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山依水
隨心所欲
吳芝圃是在1925年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學習過的學生，而這一期是唯一由毛澤東主持的一期，這就使得他們沾染上師生之誼。大躍進可算作是一次教學實習，實習課題是在中國進行“共產主義試驗”，學生的答卷是：“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
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全麵肯定了河南上報的一些比1957年實際指標浮誇2.4倍的假數字，高度讚揚了吳芝圃。吳便又對毛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毛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引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表揚“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
當年，中央《人民日報》曾發表社論，為河南鼓吹：《祝河南大捷》；上海《解放日報》也發過社論：《向英雄的河南人民致敬》。就這樣，學生就像老師在全世界、起碼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出足了風頭那樣，他在全中國出足了風頭。
把這一對魔王相提並論，就會為人們提供一幅認識中國大躍進由點到麵的立體圖景，和由“精神振奮、鬥誌昂揚、意氣風發”（毛澤東語）到“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吳芝圃語）的全過程及其惡果：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和數以千億計的財產的損失，以及無法量化的精神肉體的摧殘、文明的衰落、道德的淪喪、生態環境的慘遭破壞。大躍進的浩劫，使人們看到文革的十年浩劫，決不是“史無前例”；溯水而上，反右派不是浩劫？肅反、鎮反、三反五反、土改，哪個不是？宏觀而言，49年後的毛統治就是中國人民的一場浩劫，這才是史無前例的。
●一、毛澤東說，讓河南當狀元●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莊子：田子方》），學生吳芝圃緊跟夫子毛澤東，高舉三麵紅旗，搖旗呐喊，推波助瀾，聲嘶力竭，發狂發熱。
從政治、思想上來說，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是從反右派得勝和反右傾（即反“反冒進”）得勢開始的。而在其過程中，又始終貫徹著反右傾、掃暮氣，拔白旗、插紅旗，以殘酷鬥爭鳴鑼開道、掃清大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吳芝圃的得勢，是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當場揭發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右傾，毛澤東帶頭為他鼓掌，之後他就取而代之成為省委第一書記。鄧小平也表示支持他,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頁47)。
吳芝圃在“放衛星”的歡呼聲中召開了河南省第九次全會，傳達中央書記處的意見，集中揭發批判潘複生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出《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複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在會上說：“不要怕潘複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會後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複生”20萬之多，批潘的大字報達十幾億張。隨著又來了個反右派補課，劃右派人數居全國之冠，占全國15%。這也就奠定了河南在高舉三麵紅旗上、“居全國之冠”的政治基礎。旗開得勝，上前就受到毛的誇獎：“讓河南試驗一年，讓河南當狀元”。
●二、第一顆高產衛星騰空而起；“高征收”成為吹牛皮要報的稅●
毛澤東在《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提出了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方麵的許多宏偉目標，並說：“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農作物的高產量。”在《高潮》按語中，提出了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方麵的許多宏偉目標。
6月8日（指58年——下同），《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單產達到2105斤。6月12日，又報道該社放出的第二顆“衛星”，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達3530斤。6月14日，毛澤東在河南封丘說：“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1000斤，豬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6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穀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從此，展開了一場吹牛皮大競賽，但誰也別打算比上河南省。7月12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2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現已證實是140斤！）。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澤東上述按語，說：“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糧食產量實際隻有281億斤，省委竟高估為702億斤，據此，就使河南各級政府開始向農民高指標征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達到75.43億斤！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信陽等地區，征購竟增加75%以上。基層幹部為完成征購而一味“反瞞產”。因向農民迫逼糧食而捆、綁、吊、打、捕的現象普遍發生，十分嚴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問題。來年春天，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
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認為，“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抓‘小潘複生’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這些極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睜著眼脫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曆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
●三、第一個人民公社呱呱墜地；“五風”勁吹，昏天黑地●
南寧會議上，聽說廣西出現並社現象，毛說：“可以搞聯邦政府，社內有社”。
1958年3月成都會議製定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的合並為大社的意見》，會後，吳芝圃馬上在豫南尋覓試點。4月20日，河南遂平縣嵖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並成一個大社。接著平輿縣也辦了一個。
7月間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熱潮。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已合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這時候的大社實際上就是高級農業合作社。而毛澤東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合作社不能隻搞農業，還要辦工業、辦商業、辦學校。如果辦了這些，還叫高級農業合作社就不合適，叫什麽名字好呢？毛澤東一時也沒有想出什麽好名字。8月6日，毛視察了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見到了“人民公社”這個名字，感到很好，很高興，就講了一句“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1958年11月13日又到信陽和遂平視察，要求把楂岈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紅旗》雜誌登出來，“要好好吹一下，一個省找十個人吹。”吳芝圃於是不失時機地在《中國青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論人民公社》，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
9月12日，吳芝圃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15日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9月17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9月27日，吳芝圃又通告全國：河南已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製，“鋼鐵元帥升帳”。結果，大量農民上山煉焦、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裏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農民的體力、精力耗盡，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別山區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濫伐。
毛談到，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雞鴨、房前房後的小樹，將來也要公有。人民公社興辦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在分配上實行供給製與工資製相結合的製度。幾年以後，可能產品非常豐富，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又說：我們現在辦大公社，統一調配勞動力，這就是戰爭時期的經驗。隨後，在9月一個月的時間裏，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公社化。以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為標誌的大躍進高潮，在9、10月間達到巔峰。7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南、湖北、福建等省部分地區辦起了公共食堂，並予以提倡。據10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共舉辦公共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已達到70－90%。此外，在收回自留地的同時，集市貿易也被取消。
由於“一大二公”，和以為人民公社即是全民所有製，甚至即是共產主義，各地刮起了“一平二調”的“共產風”，貧富拉平，“共”各種“產”。共產風早在舉辦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其他大型公益事業時，即已顯露苗頭。平調分為國家向公社平調和公社向生產隊平調，以及平調社員的。同時，還刮起了“命令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吳芝圃在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得意地說，一些公社已經“宣布了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一確定”，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製，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它財產自動交給公家”。但其實，這種“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產風”，其主要內容是“一平二調”（“平”，即把“公社”內不同“生產隊”之間的貧富拉平；“調”，即把“公社”乃至“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比如嵖岈山公社為建立牛場、“萬頭豬場”和“萬雞山”，就強令各“大隊”替“公社”建設305間畜舍，從農家“調”去192頭牛、89頭豬和2700隻雞。當時河南省幾乎形成了“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的局麵。吳芝圃在1961年1月作檢討時也不得不承認河南“大辦水利、大搞非生產性建設、全民辦交通、全民辦電等花用的勞動力和資財，十之八九都還是靠一平二調才辦起來”。
“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剛開始時，大米白麵管夠，但不久就每況愈下，飯菜質量越來越差，也越來越難吃飽了。究其實，前期“敞開肚皮”吃的不過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農民的口糧，這有限的口糧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難以為繼了。而更加嚴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農民自己的飯碗，以致一旦出現糧食危機，農民根本無法自救，必將遭受毀滅性打擊。
餘德鴻、張樹藩等人回憶：信陽地區成為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發源地，更加忘乎所以，繼4月20日嵖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將全區5300多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並成了200多個人民公社，到8-9月間，又掀起了第二次並社高潮，將200多個人民公社並成了190個，經過毛澤東派來陳伯達等空想主義者的反複研究之後，製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統一經營，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勞動組織實行軍事化，進行大兵團作戰，取消商品生產，取消集貿市場，取消社員家庭副業，勞動產品由公社統一分配，實行供給製，取消社員家庭廚房，興辦公共食堂等管理製度。《人民日報》1958年8月18日在頭版以“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麵結合，人民公社好”為題，發表了重要消息，將信陽的人民公社總結出十大優點及四項有利條件。這促使信陽地區人民公社再掀“指石為金大躍進”高潮，在8月份，各縣市均先後召開了有數千人或近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組織了反右傾、鼓幹勁和反瞞產、反“反冒進”的大會，批判鬥爭了所謂保守派、觀潮派及秋後算帳派，使極左思潮進一步膨脹起來，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共產、強迫命令）越刮越大，結果將廣大社員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後來食堂停夥時，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毛澤東認為，“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隻搞農業，農業又廣種薄收，所以過渡不了”。中國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樣了，“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因此，毛澤東斷定中國開辟了走向共產主義的新途徑：“如何從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斯大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並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
●四、更大躍進，回光返照；黎民遭殃，雪上加霜。●
廬山會議後，吳芝圃就更加凶惡了。他回到鄭州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八類右傾分子（唯條件論、悲觀論、神秘論、促退派、觀潮派、伸手派、秋後算帳派、爐前搖頭派）的鬥爭高潮。在這種恐怖氣氛下，吳芝圃硬是把當年實際產量210億斤，估產為450億斤。
這年秋後，第二次“共產風”又刮起來，還結合著貫徹毛澤東“反瞞產”的指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八，頁52）。全省搞得烏煙瘴氣，人人自危，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征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象土改鬥地主那樣挨鬥；哪個農民交不夠征購糧，就會被捆起來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陽專區，在地委書記路憲文積極貫徹中央和省委反右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區打人成風，手段千奇百怪，駭人聽聞。許多縣的縣委擴大會議當即成為鬥爭大會，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縣長張福洪，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福洪頭發連頭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手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廬山會議以後，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恐怖氣氛說：“幹部好似閻王爺，大隊好似閻王殿；隻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
於是，1959年秋收以後，人越死越多，進入冬季，饑寒交迫，餓殍百裏。因為當時一律是公共食堂製，社員家中不準起夥，也沒有炊具（都搜走煉鋼了），食堂停了夥，就隻能餓死了。毛澤東到河南視察時親自接生的“人民公社”，成為信陽餓死百多萬人的直接原因。僅息縣就有639個村子死絕。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400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5647戶，息縣5133戶，固始縣3424戶。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統計，孤兒達12000人之多。
1961年1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和中央的檢查中不得不承認，“信陽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