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城南舊事（二）

我家離天壇公園的東門很近，在我小的時候，東門是個很小的偏門，平常是不開的，如果想去公園玩兒，就隻有繞到北門。但是這個小小的東門，卻給我留下了幾次深刻的印象。

在我六七歲的時候，曾經跟著爸爸出入過很多次東門。我爸在單位很嚴肅，總板著個臉，沒人敢跟他開玩笑，可他卻有很多平民老百姓朋友，這個看守天壇東門的大爺（天長日久，我早已忘了他姓什麽了）就是其中的一個。我爸愛種花，天壇東門裏邊就是一個個的花圃，各種鮮花專供各種高級場所和外事活動所用。我爸常帶著我和二姐去看花，我們在花圃間玩耍嬉戲，他就帶點兒下酒菜，坐在一個小矮桌前，和看門老頭邊喝邊聊種花的經驗。印象裏，我家客廳和飯堂裏都擺著常綠喬木，還有一個用多餘的廚房改建的小花房，裏邊也是綠意盎然，鮮花不斷。

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饑荒席卷了全國，我爸開始頻繁地帶著我們出入東門，每次去，不是帶著籃子就是拿著口袋，看門老大爺也多了一隻狼狗做陪伴，聽到是我們，老大爺會把狗拴好，抱歉地解釋說，經常有人半夜翻牆進來偷菜（老大爺的自留地），他不得不防，我爸也理解地拍拍他的肩膀；然後老大爺就會帶著我們走到一片草地，說這一帶的野菜最多，哪一種好吃，哪一種該怎麽做等等，我爸就帶著我們挖起來。籃子或袋子滿了，我們謝過老大爺，跟著我爸再慢慢地走回家。回到家，我媽和保姆便如獲至寶，把野菜分成好幾份，炒著吃，煮著吃，做餡吃，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光吃它,吃得我們舌頭都是綠的。後來，我爸單位以運動員訓練為名，去內蒙古草原打黃羊，一車一車地拉回來，分給單位員工以補糧食不足，救了很多家庭的難。我爸會把分來的一部分黃羊肉分成幾份，送給他認為幫過我們或特別困難的親戚朋友，東門的老大爺就是其中之一。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文革開始了，很快我媽就被作為走資派揪了出來，單位的牛棚就設在離東門不遠的一處花房裏，那是中辦的領地。看門老大爺這時已經退休了，換了一個年輕點兒的大爺，和我們沒有什麽交情。那時天壇作為封資修的建築，已經不再對外開放，為了看望在裏麵勞改的媽，我們兄弟姐妹幾個會輪流去東門求這位大爺，放我們進去，隻看一眼不打招呼，但基本上都被他拒絕了。有一天晚上，風雨交加，電閃雷鳴，我二姐發著高燒躺在家裏（怎麽那麽像電影裏演的），我和大姐嚇壞了，生怕二姐就這麽死在家裏，於是冒著大雨跑到東門，拚命地拍著門叫喊，大約叫了十來分鍾，終於有人出來了，喝問我們什麽事，我和大姐隔著門縫說了緣由，那個大爺喊了聲：“等著！”人就不見了。又過了好一會兒，大爺陪著我媽走了出來，對我們說：“就給了幾個小時的假，想著按時回來呀！”那一夜，我媽抱著我二姐，用涼水幫她退燒，給她喂藥，折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燒沒完全退，我媽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家，從此我們到了文革結束，才再次與我媽團聚。

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震感強烈，老百姓都不敢回到搖搖欲墜的家裏，於是紛紛在戶外搭起了防震棚，我爸那時剛剛從幹校的牛棚放出，既沒有平反也沒安排工作，每天就是到單位打掃衛生，我和二姐則前後腳從農村抽調回京，她在銀行我在工廠上著十幾塊錢一個月的班。沒有材料和地方搭防震棚，我們又進了天壇東門，在祈年殿旁的一處遮陽棚下安營紮寨，從家裏搬了一個行軍床給老爸安身，我和二姐就睡在折疊椅上。我們是第一家在那避難的，隨後陸陸續續來了有十幾家，老老少少幾十口子，毫不相幹素不相識的人們就這樣日夜相處了幾個月，還真處出了感情，白天主婦們回家做飯，每家都會多做些，拿來給大家分著吃，晚上氣溫如果偏低，大衣被子會緊著各家老人孩子蓋，沒事坐一塊兒聊天兒，家長裏短的能聽到很多傳奇演義，盡管知道不會再有地震了，可大家還是舍不得搬回家，希望這種童話般的日子能無窮無盡地過下去。最終是公園官方出麵，宣布了清場日期，我們大家才互留了聯係方式，戀戀不舍地分開了。我們借了輛車，所有家當放上，穿過東門回家了。這是我記憶中最後一件關於東門好玩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