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四）
調到上海船廠集裝箱分廠一年以後，改革開放的曙光開始普照著祖國大地，深圳市更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廠長要求我與技術科科長盧高工和他一起去那裏的中國集裝箱廠（中集的前身）進行一次考察。當時航空事業沒有現在這樣發達，我們乘坐火車到達廣州市，然後那裏派車來接我們，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到了深圳市蛇口區他們的總部大樓，周圍大樓林立，馬路是車水馬龍，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他們的魏總和樓總工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從與他們的交流中，知道他們已經與招商局合資成為合資企業—中國集裝箱股份有限公司，總部就設立在這幢大樓裏。我第一次看到了幾十層高的大樓的雄偉，又裝飾的那麽富麗堂皇。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工廠，工廠的狀況告訴我們，當時他們還沒有引進國外先進的集裝箱製造技術，製造工藝技術還比較落後，當時日生產量才13隻20英尺標準集裝箱。相比之下，我們的技術裝備，工藝水平優於他們，我們當時的日產量已達19隻20英尺標準集裝箱。
原來魏總和樓總工都是我們王廠長多年的朋友，特別樓總工以前也是從上海船廠出來的，所以關係又親近了許多，後來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裏，魏總讓樓總工一直陪伴著我們到處參觀著這座充滿著改革開放氣息的，新興的，美麗的城市。
每天除了輪換著去深圳市著名的酒家，海鮮館，度假村，品嚐許多不知名的海鮮，山珍海味；晚上便去迪斯科舞廳，旅遊船等娛樂場所，跳迪斯科舞，我們三人都從未跳過舞，隻是跟著音樂的節奏糊亂跳著以示同樂。每晚直至12點以後才回賓館休息。據說，當時深圳市市民都很熱衷於夜生活，不到午夜12點是不睡覺的。我們來這裏，一則是他們盛情接待，讓我們領略一下改革開放後的城市生活；二則算是隨鄉入俗。
我們除了吃喝玩樂外，也讓我們看到了改革開放後的市民的精神麵貌，人們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滿足的微笑，無論在車水馬龍的繁華街道，或人頭攢動的大賣場裏，還是在偏僻人少的街頭小巷，從未看到過人們為區區小事而產生的爭執，吵鬧，說粗話打口水仗，甚至動武。體現出現代人的胸懷和包容，時代的文明與和諧。
從改革開放的形勢，可以預見集裝箱事業必將在我國獲得快速發展，幾個沿海城市都在醞釀引進國外先進的集裝箱製造技術，籌建集裝箱製造工廠，迫使我們廠領導審時度勢，考慮工廠的發展規劃。其實冷老和王廠長早在我們考察深圳之前，已經通過船舶總公司，與在香港的船舶總公司的一家公司—華聯公司就合資事宜商討過，並達成意想協議。
我們廠雖然隸屬於上海船廠，但總廠似乎沒有看好過這個分廠，從來不過問我們廠的事，所以，從深圳考察回廠後，廠領導開始緊鑼密鼓地與華聯公司談判，談判進行的非常順利，我們於八八年成立了成立了合資公司—華海集裝箱製造有限公司。從此也與上海船廠脫離了關係。
實際上，這個合資公司是“近親結婚”，隻是換了一塊標牌而已。車間還是原來的車間，製造工藝還是那麽的落後，組織結構，規章製度還是國有企業那一套。可是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國際貿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集裝箱的需求量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處於嚴重供不應求的狀態，而且價格絕對看好，可是由於缺乏資金，生產規模和工藝技術水平得不到發展和改造，生產一直處於低水平狀態。
即使如此，公司的利潤足以使廠裏的一些人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起來。少數人便迎合著這種心理，憑著多年的政工生涯，從利潤中抽出部分資金，在市場上購買了十幾套住房，成立了分房小組，自己自告奮勇地擔任起組長職務。
在八十年代底，九十年代初，一個企業能買房分房還是不多的，也是職工所期盼的，對於我們倆從外地調回上海與父母一起住在一間18平方米（一欄二）房間的人，更是期盼。雖然我不會在領導麵前經常提起生活上的困難，但他們是知道的。既然他們知道，我想他們會考慮的。再說自從合資以後，生產任務更忙，對設備的維修保養，檢修，改造的要求更高，工作更繁忙，根本無暇顧及分房之事。待我知道分房結果時，房子都分配完了，卻沒有我的份，哪怕增配一小間也行。我找了廠長，他也不相信這是事實，但分配到的人都拿到了鑰匙，怎能推倒重來呢？我隻怨自己太相信別人了。
其實，我分配不到房子是有緣由的，分房組組長T先生是中專生，政工幹部出身，能說會道，平時臉上總是帶著微笑。一度認為政工幹部在社會上不怎麽吃得開，憑著中專生的牌子，在生產車間裏當了車間主任，生產車間與我們設備科總是有著一些矛盾，當生產任務完不成時，總是把責任推給我們設備科。在有一次的調度會上，生產任務受到廠長質疑的時候，他把責任推給了我們，一般我隻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會去管別人的閑事，所以，與車間及各部門的關係都可以。這次他將責任推卸給我們是烏有的事，因為我聽說車間表麵處理有質量問題（手工補噴質量），遭到驗箱師的拒收而返工，影響了產量。我就有些被激怒，但又想這僅僅是聽說，我還是比較緩和地說：“當然，我們還是要從及時檢修設備來保證生產，你們也要從產品的質量上來提高產量。”檢驗科科長聽了我倆的發言以後，他也忍耐不住把近期車間為了提高產量而忽視質量的問題提了出來，並把被驗箱師的拒收而返工的事實也公開地說了出來。使他在調度會上被廠長嚴厲地批評了一通。沒有多久就調離了車間，去負責後勤部門的工作。分房期間擔任了分房小組組長的職務，手中擁有著權力，使一下這種人的小伎倆是完全可能的，否則絕對不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這個廠在集裝箱行業中屬於上海市最早的一家工廠，後來嘉定的太平國際貨櫃也相繼建成並投產，他們是引進台灣的設備和技術，剛剛投產時的產量就已經遠遠地超過我們。在他們建造和投產以後，他們設備部人員也經常來我們廠參觀學習，彼此有了較多的交流，漸漸地成了同行業的朋友。在一次交流中，那裏的設備部許經理（合資單位都這樣稱呼）突然向我提起，是否願意去他們那裏工作？由於我根本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我一下子無從回答。他以為我正在猶豫不決的考慮之中，他便從利益的角度進一步勸說說：“如果您去我們那裏，我可以向您保證，您的收入將是現在的三倍以上。”他的承諾使我感到有些震驚，我們拿慣了兩三百元工資，對於近千元的工資視為天文數字，這對我來說，太有吸引力了。盡管我自工作以來，從來沒有為工資問題與領導討價還價過，也沒有在長工資的時候與同事們斤斤計較過，心態很平和，從未起過任何波瀾。這次他的話卻引起了我心中難以平靜的波瀾。
我從山溝的三線工廠調到上海以後，已經人到中年，由於在三線期間，唯一的兒子由我父母照顧，撫養，我們倆愛子心切，經常來滬探望兒子和父母，本來不多的積蓄都花在來來回回的盤纏上，回到上海時，身無分文積蓄，但兒子已經進入區重點高中，全家五人擠在一間一欄二的18平方米的房子內，錢對我來說是多麽的重要，但拮據，艱苦的生活過慣了的我們，毫無奢望地在上海又度過了六年。現在兒子也即將在上海交大畢業，根據他的學習成績和個人願望，他很想出國留學深造，作為父母不想成為以後的遺憾，總是竭力的支持，支持還是需要錢，即使以後有獎學金，第一次遠離家鄉，遠涉重洋去異國他鄉，沒有錢怎能放心？還是需要錢，我第一次感覺到了錢的重要性。但我在以後的日子裏又漸漸的忘卻了錢的重要。
果然嘉定區離開家比較遠，但他們的廠車從滬嘉高速行駛至市中心，再轉公交到家單程也隻需要兩個小時的時間；而我現在從家去寶山區上班，單程也要近一個多小時。但使我難於舍棄的還是那裏的領導和我科的員工，在舉棋不定的時候，卻想起了他們的許多的好處，副廠長為我爭取到了興中動力機器廠職稱評定的末班車，把我的資料及時送去，於八八年獲得了高工的職稱；兩年多來領導對我工作上的支持和認可；科裏同仁們對我的支持，使我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所有這一切金錢是買不來的。但分房問題又將這些好處徹底被粉碎，自己還不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最終還是選擇舍棄。
當時對於自己的選擇不像現在那麽自由，因為我廠是“近親結婚”的產物，完全是國企的一套體製，最後還是以辭職的名義離開了那裏。當時在國有企業裏呆慣了的人，一下子離開國有企業，仿佛自己成了個棄兒，以後的結果成了個迷。我懷著心中忐忑走進了嘉定太平國際貨櫃的大門，一個真正合資企業的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