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南方出版社讓中文出版走向世界舞台*
非遺:來自遠古的信息密碼
——代前言
一、
參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十餘年來,我走遍了湖南的各個市、縣。眼見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從一個拗口拗嘴的生冷詞匯,演變成為一個婦孺皆知、耳熟能詳的熱門話題,並且都已習慣性地簡稱為“非遺”。這一點,讓人心生感慨:還沒有哪一項文化事業,能在短期內得到這麽迅猛地普及與發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自遙遠的過去。人類集群而居,就會產生很多習俗,到了有文字的甲骨文時代,人們才開始把它記錄下來。不記得哪位學者說過這樣的話:甲骨文的一個字就可能記錄了一個遠古的民俗;那項民俗活動消失了,這個字就有可能認識不出來。是的,在我的研究中,我也通過當今一息尚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呈現的活動,破譯過如“歲”、如“儺”等甲骨文所內含的遠古民俗。
在中國的文化中,一直有著許多沒有破解的難題。如龍從何來?鳳的起源?神話來由?節慶根脈……
那些我們身邊熟視無睹,卻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現象,曾經困擾過無數學者、老師、和文化人。於是,我們的前人就開創了一門新的科學——考古學。
我們對古代曆史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依賴考古而完成的。
考古所依靠的,應該首推曆史文獻。人們考察古代、研究曆史,首先注意到的是前人留下的文字資料;學者們稱之為“記憶遺產”。它包括:古文字及它的載體,如甲骨文、簡牘、泥版書、東巴文等,以及典籍、檔案、手稿、圖片、音像等前人留下的資料。
其次就是物質遺存,也就是文物。它包括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其中有遺址、墓葬文物、窖藏文物、傳世文物、名勝古跡、古建築、陵墓、碑刻……。不比記憶遺產,物質遺存往往是通過田野考古來獲得的。因此,圍繞田野考古,形成了一門新的科學——考古學。
然而,文獻畢竟是官方或文人留下的痕跡,文物的出土也屈指可數。這些有限的文獻、文物給我們帶來的曆史信息,比起浩瀚的曆史,充其量也隻是鳳毛麟角。
文獻不曾記載、文物不夠級別的,是更多的、更為廣闊的民間文化。這些民間文化,蘊藏著更為豐富的信息。——如龍、如鳳,如與我們生命相關聯的生、戀、婚、孕、育、病、老、喪、亡等習俗文化……
於是,我們關注到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了解人類自身曆史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和途徑。
可能它比文獻和文物更為重要。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遺產,它來自比文獻與文物更為廣闊的民族民間文化。可以說,沒有民間文化的養育,就沒有精英文化和經典文化。
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卻以又無形的、流動的、不斷變化的狀態存在於曆史的長河裏;如同河水不斷流逝一樣,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不可能凝固地、長久地停留在人間的某一處地方;但它流過的地方總會留下一窪淺水、一塊卵石、一些印痕;同樣,一息尚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總會給我們留下一些曆史的記憶。
比如說戲曲,如湘劇、豫劇、秦腔等大戲劇種,它們誕生在明清時代,它的服飾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生活需要與審美,它的聲腔表達了那個時代的情感;而花鼓戲、黃梅戲、越劇等小戲劇種誕生於晚清和民國時期,它的歌唱則是一種近代農耕社會的田園牧歌,它的故事也展現出市井平民、鄉村百姓的情仇愛恨。在祁劇等古老的劇種中、民間的演出還保留著的“搭橋戲”形式,這種形式,很有可能來自遙遠的宋代……
又比如說古老的儺。儺的觀念已經深深地嵌入到了我們的現代生活中,如:為什麽我們迎接貴賓要鋪上紅地毯?是因為古老的儺壇上需要鋪一塊紅氍毹以迎接神仙的降臨。為什麽舉辦慶典有開幕式、還有閉幕式?是源於儺壇上的請神、送神的儀式;請來的神不送走,表明祭祀還沒有完結。為什麽我們過年要守歲、要等待零點的鍾聲?是因為自古以來,我們的祖先在“歲”時、椎牛祭神、辭舊迎新,虔誠地祈求一年豐順,於是因習而俗。……
隨著歲月的流逝,生活中很多習以為常的事物,我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就產生了許多疑問和猜想,也因此,我們延續著屈原老先生兩千多年來同樣的“天問”!
雖然,不能解答這些疑惑不會影響我們生活,但人類與生俱來的求索精神總希望將這些問題找到答案。
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來進行考古探索,是一條新的途徑。
我是從古樂《葛天氏之樂》開始的這種探索的。
1996年,我在撰寫《戲劇哲學》一書時,注意到了《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中記載中的“葛天氏之樂”。我驚奇地發現,這個古樂所呈現的整體結構,與我在民族民間保護工作中接觸到的農業豐產祭祀儀式的結構完全一致。於是,我撰寫了《古樂〈葛天氏之樂〉的文化闡釋》一文,在中文核心期刊《文藝研究》1997年第2期發表。此文一發表,立即引起關注。河南的一位朋友對我說,他學到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我想,這篇文章應該是我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古籍進行文化解讀,是“非遺考古”的第一次嚐試。——雖然那時還沒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概念。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申報書》中,有一個必填的欄目,是項目的“曆史淵源”。民間的文化遺產由於生在存在社會的底層,缺乏記載,因此很難追溯它的“曆史淵源”;然而,它的真實存在又必定有一個實在的來源。在指導基層文化人做申報文本的時候,我不得不認真地研究曆史、研究地域文化,這樣我就積累了一些理性的和感性的經驗。對這些非遺項目的曆史認知,我將它稱之為“考非遺之古”。
與此同時,我在各地幫助地方政府挖掘當地文化資源,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來研究地方曆史時,也有所發現。我把這稱之為“非遺考古”。
我將“考非遺之古”和“非遺考古”的體會、經驗,變成文字,在微信朋友圈中發表,也有好的反響。有位朋友對我說:“認真拜讀了你的論文,高屋建瓴,厚積薄發,龐大的信息量和深邃的思想性,具有承前啟後的啟蒙價值。你已形成係統的‘孫文輝式’思維體係和話語體係。”褒獎有點過分,但也是一種激勵。
於是,我就開始將這些探索與思考總結成文字,於是就有了今天這部著作。
三、
這裏的每一個篇章,就是一個科研課題。課題的選擇大多來自對某一事物的疑問。
八月十五“中秋節”的夜晚,我們走在湘中深處鄉間的小路,看到河灘邊、空坪上,一群群人在燒寶塔。燒寶塔為什麽要在中秋晚上?這個民俗是不是與月亮有關?月亮本身有什麽文化象征?中秋的習俗還有哪些?這些習俗之間有沒有相互的聯係?這種已經不知來由的習俗是不是非常古老?古老的習俗間是不是來自某一種原始思維?……這一連串的問題,實際上就形成一係列的路標,如果能夠一一作出解答,它將引導我們走向答案。當然,問題的“設置”又涉及到我們自身知識的積累和文化的洞察力。為了驗證這些思考中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走向田野,向實踐和田野的遺存中去索取答案。
無論如何,深入的田野考察是非遺考古的重要方式。到文化的現場去,是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如今研究文化,大興田野考察之風;但我注意到,好多的“考察”不是去文化的田野原生地,而去的是那些被人打造好、或正在打造的文化“景點”。這種已經擾亂、加工的“文化現場”,大多失去了考古的價值。
我去田野,事先要做充分的準備:包括人員的、知識的和物質上的準備。人員的準備好做,一是請當地的專家參與,他們既是田野考察的參謀,又是考察時的向導,同時又可能是地方方言或民族語言的翻譯;二是兼顧文字場記、錄像、攝影的人才,他們能主動地記錄好全程的考察活動;三是交通方麵的準備,這些人員如果都能吃苦耐勞,又一專多能,誌同道合,一定是一種理想的組合。
知識的準備最為重要。出發前,一定要做好紮實的功課。了解考察地的自然,曆史(包括相關的地圖、方誌等曆史文獻、文物)知識;掌握前人的在同一課題或類似課題方麵作出的貢獻,能夠幫助我們少走彎路。2018年,為了了解清代乾嘉戰爭對苗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影響,我們對湘西自治州鳳凰、吉首、花垣、保靖四縣之間苗族聚居區進行了一次田野考察。這次考察,斷斷續續,時間長達一年。為了做好這次考察,此前我們做了好幾個月的知識準備,其中包括清代這一地區所有的方誌,乾嘉年間的清史,清軍兵製,湘西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這一區域當時的自然地理、水陸交通狀況,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地的現狀等等。後來我們寫出了《戰爭與非遺——湘西苗疆田野考察報告》一書內部出版,其中出發前的知識準備,幾乎占了全書30餘萬字中的六分之一。
我們考察曆史,無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曆史,還是一個地方的文化史,並不是僅僅關注這些活動的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這項活動背後的人。人是曆史的創造者,人活動的結果創造了文化。因此,我們的田野考察,目標始終盯住著目標背後的人。每到一個地方,我們注意翻閱這裏居民的族譜。俗話說:國有史,方有誌,族有譜。在缺少文獻留存的民間,家譜就記錄了這個地域比較客觀、真實的曆史,它比那些道聽途說的傳說要“靠譜”。當然,家譜有它本身的缺陷,如:家醜不下傳,惡事不上譜等可以理解的常情。族譜一般是由後人所追記的,往往三代以上就不甚清楚先祖的來龍去脈;為了彰顯家族的榮光,因此,家譜常有“攀炎附勢”的趨向,這就遭遇到許多學者的詬病。因此,家譜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然而,有一點是比較靠譜的:就是來到當地的遷徙始祖的情況往往比較真實。如某某某、於某某年,由於某某原因,徙居此地——這一記載一般不會錯。而我們考察當地文化,家族此前的曆史並不重要,而族群初到此地的信息,卻特別有價值。
在翻閱族譜的同時,我們也注意當地的墓葬。在村落的附近,常常有當地居民的墓葬;墓葬往往有墓碑,墓碑是另一種形式的“族譜”。墓碑上的姓名、民族、生卒年、個人簡曆等方麵雖然簡略,但完全真實;墓碑的紀錄能夠反映出當地居民、族群的變遷曆史及喪葬習俗,在一些並不修譜的民族地區,在田野考察中我們特別注意。
在考察中,我們特別注意一些文化事象所呈現的細節,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那些不易變異的細節。在苗族古老的蚩尤戲中,苗老司一旦扮演蚩尤,就要將他們火塘上常用的一種炊具——鐵三腳架戴在頭上。如果問他們為什麽?苗老司的回答可能是,不為什麽?因為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但我們發現,這個細節與蚩尤之“蚩”字有一種文化上的關聯,能夠引申出很多的聯想與思考;當我們發現在另外一處地方,土老司將三腳架置於邪神的位置時,我們看到了一些文物和文獻都無法展示的細節:它包含有原始的思維方式,文化象征,曆史中的民族衝突和曆史恩怨……;這樣,鮮活在曆史就在凝固的、不起眼的細節中表現出來。
在考察中,地名也是一種有益有效的文化線索。城鎮鄉村某一地點的命名,是有規律的。我們知道,地名的出現首先來源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在古代交通中,人們出行,很自然地將目的地、途經地作出一個醒目的、易辨識和易記憶的“標記”;這種標記形成一種共識,於是就一個簡單明了的“地名”就誕生了。當這個地名作為一個“符號”,在人的交互活動中達成一種默契,這個“地名”就確立了。比如某市,幾年前在郊外比較空曠的地方修建了五棟樓,“五棟樓”很快就成為一個地點的標識,說的人多了,也就成為“地名”;久而久之,公交車開通了,那裏就成為一個站點;年深月久,那個郊區的樓房越來越多、成為整個城市的一個片區,但“五棟樓”的地名卻永遠存在下去。如果我們反過來思考就會發現,一個地方的地名,往往留下了這個地方某個時代的曆史記憶。
由於地名來自老百姓,地名在命名階段是口傳;而口傳采用的往往是方言、是當地的民族語言;到後來,方言或民族語言的“命名”被文人用漢字記錄下來,這種記錄一般是記音不記義,因此就有可能發生義的變異。久而久之,地名的音記下了,義卻丟失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居民的遷移,音也可能發生變化,義更加難以保存,地名的來由也就無從知曉了。如地名“梅山”,就是如此。因此,在考察中,方言很重要。又如,在資江畔,有一處叫“爐觀”的地名總讓人摸不著頭腦;但當我們了解到“觀”是“江”的方言音,查這裏的傳唱久遠的民歌,民歌告訴我們這條小河的兩岸是蘆葦;那麽通過考察我們清楚了,這個叫作“爐觀”的地方,本應記為“蘆江”。又如:在酉水河畔,有處地方叫“洗車河”,如果我們望文生義,就會以為這裏是洗車的地方,其實“洗車”是土家族語“習測”的記音,其義卻即是一個“水草芳美的地方”。
田野考察,是深入一口古井去探尋古跡,但我們切忌以井底之蛙的視野來看待這一“古跡”。這口古井的生成有一定的時代背景,也處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之中。我們一定要具有大地理、大曆史觀,以開闊的視野,將“古井”這個局部植入大係統中考察。比如自宋代之後,從湘中到湘西南、到湘南,農民起義的次數陡然增多,起義的成員多是瑤人。從一個個局部來看,都有某個具體的事件引發起義,是一個個單獨的事件;但如果將其植入曆史的坐標中,就會發現,它們之間是有關聯的;它們與宋代“開梅山”有關:宋代開梅山,瑤人失去了家園,開始一個個族群地向南遷徙;而湘西南、湘南適合於人類生存的土地已被其他族群“瓜分”完畢;瑤人隻能生活在山頂上或再次向南遷徙;這樣就造成了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一個相當大的區域內的社會動蕩。我們再回過頭來理解這口“古井”,“古井”中古跡的價值就會清晰地展示出來。
又比如,在湖南有一種“高腔山歌”,它的演唱方式,極不尋常,它是一種“情感的喊唱”,它通過真假嗓音的結合,使歌聲能穿雲透霧,傳向遠方。它來自何處?又為什麽這樣演唱?現在很難說清楚。如果你用大係統的思維方式去尋找,就有可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這種唱法,殘留在一條自然地理線上,即辰溪、漵浦(與今隆回交界的區域)、安化、桃江、益陽,這條雪峰山餘脈所穿越的區域;而這一區域正是古代瑤人居住的地方。瑤人自古就有一種迎接春天、迎接太陽的儀式。這種歌聲就來自這種古老的迎春儀式。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因此我們說,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寶貴的文化遺產,對它的價值的認識,我們還遠遠不夠。
非遺考古應該是一門既需要理論,又強調實踐的科學。這個新的學科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而興起;而對它的利用也隻是剛剛起步。在這個初始階段,需要很多人齊心協力才能完成。這裏,我結合很多個人的實踐案例,拚合成了這本書,願為這個剛剛起步、方興未艾的工程而拋磚引玉!
2021年4月27日
作者簡介:孫文輝 湖南省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國家一級編劇;曾出版《巫儺之祭》《草根湖南》《蠻野尋根》《戲劇哲學》《梅山蠻尋蹤》《戰爭與非遺》《歐陽予倩傳略》《評與論》《中國戲曲劇種全集·湘劇》《傳統也時尚》等多部學術著作;主持編輯《湖南話劇誌》《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湖南非物質文化遺產圖典》《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圖集》《湘劇誌(2015年版)》等多種著集。創作上演有《浪子吟》《接來鄉裏爹和娘》《那年冬天》《益陽蕭山令》《月是故鄉明》《醜人窩》《鄉裏妹子》《快樂城堡》《背簍娃娃》《華燈初放》,合作上演《村官是個堂客們》《作田漢子也風流》《花落花開》多部大型劇目,及《爐新火旺》等多部小戲劇目,公開發表有《家住長沙快活村》《血梨園》《磨血》《蓋頭紅》《黑分》《鐵血優伶》《誇父追日》《身後那片土地》等劇目。
美國南方出版社簡介:
“圓作者一個夢想,助作者美國出書”是美國南方出版社(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網站http://www.dwpcbooks.com)的出版宗旨。美國南方出版社2006年在美國Alabama州注冊成立,多年來為諸多作者出版圖書,銷售不斷攀升,是美國出版界的後起之秀,現正逐漸為各界熟悉。
美國南方出版社所出版的圖書通過自己的網站,美國最大連鎖書店巴諾書店(Barnes& Noble),以及亞馬遜(Amazon)等網上和實體書店在全球範圍內發行。美國國會及各大地方圖書館均有收藏,美國南方出版社成功地把很多作者推向了更大更紛繁的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