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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20日10:30 南方都市報
在《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經過短暫的憤激、混亂甚至動搖，國民政府作出了大體正確的研判與應對，力爭將危機帶來的破壞程度降到最小，引導局勢朝有利於堅持抗戰、有利於穩定民心士氣的方向發展，既未使中蘇關係惡化，又爭得美國的擴大援助；並對國際局勢的走向作出了較為準確的預測。
《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現場作者：左雙文
《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經過短暫的憤激、混亂甚至動搖，國民政府高層作出了大體正確的研判與應對，力爭將危機帶來的破壞程度降到最小，引導局勢朝有利於堅持抗戰、有利於穩定民心士氣的方向發展，既未使中蘇關係惡化，又爭得美國的擴大援助；並對國際局勢的未來走向作出了較為準確的預測。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訂了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蘇日中立條約》，對正進行艱難抗戰的中國軍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日本是中國的敵人，這樣做不足為怪，但作為中國盟友的蘇聯此舉，則令人大感意外，國民政府對此也極為不滿。
嚴正聲明，但避免造成反蘇之印象
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之後，隨著戰事的不斷擴大，發現原來設想的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的預計完全落空。為盡快結束中國戰事，扭轉蘇聯援華製日的政策，做好對付英美的準備，日本加緊了對蘇的外交謀略，1940年7月和10月兩次主動向蘇提出簽訂中立條約或互不侵犯條約。但因雙方在北庫頁島等問題上分歧太大，未能達成協議。1941年春，日本從全盤戰略考慮，決定主動打破僵局。3月，日本外相鬆岡洋右出訪德意蘇三國，意圖借助德意促進蘇日談判的進程。3月23日，鬆岡抵達莫斯科，與蘇外長莫洛托夫舉行了首輪會談；4月7日鬆岡重返莫斯科，又進行了三輪會談，但雙方各不相讓，談判再度陷入停頓。鬆岡沮喪地準備於13日返回日本。誰知，4月12日，鬆岡向斯大林辭行時，斯大林突然主動讓步，同意暫時擱置爭議，雙方很快達成協議。4月13日，雙方正式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該約全文如下：
大日本帝國及蘇維埃聯邦為鞏固兩國間和平及友好關係之希望，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協定如下：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第三條，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準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為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自動再行延長五年。第四條，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準。批準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同時發表下述宣言：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蔣介石得知條約內容後，對蘇聯的做法倍覺失望，也相當不滿。其在13日的日記中稱：“俄倭在莫斯科十四時簽訂中立友好條約，聞其內容有互認滿蒙、偽領土完整之條，此俄損人利己必有之慣技，自在意中。如果屬實，於我實質上並無所[](此字缺損)，然形式上倭國乃得一時之優勝，此為俄國信義與國際上之最大損失，而非我之害也。”翌日，蔣又憤恨地覺得：“蘇俄外交方針，漸漸顯白矣！其偏袒侵略國，反對英美，且誘引日寇，使加入彼之集團，左日右德，輔助其稱霸歐亞兩洲之企圖；其素所自詡扶助民族獨立之口號，至是乃完全放棄而不提矣。”這使蔣感到深受刺激：“俄倭協定，在事實上明知不能為害我抗戰於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不可名狀。此二星期來中心沉悶悲懼，不知所自，孰知即為此。”(《蔣介石日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
14日晨，國民黨舉行中央常會，討論達三個小時，“多數意見仍主我方應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論刺激蘇聯，惟對滿蒙事不能不從法理上作一聲明。”14日中午，蔣介石約程潛、白崇禧、張治中、賀耀祖、劉斐、衛立煌、顧祝同、熊式輝、徐永昌等午餐，“研究蘇日新協定之動機與將來”。徐永昌判斷：“蘇日新約，在日是夙願，在蘇是十之六為德所迫(蘇並不十分相信德能對蘇開戰，但亦不妨作一種對德雙關的表示，即也示威也助德)，十之四是先拉住日本，俾便今後行動格外自如，且多少有助於中共。”至於蘇聯對華政策暫時不會改變：“最近之將來，蘇必仍照過去之援華政策繼續履行(待必要時將移此種物資援中共，仍號稱援華，其時期則視國際環境與我之前途情形而定)，目前則僅增長倭寇勇氣與僥幸心。”蔣介石判斷：“德國戰略常重於政略，今夏必對蘇作戰，占領莫斯科以西地帶，壓迫其退到烏拉山以東，英更無如德何。”蔣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當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未對條約本身多作評論，但對所附損害中國主權的宣言表示決不承認：“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4月14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也向各宣傳機關和報紙發出《蘇日中立條約宣傳要點代電》，要求各宣傳機關及言論界評論條約時，隻可“根據外交部之聲明及左列事實，表示惋惜與不滿之意”，包括三點：1.該約違反了1937年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有關規定；2.根據蘇聯“立國之精神”，以及蘇聯屢次發表之外交政策聲明，蘇聯有不在法理上及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之義務；3.該約違反了1924年5月31日中蘇協定關於尊重與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的規定。並指示“一切評論此事之文字，對蘇應力避攻擊口吻，以免損傷蘇聯之感情，造成反蘇之印象，且不必連篇累牘評述此事”。
投石問路，探詢研判蘇聯動機
15日下午，駐蘇大使邵力子往見蘇外長莫洛托夫，“詢蘇日條約第二條是否適用於中日戰局”。這是國民政府關心的又一重點，因為如果按條約本身解釋，蘇聯就應對中日戰爭也保持中立，那就不能繼續給予中國以援助，這比滿蒙問題更具現實威脅。稍後，邵力子向外交部報告稱，蘇方表示“該約專為蘇聯保持和平，與中國無涉。談判時亦未提及中國，不影響中國抗戰”。“其意似謂蘇聯對華接濟將不中止也。”但邵力子也報告稱，斯大林親往車站為鬆崗送行，“並與之行蘇聯親頰禮！”
4月19日，蘇駐華大使潘友新也向蔣介石表示：條約“未有涉及任何中國問題；俄國對華政策始終一貫，毫無改變”。蔣請潘友新轉告蘇聯政府，今後討論俄、日關係時，“應於事前與我政府開誠磋商，以免造成嚴重誤解。”(《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下，第673-674頁)另外，國民政府從外交渠道得來的情報，也獲悉蘇聯並不完全相信日本，還寄望於中國牽製日本的力量，所以蘇聯簽約時“根本沒有提到中國”，換言之，條約沒有規定蘇聯停止援助中國抗戰。稍後，又從英美等國大使處獲知蘇日兩國沒有簽訂任何秘密條款或作出任何口頭承諾。
4月24日，蔣介石密電各戰區將領和各省黨部、省政府，對蘇日簽約各自的動機及可能產生的影響作了較為詳盡的分析，指出蘇日簽約後已過十日，“經此十日來之觀察，真相漸明。故其利害得失，亦不難分析判別而獲得一正確之概念。”自訂約以來，“蘇聯對我各種武器之接濟，一切如常，均無異於往時。”15日莫洛托夫約見邵大使，19日潘友新來見我，都表示不會改變對華政策。故此約對於“我國方麵至少在抗戰之現階段上，實無任何之影響”。且指出此約之訂立，“其主動權在蘇聯，亦可謂為蘇聯對日計劃之成功，其於敵寇，實有害無利”。後麵這個說法，與中共所言是蘇聯外交勝利的說明，幾近一致。蔣也對蘇聯此舉損害中國利益之處委婉提出了批評：“其最足遺憾者，當然為蘇聯與我敵國承認所謂‘外蒙共和國’與‘滿洲國’領土完整。”但強調隻要我能獨立自強，戰勝暴敵，此區區一紙不法聲明，豈能成為我收複主權之障礙。(《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220-227頁)
遠交近攻，爭取美國加大對華援助
在蘇聯有可能背棄中國的情況下，爭取美國擴大對華援助的必要性進一步增大。14日，蔣介石致電在美的宋子文，讓其急詢美方態度，希望能得到美方援華的切實承諾和保證，電稱：“俄日中立友好條約，據日訊，其中有互認外蒙與滿洲二偽國領土完整之條，此必屬實無疑，以後俄對華外交方針自當更惡也。請急問美當局對華方針，如其果真援華，則望速提具體有效之整個計劃與保證，以慰我人民懷疑之心理。”
15日，駐美大使胡適致電國內，報告14日曾探訪美財長摩根索，摩根索表示，“自蘇、日協定後，美國政府對中國之同情隻有增濃，絕無減退。”並建議就此即與羅斯福總統一唔。15日午，胡適與宋子文同訪羅斯福，羅斯福稱，“蘇、日協定並非全出意外。所不可知者，蘇俄此後是否仍繼續資助中國抗戰。甚盼中國政府有確切消息見告。”宋子文向羅斯福表示，中國及遠東之形勢極其嚴峻，中國急需要得到美國切實的援助，希望羅斯福總統能於最近期中發表援華的具體方案。羅斯福允予考慮。談話時間15分鍾。當日下午，羅斯福在白宮對報界談話時即聲言：美政府援助被侵略國家之政策絕無變更，當然中國亦在其列，今晨與中國大使胡適及宋子文先生商洽援華詳細辦法。中國所需各項物資已加以分析考慮，現正在籌辦中。十幾分鍾的談話，作為戰略家的羅斯福態度很明確，表態也頗高明：蘇日簽約，你們國民政府很著急，跑來求援，但簽約不全在意外(潛台詞是也沒什麽大不了的)，關鍵一是看蘇聯是否繼續援華(這才是實質性的)，二是與蘇意識形態一致的中共此後的態度，政府可否將之拉過來，以壯大抗日力量。這實際上是除允予擴大援助之外，又給了蔣介石緩解這次危機的另兩點提示，特別是後者，可能也意在提醒國民黨人，不要因對蘇不滿而借機反共，影響對日作戰的全局。
4月17日，美國決定以價值四千五百萬美元之軍用器材對華軍援，此為美國對華軍援之始。
下下之策，做聯德和日之準備
除上述較為公開的一些應對外，國民黨高層一度還有一種最機密、最不足為外人道的準備，即在事起之初情況不明、又十分憤激的情緒下，蔣介石可能也表示過、提過如下一種設想：即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蘇竟與日勾結、軸心集團實力大增(據蘇聯學者斯拉溫斯基著《蘇日中立條約》一書首次披露的蘇聯外交檔案文件，斯大林認為，簽訂蘇日中立條約是第一步，是進一步在“大問題”上合作，使“三國條約”變成“四國條約”，即用德意日蘇聯盟對付英美的一個步驟)。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英美又不肯對我提供一點像樣的援助，也倒向德日一邊！這種萬不得已就“和日”的說法，在與蔣接近的人員中，可能不止一人聽到，蔣侍從室的唐縱在同一天的日記中也有透露：“為日蘇中立協約，我駐美大使胡適與宋子文氏往見美總統羅斯福。事後日方廣播，謂我似以美國苟不大規模給予中國援助，則唯有馳向日華和平之途為理由逼迫羅斯福雲。此雖推測，但近於實際。宋子良之赴美，即有傳達此意之任務。”唐縱這個話的來曆，是蔣有可能在私下議論時，憤憤而言：蘇俄如此不顧信義，英國更是滑頭，這次美國人如果再不給點像樣的援助，大家都玩花樣，我也與日本人講和算了！
隨著蘇聯作出解釋、羅斯福態度明顯積極後，蔣的態度有所緩和。同時，蔣對國際局勢的判斷也更為自信，5月18日上午，蔣約程潛、何應欽、白崇禧、張治中、熊式輝、劉斐、徐永昌等談話，“關於國際，蔣先生認為德必攻蘇，日必南進，美必參戰(堅決認定)。”徐永昌則認為，蔣說的三種情況，無論任何一項發生，皆於我有利，並判斷“德隻要在未和英前攻蘇，美必參戰，即等於蘇聯加入英美，久之必漸形成似第一次歐戰之情形，是倭之南進北進皆成問題。”“特恐德不攻蘇耳”(《徐永昌日記》，第6冊，1941年5月18日)。此時離蘇德戰爭爆發還差一個月零四天。
總之，在《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經過短暫的憤激、混亂甚至動搖，國民政府作出了大體正確的研判與應對，力爭將危機帶來的破壞程度降到最小，引導局勢朝有利於堅持抗戰、有利於穩定民心士氣的方向發展，既未使中蘇關係惡化，又爭得美國的擴大援助；並對國際局勢的走向作出了較為準確的預測。作為在外交上處於劣勢的弱國，麵對突發的外交危機，基本上實現了化被動為主動的戰略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