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正處在文革風口浪尖的上海,發生了一件驚動中央的大事---“炮打張春橋”。一時鬧得滿城風雨,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兩種不同觀點的大字報。保“張”的,和反“張”的。保張春橋的以王洪文的工總司為首。兩派形同水火。事情的起由據說是權力分配不平衡。在借助紅衛兵的力量奪權以後,張春橋已經決定要卸磨殺驢,打擊紅衛兵的氣焰。王洪文是代表了既得利益者,被張,姚重用。
反張的以張春橋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由,極力反對張春橋主政上海。保張的以張是代表中央的,極力維護。上海大有再此陷入混亂之中的可能。
1月29日晚,陳伯達、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拍發特急電報(王力根據張春橋電話起草),強調“複旦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誌,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希望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幫助‘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
中央文革小組的特急電報傳到上海以後,事件就基本上平息下來。
然而事情沒有那麽簡單。據複旦的同學說,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特急電報後的某一天。張,姚,徐景賢,王洪文等認為大局已定,派了徐和王到複旦召開部分複旦師生開會。那時候王還隻是上海工總司的“司令”。在會上,王洪文曾惡狠狠地說了一段話,大意是:你們炮打張春橋,我很生氣。張春橋是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來的,你們炮打他就是要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特急電報來了以後,我曾經帶了來人來複旦看了一下,準備派人來把複旦給砸了!一副流氓打手的嘴臉暴露無疑。
王洪文從安亭事件起家,經曆了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開全國武鬥之首例),昆山事件。打得很順手。妄想把這一套也搬用到複旦大學。可惜複旦不是他所希望的那麽聽話。
據說當場就有學生反駁了他的言論。並且告訴他,複旦的學生沒有分裂得那麽厲害。不同派別的都住在一起。有本事你來砸吧!針鋒相對。
其中還有一段插曲,上海同濟大學的“東方紅”,它的報紙《東方紅》以能吃準上海鬥爭大方向著稱。上海一有風吹草動,該報即能調正方向,加大馬力,對落難兄弟組織,毫不留情地進行圍剿。 他們的頭頭名叫陳敢峰,因此而被人們美譽為“陳看風”。
在67年1月底發生的以“紅革會”為首的炮打張春橋,“同濟東方紅”也參預了。1月29日中央文革發特急電報要保張春橋,它就馬上調轉搶口,對準“紅革會”。僅隔一天,在1967年1月31日出版的《東方紅》第9號中,對“紅革會”大加鞭撻。稱紅革會“炮轟張春橋,直逼中央文革,刮起一股反革命反攻倒算黑風”,要“砸爛他們的狗頭”
據網上的敘述,此事的大致經過如下:
1月23日淩晨,上海市區主要街道刷滿了“堅決擁護張春橋同誌當上海第一書記,姚文元同誌當第二書記!”的大幅標語。次日,鬧市區針鋒相對地貼出了“張春橋≠中央文革!”“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標語(署名複旦“孫悟空”),和《一問張春橋!》、《為什麽——二十問張春橋!》等大字報。
1月26日,上海紅革會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分析形勢,認為張春橋對群眾組織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海文化大革命有麵臨流產的危險。1月27日夜,他們從市委黨校將徐景賢抓到複旦大學扣押,企圖尋找突破口。上海警備區奉命派警備師政委徐海濤帶全副武裝的4個摩托車排和1個步兵連,追到複旦大學,被學生堵在校門外。紅革會在全市散發《一二八事件真相》傳單,在南京路貼出“張春橋是調動解放軍鎮壓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禍首!”“誰說張春橋的屁股摸不得?我們偏要摸!”“警惕反革命兩麵派!”的大幅標語。
1月28日晚,紅革會係統各校負責人和上三司等組織代表在中蘇友好大廈(現上海展覽中心)開會,張春橋、姚文元主動到場,受到紅衛兵當麵尖銳批評和指責,被困6個小時。1月29日晚,在複旦大學禮堂召開了有2萬人參加的“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決定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炮打張春橋的10萬人大會。
1月29日晚,陳伯達、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拍發特急電報(王力根據張春橋電話起草),強調“複旦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誌,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希望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幫助‘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
張即命令出動幾十輛廣播車,並印20萬份8開傳單廣為張貼散發。同時,王洪文受命派員上街覆蓋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大標語,數萬人緊急封鎖人民廣場,阻止與會者抵達。迫於形勢,紅革會取消了預定的全市大會和示威遊行,釋放了徐景賢。
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幾天後改為“革命委員會”)在人民廣場舉行成立大會。經中共中央批準,張春橋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升任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1967年5月,又兼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67年2月4日、3月15日,上海“反逆流聯合指揮部”在文化廣場召開反逆流大會。大會揪鬥了紅革會負責人,宣布紅革會總部解散。3月24日,“揭批複旦大學1·28炮打反革命事件大會”在文化廣場召開,紅革會成員集體向毛主席“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