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山依水
隨心所欲
一個不是別有用心的人，大概不會把大躍進隻歸結為經濟問題。有人說，大躍進的失敗，是由於毛澤東不懂經濟所致。這話固然有點道理。可是，同理可問：難道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毛澤東不懂文化所致嗎？所以，假如我們說這裏麵也含有某些正確的因素，那麽，正好是這個正確的因素被居心騙人的政客、禦用學者擴大為主導因素，才掩蓋、模糊、曲解了大躍進的政治本質特征，從而誤導人們認為：毛主席、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出於急切擺脫貧窮落後，才發動了大躍進，問題隻是出在急於求成、缺乏經驗上。
例如，李銳先生在《廬山會議實錄》中，無限感歎地寫道:“我們都感覺主席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來指揮就好了。”(頁46)這個說法是不錯的。但，如果不是他到前台，大躍進就根本不會發生；這就把問題凸現出來了：他到底為什麽要一意孤行地把別人（特別是主管經濟的周恩來、陳雲等）批倒、排除在外，自己跑到前台來直接指揮呢？大躍進的政治本質就隱藏在這個問題中。讓我們從它的發生談起。
毛澤東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先不說心裏通暢不通暢，先肯定下麵一點：搞大躍進的的確確是反右派的結果。他們大事宣揚大躍進是反右的勝利的果實，是反右正確性的確證。經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都認為反右派鬥爭開放的“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結成“大躍進的經濟之果”，這樣的因果關係就決定了從大躍進的領導人到大躍進的指導思想，必然是與反右派一脈相承的。1958年4月5日，毛針對各行其是、分散主義的現象，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毛的秘書李銳先生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綜觀鄧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澤東一樣的左。所以領導大躍進的正帥和副帥，正好是原先領導反右派的正帥和副帥。這絕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具有本質意義的現象，是事物發展的必然性的規律。
右派言論的共同點，就是對“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了抨擊。1958年呈現的另一個規律，正是，遠非一般所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頭一尺;代表“魔”的“三害”，卻氣焰萬丈，成了精。所謂“成精”，是指“三害”變成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作出了淋漓盡致的表現，興妖作怪，興風作浪，刮得神州大地昏天黑地，日月無光，哀鴻遍野，餓殍載道(實際上不全是“載道”，因為不準離家，所以絕大部分是“在家”)。而所謂“淋漓盡致”，是因為都是上麵壓下來的，全是正帥和副帥壓下來的。所以下麵執行得特別有恃無恐，肆無忌憚，窮凶極惡，而這個“上麵”表現出的這個“三害”變成“五風”的猙獰麵目也是明目張膽，豪不掩飾的。不像1957年那時右派所說:“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是存在在個別機關或個別學校裏，是在目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普遍地存在著。那麽我們要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陝西師院講師王尊一：《“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載《陝西日報》6月12日。）現在不用“挖”了，已經跳出來、不打自招了!正帥和副帥就是“三害”的化身，正帥每天一跳八丈高，茲以趕超為例以明之:“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要在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年到30年趕上美國；5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7年超過英國、16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月，毛澤東在薄一波的《匯報提綱》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隻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關於人民公社，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對“一大二公”做了這樣的解釋：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人多勢眾；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養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實行工資製度，搞農業工廠，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製度。北戴河會議關於公社的決議說：“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人民公社實行公社所有，統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給製，導致窮富隊之間和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把自留地、家庭副業、集體貿易、小商小販統統做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公社化運動刮起了“共產風”。我再舉副帥的一例:鄧小平麾下之中央書記處屢次麾軍前進，規定高指標的進度。1958年9月5日，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隻能超額完成，不準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要求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以上引自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頁140-141，)他們以“一天等於20年”的速度在發瘋發狂，毛陶醉得飄飄然，忘乎所以，並“謙遜”得讓人噴飯:如果我們先到共產主義的門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蘇聯趕上來，然後一起進入。如果我們先進去了，對他們不太尊重。
指出這些倒行逆施，不是本文的重點，重點是指出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從這些關係中自然就可以暴露出反右派運動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曆史的反動性，也就說明他們是倒行逆施的反動派。例如我要指出土法煉鋼，不是僅僅指責他們是一群瘋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頑不化、反科學的家夥，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樣:“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批評意見的人這時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剝奪了發言權。那些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別人是怎樣成為右派，落到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煉鋼，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於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就這樣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我在這裏要指責他們的是，反右派以後，把知識分子打倒在地，胡說什麽“外行領導內行，這是客觀規律”，結果把經濟搞得一蹋糊塗。又如在大躍進中號召:不要迷信科學家，不要怕教授，對科學技術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沒有學問的人勝過有學問的人，結果把破除迷信變成了破除科學。
總之，反右派與大躍進是一種“正相關”的關係：反右派越厲害的地方，大躍進越狂熱，惡果越慘重，餓死的人也越多。反右派，河南省居全國之首。大躍進又是河南省一馬當先。人民公社、農業衛星等都是河南省打頭炮。省長吳芝圃彈著發瘋的鋼琴，寫出對大躍進的哲學論證《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結果，河南省在遭受大躍進的災難上，也是最為慘重，僅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人105萬，當時全區總人口是850萬。這個“餓死人105萬”的數目，是大有來曆的：1960年，“董必武同誌隨即派李堅、李振海（李振海同誌後來在信陽擔任了一段地委副書記）進一步調查了解。他門花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訪問，在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人105萬的數字。”（餘德宏〈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葉落瀟瀟江流滾滾》頁486）但本文作者認為這個數字太小，問題不在調查者，而在被調查者。“理由是，在1960年的生產救災中，糧款是按人頭多少發的，人多則多發，人少則少發，不少大隊、生產隊為了多領錢糧，不少社員為了多打飯菜，故將死人報成了活人。我嶽母趙王氏、我堂兄餘德敏就是死了很長時間還在領取糧款的。在信陽事件中，我雖然職務不高，但我在專署辦公室工作（辦公室秘書，負責文牘暨農村工作等），除經常隨專員、副專員們一起下鄉外，自己也不斷帶幾個同誌一起下去檢查農林水利方麵的情況，在1959年內我曾先後向地委、專署寫過10份反映情況的報告（在批鬥我時，揭發我寫了16份），所以我既了解一些全麵情況，也了解不少典型情況。”（同上，頁470）
1980年，《河南日報》記者站站長魯嘉賓寫了題為《信陽事件應當重視》的建議文章，因為這在當時還是“禁區”，故登在內參上，領導上一直無一人置可否，總編說，不要再提此事了。時間又過20年，魯先生才又“作為一個親曆者”，重提此事：“為什麽會發生‘人相食’、餓死一百多萬人的大慘劇呢？反右鬥爭的後果人所共知。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災區，劃的右派占全國15%以上。信陽是河南省的‘重中之重’。信陽地區反右派中，反映真實情況，敢講真話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戴上了‘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類的帽子。1926年入黨，1948年深入虎穴策動敵軍一個旅起義，建國後曆任縣委副書記、信陽地直機關黨委書記的老紅軍李華軒，因為反映農村真實情況也被劃為右派；忠誠正直、堅持實事求是抵製左風，反右時不忍把無錯誤幹部劃成右派的信陽地委黨校副校長董玉寶，也被劃成了右派，他被劃右派的過程竟是由於地委副書記王達夫的一句話：‘地委黨校劃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而被帶上右派帽子的。確山縣縣長張遵道，黨性強、作風好，是山東老區南下來的老黨員，因為沒有阻止報社記者揭露縣委組織部長私自拘留親自動手毆打鄉黨委書記王好平的違法亂紀行為，‘給確山縣摸了黑’，傷了縣委書記的尊嚴，也被劃為右派。荒唐可笑的劃右理由，隨心所欲的劃右手段，不勝枚舉，全區竟劃了一萬多人！
“信陽地區作為執行極左路線的急先鋒，在反右中，不僅隨意濫劃右派，在極左聞名的河南省創造了最高紀錄；而且在懲治右派中又慘絕人寰，使這批無辜者大批在絕境中傷生，拋骨荒山，更多的妻離子散，家破身殘未盡天年。如此驚心動魄的一場反右，誰不毛骨悚然！因此反右之後，立即出現兩個嚴重惡果。其一便是真話從此完全絕跡，實事求是作風蕩然無存；其二則是權力意誌，違反科學蠻幹的極左路線惡性膨脹，泛濫成災。”（同上，頁497-498）這就是本文的主旨：“大躍進的發生是反右運動的第一個惡果”。在本文開始引用的李銳的話，說毛“去年不到前台來指揮就好了。”其實應改為“不搞反右派就好了。”但這全是假設。歸根結底應改為：“曆史如果能夠假設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