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紅打黑”與入常“保衛”戰

2007年秋季的那場立儲大會，薄“輸”給了習，似乎比李輸給習的打擊還大，甚至可以說，薄寧願輸給李，也不願輸給習，輸給李他可以歸咎於輸給派係，與他的實力無關，於他的顏麵無損，可以繼續保持他的優勢心理和強勢做派，以後一樣可以很淡定的藐視“李書記”。

    輸給習在他看來，就找不到那麽單純有力的理由了。說穿了，就是平常人的比較心理作崇，因為比較心多會產生在彼此熟悉的人身上，薄和習都是紅色的革命後代，父輩在毛時代權力相當，在鄧時期，薄老爺子實際比習老爺子混得好，而且薄老爺子一貫比習老爺子政治正確。兩人自小一起在中南海長大，少時的玩耍也不少，薄大出習三四歲，薄讀小學三年級，習頂多在學前班。薄讀初中，習也就三四年級。以我們發育成長的經驗倒推，習不是薄保護的小弟，就是薄欺負的對像，這就是根由。薄一路風流倜儻型，習向來憨厚老實狀。兩人一個出自北大，一個來自清華，北大人看不起死板的清華人，由來以久。再說兩人在地方的政績，薄每到一處，都搞得風聲水起，而習亮點不多，伐善可陳，這就是緣起。最少賬麵上是這樣，也符合兩人的風格，前者好大喜功，後者靜水流深。

　　薄在接班人上輸給習，至少他認為，不服的理由是充分的，就像他不服的表現一樣充分。習發現潛在的對手，居然在“輸”後愚蠢的浮出水麵，“告訴”自己被惦記上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高層也開始覺得這不利於團結的大好局麵，薄隱約感到一種不祥的危機，退一步似乎也換不來他退一步的位置。

      當薄被"貶"西南，他似乎也就隻有華山一條路了,到民間去尋找支持者。經過近兩年的籌劃，把個重慶折騰得天翻地覆，恍若隔世。原本就發得不清不楚的資本家們感到末日來臨，老紅衛兵們更覺青春再現，那曾經膾炙人口的紅歌，和脫口而出的語錄，在根深蒂固的記憶裏迸發出來，震撼了山城也震動了京城，也吸引了全國。黑社會除了落網的外也做鳥獸散，一番劫富濟貧後，老百姓也嚐到土改般的甜頭。借打黑清理社會秩序贏得口碑，借唱紅以共產黨正統自居。讓長期處在失意，倍受當局冷落的左派們有如枯木逢春，仿佛看到了新的延安，滿載報複性的激情從四麵八方蜂擁而至，盡數投奔到薄伯樂的麾下，搬出共產黨的聖經“馬列毛”來擺譜較真，為其搖旗呐喊推波助瀾造大聲勢，有這套意識形態的神功護體，他們更加有恃無恐咄咄逼人。使得大部分常委也順潮流逆長江而上，都跑到重慶去“開光”，習總也被吸附過去了，不知是情不自禁還是身不由己，又或是將計就計，至今我們一頭霧水。

　　當領導們紛紛親身體會薄的紅色革命感召力時，同時也感到薄入戲太深，和特色的社會主義漸行漸遠，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未來關係變得不那麽確定，自然反應般的提高了警惕。更重要的是常委裏麵不可能有兩個"太陽"或屈就一個小毛澤東，那就會黨無寧日。當薄2011年中帶唱紅團訪京時，這才有了曲高和寡的尷尬局麵。也就在此時，阻止薄入常的力量正在默契集結。

　　即將走上權力顛峰的習，應該不樂見讓一個表現強勁，又花裏胡哨的政治對手，拿到入常的免罪金牌後失去束縛。。以他熟知的薄二哥那桀驁不馴的個性，一旦失去法律的製約，要像曆屆其它常委自我管控，循規蹈矩就變得不太可能。特別是挾著民意和黨統的常委，黨內黨外的合法性就無人能比了，這也是最令人忌憚的。

    憑薄的才能和手筆，入常後不管如何分工，他都會把他管的那塊整出一朵花來。如果薄接政法委，那全國掃黃打黑就直接公式化了，把公檢法聯合辦案進一步倒退到配合辦案了。接中紀委呢，黨要管黨的話語權和執行權就幾乎歸他一人獨占了，有打黑書記的資曆墊底，打貪書記的聲譽就蓋過包青了。這兩樣都還不是最麻煩的。如果接了政協，說不定頭腦一熱，來個真真假假的百花齊放，把習架在火上烤，那習就隻能海納百川從善如流繼續韜晦了。如果他接了人大，選擇性的將舉手機器，變成反對工具的可能就大大地有，幫習兌現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的諾言，名正言順的製約習他焉能不用？如果他接管意識形態，唱紅打黑就理論化了，出書、出唱片、上網、上報和上電視鋪天蓋地的宣傳轟炸，用輿論來影響左右中央的政策取向，習李也就隻有緊跟的份了。薄又是媒體的寵兒，走到哪裏都會受到追捧，也非常享受在聚光燈下盡情發揮，無論是習薄同台，還是李薄同台，或三人同台，以他高大的身材和隨機的談吐，都會天然的、分不清主動還是被動的，大搶他們的風頭，稀釋對方的光輝。特別是所謂敵對勢力的媒體，不會像國內的媒體那麽乖巧，去分點主次講點倫常。在這一點上，相信習李不用交換意見就有同感和預感。如果接黨的副書記兼國家副主席，他必然會把他的權力用到極致，遠遠超越無論哪個朝代的“慶親王”，直接就九千歲了。

      麵對可測的未來那種倒位的局麵，登堂入室和十八層地獄之間的選擇餘地，被薄暴富的民意與他膨脹的政治性格擠得沒有了。　

　　如果說“下放”重慶不是薄主動請纓，那就應該順勢就地補上韜光養晦的一課，曲線入常也不是一點機會沒有。怎麽也不該超出他的身份，鋒芒畢露的雙管齊下發動唱紅打黑，越俎代庖的把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立體化。讓所有的派係都對他產生顧忌和憂慮，既分化了紅二代，又否定了胡溫，讓江曾也不敢冒然力挺。唯有在台前的康師父陪著周旋孤撐。過早的向中央展現他的那點肌肉，也過早的讓他離開了我們的視線。如果他像打擊不同的聲音一樣，及時對“大陸馬英九”和“小毛澤東”還有《薄熙來之歌》這些阿諛進行封口或辟謠，借此消除中央疑慮，可他輕慢到連這些基本必須的補救也不屑做了。狂妄自大又剛愎自用的性格，注定遇不到敢諫的團隊。

　　一再犯忌連連犯忌，很多人以為薄有點東西有點思想，其實他有的那點，全世界都看完了，我們也看到了，中南海的大佬們也都看光了、看懂了、看透了。與其說薄是服從組織決定後的情緒反應，不如說他是在接受現實後的公開要價；與其說唱紅打黑是他企圖入常的敲門磚，不如說喧賓奪主是終結他政治生命的休止符；與其說另辟蹊徑是他東山再起的開始，不如說另搞一套整合了中央拿下他的共識。開來殺人，立軍夜奔，隻能說就像一場及時雨。至於是自然降雨，還是人工降雨，坊間爭論不斷。

　　當初，就在他逞強的冒領一個輸家的身份時，就注定常委會的大門已經向他慢慢關閉了。也正因為他覺察到了，卻不及時調整狀態放低身段，反而挺而走險高調強攻。也許他認為放軟身段的風險會更大。不過，這個結局也很符合他這種另類英雄式的人物。試想一下，一個家喻戶曉，擁有相對強大民意的打黑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如果不入常的話，把他安排到哪裏合適呢？如果說薄2007年輸給了黨心，那麽，2012年就是倒於“民意”。

 

                                     2014-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