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

中國將為德意誌，湖南當為普魯士。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這是湖南文人楊度在晚清寫下的詩句，何等的自信，何等的豪氣！

一 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從晚清到1949年，看看從湖南走出的名人吧：挽救了大清王朝的湘軍將領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還有第一位出使西洋、睜眼看世界 的郭嵩燾；戊戌變法的誌士譚嗣同、同盟會的好漢黃興、宋教仁、陳天華；中共早期領導人蔡和森、李達、打下紅色江山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假 如近代中國缺了這幫湘江邊的英雄豪傑，恐怕中國曆史要改寫。

美國學者裴士鋒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不久前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翻譯出版了， 這位耶魯大學曆史係的博士、史景遷的高足，繼承了乃師的敘述史傳統，將近代以來的湖南人曆史娓娓道來，煞是好看。在他看來，湖南人的曆史從明末清初的王夫 之開始，經晚清的曾國藩、郭嵩燾，再到楊度、黃興、陳天華、楊篤生、王闓運，再到楊昌濟、毛澤東，構成了一條前赴後繼的湖南誌士的曆史脈絡。

湖 南人是近代中國曆史當中最奇特的一群人，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有強烈的救世擔當，不僅國家意識濃烈，而且湖南的地方意識也遠遠超出其他省籍人士。湖南人有強 烈的地方認同，這個認同是一種省籍意識，不像廣東人福建人，雖然地方觀念不亞於湖南人，但更多地是一種鄉曲意識：廣府人、潮汕人、客家人、閩南人、漳州 人……湖南人就是湖南人，他們認同的不是鄉曲主義的小同鄉，而是以省籍為本位的大同鄉。我在大學任教34年，從來沒有看到其他地方的學生像湖南人那樣，有 天生的省籍意識，緊緊抱團，驕傲地自稱：我們都是湖南人！

那麽，近代湖南人的國家意識與湖南意識究竟呈現什麽樣的關係？地方與國家，難道不 是衝突的嗎？其實，省籍意識與國家意識一樣，都是近代的概念，在晚清之前，隻有小同鄉的鄉曲意識，並無明晰的省籍意識。隨著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出現，其同 構物省籍意識也隨之誕生。晚清地方意識最明顯的表征，是各地留學生去了日本之後所形成的同鄉組織。但這個同鄉，已經不是原先鄉曲主義的小同鄉，而是以省籍 為中心認同的大同鄉。

裴士鋒在書中提出了“草根民族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兩個概念，能夠很好地解釋湖南人的地方意識與國家觀念。近代以 後中國的變革道路，有兩種不同的模式，一種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或者武力統一，建立大一統的現代化強盛國家；另一種是自下而上的地方改革，先謀求各省自 治，最後實現國家的整合。清末民初的湖南，就是後一條“草根民族主義”的大本營，從清末楊篤生著《新湖南》，鼓吹“湖南獨立”，到五四時期毛澤東主張“湖 南共和國”，中國人的獨立觀念與歐洲人不同，此獨立非彼獨立也，不是建立一個擁有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乃是以現代的共和方式重建古代中國的“封建”：各省 相對獨立於中央政府，最後通過聯邦製實現國家的統一。那是一條美國革命的道路，近代湖南幾代誌士，所孜孜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草根民族主義”，或者說叫 做“省籍民族主義”。

然而，曆史並沒有給湖南人以太多的實踐空間與時間，中國的亡國危機太嚴重了，由下而上，通過聯省自治統一中國，俟河之 清，國壽幾何？恐怕早就被列強瓜分了！於是當初主張“草根民族主義”的湖南誌士們紛紛搖身一變，成為堅定的“國家民族主義”者了，包括毛澤東在內。本來 嘛，“草根民族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就沒有非此即彼的內在衝突，二者甚至是內在鑲嵌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於是，1920年代以後 的近代中國曆史，從某種意義上變成一部湖南人與浙江人競爭最高權力的曆史，最後由毛澤東為領袖的湖南共產黨人打敗了蔣介石為首的浙江國民黨人，華興會的 2.0版打敗了光複會的後人。換一個角度，也可以理解為內地打敗了沿海，農村戰勝了都市。這後一段曆史裴士鋒沒有來得及寫，留下的空白，當由史學界的有識 之士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