棋,旁邊擺著盤餅幹。他回到教室,向同學形容自己看著餅幹如何咽了咽口水......那年頭告密成風,不少人靠踩著別人脊背往上爬,不知道誰會拿這些話添鹽加醋。
畢業成績他破天荒地得了政治3分、操行4分。對照其他同學,大多數雙5分,隻有兩三個像他一樣的異類。眼淚由不得唰唰下來。後來得知,考生申報表上,學校意見欄寫的是“不宜錄取”。
高考後一個多月,他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幾天後學校在薈英堂招集落榜生開會。宣布工作分配的去向。那時候的高中畢業生相當於今天的研究生,國家包分配。落實單位有縣人委(即縣政府)、公安局、商業局、供銷、衛生、文教等等。有個留校參與分配討論的同學透露,因為他隻適合坐著的幹活,會議決定分他到商業局。他半信半疑,同學為了證實所言不虛,又報出其他人的分配去向,說名單已經報給郭校長審定。那天傍晚,學校在薈英堂召集落榜生開會。前麵幾個單位念完沒有他的名字,念到的都是那個留校同學說中的。最後念的人數最多的小學教師終於有他。念完後,主持人問各位同學有沒有意見,若有就留下來。服從分配的陸續走了。隻有準教師的二十多人一個不落地留了下來。各人述說自己的理由。輪到他時,他說在母親的巜小學教育》一書中看過篇文章,說是身體有缺陷的作教師對兒童心理有影響,自己是殘廢人,請求改分其他單位。在坐的文教局長杜欣夫馬上說“可以考慮”。而郭昌幀校長拉長聲調問道:“誰說?子不能當老師?”
他趕緊回去告訴阿咩。母子相對拭淚。阿咩忽然想起外婆正好在人民銀行副行長楊盛英家當褓母,何不請她想想辦法。外婆聽後急得不得了,立即帶著母子倆去辦公室找到楊行長。楊是個很漂亮的女士,平時對外婆很好,既尊重又大方。聽了阿咩的訴說,看看一旁流著眼淚的他,安慰祖孫仨幾句,說是下來幫忙問問,並沒給什麽承諾。下班後她告訴外婆,已經找過人委管分配的,但又埋怨外婆不該當著下屬的麵找她說這事。此次畢業生分配,並沒把人民銀行作為安置單位。他們也不抱太大希望。規定的報到日他隻好走進人委文教科,杜科長一見他就說:“你到人事科,他們給你另開介紹信。”他來到同一層樓的人事科,女主辦問了他的名字就開出了分配他到人民銀行的介紹信。原來,楊行長是分管人事的副行長,她的丈夫新近才從縣委宣傳部長升任縣委副書記,而行長是個黨外人士。開介紹信的女士是縣委馬書記的夫人,與楊行長要好。
1958年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家家戶戶獻出鍋、鏟、勺、盆等等一應金屬製品。所有的人都去公共食堂吃飯。他們一家四口,他牽著眼瞎的幺姑婆,阿咩兩手捧個大瓷缽,裏麵有兩三個打菜的大碗和四個小碗,阿公拿著幾尺長的煙杆跟在後麵,每天早晚兩餐到居委會的公共食堂。
在熱火朝天的勞動中,他也忘了自己是?子。無論是挑礦石、農會山燒炭、代管(地名)集肥、中火橋栽秧、鐵廠(地名)割穀子等等,他從不缺席,當然也不敢請假。
尤其是農會山燒炭,高六一級的同學吃住都在山上。早上圍著篝火上課。十點鍾開飯。飯後每人拿把斧頭就近伐樹。四五丈高的鬆樹從露地四五寸的部位砍斷,嘩啦啦地倒在坡上,那陣勢讓他不敢靠近。他隻有等膽大一些的同學把樹放倒後揮起斧子剔去枝丫,並將樹幹截成五尺左右,運到炭窯旁。扛著五尺長的樹筒走山路,對於他來說更是莫名恐懼。腳下的鬆針又滑,一歪一倒容易失去重心,同學照顧他,盡量讓他扛樹尖最細那筒,但也免不了有一次連人帶木滾下坡好遠。幸好上帝早早地懲罰了他,這次隻給他一點皮外傷。
然而那段經曆竟是他最值得回味的。他們白天學習、勞動,砍樹、上窯,對唱山歌。出窯時木炭又燙,手臉具黑。但那是自己親手創造的成果,敲著放涼後梆梆響的木炭,就像鋼琴發出的樂章。課餘每人還要寫詩別在牽起的麻純上,自然是藍天作被,星月掌燈,帝國主義踩在腳下,牛皮哄哄的順口溜。晚上一溜地鋪睡在樹樁作柱,鬆枝蓋頂的窩棚裏,吹牛直到熄燈哨響。吹的內容五花八門。有人坦白暗戀班花,說那雙頰就像熟透的蘋果。而當年本地根本不產蘋果,那人見沒見過蘋果還很難說。
大煉鋼鐵使縣上成了一座空城。店鋪關門、攤販歇業、凡有勞動能力的都要出去坨土基、平場地、壘高爐、拉風箱、挑礦石,不一而足。遍布城鄉的公共食堂不但吃飯不要錢,而且處在高爐附近的食堂幾乎24小時開飯。有次他回城辦事,十點鍾吃了早飯上路,經過兩處公共食堂都去吃飯,下午五點爬上農會山又趕上開飯,一天吃了四頓,創了此生的紀錄。
代管集肥也是別開生麵。那時公共食堂開始定量,人們吃不飽哪來這麽多肥。就讓學生去挖墳。把一座座老墳的石碑放倒,刨開表層,挖出朽棺及腐土,連同草皮裝入撮箕,,挑到水田裏撒開。往往在老墳中會挖出一窩窩的白螞蟻,裹在一個拳頭大或足球大的菌狀物裏,而當地人說,雞棕就是從這菌狀物長出來的。有一次收工後王正國看到遠處的土坡晃出隱約的白色,不聲不響地拿起蔑帽走了。一會兒捧著一蔑帽的雞棕回來。他們跟炊事員商量,等開完飯後私下給點油炒出來共享。
中火橋栽秧並下種苞穀。為了防止社員(人民公社,農民都稱社員)偷吃,苞穀種都拌了桐油,吃了要拉肚子。但他仍看到有個人把種子在手掌裏搓揉後,用衣襟揩揩塞進嘴裏。社員們說起幹部,什麽隊長、會計、司務長都咬牙切齒。他說:“那不都是你們選出來的?換個正直的不就成了。”一個社員答道:“正直的還沒有日出來。”
有天一壟田裏秧沒栽完就擦黒了,電閃雷鳴,暴雨傾盆,他們趕緊往住地跑。田埂又窄又滑,他隻有踩進田裏連滾帶爬,衣褲鞋完全濕透,竟然沒有感冒。支農結束,同學陳開彬打算回會東老家大水溝一趟,邀他同往。他倆頭天就央求炊事員預領了第二天下午的晚飯,做成飯團烤黃,吃罷早飯啟程。兩三個鍾頭的山路,風景不錯。陳老伯一個人在家,捧出一堆李子款待。抱歉地說家裏沒米,隻有煮豆子給你們充饑。他倆把荷包裏的飯團掏出來遞給老人。他那一份送給陳伯留下來吃。陳伯家連鍋也沒有,用個鋲鐵罐頭盒在火塘上吊起,煮了一滿盒自家收獲的樹豆米給倆年青人吃,而說自己剛吃過。告別老伯,陳開彬挑了兩小袋李子回學校賣。還沒進城天就黑了。
鐵廠收割正逢雨季。在當地住隊的劉德金是個很會鼓動人心的縣委幹部。分配任務時,劉說今天準備了一桌光榮席,哪個組完成得好就坐光榮席。大家幹勁十足,心想至少要嚐嚐久違的熬鍋肉。他所在的組最先割完並捆好、脫粒、挑回了稻穀。坐上光榮席才發現,三菜一湯:老南瓜、四季豆、茄子、青菜湯與別的桌一樣,隻不過多了一盤癟糊辣(把將枯的海椒樹上“罷腳”的青紅椒煮後曬幹,用油炸黃的佐飯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