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主補課;昏君不下罪己詔,反找眾多替死鬼。●
張素華在《變局:七千人大會》一書中寫道:“信陽事件”是一幅怎樣的情景呢?當年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光山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麽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1998年鄧力群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誌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信陽調查,返京後與妻抱頭痛哭。
曾任過河南日報記者站站長的魯嘉賓寫道:“糧食上交了,食堂停火了,穀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不少群眾為活命而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人員當成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僅攔截收容的外流人員即達到46萬多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有些群眾餓極了頭啥吃了牲畜,被發現的一律以破壞生產論處,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有的被打、餓死在獄中。同時還指示郵局對發往中央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留,郵局阿的信件有1.2萬封。被追查出的寫信人,都遭到殘酷批鬥和處理。可憐的百姓,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外逃逃不掉,寫信寄不出,隻有活活餓死,有的地方發現或人割食死人身上的肉,以及殺食小孩等慘象。中央派以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為首的幾十人的工作組來到信陽,同時,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等也先後到信陽,他們親眼看到了許多村莊一絕人跡,以及人吃人等慘狀,無不掉淚。大躍進、反瞞產是直接原因;其源頭就是反右派鬥爭。”
吳芝圃也承認:“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但是,他認為他犯的錯誤是對“階級敵人、蛻化分子失去警惕”,使“階級敵人很久沒有受到打擊……”。因為這是毛澤東定的調----張樹藩在文中寫道:“在中紀委兩位處長把問題查清報告黨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須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各部委抽調數百人來到信陽地區。這時省委才慌了手腳,也倉促組織了六七百人到信陽,全麵改組各級領導班子。先派省農工部長趙定遠任信陽地委書記,省統戰部副部長趙子平任副書記,高祥輝、劉策分任地委組織和宣傳部長;中央派的幹部分別到各縣、社任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主住等。原地委書記路憲文被停職檢查,其他副書記、部長靠邊站檢查,原有九個地委常委僅留下我和紀委書記邱進敏沒有動。”
“第二天,吳芝圃到固始縣召開了萬人大會,宣布原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並將其逮捕。……因為楊在一九五九年群眾開始發生浮腫病並有人餓死時,未經地委同意就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這顯然又是為了捂蓋子、掩蓋省委錯誤而采取的行動。”
“這一時期,全地區縣市委第一書記被開除黨籍、逮捕法辦的就有八人,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農村二十多萬基層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還調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這成了一次全麵徹底的大奪權。”
“這麽多幹部怎麽會都變成了反革命,怎麽能如此殘酷地鎮壓呢?我想不通。……在地委常委會議上忍不住大哭起來。我邊哭邊說:我在信陽地區工作十幾年,和廣大黨員、幹部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麽多人怎麽都變成了反革命。”
河南省委當時給中央的那份報告,說:“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年春季,以信陽地區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區出現了大不好形勢,發生了極端嚴重的情況。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階級敵人利用兩年來災荒所造成的困難,利用省委常委在執行政策上‘左’傾冒險的錯誤,用打進來、拉過去的陰謀手段,實行反革命複辟,篡奪了一部分縣、社、隊的領導權,向貧下中農進行最殘酷的絕望性的階級報複。在這樣的地區,組織大多數爛掉了,階級鬥爭最激烈複雜尖銳,一時敵我矛盾占居了主導地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恨,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階級敵人破壞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毀滅人上,他們用種種最殘酷的手段,活活把大批人累死、餓死、打死,其狀之慘是難以想像的。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蕪,農具大量損失,房屋被扒毀很多,有的地區(如信陽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陽、息縣等地)所遭受的損失,是毀滅性的災難。”
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地主階級複辟,各地出了亂子,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複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土改才幾年?農村地富階層早已被鎮壓成粉齏,卻還可以拿來當墊背。他後來也批轉了河南省委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稱讚是“好文件”,於是處理“信陽事件”出台的政策,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決的方法是“民主革命的補課”,以整風(階級鬥爭)奪回被敵人篡奪的各級領導權。(蘇曉康:《萬塚千瑩是百姓》2006年3月22日)
毛將自己的狗腿子、臣民、階級敵人都拉來墊背,當替死鬼。
唐河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先領著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婦及三名女兒死去。母親把孩子頂在頭上,沒得淹死而幸存下來。
餘鴻德寫道:“由於民主補課運動來勢凶猛,聲勢浩大,集訓的人員較多,方法及其政策過左,對集訓人員一律按敵我矛盾的性質,采取階級鬥爭的手段,進行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法,結果是傷害了許多人的感情。其中有些人的感情是傷害很深的。例如汝南縣的一位中層領導幹部,平時工作一貫積極負責,“三麵紅旗”一貫得很高,在反右傾、鼓幹勁、拔白旗、掃暮氣、反瞞產、反潘楊王諸多運動中,始終是站在前麵的,1959年冬季,家中7口人餓死了3口,還是紅旗不倒,但在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罪惡最大,被編入了特訓班,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的家屬由於精神上的折磨,疾病及生活的困擾,社會上的歧視等諸多原因,有死了3口,最後隻剩下了他一個孤家寡人。”
找替死鬼的運動,就叫做“民主補課”!撇開生活的血腥恐怖不說,單說概念的荒謬;這和“民主”怎能沾上邊呢?“中國特色”是個魔術箱,什麽概念都能往裏裝,一裝就變樣。現在共產黨還在玩概念遊戲,什麽“民主是個好東西”;像上麵“補課”的民主是個什麽好東西呢?再說,民主是個普世價值,決不能變質或貶值為一件什麽東西的。隻有在毛澤東手上才能翻手為雲,說要實現美國式的民主;覆手為雨,說打倒的走資派,是資產階級民主派;而於動員鳴放時,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反右時就隻承認是手段了。所以我說,追根求源,都是因為毛澤東不是個東西,民主才成為“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