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人到中年後，不能永遠把自己的不足歸咎於遙遠的過去。為什麽我們的表達能力得不到提高？因為我們的成長環境中還有一個因素，對表達能力的殺傷力比其他幾個因素加在一起還要大。
印度人在矽穀公司比中國人成功，原因之一是他們能說會道，也就是說他們有更好的表達能力。我們部門曾經有一位印度架構師，聰明能幹，妙語連珠，頗招人喜歡。後來職位高了，人也懶了，再也不動手寫程序，隻談高深的哲學問題，引起諸多不滿。加上換老板等原因，終於走路。但他還在公司時，我自己的事雖不找他浪費時間，跟別的部門開會時卻願意拉他同去。他永遠信心滿滿，振振有詞，動不動就畫係統架構圖，遇到劍拔弩張的場麵也鎮定自若，不慌不忙，絕不會氣急敗壞，言辭不當。與外人吵架，當然是找這樣的隊友比較有底氣。表達能力是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達出來讓他人理解的能力。中國人英語不如印度人，表達能力肯定會受影響；但表達能力不等於語言能力。表達能力以思辨能力為基礎。隻有能想清楚，才能說清楚。腦子裏空空如也，混沌不清，辭藻再華麗也不可能有什麽表達。缺乏表達能力的人，有時候其實是缺乏清晰的思考能力。另一方麵，腦子裏的想法也可以借表達得到梳理。隻有能表達出來，才已經將一個觀點真正想透。無法表達的思想甚至不能算思想，正如哲學家韋根斯坦所說，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表達的過程就是思考的過程，磨練表達能力是幫助自己獲取思想的有效工具。為什麽中國工程師在大會小會上發言都不踴躍？有人認為是表達能力差，有人認為是無話可說。但在很多情況下，無話可說和表達能力差，兩者之間隻有很細的一條線，甚至就是一回事。表達能力提高後，你會發現自己奇跡般地對很多事情都有了看法和意見。中國人之所以表達能力比較差，跟我們的成長環境有關。成長環境中最主要的環節是學校，學校教育中最明顯的弊端是文科教育的薄弱。中國從中學就開始文理分科，我們這些留學生，尤其是矽穀的工程師，幾乎都是理科生。理科當然也需要表達，但理科問題的答案本來就比較精確，表達還可以借助公式和圖表，而學習人文科學時，不管是曆史也好，文學也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討論和發揮的空間大，表達能力也就得到更多鍛煉。但即使我們學過幾門文科課程，或者即使當年是文科班的學生，表達能力的鍛煉也很欠缺。現在的學校教授文科課程的方法不知是否有所進步，在我上學的時代，學習文科課程全是死記硬背，從來沒有對曆史現象、哲學理論發表過自己的意見。美國的高中生就要寫論文分析曆史事件和文學作品。如果碰上要求嚴格的好老師，批閱後的論文邊緣打著紅色的問號，寫著“為什麽？”、“邏輯不清”、“太囉嗦”、“更詳細地闡述”等評語。在包容的環境下充分發表自己的看法，然後經過老師體無完膚的批評和拷問，再進一步完善自己的陳述，邏輯思維、歸納整理、文字闡述的能力都會一步一步得到提高，可惜我們沒有受過這樣的訓練。美國不但高中不分文理科，很多大學也推崇文理通識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這種教育不僅讓學生接觸多方麵的知識，成長為更全麵的人，也有機會鍛煉各種能力。將人文教育簡化成向學生灌輸知識是很可惜的；如果這些知識還經過教育者有偏見的篩選，更有毒害青少年之嫌。隻有還人文教育以本來麵目，不僅傳授知識，更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追求真理，才能培養出有思想、有批判眼光的公民。否則一代又一代人還會繼續缺乏思辨和表達能力。但學校不是唯一的罪魁禍首，家庭和社會也不熱衷於培養我們的表達能力。很多人都熟悉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在肯尼迪家，吃飯是一件熱熱鬧鬧、吵吵嚷嚷的事情。肯家孩子本來就多，父親又善於拋出各種問題，引起孩子們的興致，啟發他們展開討論，結果餐桌上總有天南海北的交談，總是就各種問題爭得麵紅耳赤。這樣的經曆不但開闊了孩子們的眼界，培養了孩子們的口才，也讓他們習慣了爭論與交鋒，為他們在政界發展做了準備。這樣的情景在我們的家庭是難得見到的。父母們或者為生計奔忙，對孩子的教育無暇他顧，或者不注重充實和提升自己，跟孩子無話可說，又或者從來沒有把孩子當成一個獨立平等的個體，對孩子隻有批評和說教。不管是哪種原因，結果就是沒有利用孩子在家的時間跟他們溝通、交談，一方麵和他們聯絡感情，另一方麵也培養他們表達和辯論的好習慣。家庭之外的社會也不給力。在電視上有時候會看到英國議會辯論的情景。黑壓壓一屋子人，一個個都滔滔不絕，咄咄逼人，言談中滿是英式幽默和嘲笑譏諷，聽起來都淋漓暢快。相比之下，我們的電視新聞上隻看到領導們坐在會場上作報告聽報告，卻從來看不到他們辯論的情景，雖然我敢肯定他們也是辯論的。當其他國家的年輕人每天耳濡目染受雄辯家熏陶的時候，我們的年輕人錯失了寶貴的學習機會。記得台灣立法院以前常有議員打架的醜聞，這個議員衝上去扇那個議員的巴掌，那個議員撲上來揪這個議員的頭發，看起來很可笑。不少人對為什麽台灣議員比英美議員有更多肢體動作提出過各種解釋。但跟人爭論問題時，被人戳到痛處，或因為某種原因沒能說出自己最想說的那句話，確實非常氣憤。這時情緒失控，行為失態，似乎也不是那麽難以想象。但如果從小有辯論的訓練，對語言衝突更有平常心，被激怒的門檻就會比較高，也就會少打架，甚至完全不打架。正因為我們從小生活在人工製造出來的缺乏辯論的環境中，沒有訓練過怎樣在衝突中心平氣和地溝通和解決問題，跟同事討論問題時，隻要意見不合，臉色一下就難看了，語言變得激烈，聲音也高起來，討論變得跟吵架無異。但人到中年後，不能永遠把自己的不足歸咎於遙遠的過去。每個人都知道表達能力重要，都迫切地想提高表達能力。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麽在逃離兒時的成長環境後，我們的表達能力進步不快。對這個問題，答案還是要從成長環境中去找。我們的成長環境中還有一個因素，對我們的表達力比其他幾個因素加在一起殺傷力還要大。這個因素就是，我們的臉皮都特別薄，都特別不願意犯錯誤。之所以如此當然有深層的文化原因，但至少有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不管是父母還是老師，大概出於急於求成的心理，都很少給孩子成長和摸索的空間。孩子一旦說了他們認為不正確的話，就急急忙忙、過於熱心地糾正。這種做法雖然教會了孩子更多正確答案，卻破壞了孩子的直覺和自信。在一個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中，相信自己的直覺，對自己是什麽樣的人感到舒服，是一種寶貴財富。這種人看起來更有魅力和信心，內心則更加平穩，可以避免某些現代人的糾結和困惑。在一個被師長們牢牢監控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動不動就說錯話的孩子，是很難相信自己的直覺，建立堅定的自信心的。他們以後說話會更加小心，更加謹慎，在沒有考慮成熟，確保自己能說出有分量的正確觀點前，甚至根本不會開口說話。這一點在學習好的乖孩子身上尤其明顯。一個學生如果不是那麽在意父母師長的看法，不太容易受這種做法危害。尤其是如果我們來到國外，來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當中，在大家都積極發表意見的環境中，我們謹慎害羞、深思熟慮的習慣，讓我們失去了說話的機會。表達能力是需要練習的。但如果我們在會上不好意思發言，怕自己的評論不夠高明，怕自己問的是愚蠢的問題，我們就得不到鍛煉。而那些臉皮厚無所謂敢於提問發議論的人卻得到了更多鍛煉的機會。久而久之，兩種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當然職場的進步不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現在成功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但這不一定對，更不是每個人都要認同的。每個人都有權力選擇自己喜歡的，最適合自己的生活，這種生活不一定以賺更多錢、獲得更高職位為目的。但即使在職場以外，擁有良好的表達能力，在各種場合都能將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達出來，甚至還能進一步說服他人，也是一件令人滿足的事情。不管怎麽樣，臉皮厚一點，敢說敢幹一點，做人一定做得更加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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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教思辮，中國人認為是油唃滑舌，埋頭苦幹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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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印度人和中國人很大一點的不同：印度人建立自己的錫克教堂，印度教堂，而不是去跟從西方的基督教。除了極少數外，你很難看到“印度裔基督教會”，而華人基督教會則遍地開花。我多次號召華裔要向印度裔學習，創立我們自己的國教教堂，但華裔生怕得罪基督教徒，對此避而不談。
印度裔對自己文化的熱愛，從宗教延伸到了民族。印度裔很少和白人通婚，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印度裔女性都會去印度找個口音重的丈夫。這對華裔女性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
對自己祖先文化的自信，對自己民族的自信，是在美國成功的關鍵。
除了印度裔，還有一個族裔也這樣，不跟從基督教，建立自己的教堂，熱愛自己的民族，主張自己種族內通婚。他們比印度裔還要成功，他們就是猶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