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蟬脫殼楠楠
一屆草根 留學美帝 胡說八道
瑪格麗特.卡諾萬（Margaret Canovan）著
極權主義的概念
極權主義的概念非常歧義。有多少理論家談論這個話題，就有多少不同的含義。阿倫特使用“極權主義”概念時和別人的相似點常常掩蓋了它們的分歧。與別人一樣，阿倫特也用它來指一種新的政治現象，這就是把前所未有的強製形式和世俗意識形態結合起來，而且在左、右兩個陣營都發現了它的樣板（左的樣板是斯大林的蘇聯，右的樣板則是希特勒的德國）。但是這些相似是表麵的。不是隻有一種極權主義，至少有兩種極權主義，它們描述的是不同的現象。
比較著名的極權主義模式（它還有很多變體）指的是一種完全連貫的社會－政治體係（totally coherent social-political system）：按照一種意識形態的形象而建立的國家，一黨統治，而這個政黨是通過意識形態得到合法化的，擁有不受限製的強權，以便防止對於正統的任何偏離。在這樣的一個政體中，可以看到一種遠離現代性焦慮(retreat from the anxieties ofmodernity)的準宗教靜止狀態。通常歸於這個極權主義版本下的是納粹和共產主義政權。這個極權主義的災難被認為是由過於雄心勃勃的政治觀念和激進行為導致的，對之的療救辦法則是避免狂熱亢奮，降低我們對於政治的期待，回到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和懷疑哲學，以及自由市場經濟。
阿倫特說的極權主義和它是很不同的。當然，阿倫特也把納粹和斯大林全都歸於“極權主義”，也強調強製和意識形態，但差別是關鍵性的。如果說一般描述的極權主義是一種死寂、僵死、一體化狀態，猶如透明、冰封的湖；那麽，阿倫特描述的極權主義就是山洪，它衝擊道路上的一切東西；或者說，它是把一切人性的東西徹底摧毀的颶風。它是混亂的、非功利的、動態的毀壞運動：摧毀使政治成為可能的一切人性的特征和人工世界的特征。
從奧斯維新的角度看
阿倫特反複強調的是極權主義的新穎性，極權主義與所有傳統的決裂，它的徹底而又可怕的原創性（horrible originality）。極權主義表明了人類的“開新”能力，通過新的方式思考和行動的能力。極權主義的悖論在於：它的那種“新穎性”恰恰代表了對個體的行動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剝奪。
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這個新現象表明了現代人對於“並非自己製造的東西的根深蒂固的懷疑”，以及這個懷疑的自我毀壞（self-destructive）意味。由於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極權主義運動要求不受限製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最後被證明不是建立了一個理想的烏托邦，而是空前絕後的毀壞。集中營就是新政權的實驗室，這裏的實驗表明全盤權力（total power）的代價就是人的複數性（humanplurality，或譯多元性）的喪失殆盡。人之為人、人不同於動物成員的那種獨特的個體性，我們的獨立自發地思考和行動的能力，使人具有不可預測性。隻有通過極權主義的全盤恐怖和全盤意識形態的同時使用，方能消除人的這種個體性和獨特性。
極權主義的全盤權力產生了全盤恐怖。集中營摧毀的是人的個體性和行動能力。全盤權力的前提是任何人的自發性、多元性的喪失，它隻能發生在一個條件反射的世界。意識形態使得經驗現實和“必須發生”的東西（“自然法則”“曆史規律”等等）相比似乎顯得無足輕重，它使得意識形態化的思想免於共識和現實的製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邏輯徹底性置換了自由思想，誘使人們清除自己的個體性，直到成為單一的、非人化的全盤統治運動的部件。全盤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並不支持現狀而是渴望無休止的運動：它們描繪了一種沒有終結的鬥爭。這樣，全盤的權力最後證明必然意味著毀滅。傳統專製的標誌是它的非法性，合法的政府是受到法律限製的，而專製意味著這些邊界被突破以便專製者可以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國家。但極權主義在上述意義上並不是非法的（lawless）：雖然它的法不是保護權利的公民法，而是所謂的自然或曆史“法則。”
阿倫特呈現給我們的掌權的極權主義，遠非我們熟悉的那種全能國家形象――帶有統一化的和連貫的機構。相反，它是無形的，是狂熱的永遠革命的大漩渦，是無休止的擴展，而且不受實用主義關切的影響。極權主義的核心機構不是公民機構，不是軍隊，而是秘密警察。它們有這樣一個功能：蔑視通常理解的秘密警察的功能。在早期的專製形式中，秘密警察的任務是搜出隱蔽的反政權者，而極權主義的秘密警察則不再關注什麽個人能夠完成的事情。“嫌疑犯”已經被“客觀的敵人”（比如“階級敵人”“猶太佬”）取代，不再需要偵探和搜索，也不再需要什麽顛覆行為和思想。
極權主義這個新現象的悖論就是：人類的創新性和這種創新性的毀滅性。人類行為的偶然性可以帶來意想不到的新事物，但一旦個體把自己和他人轉化為所謂“必然的曆史潮流”中的廢棄物，極權主義就完全背棄了偶然性。“什麽都是可能的”變成了“什麽都是可以摧毀的。”人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人能夠成為自己希望成為的任何東西：如果人決定成為野獸，那麽自然將不能阻止他。
［編譯者按：本文作者的這個觀察是深刻的。筆者以為：極權主義既有運動的一麵，也有死寂的一麵，既有開新的一麵，也有停滯、單調、一體化的一麵。極權主義國家雖然一直在運動，但這種運動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是被操控的，而不是自發的，不是廣大公民的創造性和開新能力的表現，而是個別極權主義領袖的“創造性”和“開新能力”的表現——為所欲為。因此，就公民的創造性，特別是個性、多元性、差異性被無情扼殺而言，極權主義社會完全沒有什麽“新穎性”可言，相反出現千人一麵、單質化的傾向。這使得極權主義社會中的運動很自然地體現為一種摧毀力量，真正的開新必須是以個體差異的高度自由發展為前提］
追蹤極權主義要素
極權主義既然在德國和俄國這兩個極為不同的地方出現，而且有這麽多的相似性，表明它不能還原為德國或俄國的特殊曆史。阿倫特認為，使得極權主義成為可能的，是全社會廣泛流行、蔓延的“多餘”（superfluousness）感，它為清除個體性做好了準備。喪失了穩定的公共世界後，人成為無根的人。這樣的人很容易成為恐怖的犧牲品，公共世界的喪失破壞了人對世界和現實的把握。這樣的人常常為意識形態所引誘：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病態的，但卻至少是連貫一致的（consistent），它所承諾的“替代現實”（alternative reality），一個虛構的未來理想世界，給被多餘感困擾的人提供了虛假的歸宿感。
穩定的人的世界（stable human world）的崩潰，意味著機構的和心理的界限（barriers）的喪失――這些界限通常為何為可能之物設置限度。它們是一些積澱下來的文明成果，包括製度、機構、法規，也包括習俗。
那麽，上述這些要素中哪些被極權主義所利用了呢？這是阿倫特《極權主義起源》一書的三分之二篇幅所探索的問題。她不是在探索“原因”的意義上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她認為任何這樣的因果決定論在人類事務的領域都是不合適的。因為人類事務領域是新穎的行動和不可預測的事件的領域。她提供的是“對結晶為極權主義的因素（elements which crystalized intototalitarianism）的曆史解釋”。她的這部著作第一部分，是關注為什麽特別是猶太人被單獨選擇出來加以清除？但第二部分才是核心，那就是論述帝國主義的部分，帝國主義為極權主義設置了舞台，為其作惡者提供了有用的前提。
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的解釋不但不考慮德國和俄國的特定曆史，而且也不強調領袖個人的作用。她強調的是這些領袖在極權主義運動和政體中所處的位置。而且，她認為蘇聯隻是在斯大林時期才是極權主義的國家。最後，她不從思想資源中尋找極權主義的“起源”，即使在解釋馬克思主義以及整個西方思想傳統和極權主義的關係時，也隻是認為這樣的思想傳統有助於使極權主義成為可能，而否定兩者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阿倫特說：“極權主義中史無前例的東西首先不是其意識形態，而是極權主義統治的事件本身。”但是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的事件可以通過了解先在的、後來被極權主義加以發展的那些思想和行為的模式，以及了解那些為極權主義的出現準備了道路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毀壞，而得到某種程度的理解。在阿倫特看來，在被稱為“帝國主義”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巨變中，可以發現極權主義產生的前提和先行者：帝國主義破壞了歐洲的國家和社會結構，產生了大量“無根”的“多餘人”，導致人的“文明世界”的喪失，因為，做一個文明人而不是自然物種的前提，是必須寄居在一個由穩定的結構組成的人造世界，我們需要這些東西以便使得我們受到法律的限製，給予我們以權利，使我們可以形成並發表自己的觀點，使我們可以獲得與共享的現實相關的共同意識。
極權主義的成員是所謂“大眾”（mass）：無根的、無方向的群眾，他們不再有清晰的現實感和自我利益意識，因為他們寄居的世界已經被失業、通貨膨脹、戰爭和革命所破壞。但這種狀況隻是極權主義的一個條件。另一個條件是“暴民”(mob)。暴民來自更早時期出生的“多餘人”群體，犯罪和暴力的黑社會――它是經濟增長的動蕩和衝力的產物。帝國主義把這樣的冒險家出口到世界各地，為他們提供了犯罪的“無限可能性。”後來，這種虛無主義又重新進口到了歐洲。
極權主義的暴力之所以能夠屠殺大量的犧牲者，歐洲的傳統之所以不能保護個體權利，原因在於另外一種“多餘經驗”：無國家狀況。納粹的第一步就是剝奪猶太人的公民身份，猶太人不是罪犯，但卻沒有公民權利。民族國家的衰落和人權的終結是結合在一起的。隻有民族國家的公民才具有公民權利。“自然人”是讓人討厭的東西，即使在自由主義國家也如此。
阿倫特著作的主題之一是：一旦穩固的世界被摧毀，那麽，文明就是非常脆弱的，極易被野蠻取代。她把這個過程追溯到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展，後者的本質是把穩定的財產轉化為流動的財富（資本），不尊重業已確立的界限和機構，以及民族國家的邊界。權力的追逐變得毫無限製。這樣的一些因素不是極權主義的原因，但是卻使得極權主義得以被理解。
極權主義的一個最有悖論意味的景觀是：其領導攪亂了整個世界，但是又聲稱自己信仰“必然性”（necessity）。這就是行動主義(activism)和必然性（necessity）的結合以服務於一個必然的進程。阿倫特找到的這種結合的先驅，是帝國的官僚主義和它的神秘代理人。他們提供了服務於必然性法則的原創性，為了遵循“擴張法則”，他們準備打破所有的日常法律，顛覆所有的政治機構和政治責任心。
但是納粹極權主義的最獨特的先行者是種族主義：能否進入一個“優等人共同體”（superior community）取決於一個人在物種意義上屬於誰，而不是他作了什麽。但阿倫特認為猶太人成為犧牲品是偶然的。在納粹的例子中，正好是反猶主義成為可以把極權主義的其他要素集合起來的“粘合劑”，但這是有偶然性的。[2]
極權主義的教訓
阿倫特刻畫的極權主義是十分奇特的東西：比主流的極權主義理論家刻畫的要難以理解得多。通常理解的極權主義是一種或許可以取代自由民主體製的可行的政治體製，但是阿倫特卻把它描述為徹底毀滅性的和不能持久的東西。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時斯大林還健在，但她斷言其必然短命。像蘇聯極權主義革命這樣的政治風暴，不能確立一個穩定的體製，它必須保持其征服世界的衝動力。這就決定了其不可持久的命運。
既然如此，研究和分析極權主義為什麽還這樣重要呢？
首先，從實踐上看，極權主義可能重現。極權主義是和現代性的困境緊密聯係的。首先是極權主義的無意義毀壞行為（senseless destruction），是和不斷增長的“多餘”經驗聯係在一起的。政治的巨變、社會的無根性、失業、人口過剩，這些都會產生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衝動或誘惑：通過極權主義的方式解決問題。而且，這些誘惑現在是出現在人的力量比以前更加強大的世界，一個人類變得更加不計後果的世界，一個人與人空前地被捆綁在一起的世界。為全世界發生的一切負責的這種責任，必須由整個人類承擔，而且是在沒有傳統權威指導的情況下。
其次，理論上看，研究那些史無前例的極權主義現象，有助於了解被忽視的人類狀況的重要方麵。比如人與文明世界的關係。要能夠通過人類的複數性來呈現和行動，必然需要一個由文明化的人的世界提供的框架、限製和背景，而這個文明化的人的世界是非常脆弱的。
與此相關的是思考偶然性和新穎性、自由和必然性的關係。極權主義的出現表明了人類開新能力，這種能力是鼓舞人心的，但也是值得警惕的。人的首創性啟動了一個無法中止的過程，這會威脅到穩定的人類世界。因為未來是開放的，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它也可能會摧毀世界和人類自己，改變人的條件，直至把人變為野獸。人的本質是偶然和脆弱的。極權主義表明人會選擇擁抱“必然性”並使得我們自己和他人成為所謂的“必然過程”的奴隸。阿倫特在現代狀況下發現了一種惡性的螺旋式發展，運動破壞了維持穩定的機構，而沒有了機構，運動就更加肆無忌憚。
極權主義不是什麽外加於人的東西，而是人自造的東西，它產生於人類的行動以及由行動激發的過程，產生於人的自大。樂觀的人文主義者假設科學技術的發展增加了人的集體力量，而其結果是認為“什麽都是可能的”，我們可以再造世界以適應我們的目的。這是把“行動”誤解為了“製作”，看不到人類的複數性。“複數性”意味著不存在所謂的“集體主體”，也不存在實施這種人類力量的“人性”。阿倫特的後期著作越來越強調人的可能性和人的限度，包括行動的限度和危險。解決當代困境的惟一答案在於肯定和信任被極權主義否定的人的條件：人的複數性。如果不再膜拜必然性，意識到人的有限性，通過做出並堅守承諾，確立“持久的機構”，人就可以“為世界立法，”相互之間賦予對方非自然給予的權利。極權主義的教訓是：我們要意識到作為創新舞台的政治的重要性，意識到人的複數性和人際之間的協議的重要性。
爭論中的極權主義
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研究具有三個步驟：
一是描述極權主義現象。在這方麵，阿倫特強調的是極權主義的瘋狂的、不斷激進化的、摧毀結構的衝力，帶有前所未有的毀滅性能量的、狂野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衝力，以及沒有創製能力的、帶有虛無主義色彩的持久運動和繼續革命，這種運動和革命不可能建構任何持久的政治結構。阿倫特著作的這方麵較少引起爭論。
二是提供理解極權主義的知識框架。這方麵的爭議很大。阿倫特的觀點是：極權主義是和君主製（monarchy）、專製(despotism)和共和製(republic)不同的新的政體。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不是以對人的專製統治為目的，它的目的是“建構一個讓人在其中成為多餘的體係。”極權主義的領袖是在搞“可能性的實驗”，在所有的目的中，極權主義的最重要目的，是尋找由“一切皆可能”的信念鼓動的無限威力，這種威力也來自現代人對任何不是他自己製作的東西的懷疑。這些都是現代性的特征。阿倫特把極權主義的土壤概括為兩點：１、極權主義所需要的最核心經驗是孤獨，也就是無根和多餘感。無根感和多餘感使得人們鍾情於運動和意識形態上的合邏輯性，以作為失去的共識世界和現實的替代；２、支持極權主義的最重要因素，則是“世界”本身的喪失，文明化的人類世界的喪失。正是文明化的人類世界把人類錨定在關於現實的共同經驗中，並提供了帶有必要限製和法則的自由行動空間。極權主義既不是一種異己存在的體現，也不是極權主義的怪物實現自己“神秘意誌”的載體，也不是超凡領袖的“邪惡意誌”所創造，而是產生於世界及其製約力的喪失，這種喪失使得世界特別容易進入極權主義實踐的凹槽，這種實踐的核心就是毀滅人的複數性。37-38
三是提供對於極權主義根源的理解。這方麵的批評意見是：納粹主義的根源和斯大林主義的根源是不一樣的，阿倫特指出的歐洲帝國主義的擴張或許可以解釋前者卻不能解釋後者。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阿倫特談的不是極權主義的原因。她是把極權主義視作對現代人的情景邏輯的偶然反應（contingent responses to the logic of a modernsituation）。所以，這樣的指責就顯得無關緊要。極權主義是對於現代人的情景的反應，比如無根性，共同世界的喪失，無所不能的目的，人的複數性的喪失，等等。這些最基本的極權主義根源，在俄國也同樣存在，所以，希特勒的植根於歐洲語境的極權主義並不是惟一的。
[1]原標題：Arendt’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 Areassessment，作者Margaret Canovan，英國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政治思想教授，著名阿倫特研究專家，著有《漢娜.阿倫特的政治思想》，《阿倫特政治思想的再闡釋》等。本文譯自：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Arendt, Edt by DanaVilla, p.25-4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編譯者按：這個觀點非常重要，這表明納粹不是極權主義的一般形態或必然形態，更不是唯一形態，它和極權主義的聯係具有偶然性。也就是說，在其他國家，極權主義的“粘合劑”可能不是種族主義而是別的東西，被清除的對象也不是猶太人而是“階級敵人”“五類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