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源老和尚自述傳略

佛源老和尚自述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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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源老和尚自述傳略]

佛源法師（1922年4月12日--2009年2月23日）：湖南省益陽市桃江縣人，俗姓莫。少而聰慧，年十八，投益陽會龍山棲霞寺剃落。1951年至雲門，得虛雲法師傳承，為雲門宗第十三代傳人。曾擔任中國佛教協會谘議委員會副主席、廣東省佛協常務副會長、韶關佛協會長。從1953年起，先後擔任廣東雲門寺、南華寺、湖南益陽白鹿寺、棲霞寺、德山乾明寺、南嶽祝聖寺等6個著名寺院的方丈  。2009年2月23日圓寂，世壽87歲，僧臘69歲，戒臘63歲。

   餘名佛源，法號妙心。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於湖南桃江縣花果山莫家。父諱芳有，母賈孺人。有三兄三姊及四個弟弟。民國三十年九月從舅父上智下暉法師落發於益陽會龍山棲霞寺，出家時取名真空，法號心淨。次年就讀於南嶽祝聖寺佛學講習所。靈濤法師以“為人難，為僧亦不易”為題考試，因優，遂推薦入衡陽佛學院講習所，所長乃空也法師兼職。當時湖南抗戰慘烈，日軍飛機空襲頻繁，時有空戰，故於七月仍回祝聖寺插班，明真、了達、心專、靈根諸翁為法師，空也老人為所長。靈濤師父執掌教務，並兼講課。四十名青年學僧生氣勃勃，如法海之龍，一派興旺。誰知日寇侵淩，政府強製青年僧人亦須服兵役。在十月的一個深夜，幾十名同學為逃避兵役而各自西東。朗耀同學投奔廣東南華寺親近虛(雲)公，我則由寧鄉返回，隱於桃江浮邱山。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餘受戒於南嶽福嚴寺七祖懷讓禪師道場，上鎮下清為戒和尚。受戒後即在南台寺讀佛學研究班。秋際，益陽佛教會派我赴焦山參加太虛大師創辦的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芝峰法師為班副主任，每天為學員講課。當時《佛教中流砥柱》月刊辦在焦山定慧寺，並有焦山佛學院，雪煩和尚為院長。我於訓練班畢業後，留在焦山佛學院深造。奈時局又趨緊張，到處鬧學潮，工人罷工，上海、南京的火車也有時不通，其他站的鐵軌亦被破壞。三十六年春，乃往寧波觀宗寺佛學院(雲峰法師為院長)，聽根慧和尚(方丈)講《楞嚴經》，張聖慧女居士複講，學僧不服，罷課大鬧，動用刀棍，開水、石灰、繩索，我的右肩也被捅一刀，幸有棉衣，傷勢不重。

是年，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靈骨奉送到奉化雪竇寺建塔，我們到寧波碼頭迎接，我與一位同學舉著旗額在前走，一直到延慶寺，我當時十分難過，但又覺得舉旗迎接太虛大師靈骨，非常幸福，希望能生生世世追隨太虛大師。

五月端陽後，乃朝普陀山，遇一羅漢，能以大悲水醫治一切疾病，他為我買好回寧波的船票。當時我與江西及湖南兩位同學一起去普陀山的。在後寺住了幾天，便去潮音洞禮拜觀音菩薩，三人所見，各不相同。一人見紫竹林，一人見韋陀菩薩，我見到的則是一尊白衣觀音趺坐於洞，頭戴黑色紗帶，其態正如現今雲門寺大殿中的玉佛一般。

離開普陀後，又赴天童、阿育王寺參學，並到老阿育王參觀利賓菩薩拜舍利的地方。在阿育王寺看舍利，由一老師父請出一小塔，捧在手裏，由各人去瞻仰。我看到的如綠豆大、灰白色，有好幾粒。天童禪堂裏也有舍利，說是由印度請回的。天童禪堂很大，師父們認為我是觀宗寺的學僧，對我很客氣。當時過萬鬆關一路步行，心中無限輕安，深慶自己能做一個出家人，能到這些勝地參學，喜悅之心，十分寬慰。

七月由寧波到杭州，在靈隱寺掛單，並有幸見到滿覺法師，他比我年長十來歲，有老參禪師的風格。不久，巨讚法師要我到靈峰佛學院讀書，院長會覺法師也是湖南人。入學不到半年，弘暢老和尚病重，數次來電，催我回益陽白鹿寺。深感弘老對我的培育之恩，乃毅然輟學返湘，朝夕侍其湯藥。弘老臨終前付我法券，囑繼任住持。我自忖年輕德淺，不敢勉為，唯盡力協助白鹿寺佛學講習所，兼講《彌陀經》。當時已接近解放，南嶽、長沙各寺均組織自力更生辦織布廠、麻袋廠等，白鹿寺也組織辦起了織布廠。當時德真師等均在織布廠搞生產。

不久解放，各寺不斷受到土改的影響，我師父智暉法師死後，我將其遺體安放在白鹿寺化身窯時，有人要抓我，我急忙逃走。我連夜跑到沅江的白沙楊梅山，與妙成師住在茅蓬裏，以芋葉、麻葉、蒿根充饑，不敢回益陽。後在智超、常應諸師安排下，與覺民師在五一年正月初三，由益陽馬良堡趁天未亮，向廣東遯去。

離開益陽，一路南奔，先到韶關南華寺。當時南華寺已駐有軍隊，本煥和尚等住在六祖殿後麵，便由後門進去。本煥和尚見我與覺民是湖南人，想留下我們搞生產。我們得知(虛雲)老和尚在雲門，於是隻住了一夜，便由馬壩沿河灘向龍歸方向走，走了一天方到雲門，在雲門寺見到虛雲老和尚，心裏十分慶慰。當時朗耀向老和尚介紹了我的情況，老和尚聽說我讀過佛學院，便安排我到客堂。那時因各地僧人四處逃難，都在找安身之處，所以到雲門親近老和尚的天天都有。

那時有不少來求戒者，要求老和尚傳戒，老人憫之，乃於六月十九抱病與之授戒，我為引禮，並在老人前增受戒品。老人並賜我法名佛源。八月初三，老和尚在六祖真身之前將雲門法券付與我與朗耀、法雲、淨慧等五人，均為雲門宗第十三代，老人又賜我法號為妙心。

五一年春，乳源縣實行土改，有人鼓動農民向雲門寺清算。一天，數十農民入寺，將全寺衣被等物拿到方丈，逼老和尚承認是雲門寺欠了他們的錢，要雲門寺清還。但此衣被等物折價後仍不夠，農民又逼老和尚寫欠條，並要限期還清。時值解放初期，地處粵北山區的乳源縣又在清匪反霸，所以每天都有公安局的人入寺清查戶口。一天查出一個逃亡保長，事情引起波動。有的年輕僧人膽小亂供，胡說寺內藏有電台、手槍等物。公安局信以為真，便到寺內嚴查。我與明空、智悟當家師等被拘於縣城，關在州街碉堡內，直到北京來人，五月時被無罪放歸雲門。

五二年初，老人預知此乃大禍臨頭，若北京不來人解決，全寺僧人將難以幸免。乃招大家於方丈內開會，望能有人去北京求助，但眾僧攝於威脅，無人敢去，老人焦急萬分。當時事態萬分危急，老和尚被囚在方丈，有數人晝夜看守，百餘僧人分囚於禪堂、法堂不許外出。有關人員遍搜寺內，上至瓦蓋，下及地磚，佛祖尊像，法器經藏，無不一一細查，甚至挖地三尺。嚴查兩日，均一無所獲，遂將監院明空、智悟和我等拘去。又將冊籍部錄及往來書紮及老人百年來所著法語、經疏等一並搜去。此皆為工作組誤信寺內藏有電台、槍械及黃金白銀等物所致。數日之內，連拘去僧人二十六人，嚴刑逼供，至使妙雲法師被打死，體智等手臂斷折，法雲等亦因之致殘。眾僧恐懼至極，又有數人逃走失蹤。雖嚴加囚刑十日，工作組一無所獲，更遷怒於老和尚。

老和尚三月初一便遭囚禁，並連遭審訊，勒令交出金銀槍械。老和尚或言無有，或默默不應。初三，工作組按捺不住，用木棒、鐵棒將老和尚打得頭破血流，肋骨斷折。老和尚跏趺入定，堅忍不對。工作組憤怒，更用力毆打，乃於昏死，後二日方醒。初五工作組又至，見老和尚端坐養息，又暴毆之，以為必死。老和尚被侍者抱坐禪榻，趺坐如故。初十老和尚不支，方作吉祥臥下，經一日一夜，全無動靜，眾以為涅槃矣。次日晨，老和尚方蘇醒。

我先於二月十九燃指供佛，數日後稟明老人，毅赴北京。先到武漢見陳銘樞，陳說，這是農民運動，誰也不敢阻攔，要我立即上北京見老人弟子李濟深。

李濟深乃民革主席，與劉少奇、宋慶齡、張瀾同為建國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到北京後，李濟深對我很客氣，我將雲門和老和尚的事一一向他匯報，他立即去找周總理。周總理得知情況後，也立即與身在廣東任上的葉劍英通了電話，要葉劍英立即采取行動保護老和尚的安危，並派人護送到北京。李濟深回到家裏，要我火速回雲門，請老和尚立即離開雲門寺，因為雲門寺在農村，下麵政策水平差，不離開恐怕出事。次日我乘火車南下，到了韶關不敢回雲門，怕人知我到了北京報信，回去必受報複。故托天性、提輝二師赴雲門，將李副主席的話一一轉告。

老和尚便於四月初四離開雲門，在大鑒寺過五一節(四月初八)。當時韶關負責的官員要他帶頭在大街上參加慶祝遊行，可憐老和尚當時一身病苦，遊行回來，汗水濕透全身。

當時中央已派專員南下，準備接老和尚進京，次年正月至三月，北京更四次來電相催。四月初八，我與覺民、寬度、法雲侍奉，乘車北上。到武漢時，老和尚病重不支，便在三佛寺常住上治病。在武昌下車時，車站派出所仍詳加盤查，看行李中有無異物。但老和尚除一套舊灰布的換洗衣物外，還有什麽呢？三佛寺的大鑫和尚接老人住下後，常住僧人及居士們都來頂禮。說也奇怪，早課時大殿梁上一條大蛇出現，大殿佛座後又有一大龜同時出現，而下午老和尚到來。僧俗都說是龜蛇相會，是吉祥之象。

老人住下後，陳銘樞先生和中南局的幾位政要也來看望，問雲門的情況。並勸老和尚安心養病，說雲門之事慢慢會弄好的。老和尚怎麽也放心不下，雖然有病，仍一一口述，要我記好整理，交給陳銘樞先生，請他以老鄉的關係向葉劍英講講情(陳與葉都是梅縣人)，把雲門寺被關的僧人全部放回。誰知陳銘樞看了這份材料，認為全是冤枉，乃交與上麵，要中央加以解決。老人得知陳銘樞未將材料交與葉劍英而上告於中央，認為會把事情搞糟。但陳銘樞認為這麽大的冤案，不能不讓中央知道，否則不能解決問題。不出老人所料，中央的確電令處理好雲門事變，並將材料轉回廣東。於是工作組撤了，公安局長也調走了，僧人們也放了。但韶關方麵也就知道是我上北京告的狀，寫的材料，因而埋下了我日後坐牢的種子。五八年反右時，便成了我坐牢的罪證，說我膽敢控告公安局。老和尚預知這事的因果，雖沒法補救而聽天由命，但心裏卻暗自焦急，以至病情日漸加重。大鑫和尚請了武漢的四大名醫前來會診，醫生見老人舌苔上厚厚一層黃黑，脈象微弱，幾付藥下來不見起色，都束手無術。大鑫和尚也隻好為老人打佛七，準備後事。

那時武昌有一位醫師，父子皆精於中西醫學，曾在高旻寺皈依來果和尚，認為來果和尚傳法有什麽密印。他得知老人到了三佛寺，就前來請老人開示，並要求老人傳授心印。見麵時方知老人有病，他診斷為肺炎，需要用進口鏈黴素。當時藥行很難買到，時正夏天，武漢又是火爐，酷熱難耐。為買此藥，漢口城大街小巷我都跑遍了，終於在一家藥店買到了兩瓶進口的，滿心歡喜，請那位居士每日為老人注射，他教我學會打針。真是菩薩加被，兩瓶藥打完後，老人便漸漸好轉。說也奇怪，一天早上，老人起來小解，穿鞋時鞋裏竟有一隻烏龜在裏麵睡覺。俗話說龜鶴延年，老人果然應驗，卻病延年了。

那時蛇山有不少看相算命的，寫字畫畫的，有一位山東人，姓趙，三十餘歲，兩手可同時寫對聯，書法很不錯。他寫了幅乾隆皇帝的四季賦供養老人(後來我裱好後，掛在雲門方丈裏，可惜五八年我進牢時被人拿走了)。一日，老人要去蛇山散步，走到黃鶴樓，大興感慨，隨口念詩一首，有“無心欲跨樓頭鶴，有願同登選佛場”之句。但他心中總念念不忘雲門被關的僧人，又急著到北京去看李濟深等，乃於七月二十九日堅辭大鑫和尚北上。當時武漢四眾弟子都渴望老人在三佛寺過生日，但老人從不喜歡過生日，更不願因此勞累大眾，終於生日前一日乘車離開武昌。

在北上的火車上，我每日按時給老人打針，盡力照看好老人。抵京時，李濟深先生與夫人及葉恭綽、周叔迦等數十人在車站迎接。隨即驅車前往廣化寺，後因主持亞太和平法會，改住廣濟寺西廂客寮。北京生活習慣是早上吃大米或小米粥送饅頭。但廚房有時將晚上剩下的米飯在早上用開水煲一煲權作稀粥。老人照食無言，但我心頭有火。有天早上又是如此，我發火倒在地上，說：“這哪裏是稀飯，老和尚一百多歲了怎麽吃？太不像話！”這麽一鬧，後來廚房再也不敢拿水泡飯給老人吃了，但我也因此惹了禍，他們說我不該鬧。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時，他們把我排開，隻讓覺民隨侍老人。我也不在乎，反正不平的事我就要講。

老人是八月初一到達北京的，主持和平法會後，身體仍然有病。北京的醫生以肖龍友最著名，每天隻看十個病人，都是有地位的幹部去看病，並且要預約。老人也去他寓所一次，肖龍友執弟子禮侍奉老人，並為老人診脈。從此龍友常去廣濟寺給老人看病，並請益佛法，也曾有詩書贈老人。老人除看病外，總是想到在京的故友，如原雲南省長龍雲、李根源等都在北京，老人都一一去看望他們。那時龍雲府第擺布得很氣勢，大廳內鋪有虎皮作地毯，太師椅上也有虎皮。但李根源的府第就沒有這些鋪張，家裏人很多，過著簡樸的生活。

那時北京廣濟寺、法源寺的方丈都是湖南人，顯宗和尚是廣濟寺方丈。日本投降後，說他與日本人有關係，把他關了幾年，解放後才得以釋放，住在另一個寺院內，不見客。我侍老人去看他，他不過五十來歲，有一女居士侍奉他。天文是法源寺的方丈，那時已還俗，他來看老人，感覺很痛苦。據說他是天性的師兄，天性是雲門寺的當家，後派他到大鑒寺負責管理織布廠，五八年也還俗了，後住韶關西河製藥廠隔壁，過退休生活。

在中國佛教協會籌備會議中，老人說了一句冤親平等的話，有人反對，說不能搞冤親平等，要搞階級鬥爭，爭得很激烈。但老人隻爭取政府立法保護信仰自由，保護名山道場，保護僧尼不要被強迫還俗。後來，這些要求在佛教協會成立時都寫成了文件，對解放後的宗教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老人在廣濟寺主持和平法會時，北京居士林請老和尚傳授三皈五戒，拍了一張照片留念。我寫了：“今朝九月十九日，佛曆二九七九年，燕都顯現阿師相，壽世莊嚴良福田。海印光輝騰海宇，斯民依止頌斯天。諦觀喜舍慈悲麵，不是凡夫不是仙。”法會後，上海諸山長老及趙樸初等，恭請到玉佛寺主持祈禱世界和平法會，並到杭州淨慈寺，蘇州西園寺主持和平法會。老人曾在玉佛寺主持禪七，每晚的開示我都細心記錄下來，後來編印成《禪七開示》一書流通。這些在老人的《年譜》中都有詳細的記載。

老人離開雲門後，常住的兩百多僧人心中都十分難過，不知誰來維持，故有不少人漸漸各自離去，但久隨老人的老參上座們仍是不願離開雲門，但誰也不肯出來負責領眾。印開、寬度二人便到上海請求老人回雲門。但葦航、來果、妙真及趙樸初等均不同意老人回雲門，怕又出禍端。老人亦要印開等回去，另選一人來領眾。印開那時是代理當家，他也不肯負責。老人即指示印開告知雲門眾僧，既然大家都怕，都不敢負責，那就學過去歸元寺那樣，在韋馱菩薩前拈鬮，拈到誰就是誰。印開無可奈何，回去後將老人指示轉告雲門眾僧，大家一致同意。於是將全寺僧人名字一一寫好，捋成紙團，放在筒裏，在韋馱菩薩前上了供，敲木魚念韋馱聖號，每人各拈三次。有的名字曾拈出兩次，一直拈到下午，沒有一個名字拈到三次，大家都很著急。上晚殿時又拈，便將“佛源”拈出三次，大家很高興，放鞭炮祝賀。印開等便函告老人，催我回雲門負責。那時我心裏十分緊張，不肯回雲門。

待中國佛教協會成立開大會會畢，老人天天催我回雲門。我則天天到時居士家躲避。老人很煩，說我不回雲門，是沒有良心，雲門是祖師道場，有這麽多人盼你回去，你是韋馱菩薩要你去的，雲門寺不搞好不行。當時李濟深也勸我，要我先回雲門，待雲門平靜了，老人身體好了，政府就要送老人回雲門。我見如此，若不回，老人必不會安心，隻好答應。乃於五月中旬與老人一起離開北京，到武漢政府招待所住下，即與寬度師(當時在三佛寺)帶了兩箱蜜蜂回雲門。我離開後，老人便到洪山寶通寺。當時我心裏十分痛苦，如失去父母一樣，與老人含淚而別。

回到韶關西河，恰巧碰到公安局的人，我心裏很恐慌，也是菩薩加被，他們見我回來了，倒很客氣，主動與我招呼，我才放下心來。心想，這次回雲門是韋馱菩薩點我，是來還宿債的，怕也怕不了，就這樣回到了雲門。

寺裏老少僧眾見我回來，很是歡喜，有的從田裏拿著鋤頭，都來給我“接駕”。那時都是各人生產，各自煮飯吃，過著單幹、住茅蓬一樣的生活，真是好可憐啊！

廣州太平蓮舍寬定法師，是老和尚的得力弟子，知道我回到雲門，便派其弟子宏願師帶著廣州十位護法居士(多是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在六月初一來到雲門，推我升座做方丈。六月初三是韋馱菩薩聖誕，雲門當時隻剩三四十人了，由寬度師為首，給我掛珠，送上方丈座。從此，全寺僧人又開始集中上殿過堂，集體生產。

廣州十位護法中羅偉雪(即羅明慧)、老誌英、植寬曉、餘寬誌等皈依。他們每人回廣州發動十人，共一百人，每人每月三元，共計三百元送來雲門，補助生活費用。有了護法，同住的道友都很安心，每天吃了飯都去搞生產。

寺前放生池下有十多畝水田，農場一片旱地有二三十畝，水田有十畝左右，雲門亭有五六畝水田，共計田四十多畝，每人平均有一畝多。每年種有花生五六畝，一畝能收乾花生三百斤。一百斤花生能榨三十斤油，到一六街冰江渡去榨。這樣，每年自種的花生油基本可以自給，糧食也自耕自食有餘。還種有芝麻、眉豆、木薯等雜糧。農閑時到桂花潭山上砍些雜柴，挑到乳源街上去賣，可以換回鹽、茶、豆腐等物。寺裏還養有水牛五六頭，出牛糞時，每人每天挑到雲門亭，最少也得來回七八遍。那時我每擔都是一百斤以上，一天十個來回。

五五年的一天，午飯後送式桂師回浙江，我幫他挑行李，送到雲門亭，他不讓我送了。我回到現在的山莊，忽然肚痛翻滾難受，大量嘔吐。此是胃痛，漸漸背胸也痛，行路辛苦。羅居士、老居士見我痛得不輕，乃帶我到南海西樵山療養，因羅居士有一表哥在西樵山白雲寺做和尚。

在白雲寺，方知那位表哥並不吃素，我們的修行感染了他，一天他要求為他燒戒疤。明代時有一吏部尚書為他母親尋風水尋到寶峰寺，認為此地風水好，若改為墳山，可以出天子。他把和尚趕走了，把佛像丟入放生池，在大殿後葬了他的母親。羅居士他們要找我去看，寺院的房子還有，隻是沒有僧人。我沒有進去看，認為這不是寺廟，而是魔宮，不值一看。白雲寺東邊是白雲觀，住著老道，周圍也有古跡，供有呂洞賓等。一天行走到飯蓋崗，最上麵是神仙床，山上有燕子岩，丹桂園、無葉井等。山雖不高，而水流成溪，有瀑布，一個整天都沒有遊完。

羅居士為我的病想了不少辦法，又帶我到肇慶鼎湖山、七星岩等閑居。他平時喜歡到寺裏燒香拜佛，與僧人有緣。鼎湖山的和尚都認得羅居士，他們得知我是雲門寺的方丈，又是羅居士的師父，撞鍾打鼓迎接我。山上氣勢澎湃，左右群山環抱，有瀑布。寺前有一片桂林，寺內原有大悲壇，解放前長年拜大悲懺，立有千手觀音，新加坡及東南亞的信眾常到山裏做佛事。我來時山上也客滿，香火旺盛，生活富裕。山上還有老鼎，憨山大師曾在鼎湖住過。老鼎湖有龍潭，深不見底，說是通南海雲雲。

我在雲門寺時，請得眾做當家，楊智作維那，遍印為首座。除生產外，每年做清明法會、觀音法會、盂蘭法會，廣州的居士都來。冬天四個禪七，大家精進辦道，盡力搞好生產，沒有妄想，十分安定。那時寺廟彼此不能來往，也不掛單，戶口不能遷動，沒有戶口就沒有油鹽糧食布票等等，真是以寺為家，安居樂業。但我的心總是想著老和尚。

五五年春，我與太平蓮舍宏願師送幾十件棉衣上雲居山，先是乘火車到南昌，再到永修縣，雇民工挑運。經張公渡，過河上山。那時春雨多，行到山裏，水漲溪深。宏願是女眾，膽小，我隻能拖著她走，有的地方還要背著她走。見了老和尚，老人便要我休息，我與宏願的心也才安定了。住了幾天，才與宏願辭別老人依依下山。在南昌住在一位居士家，那位居士有兩房妻室，但無兒無女，三人都吃素，有一莊嚴佛堂，共修淨業。三人同上殿，都會唱念，鍵、椎敲得很好，辦了一個茶莊賣茶葉。我們次日便乘火車回廣州。宏願師徒盡心盡孝地護持老和尚，所以她們對雲門特別關心，對我也特別愛護，真是法親眷屬，不可思議。

記得老人到雲居之前，住在廬山大林寺，我在雲門升座之後，在秋天曾到廬山看望老人。那時大林寺的番茄、辣椒、蘿卜長得很好，不缺吃的，我便住了十多天。老人要我去東林寺拜遠公塔，我與覺民一路跑下山，在東林寺住了一晚，又一路上山，心裏非常興奮。那時廬山黃龍寺寺前的兩棵鬆樹，要三個人方可抱圍，寺宇莊嚴，龍池裏還有龍魚。鄱陽嶺上可以看見鄱陽湖。廬山周圍有十幾座大寺院，都是馬祖手下的大善知識開的叢林，可惜我無緣去朝拜。離開老人時，是由九江乘船到武漢的，在武漢少不了在三佛寺住幾天，拜拜大鑫和尚，會會延年法師、江青雲居士等。那時智超師已在三佛寺住，參加糊紙盒，相見之情，好像都在逃難一樣。

五六年我又上雲居去看老人，那時山上在大興土木、造殿堂、塑佛像。西邊有一片菜園，再進去有燒磚瓦的，住的人已不少，心裏感到沒有參與建寺，真是沒有福氣。一日老人要我去寶峰看看馬祖的道場，我與覺民二人從早動身，下午四五點才到。那裏的農民見到外地人都很警惕，我們快到寶峰了，幾個農民在田裏耕田，見到我們就問從哪裏來的，來幹什麽？當時覺民回答他們時不大和氣，他們便把覺民帶到村裏吊打。幸好覺民身上有李濟深給老和尚的信被他們搜出，才知道不是壞人，否則下場難料。

後來覺民很反感，說出家人受人欺負，出家沒有益處，種下了還俗的念頭，後來果然還俗了，可惜！覺民與我同在湖南，同路到廣東親近老和尚的，又與我一起奉侍老人到北京、上海，直到武漢分手。分手後他仍留在老人身邊侍奉，並且在雲居山做當家，結果還是穩不住。後來聽人說，是九江一個叫“好師父”的老比丘尼看中了覺民，把她的徒弟介紹給他而還俗，真是業力不可思議。

我和覺民在寶峰住了一夜，那裏隻有一個和尚看守，還是老和尚派去的。馬祖的塋墓已被挖壞，裏麵很深，是空的，是青磚砌的。次日向靖安城繞道回雲居，在一條溪河遇到一人提著一籮水魚，我們向他買了，打了皈依就放到河裏。我對那些魚說：“現在放生你們，將來好好護持寶峰”。我想現在這些魚一定已變成人或者出家到寶峰了。

五七年四月，我帶著我父母上雲居拜老人，老人很慈悲，留我與父母在他住的茅蓬吃飯，並與我父母說五戒，賜我父親名寬有，母親名寬德。住了幾天，便在九江乘船到武漢，與智超師等去五_台朝禮文殊菩薩。那時我父親七十三歲，有胃病。在太原坐汽車到東冶，住在一個小庵內，庵裏的老尼師是五台山清涼寺了常法師的母親，五二年我去朝五台也在那裏掛單。老師父很慈悲，生活艱苦，飲水都困難，每人早上隻有一飯碗水，不準倒掉。從東冶到五台要走路，我父母不能走，因有兩百多裏，隻能雇兩匹騾馬抬轎，轎上可以坐兩個人並放行李。就這樣一直抬到廣濟寺，那時是淨如和尚住持，五二年我就在廣濟寺住了好幾天。淨如和尚見到我很高興，要我在禪堂裏講開示。

五二年上五台，是老和尚要我與靈意師送七衣去的。這次從北京到五台，時間是八月中旬，山上已經下雪。淨如和尚見我帶父母來朝山，更是熱情招待，親自雇騾轎，一路由東台到北台，在中台過夜。那裏天氣很好，但夜裏風大，見到智慧燈在北麵飄，我與智超師在中台外看了很久，這是我從來未見過的菩薩境界。晚上大家都睡在一個坑上，男的睡東邊，女的睡西邊。

次日又朝西台、獅子窩，在清涼橋吃午飯。下午朝金閣寺，在清涼石過夜，了常法師十分客氣的招待我們。清涼石的鴿子特別多，滿天飛。那時山上還有很多鹿，都抬起頭來望著我們，好像有不舍的樣子。聽說現在全都打光了，真是人心險惡，紅塵可悲啊！次日我們又去朝南台，並朝萬佛洞(佛母洞)。我帶頭先進去，洞口扁扁的，別人不敢進。洞裏安有油燈，可以看見洞裏的情境，石頭的形狀如人的五髒六腑，故說是佛母洞。若得進入一次佛母洞，可以不失人身，將來投佛母胎成佛。所以，凡朝五台的，都要去朝佛母洞。那裏是喇嘛看管。

返回廣濟寺後，我們又住了幾天，先由知客師帶我們到附近幾處聖地去禮拜，文殊菩薩的聖跡很多。塔院寺有一間殿是密宗殿，有的用布遮著，不是隨便讓人看的，如雙身佛是不給人看的。但我因有知客師帶領，到處都可參觀，感到不可思議。

五台朝畢，天天出太陽，但北台還是有冰，山溝有萬年雪，白皚皚的。在清涼石過夜，仍是用騾轎抬到東台，住在客棧裏。動身時我父母說有一件衣服留在山上沒有拿，我批評父親記性太差，出來這麽遠還講什麽，我父親一言不發。後來我很後悔，不應該批評父親，年老之人豈能與年輕人比，子女對父母應以寬慰語言，以孝順之心敬愛之，我沒有安慰反而批評，乃不孝也，深自悔自責。一路乘車到北京，帶我父母遊了故宮、長城、雍和宮，父母很喜歡，病也不見了。離開北京，送我父母回到益陽，我就回廣東了。不料此一別竟成永別，而父親就在這一年去世了。

五八年雲門寺傳戒，我被劃成右派，不能再回雲門寺，放在南華寺勞動改造。當時雲門寺是一心的徒弟雪珍作造反派，把德修師也集中到南華寺改造。雲門寺方丈樓老人在時，留有一對小花盅，是在重慶做法會時蔣介石送的，想留下作紀念。還有兩隻玉器盤碟，據說是南漢時傳家寶，我離開時都被人拿走了。雪珍多次逼我，說我房內有黃金，但那時隻有命一條，由他們批鬥。雪珍是長沙人，一心是雲南人，一心在國民黨當過兵，後來在湖南出家，故雪珍拜他為師，兩人來雲門寺住。政府不會用一心這樣的，但雪珍因是窮人出身，鬥人非常積極，據說雲門寺挖出的金銀他也得了些，不知究竟怎樣，反正他當權了，可以為所欲為。那時有一個二三十歲的尼姑，據說是別人的小老婆，比雪珍大十歲左右，雪珍與她結婚後，同到茂名當工人去了。在文革中他又當造反派，連解放軍都敢鬥，所以雲門寺被他糟蹋得一敗塗地。經過文化革命，雲門寺隻留下徧印、光堯、寬宏三人，田地山林全部被侵占，經書佛像更全遭毀壞，真是一場浩劫。

我與本煥和尚五八年在武漢學習，他在五台山時做過當家，招待過日本人。那時共產黨在五台山打遊擊，遭受過日本鬼子的殘殺，故本煥被認為是反革命。回到韶關，在大鑒寺開會，當即被逮捕。後來在黎市監獄判刑十五年。我被放在南華寺由誌真、得眾管製改造，每天搞重體力勞動。

五八年全國開始過糧食關，一片饑荒，每人一月十八斤糧，半斤油。南華寺積有糧食，就是不準多吃，大家肚子都很餓。我們一天到晚搞勞動，犁田、耕田、挑糞，有時還要開夜工，肚子餓得更厲害。寺內有位寬妙老尼師，在大殿作香燈，總是把她自己的糧食省些給我吃。

那時全國各地都在搞運動。北京佛學院搞得更激烈，有的學僧寫了老和尚大量不堪入目的大字報，一時烏雲黑雨，鋪天蓋地，比十級台風還凶。老和尚的名聲由高僧變成了狗屎堆，而我們這些人是狗屎堆裏蛆一樣，哪有放過的。所以，除強迫勞動外，經常要挨鬥，要寫坦白書、交心書、悔過書、檢舉書等，但我是最頑固派的。

到了三月底，早茬禾秧快栽完了，一天我正使牛耙田，有人叫我回去，說法院的同誌找我。法院的人見到我，就拿出一張逮捕證，要我蓋指印，說我有罪，要逮捕去坐牢。那時哪裏由得我，他們抓住我的手在逮捕證上蓋了指印，手一扣就把我帶走了。當時我一身泥水，到南華寺藏經樓拿了一套換洗衣服就到了馬壩派出所。當天睡在地上，次日開始拉肚子，就送到韶關韓家山看守所，住在一間監房內。監房上下通鋪，一人挨一人睡，睡了十多人。房內有一小便桶，每日放風一次，大家上廁所大便，不許講話。收完風回到房裏糊火柴盒，每人每天隻有四兩米，用四方形的瓦盅蒸飯吃，每日兩頓，據說每頓是二兩米，根本吃不飽，人一走動就頭昏眼花。

那時正是過糧食關，我們這些監牢鬼子哪有吃飽的，但又有什麽好說的呢？除了糊火柴盒外，還要寫坦白書，有的犯人還經常被提出去問話。但我這個犯人到底犯了什麽法呢？說我跟老和尚到北京告了公安局，到五台山是了解情況，做和尚是搞封建迷信，是過剝削生活，是從勞動者變成了剝削階級，是寺院內的上層剝削分子，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所以要改造，隻有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死路一條。

就這樣，不久我又從韓家山轉到芙蓉山搞勞動，每天挑沙擔磚運石，修勞教場。有時到五裏亭扛竹子，有一段時間兩腳腳後跟不能落地，一落地腳根鑽胸的痛，走路也得兩個人挾著走，否則寸步難行。但是什麽痛呢？兩腳不紅不腫，與好人無二，所以別人說是裝病，是偷懶，認為不老實，不想勞動改造。真是苦上加苦，苦不堪言，不知是什麽業力造成的。

那時候羅居士常來探監，但見不到人。老居士在廣州，知我肚子餓，買了芝麻、黃豆、糯米、白糖等做成餅，送到韶關劉寬培家，請劉寬培老居士送到監獄。劉居士有女兒是法院陪審的幹部，她反對劉居士來看我，劉居士說：“佛源是個好和尚，怕什麽？誰敢抓我，我就去坐牢，與佛源和尚住在一處。”這樣，她的女兒也不再反對她來送東西看我。

六一年中秋後，看守把我叫去講話，說政府對我寬大，釋放回南華寺，但以後再不要搞封建剝削。看守所為我雇了一輛人力車，連人帶行李送到火車站後麵的劉寬培家。那時我已像活鬼，骨瘦如柴，路都走不穩。劉寬培見我釋放了，很歡喜，拿出月餅給我吃。次日回到南華寺，一進禪關，見到寶林山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下來。我又回南華寺，是六祖大師保佑我不死而歸，真是第二次生命啊！

回到南華寺，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仍需受群眾的監督改造，不管身體怎麽樣，輕勞動還是要幹的。過年前，全寺搞清潔衛生，那時我已得了水腫病，兩腿腫如水桶，行路無力。搞衛生時，用人字梯架在韋馱殿，我先上去，梯子兩邊一擺，便像木頭一樣直落下去。由於身體水腫，我那時又重又笨，兩腳直立落地，右腳踝骨內骨折開，痛如刀割，在地上打滾。因未破皮，未流血，外表看不出來，真是雪上加霜，禍不單行。常住就用牛車把我拉到馬壩衛生院看骨傷科，誰知醫生粗心，隻用酒擦了擦，抓住腳搖了幾下，便在腳上敷了點藥了事。結果幾天後仍然痛得難受，半個多月仍不見好，便到韶關大鑒寺住下。

上後街找一位跌打醫生醫。那時何慕珠小姐在那裏學骨傷科，她的舅父莫國雄，是韶關舊社會時的政界要人，所以何小姐也是得不到社會溫暖的人。那位黃醫生見我骨折已二十多天，裂開的骨頭已長上新肉，要開刀，不然始終醫不好，醫好了在陰雨天也要發痛的。乳源縣的江橋居士知道了，把我偷偷接到乳源來醫。江橋是泥水工，雲門修祖殿時皈依我的，我在芙蓉山勞改時，他也遭迫害在勞改，所以他心裏很不平。以後他在家找草藥醫跌打，但他家來往的人多，怕人認識我，就讓我寄住在袁居士家。袁居士是地主成分，雖是老中醫，卻無人找他看病，所以他家很清靜，我住在樓上，根本無人知道。大約住了半個月，我每天誦《地藏經》和《地藏懺》，很快就讀熟了。從此我每天背誦一遍，直到現在從未斷過。但腳沒有醫好，不過勉強可以走得了，於是就回南華寺，照樣參加勞動。一年到頭，風雨不休地上山下水勞動。

當時我和慶雲師放牛，他比我大二十歲，出家早，家裏窮，是新化人。新化是湖南的窮山區，以包穀紅薯為主食，農村多土匪。他小時候家貧無生活，曾給土匪背包袱，運動中他“交心”時主動交待了，結果認為他當過土匪，就被戴上右派帽子，放在南華寺改造放牛，有時就在房內誦《涅槃經》，很是守規矩，袋子裏常放些糖果餅幹與人接緣。但他也有一個錯誤的感覺，說是出家很孤苦，好像無親無故，無人照顧，尤其是沒有女性為情侶，所以隻有孤淒而沒有溫暖。有次我問他：“你老人家出家幾十年，有何境界？”他說：“越老越覺孤淒，功夫不得深入。”後來他要求回新化老家，不知他結局如何？真是可憐，出家這幾十年逃不出閻王的手。

每天放牛時，我身上總是帶把刀，披荊斬棘，有時還帶把鋤頭把草地弄好，牛難上的地方用鋤頭開開路，牛好上下，人也好走。寶林山頂牛場一帶都有我和牛的足跡。收牛時不是帶一捆柴，便是帶一捆草回來給牛吃。把南華寺的牛養得特別肥，母牛每年都產小牛，所以南華寺每年都有牛出賣。牛仔長得好，個子大，個個喜歡。

農忙時，我是要參加田裏犁耕，割禾插秧都少不了，晚上也要去果園值班守果子。那時南華寺有幾畝蜜桔，幾畝南華李。南華李上半年熟，蜜桔下半年熟。三十多畝水田，兩畝甘蔗，幾畝花生，生產搞得比農民的還好。所以，每年立秋後農活非常緊張。花生收了還要種晚稻，花生苗斬斷，漚在田裏做肥料。花生頭挖了用牛車拉回南華寺，排在各個廳室，晚上大家都去撿，撿了過秤評工分，按工分計工資。

我於六一年由韓家山釋放回南華寺，當年冬天摔壞了腳，六二年下半年便開始吐血，得了肺癆病。原因是長年憂愁，營養不良，勞動過度，造成肺穿孔出血，必須全休，並住院治療。那時醫生隻看人，不看病，對我這個右派分子的病，隻說不要緊，給點止血藥便了事。那時給我看病的是馬壩人民醫院的胡醫生，因為他是醫院的醫生，又有一點職務，不知何故也成了右派。給我看了病不敢說什麽，隻是後來對南華寺的僧人說我的病很嚴重，需要住院雲雲。但我這個被專政的對象，哪有資格住院呢？依然是照樣監督勞動。抽空時便到馬壩或韶關肺結核防治站去醫療。

那時外出看病也得當天回來，到韶關幾十裏，步行是不行的，隻好騎自行車去。但自行車很陳舊，有一次到韶關結核站看病，剛下自行車，車一歪，我就向右跌倒在醫院門口，右手腕被跌斷，手腕腫得很大，隻好到廁所用自己的小便邊拉邊擦，但這有什麽用呢？看完病後，便到另一骨科醫院去醫手。醫生看了便說：“你的手腫得很厲害”，隨即用酒作按摩，敷藥包紮。回到南華寺後，我大受批評，因為藥費要報銷，每月的藥費，全寺僧人就我報得多。所以有人說我天天看病，怕死，吐血是常事，有什麽了不起。但又有誰能幫我說話呢？隻有逆來順受了。俗話說“敢怒不敢言”，那時我敢怒，能怒嗎？隻能作檢查，認錯，每天照常勞動。

羅老居士聽說我吐血，偷偷地買些進口針藥給我，不敢讓人知道，隻好自己注射，把自己的肉都打死了，有時針紮不進去。“雷米豐”是肺結核的特效口服藥，但服用多了會耳聾，同時要服用B6等維生素，在當時難買到，所以引起牙痛，最後變成三叉神經中毒發痛，而當時我並不知道。痛了幾年後，一次我隨我滿弟到上海，他的外母家有一位專給外國人醫病的醫生診病時，才知道是中毒性三叉神經痛，但為時已晚，難以治愈。這個苦痛，使這些年來不知有多少難過，雖經針炙、理療、激光、酒精封閉等，都不能解決問題，主要是不能休息。一年到頭，不管天晴下雨都要勞動，而且是重勞動，所以不論打針吃藥，效果都不行。有時牙痛得很厲害，醫生要我把整個牙拔掉，我知道是三叉神經的問題，拔牙並不能解決，所以又到專業牙科去查診。牙醫說不拔，牙是好的，但痛厲害了，就不能出氣，不能走路，用激光照也沒用。八0年在北京宣武醫院作割除手術，兩年後又發痛。後來在廣州工人醫院作射頻療法，一次性切斷電死，一時雖不再痛，但腦部相關部位已被電死，眼神經也被割壞，整天發脹，如有物在鑽一樣難過。電過的右邊不能吃飯，隻能由左邊吃。

過了兩年，左邊又漸發病，隻好到香港去醫療。香港醫生用德國藥，叫痛必靈，內有麻醉藥，吃了想睡覺。時間一長，整個身體都失去了正常，兩手發抖，頭昏腳軟，小便頻頻，好像整個神經係統都被破壞了。可是三叉神經痛又漸漸發作，有時痛得口流清水，眼淚鼻涕也出來了，打止痛藥也無效。直到九三年為香港寶蓮寺大佛開光時，正好在香港醫療。這次是菩薩加持，得到了願炯法師大力幫助，住了伊麗莎白醫院裏最好的房間，醫生是最有名的教授，建議開刀切除。當時許多醫生都不敢切除，認為有危險，切除之後會口眼歪斜，眼睛失明等等。經過會診，醫生們作出了適當的方案，後來作手術，效果很好。隻是影響到右邊的眼神經更加脹痛，麵神經全部失去了知覺，增加了麻癢，但其它很成功。醫生很滿意，並減收了一半的費用，目前痛苦已除，隻是不能咀嚼，吃飯困難，營養失調，產生了其它不良現象，好像是未老先衰一般。

我去南華寺是五八年二月，被逮捕是四月，釋放回南華是六一年八月，一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七九年才被平反昭雪，恢複正常。但那時左傾思想和路線仍很嚴重。平反後我要求去北京工作，他們種種刁難威脅，我仍毅然去了北京。到北京後，他們又打電話到國務院去查我，問趙樸初知不知道。誰知趙樸初答複他們說：“是我同意去的”。他們隻能眼睜睜的無可奈何了。

那時北京正準備迎接鑒真像從日本回中國巡禮，中央準備在法源寺隆重接待供養，我被安排在法源寺搞接待工作。接待圓滿後，要我管理文物，兼任佛學院講師。那時明真上人在佛學院負責，巨讚法師、正果法師住廣濟寺，隻有明真上人住法源寺。他的生活由我代理，我每天早上四點鍾用高壓鍋弄上飯，便去上早殿，下殿後服侍明老用早餐，很自在。奈何三叉神經作痛，經長期服中藥，又引起胃痛，結果還引起胃出血，到回民醫院作切除手術。先是到宣武區作三叉神經切除手術，先後兩年，作了兩次手術，身體受到影響，到冬天受不了北京的寒冷，便回到廣東休息。

我在南華寺二十一個春秋，下地耕田，上山砍柴，倒死樹、上房翻瓦片、修糞池、打灶頭、開拖拉機、拉耙、耕田、看山守夜，前至烏龜洞，黃屋中興村，後至饒屋楊屋，沒有不到的地方，每個山頭山坳都有我的足跡，每一塊地都有我的汗水，甚至流過血。真有無上的因緣，甚深的業力。那段時間，真有說不完，寫不盡的事。那時的路線是不離階級鬥爭的，搞生產也要搞階級鬥爭，所謂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嘛。

一天，六祖真身被紅衛兵用手推車推到韶關遊行，說是壞蛋，是假的、騙人的，要鬥，要燒掉。結果被人用鐵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個洞，將五髒六腑抓出來，丟在大佛殿。肋骨、脊梁骨丟滿一地，說是豬骨頭，狗骨頭，是假的。並在六祖頭上蓋個鐵缽，麵上寫：“壞蛋”二字，放在大佛殿。原不準我們看，但我仍偷偷跑去看了，心裏難過得流淚，偷偷地把六祖靈骨收拾起來，但沒有地方可藏。一者怕人知道，二者怕自己不知哪天被打死，六祖的靈骨不能這麽樣被丟掉啊！於是用一瓦盒上下蓋好，埋於九龍井後山的一棵大樹下，作好標記。並送信給香港聖一法師，要他來時用照相機把這個地方拍下來，以待太平時取出。丹田祖師的靈骨也同遭殘害，我也分別收殮。

八0年我到北京後，便將這件事告知了明真和巨讚法師，又向趙樸初作了稟報，趙樸初他們聽了很震驚，認為是一件重大的事。樸老馬上寫信給習仲勳(當時廣東省長)，要他派人到南華寺處理這件事。習省長當時派人去南華寺作工作，他們不同意恢複。最後習省長的人說：“同意也要恢複，不同意也要恢複”，趙樸初要我回南華寺協助處理，這樣，我才由北京返回南華寺。

六祖靈骨取出時，因入土已十多年，南方潮濕，肋骨已有黴變，但仍有條塊形。脊骨受潮更重，更不如入土時的形象，丹田祖師的靈骨就更不如從前了。我將二位祖師的靈骨捧回自己屋中，用木炭火烘幹抹浄，用一整塊檀香木將脊骨、肋骨一節節駁接在檀香木上，粘好之後，再如法放入真身內。外用綢布和漆封閉，並在檀香木上刻記，載明因果。六祖的髒腑已朽，隻好烘幹成末，與檀香末混合塑形，放置於六祖胸內。當時我號啕大哭，發誓要生生世世護持六祖真身。當年情況難以想象，如果我知道我不會死的話，決不會把六祖、丹田的靈骨埋到後山，受此損壞。此事我亦未盡到保護之責，心裏難受之極，隻有今後更加細心愛護常住，舍身忘命也要保護好六祖。

許多人說六祖真身是假的，如不是我親眼所見，親曆其事，心中也難免疑心。這次事件中，我親眼見到六祖靈骨千二百多年後，仍是金黃色，堅硬如金，份量也沉重如金。而丹田祖師的靈骨相對呈黑色，份量輕得多，端的有金銅之別，確實不可思議。如果不經文革浩劫，六祖真身決不會受此損壞的，我作為六祖的兒孫，不知為此哭了多少次，多少年。但那個年月，周圍每天都有人盯著我，誰敢露麵哭泣。有的人隻為自己出風頭，管他六祖不六祖。憨山祖師也被一個獅子蟲砍了一刀，好在背胸隻打了酒杯大的洞，沒有如六祖、丹田那樣把髒腑都掏出來。我不知過去生中在南華寺造了什麽惡業，今生在南華寺受這麽多年的磨難，吃盡了苦頭。直到九二年四月，幾經周折，又來到南華寺做方丈，直到現在仍是感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敢輕心放逸，且長在煩惱叢中過日子，好像走不到盡頭。

一九九二年記

(來浩於辛卯年普賢聖誕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