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山依水
隨心所欲
1、直至1960年的上半年，毛澤東似乎還“蒙在鼓裏”
三年大災荒是指59、60、61年，最厲害的時期應是60、61兩年，但直至60年上半年，毛澤東似乎還“蒙在鼓裏”。
筆者之所以敢下這樣一個結論是根據有關李先念的資料。
1960年的年初，主管財貿的副總理李先念多次向毛澤東反映糧食危機。
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向毛與中央報告：據部分省區反映，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中，10%至20%實際缺糧。這份報告沒有引起毛的反饋。
4月16日，李再次給毛寫信：截至4月5日，糧食入庫高潮已過，但全國糧食庫存517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13億斤，而銷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這封信終於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1960年上半年一天，毛約李到住處談工作。李到中南海豐澤園，毛正靠在龍榻之上看書。
毛見到李的第一句話就是：“杞人憂天，杞國人來了，請坐下。”
毛真是偉人啊，有天人感應。其時那個古杞國當下叫做“信陽”的地方正大片大片的餓死人。
毛接著就問李：“你是怎麽搞的，報紙上講形勢大好，你老是潑冷水，講什麽都不好，你是怎麽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學杞國人啊。”
所幸，那天毛的心情不錯，而李也一向不是毛所討厭的人，所以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李才能與毛講了許多真實情況。
李對毛說：“我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擔心全國幾億人吃不上飯呀！主席，你不擔心嗎？你不要聽報紙上吹的那一套，形勢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點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餓，已經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麵說糧食大豐收，另一方麵向我寫報告要救濟糧。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和糧食部長陳國棟等同誌商量，調糧搞救災，原來一列車糧食準備調山東，結果山西來電報說他們餓死的人太多，又把這一列車糧食運到了山西。當前老百姓沒糧吃，隻好挖野菜、捋樹葉度日。”
毛聽到這些話，似乎才大吃一驚。這才讓李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嚴重情況，並留李同他一起吃了飯，邊吃邊談。
謝天謝地，毛總算聽進去了一些，心裏也重視了一點，並委托李抓全國人民吃飯和生活問題。
為什麽直到1960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在與李先念談話後，毛才了解到一點大災荒的情況呢？是他蠢嗎？當然不是；是他周圍的人對他封鎖消息嗎？誰敢啊。
在此之前，鄧子恢因“小腳女人”挨批挨撤了；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挨罵了，並捎帶了劉少奇與陳雲；彭德懷因廬山建言，不僅挨批挨撤還被打成反黨集團了------
誰還敢與他說真話，自討沒趣，自找倒黴呢？沒人敢跟他說啊。
2、1960年10月信陽事件曝光，毛澤東終於對大災荒的事有了認識，卻完全是錯誤的認識。
1960年曝光的“信陽事件”的材料首先是送到毛澤東手上的。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4名幹部，把一份“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的調查報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24日，李富春將調查報告報毛澤東。
毛澤東讀後沉思了2天，26日，把調查報告批給劉少奇、周恩來：“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毛澤東將一份十萬火急的材料在自己手上壓了兩天，這是為什麽？
因為他沒有思想準備，沒有現成的應對之策。
第一、他不相信他領導的“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天下竟然出了這樣大麵積餓死人的事情，可白紙黑字，那是董必武領導的中央監委搞的材料，他不信不行了。
第二、怎樣處理這件事，使他傷腦筋。
他壓根兒也意識不到這就是他所提倡的“三麵紅旗”種下的惡果。
即使意識到了，但也不承認。
處理這件事，首先要定性。
於是他又一次祭起階級鬥爭的法寶：
毛澤東在中監委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中批示：
“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毛澤東還另有一個批示：
“這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複。”
竟然將“大災荒”的責任推到國民黨身上。
這種辦法，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領教過他一回。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長期鬥爭的繼續。”
1968年春夏，這段“最高指示”發表時，兩派都“如獲至寶”、“如拾稻草”，各各以此作為自己這一派的理論武器。老團說老四是國民黨，老四說老團是國民黨。國共矛盾不可調和，團四矛盾也不可調和。怎麽辦？就動刀動槍，真刀真槍打，往死裏打，從長矛、刺刀等冷兵器發展到手榴彈、炸藥包、槍械、坦克------聞名全國的清華的“百日武鬥”就是這樣發生發展的。
當時我們還以為這段“最高指示”是毛主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理論的新發展呢，原來他早在60年處理“信陽事件”就是用的這一套。
主持對“信陽事件”處理的是劉少奇。我們不知道當時劉少奇的真實想法是什麽？劉少奇下鄉是1961年的事，1960年10月的劉少奇還沒有下鄉，還沒有深刻的感性認識。反正既然有了毛的批示，劉則按照毛的思路來處理“信陽事件”，隻不過對基層幹部強調了一下“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本質上沒有什麽新意。
根據毛“進行民主補課”，抓“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的思路，中央從中直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委抽調得力幹部452名，河南省委從省直機關和外地市抽調骨幹1844名開赴信陽。
就像文革初期突然宣布舊北京市委的班子爛掉了，宣布北大、清華的黨委班子爛掉了一樣，中央與省委的聯合工作組也是宣布信陽地委班子及大多數縣委的班子爛掉了，重組階級隊伍，重新奪權。原地委常委9人中，隻留了兩名反對派專員張樹藩、紀委書記邱進敏，被結合進了新班子，其餘7人撤職審查。宣布逮捕原地委書記路憲文和8個縣的縣委書記，其餘縣市委書記統統被撤換。
新地委組成後，又從地直各部門挑選骨幹1483人，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大軍，開赴各縣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取了各縣、市和公社，以及縣直各部門的領導權。
這是一次比文革早了六年的全麵大奪權。
這場聲勢浩大的行動，同文革中的“劉鄧工作組”及再後來的上海“一月風暴”也極為相似。
也可能中央撥了一點糧，“大麵積餓死人”的現象暫時抑製了，但“大捕大抓”的新局麵在信陽開始了。
原信陽地區各級領導幹部、不脫產的社隊幹部、公共食堂會計、司務長統統集中起來，總數達15—20萬人。從部隊、機關、學校、廠礦騰出大量房舍，關押這些“反革命”。
當時還沒有發明“牛棚”或“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樣美妙的名稱，而叫做“特訓班”和“集訓班”，前者關押職務高和問題大的；後者關押問題較小的，人們統稱為“集中營”， 還調了部隊，用繩子將他們一串串拴起來，武裝押送。
兩種班都按敵我矛盾對待。“集中營”四周放有流動哨，門前架有機關槍，不準家屬探視。對這些人進行嚴格審查後，將分別按殺、關、管的辦法處理。
既然有成千上萬的新生“反革命分子”，當然就派生出更多的“反革命家屬”，階級敵人的隊伍擴大了。
難怪“杞人憂天傾”，杞人何辜，信陽何辜，要連續兩次遭洗劫。
其實“信陽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都是毛信任的幹部。
吳原為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是潘複生。
官場上通常都是老大整老二的，可吳卻創造了老二整老大，並成功取而代之的奇跡。
吳依仗的就是毛的支持，同時借毛批鄧子恢在合作化中的“小腳女人”之機，投毛所好，批潘在合作化中的右傾機會主義。
吳當權後極左，左得連毛也認為很過分了。毛為此也批過吳，這是事實；可毛也說過更多讚揚吳的極左的話，這也是事實。
當時毛的話還沒到“一句頂一萬句”的程度，毛批評吳的話，吳聽不進去；而毛讚揚吳的話，吳卻聽進去了。
吳了解毛，批左是為了更左。
路雖是一個地委書記，卻五次見到毛澤東，其中有三次是小範圍接見。尤其是1958年毛澤東的專列路過信陽，停了一個多小時，召見了信陽地委班子。這一個多小時中，除了談了一些工作外，大量的時間都用在炫耀他的人文曆史知識，談信陽的曆史名人如息夫人、孫叔敖的故事。
路回憶說：“主席談笑風生的風采，使我們很受感染，緊張情緒頓消。”“他那博大精深的才識真讓我們歎服！”
路說：“毛主席在信陽停車一個多小時，對如何建設人民公社作了重要指示，給信陽人民以親切關懷，我們回去後向幹部、群眾作了廣泛傳達，對信陽的幹部、群眾是一個莫大的鼓舞。”
“莫大的鼓舞”當然是真的，“被鼓舞”了的幹部群眾幹什麽？“放衛星”，一個更比一個高；“反瞞產”，一個更比一個凶；再後來，就是打死人、餓死人了------
文革中，偉大領袖八次接見紅衛兵也是“莫大的鼓舞”，“被鼓舞”了的紅衛兵幹什麽？破四舊、鬥黑幫、打砸搶------
凡被他老人家鼓舞了的，就甭想有什麽好事幹出來了。
信陽的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毛得知“嵖岈山人民公社”還有一個“公社章程”，如獲至寶地要了去；信陽也是全國最早放“高產衛星”的地方，河南的第一個衛星是遂平縣委書記趙光的試驗田；信陽也是全國最早餓死人的地方，信陽也是全國餓死人比例最高的地方之一------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 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 (高額豐產田) 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你這話意更像是，太小看毛澤東的智慧了，好像毛還不如你jyx-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