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何日君再來》 --北美情愛故事 (六)

(2015-07-25 20:44:17) 下一個
今天的party顯得格外喜氣洋洋,大家都像沾了他們的喜氣與運氣似的,開心而輕鬆。
 
曉麗家是兩室一廳的apartment,屬於這所大學的研究生宿舍區。
 
當初,衛東先出來,和另外兩人share一套apartment, 那也是兩室一廳。
一個訪問學者,上海來的大學副教授作為屋主出麵租的,他把兩間bedroom都sublease 給人了;在廳裏,用撿來的幾個破櫃子破書架隔出了一個小小的空間,自己住。
這樣,這位上海老訪,用每月出租房間的錢,不僅cover了房租,連他自己的生活費都差不多了。
一個屋簷下的三個男人,都是有家室的“單身”男人。
 
本來,日子還算太平。後來,那個住大屋的北京人因老婆孩子來了,自己租了套一室一廳的宿舍走了,進來個東北大老爺兒們。
結果,戰火就燃燒起來了。
東北大漢初來乍到,見了同胞,就跟見了親人似的,開口就是哥兒們長哥兒們短的。
 
既然是哥兒們,那還分什麽彼此。他常常“不小心”就用了別人的肥皂、喝了別人的牛奶;燒菜時,隨手就抓瓶醬油啊醋的。
 
次數多了,上海人就不高興了。上海老訪的原則是大家分清、拎清,彼此要有距離。就算是親兄弟,也要明算帳的。
 
其實那上海老訪人還不錯的,但東北大漢就是看不得他勤儉節約、分清算清的那股勁兒,結果越搞越僵。
 
倆人天天罵罵咧咧的,上海老訪就把自己的牛奶桶、醬油瓶上都劃了線,寫上日期做了記號。手紙肥皂都擱在自己的空間裏,要用時,才帶上。
 
就這樣,戰火還是不時蔓延到衛東身上。
 
有時,上海人上廁所忘帶紙,他也堅持不用廁所裏別人的,就喊衛東,去找他的手紙,幫他拿到廁所門口去擱著。
那東北人就攔著衛東,不讓他去幫忙,讓那“小樣兒”的在廁所裏等著。
 
衛東很痛苦看到他們這樣“廝殺”卻也無奈。
 
他隻能天天耗在學校不回來;進門就進他的屋,恨不能倒頭就睡。
 
等曉麗拿到簽證,衛東立馬向學校申請了宿舍,逃也似的離開了那兒。
 
並且,衛東不像許多老中那樣,隻租一室一廳的房子,把孩子放客廳裏住。他堅持,既然曉麗咪咪娘兒倆來到美國,就應該過比在中國還要好的日子。
在國內,咪咪就有自己的屋子,怎麽到了美國,還在客廳裏將就擠著。
他明白,多一間屋,多出二百多塊錢呢,這對他們是筆很大的數目,但他不想委屈女兒。
 
他們運氣還不錯,分到的這套宿舍,在整個宿舍區的邊上。
樓後是一片挺大的草地,過去就是馬路了,馬路那邊是樹林和一個很大的湖。
衛東家在二樓,站在窗戶上,小樹林四季的色彩變化與浩浩蕩蕩的大湖盡收眼底。俯視窗下,則是青青的綠草地。
 
曉麗的朋友陶玲來後,羨慕地說,你這是什麽標準的房子,你知道嗎?這座城裏的house 大都一般也就是二十幾萬;這麵對湖邊的,無論大小,起碼半個million。你們現在住在這裏,還沒工作,就已經是半個百萬富翁了。
 
咪咪來了之後,也一眼就看上了樓下的秋千和沙坑。
第二天,她就表態了:我不走了,我要留在美國。
問她為什麽?她指著到處的玩具,那是公用的和各家撂外頭的,說:“你看,那麽多好玩的,大家都在外麵玩,誰也沒在家做作業的。就衝這點,我要留在美國。”
 
曉麗和衛東對視著哈哈大笑,他們明白,就衝咪咪的這句話,他們來美國,來對了。
 
 
 
今天,他們不大的空間擠得滿滿的,大家也不覺得擠,都是窮學生或者是窮學生過來的,都這麽過的。
 
主人家的和各家的菜隨意地放在桌上,一次性的盤子、叉子、勺子放在一旁,飲料在桌上,啤酒在地上。
自己去找吃的,盛上一盤菜,端杯喝的,找個地兒呆著就行。
有人站著;有人坐著,坐沙發、坐椅子、坐地毯上,隨便,自在自由就好。大家都習慣了,主要是為湊在一起熱鬧、聊天。
 
好友老張是北大77 屆的,畢業後在中科院工作幾年,和領導搞得不痛快,就一跺腳出來了。
77屆可是文革後第一屆招收的大學生,全是各地的尖子,用衛東話說,那可都是國家精英啊。
 
可精英到了新的環境,也得和大家一起重新起步、賽跑。
老張的學術實力沒問題,基本功紮實得很,可英語沒有那些上了大學,就一心要跨出國門的學弟學妹們厲害。
因此,老張靠技術吃飯,老老實實幹活,可是和美國老板和同事的交流,不如後來的那些中國人順溜。
 
老張感慨:“現在的年輕人不得了,我們那兒新來一中國人,老板說轉過身去,根本聽不出他是外國人,一點口音沒有,哪像我一口中式英語,自己說著聽著都費勁。”
 
而且,老張考慮問題瞻前顧後比較慎重,按他說,沒有時間和本錢犯錯誤了。
他們帶著老大出來,等拿到了綠卡才敢生老二,那時老大都十幾歲了;也是拿到綠卡後,老張才敢跳到一家公司去。
 
為什麽?他說,公司雖然掙錢比學校多多了,刺激;可裁人也刺激。
那天辦公室隔壁桌子的Bob剛上班,衝了杯咖啡喝了幾口,就被叫走了。
一會兒,耷拉個腦袋回來了,身後跟著HR的人和兩保安,跟押個犯人似的。
原來Bob 被裁了。
 
公司怕你走人時不痛快,搞個什麽技術破壞或帶走什麽技術資料,都是在突然宣布之後,立馬由公司的專職人員“陪”著,回到辦公桌前,看著你收拾完你的私人物品,轉身走人,出公司大門。
 
Bob的那杯咖啡還冒著熱氣呢,讓人看著寒心。
 
哪我們老中要是沒綠卡,可怎麽辦,回家就等於是回國了。
因此,老張寧願拿著低薪在大學裏幹,一直等到有了卡以後才動彈,才敢生老二,才敢買房子。
 
 
老張舉著啤酒,語重心長地叮囑衛東:“你是人才,所以才能在書都沒念完,就拿到綠卡。你真是人才,哥兒們祝賀你。
但人才也得吃飯。現在你首當其衝也是最重要的是,要開始找工作了。
書慢慢讀著,論文慢慢寫著。找工作可不能慢,你得靠著學校這個窩,趕緊行動。
第一份工作是最難找的。哥兒們說句不中聽的話,你的專業比較特別,不要大意。”
 
衛東和他碰了下酒瓶,算是表示謝意了,他明白,拿到綠卡隻是萬裏長征走出了第一步。他告訴老張,他已經在開始準備簡曆resume。
 
老張說:“弄完了,我幫你改改,簡曆的準備很重要,既要突出閃光點,又要簡約。
哪個要人單位不是一堆resume ,看的人也隻是掃一遍瞄一眼。
太囉嗦了沒人有耐心看;沒有突出亮點,也就不能跳出來。
什麽鶴立雞群、什麽矬子裏拔將軍,那是要讓人先看到你的個兒、你的實力不是?但寫得好,寫得巧同樣重要。”
 
 
這邊廂,衛東在客廳裏站著,聽著老張語重心長的叮嚀;那邊廂,曉麗和幾個太太圍坐在廚房的飯桌邊,也聊得熱火朝天。
 
阿娟啃著雞爪,直讚曉麗的手藝地道,連說:“好吃,好吃。真有點我們家鄉老字號的味道。”
她啃了一會兒,又提起她的“腦袋”與“口袋”的理論了:“有了這座裏程碑,你們家衛東可以高高興興裝口袋去了;有了工作,有了口袋裏的綠票票;你呢,就可以踏踏實實上學,裝腦袋去了。”
 
她看著一臉憧憬的曉麗,接著說:“你們家也可以考慮買房子了。你們是不是也該考慮再要個寶寶啊?這樣,啊,帽子、票子、房子、孩子、娘子,你們家是不是也就是五子登科,實現美國夢了啊?”阿娟仰起臉,笑咪咪的掰著手指頭:一二三四五,帽子、票子、房子、孩子、娘子。
 
她又自嘲道,“唉,我們家可隻有兒子和娘子哦,離得遠呢。”
 
“什麽五子登科美國夢,大頭夢吧。”曉麗拍拍阿娟的頭。
 
“我倒是想等衛東找到工作後,我就趕緊去讀書。我答應我媽的,這輩子我就想圓一個大學夢。不像你們,個個拿著名校的碩士博士文憑。要是能戴到一個美國大學的帽子,這就是我的美國夢了。”曉麗認真地說。
 
“是啊,讀書、生孩子、拿文憑、找工作、辦綠卡、買房子,所有出來的中國人不都是這麽走著的?” 陶玲拿著一個裝著素鵝、牛腱、餃子、涼粉的盤子走過來,插話道。
 
“每家都是這麽朝著目標奮鬥著,跟食堂排隊買飯似的,耐心地等著排著。先等綠卡,拿到綠卡再等啊等;接下來該是等了5年後,等公民了。那,考完公民,又等什麽呢?唉,是不是就隻能等死了?沒盼頭了?”陶玲想到遠景,很覺得氣餒且無意義。
 
“呸呸呸,打自己的嘴三下。別說這種喪氣話。怎麽過不是過啊?人家老美不都這樣過來的?”阿娟敲了下她。
 
陶玲還不甘心,“那人家老美是祖祖輩輩,起碼也有三代在這兒吧?親戚朋友一堆一堆的,熱鬧不說,也有主人翁的感覺啊。
咱們的根在中國,家裏人、七大姑八大姨、朋友同事、老師同學都在中國。我們被連根拔起,來到這新大陸,就像在荒漠上的一根小草,別說成大樹,能活下來都不容易。
對國內的人來說,一年幾年也見不了一麵。是不是跟我死了沒什麽區別啊?”
 
“唉,也別那麽悲觀,第一代移民注定是犧牲的一代。”阿娟拍拍她的肩背,安慰她,“當年你不是也是豪情萬丈自己跑來的,也沒人拿槍逼你來呀。”
 
“是啊,當時我出國的時候,我們單位同事那個羨慕,說我終於能去革命聖地了。”陶玲笑著想起當年,又抿了抿嘴,塞進一個餃子。
 
“誰料想”,陶玲的神情又黯然了,“這說是移民熔爐,我看也就是個大染缸。我也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什麽顏色。
 
去年我回國,眼巴巴想著同學好好聚一下,可到了一起,卻無話可說。
國內同學聊的都是他們生活中關心的事,離我很遙遠;我的生活也離他們很遙遠。
唉,我就跟個傻子似的聽著看著。
 
家裏人好像也陌生了,因為關心的主題不同。
還動不動就是你們美國怎麽怎麽的。弄得好像我真的是個外國人似的。可回到美國,你還就是一個外國人。”
 
她敲著盤子接著說道:“你說,來這裏的老中,哪個不是身懷絕技?誰也是不吃素的;個個還都繼承發揚著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吃苦耐勞、勤儉勤奮啊。
 
可再有了博士帽,再有了高工資,再有了大house,怎麽還是像鄉下人進城打工似的,跟民工的心態、生態、狀態沒什麽區別吧?人老美就沒把你當家裏人。
 
你們聽說了吧,咱們學校的那個蔣教授,在他們那領域是做得風生水起,他們係每年就靠他出成果拿founding 呢,應該說是成功人士了。
那天午休時,同事們紮堆聊得熱火朝天的,他走過去想湊個熱鬧。到了跟前,卻垮的一個靜場,沒一人說話了。
老蔣那個氣,卻沒轍沒轍的。別看平時客客氣氣的,骨子裏還是把你當客人啦。”陶玲忿忿不平的。
 
“所以啦,還是人以群分啊。老中們隻能和同胞混在一起啦。要融入主流,得指著咱們的兒子孫子輩兒了。可能得是孫子輩兒。” 山東小李過來參加討論,一邊往女兒嘴裏塞著什麽。
 
“你看,我們家兒子女兒現在是中不中,西不西的。在家吃的是中國飯,學校吃的是美國飯;在家磕磕巴巴說中文,在學校吧噠吧噠全英文咯。你說他們的小腦子,到底是在用英文還是用中文想事呢?” 小李問大家。
 
“當然是英文了!”阿娟斬釘截鐵,
“你看他們磕磕巴巴說中文。為什麽磕巴?那是和我們說英文一樣,邊說邊在腦子裏翻譯呢。
 你這能說中文的還不錯呢,多少老中的孩子都是聽著爹媽的中文訓話問話,回答都是英文。那會說中文的,也就和爹媽有個生活交流罷了。
語言過關有聽、說、讀、寫四個部分吧。”阿娟故作玄虛地賣弄著。
“可這兒的中國孩子,最多就是能聽,能說; 你指著他們拿張中文報紙讀著,捧本金庸小說看著,寫出一篇《人民日報》社論來?那,隻能是美好願望了。”
阿娟邊說邊做了個戲劇表演的動作,把大家都逗樂了。
 
“真是,你還別說,我還真經曆了一次尷尬呢。”陶玲說。
 
“那年帶女兒回國,帶她體驗生活,坐公共汽車。那車上不是都是廣告什麽的。我女兒站在那兒,沒事兒幹,就念起了那些廣告。
她在那兒一個字兒、一個字兒地蹦著,把認識的字兒都挑出來念了,挺興奮;我也高興,沒想到她除了會讀課本,還能認識記住那些學過的字。
我倆正陶醉著。 我忽然發現不對頭,感覺全車的人都在用異樣的眼光盯著我們呢。
你想,倆中國人模樣,說的是中文,女孩都十幾歲了,還不認識幾個字。這孩子不是傻子是什麽?我趕緊讓她刹住了。”
 
“就是,”阿娟說,“那年帶兒子回國去玩,下了飛機,出了機場,兒子就說,媽,我認識那邊幾個字,五個字認識仨呢。
哦,不錯嘛。念給我聽聽。
兒子一本正經念道 ‘人人大’,後麵“酒店”倆字兒不認識了。你是說我該哭還是笑?
在國內,兒子正好要填個什麽表,其中有項是文化程度,我就給他填個文盲。你說,他那點中文,不跟個幼兒園小朋友的差不多,說不定還不如呢。這周末中文學校學的有什麽用啊。”
 
“行啦,行啦,你們的孩子還能認幾個字兒算不錯的啦,鼓勵為主吧。”河南來的田薇勸道。
“俺家女兒打死都不肯學中文,說占了她的自由時間。不過,看看周圍朋友,那些每個周末連騙帶哄送孩子去中文學校的,其實是哄了騙了他們自己。
學一課忘一課,除了會念課文,什麽也不會。
聽說上中文課和中文老師對話,還是用的英文,同學之間更是英語。
回到家,兄弟姐妹之間也全是英語。
所以中文學校學的這點兒夠什麽,能幹什麽,剩下就是,爹媽到周末學校那兒,和老中吹牛去了。
俺想,幹脆讓他們自己以後到了高中大學,自己想學了再學吧。不過,俺還是把住原則的。”
 
“什麽原則?”大家好奇。
 
田薇說,“一定要和俺說中文!要不,將來和他們說個話都費勁,怎麽交流?這不,犧牲了俺,換來了俺們之間說中文的勝利果實。”
 
“你怎麽就犧牲了?”大家不明白。
 
“你們想啊,雖說俺到的是美國,可沒綠卡時不能工作,天天在家呆著,跟誰說英文?出門在外倒全是金發碧眼,可除了hi一下,買東西時那有限的一點對話,誰跟俺說話聊天啊?
 
俺也想找人練,不少人告訴我,找那些想傳教的老美,她們可願意一對一教你學《聖經》了。那,是免費學英文的最好機會。可這樣學,一周最多也就一次。學的說的詞匯量也很局限,俺試了幾次放棄了。
 
再回頭看,練口語,最好、最方便的就是自家孩子啊,他們也樂意;可為了孩子,得堅持說中文啊。這不,就犧牲俺了。
 
現在綠卡有了,孩子上了大學,可當媽的老了,也學不動了。
 
俺告訴你們,俺在這裏說的英文,還沒在國內說的多呢。
那時為出國,有動力使勁練。出了國,倒沒機會說了。真是黑色幽默。
 
曉麗,你有了綠卡,一定要走出家門。好好上個學,找份工作,這才有真正在美國的感覺。”田薇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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