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點滴滴拾起的回憶
生活中每個角落都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曾經也許隻是一件事情，一個過程，打開封存的記憶，那裏存放的是淒美的故事。
正文
轉眼到了1974年，桐姨的老公去世六年多了，這六年多的每個日日夜夜都在這個女人身上打下了辛酸的烙印。她有多苦？隻有她自己知道。
這一年海濱中學畢業了，畢業後海濱相應黨的號召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家裏就剩下桐姨帶著海川和鳳雲，海川在讀小學，鳳雲已讀初二了，日子不管好壞總還是在往下過。
1977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反革命篡黨集團‘四人幫’也被徹底粉碎了。全國範圍內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都在進行平凡和糾正。我們廠領導響應中央號召，對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都進行了平反昭雪，那些被批鬥的‘反革命分子’如今總算揚眉吐氣了，大多都給個一官半職，也算是一種補償吧。
桐姨知道自己的丈夫很快也會得到平反，她企盼著這一天的到來，她再也不用低頭走路
了，她再也不用夾著尾巴做人了，她的孩子們也不用再受人欺負，再被人瞧不起了。
這一天終於到來了，桐姨被通知第二天到廠辦開會，桐姨激動的連晚飯都沒吃就到我們家裏來跟我媽說明天去廠辦開會的事，我媽也替桐姨高興，點著頭說：“海濱媽媽呀，這些年你是怎麽熬過來的呀！你把女人一輩子該吃的苦都吃盡了，終於守得雲開見日出了。”桐姨感慨地說：“我多少次想死了算了，去找俺那死鬼去，可我舍不得孩子呀，我知道俺那個死鬼是冤枉的，我一定要把他的孩子養大成人呀”。我媽問明天要不要讓海濱和鳳雲跟她一起去，這時鳳雲也已經跟哥哥一樣上山下鄉了，家裏隻有上初二的海川陪著桐姨了。桐姨說：“海濱和鳳雲在知青點表現的都挺好，也都挺開心，這麽多年沒爸的日子他們都習慣了，不想讓孩子們的心理再受創傷，我一個人去就行了。”媽媽問她有沒有想好讓工廠給什麽補償，她毫不猶豫地說：“我要把俺那個死鬼的骨灰要回來，當初他們把屍首從家裏拉走都沒讓我跟去火葬場，我連他的骨灰在哪裏都不知道。”說著說著桐姨的眼淚又流了下來，可見這麽多年桐姨心裏從未忘記過她的這個‘特務’男人，雖然她恨他拋棄了她們妻兒老小，雖然他的偽罪名讓她和孩子受盡了歧視和淩辱，但在她的心裏他始終是她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他始終是她孩子的親爸爸。
第二天晚飯後，媽媽問我看見桐姨了嗎？那時因為公共廁所和公共自來水一個在東頭，一個在西頭，而且家家戶戶不到睡覺時間基本不關大門，所以很容易看見過往的鄰居們。我說沒看見，爸爸也說沒看見。媽媽覺得點奇怪，通常桐姨不管有好事或壞事都會到我家跟我媽媽說說，我媽是個很仗義的‘女漢子’，不僅熱心腸，嘴還比較嚴。按常理來說，今天桐姨開完會就會來向我媽‘匯報’，可這眼瞅著天就快黑了，怎麽還沒見桐姨呢？
媽媽沉不住氣了，放下手上的活，就去了桐姨家，桐姨家的門虛掩著，我媽推門一看裏麵沒開燈，因為已經是傍晚天已蒙蒙黑了，所以看不清屋裏的情況。我媽就站在門外喊：“屋裏有人嗎？她桐姨在家嗎？”還是沒有動靜。媽媽想也許是海川出去玩的時候忘記鎖門了吧，我媽正要離開時海川回來了，他告訴我媽桐姨下午一回到家就在炕上躺下了，不吃不喝，也不說話。
我媽跟在海川後麵一邊往屋子裏麵走，一邊順手拉了一下燈繩，整個屋子立刻明亮起來，桐姨依舊卷曲著身體側躺在火炕的一角，臉色蒼白。媽媽以為她生病了，伸出手去摸桐姨的前額，這時桐姨用那冰冷的雙手一把抓住我媽的手嚎啕大哭起來，我媽趁勢將桐姨扶起，桐姨伸著腿坐在炕上，後背緊緊地貼著牆角，渾身還在發抖，好像她自己已經無力支撐著自己的身體了，必須靠著什麽東西才能坐著。桐姨用顫抖的聲音向我媽哭訴著說：“我那死鬼的骨灰找不到了，當時火化的時候就沒讓我看他最後一眼，連骨灰都不讓我領，讓我跟他劃清界線，我還想以後死了還要和他葬一起呢，現在什麽都沒有了”桐姨的哀嚎聲讓媽媽也流下了悲傷的淚水。
是呀，也許就是‘死了還要埋在一起’的這個信念支撐著桐姨頑強地活了下來，也就是因為‘還要去見他’這個想頭讓她下定決心要把他們的孩子撫養成人。可是現在他在哪兒呀？
媽媽頓時明白了為什麽桐姨躺在那個牆角，因為海濱的爸爸就是在那個牆角上吊自殺的，她在想海濱的爸爸，她躺在那裏就像躺在海濱爸爸的懷裏。從海濱爸爸自殺到現在，這還是桐姨第一次這麽無所顧忌地表達內心的痛苦。
以前她心裏有個念想，就是有一天把海濱爸爸的骨灰領回來下葬，等自己死後就又可以和她的死鬼在一起了，她要把這些年的委屈統統說給她的死鬼聽，她要驕傲地告訴她的死鬼：‘我把我們的孩子帶大了，我對得起你了’，然後還要狠狠的給他幾拳，誰讓他那麽心狠地撇下我們母子呢。她是靠著這個念想活到了現在。
今天廠辦把桐姨找去開會就是通知給海濱爸爸平反之事，問家屬有什麽要求，隻要能辦到都會滿足。桐姨就把昨天在我家說的話重複了一遍，工廠領導表示要求合情合理，應立即辦理。然後一輛三輪摩托車帶著桐姨和廠辦主任去了殯儀館。殯儀館離我們廠很近，不到十分鍾摩托車就開到了殯儀館，找到主管人員後，廠辦主任拿出了介紹信說明來曆，殯儀館的主管人員把他們帶到了一個小倉庫，告訴他們文革期間無人認領的骨灰盒都在這裏，讓他們自己找。
這些骨灰盒上麵落滿了厚厚的灰塵，一看就知道很久沒人進來過了，有上百個無人認領的骨灰盒擺在地上，廠辦主任和桐姨一個一個的仔細看，生怕漏掉一個，看完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找到老公的名字。殯儀館的主管人員告訴他們：文革期間有一些沒名字沒照片的骨灰盒已經全都將骨灰攘了，因為即使存著也沒意義了，不知道誰是誰。如果在這裏找不到，那就是已經被攘掉了。聽完這話桐姨眼前一黑身體晃了幾下，幸好廠辦主任反應快，一把扶住了桐姨，否則桐姨當場就得倒在地上。廠辦主任讓三輪摩托車把桐姨送回了家。
媽媽用手撫摸著桐姨的後背，勸桐姨注意身體，這好日子還沒開始呢，千萬不能垮了。媽媽問桐姨是否還保留著其他遺物，比如海濱爸爸的照片家裏還有沒有，海濱爸爸穿過的衣服褲子或鞋子，如果有的話可以給海濱的爸爸做個衣冠塚，好讓他的靈魂入土為安。桐姨泣不成聲地說：“照片都被造反派給燒了，衣服褲子也都給孩子們改改穿了，鞋子也都被孩子穿壞了扔了，什麽都沒了”。
突然間桐姨似乎想起了什麽，她讓海川把煤箱子裏的一卷棕繩拿出來，海川到門外的煤箱子裏找來了這根棕繩，桐姨接過繩子緊緊地抱在懷裏，眼淚稀裏嘩啦的滾了下來，她對我媽媽說：‘這就是他了’。媽媽看過這根繩子，這就是海濱爸爸上吊時用過的繩子，也許這個繩子是家裏唯一一件帶有海濱爸爸氣息的東西了。從此，這根棕繩變成了桐姨最珍惜的寶貝，就像她老公給她的信物一樣收藏著，她囑咐站在身邊的海川說：“記住了，等我死了以後一定要把我和這根繩子埋在一起，這樣你爸就會找到我”。
這一年海濱中學畢業了，畢業後海濱相應黨的號召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家裏就剩下桐姨帶著海川和鳳雲，海川在讀小學，鳳雲已讀初二了，日子不管好壞總還是在往下過。
1977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反革命篡黨集團‘四人幫’也被徹底粉碎了。全國範圍內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都在進行平凡和糾正。我們廠領導響應中央號召，對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都進行了平反昭雪，那些被批鬥的‘反革命分子’如今總算揚眉吐氣了，大多都給個一官半職，也算是一種補償吧。
桐姨知道自己的丈夫很快也會得到平反，她企盼著這一天的到來，她再也不用低頭走路
了，她再也不用夾著尾巴做人了，她的孩子們也不用再受人欺負，再被人瞧不起了。
這一天終於到來了，桐姨被通知第二天到廠辦開會，桐姨激動的連晚飯都沒吃就到我們家裏來跟我媽說明天去廠辦開會的事，我媽也替桐姨高興，點著頭說：“海濱媽媽呀，這些年你是怎麽熬過來的呀！你把女人一輩子該吃的苦都吃盡了，終於守得雲開見日出了。”桐姨感慨地說：“我多少次想死了算了，去找俺那死鬼去，可我舍不得孩子呀，我知道俺那個死鬼是冤枉的，我一定要把他的孩子養大成人呀”。我媽問明天要不要讓海濱和鳳雲跟她一起去，這時鳳雲也已經跟哥哥一樣上山下鄉了，家裏隻有上初二的海川陪著桐姨了。桐姨說：“海濱和鳳雲在知青點表現的都挺好，也都挺開心，這麽多年沒爸的日子他們都習慣了，不想讓孩子們的心理再受創傷，我一個人去就行了。”媽媽問她有沒有想好讓工廠給什麽補償，她毫不猶豫地說：“我要把俺那個死鬼的骨灰要回來，當初他們把屍首從家裏拉走都沒讓我跟去火葬場，我連他的骨灰在哪裏都不知道。”說著說著桐姨的眼淚又流了下來，可見這麽多年桐姨心裏從未忘記過她的這個‘特務’男人，雖然她恨他拋棄了她們妻兒老小，雖然他的偽罪名讓她和孩子受盡了歧視和淩辱，但在她的心裏他始終是她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他始終是她孩子的親爸爸。
第二天晚飯後，媽媽問我看見桐姨了嗎？那時因為公共廁所和公共自來水一個在東頭，一個在西頭，而且家家戶戶不到睡覺時間基本不關大門，所以很容易看見過往的鄰居們。我說沒看見，爸爸也說沒看見。媽媽覺得點奇怪，通常桐姨不管有好事或壞事都會到我家跟我媽媽說說，我媽是個很仗義的‘女漢子’，不僅熱心腸，嘴還比較嚴。按常理來說，今天桐姨開完會就會來向我媽‘匯報’，可這眼瞅著天就快黑了，怎麽還沒見桐姨呢？
媽媽沉不住氣了，放下手上的活，就去了桐姨家，桐姨家的門虛掩著，我媽推門一看裏麵沒開燈，因為已經是傍晚天已蒙蒙黑了，所以看不清屋裏的情況。我媽就站在門外喊：“屋裏有人嗎？她桐姨在家嗎？”還是沒有動靜。媽媽想也許是海川出去玩的時候忘記鎖門了吧，我媽正要離開時海川回來了，他告訴我媽桐姨下午一回到家就在炕上躺下了，不吃不喝，也不說話。
我媽跟在海川後麵一邊往屋子裏麵走，一邊順手拉了一下燈繩，整個屋子立刻明亮起來，桐姨依舊卷曲著身體側躺在火炕的一角，臉色蒼白。媽媽以為她生病了，伸出手去摸桐姨的前額，這時桐姨用那冰冷的雙手一把抓住我媽的手嚎啕大哭起來，我媽趁勢將桐姨扶起，桐姨伸著腿坐在炕上，後背緊緊地貼著牆角，渾身還在發抖，好像她自己已經無力支撐著自己的身體了，必須靠著什麽東西才能坐著。桐姨用顫抖的聲音向我媽哭訴著說：“我那死鬼的骨灰找不到了，當時火化的時候就沒讓我看他最後一眼，連骨灰都不讓我領，讓我跟他劃清界線，我還想以後死了還要和他葬一起呢，現在什麽都沒有了”桐姨的哀嚎聲讓媽媽也流下了悲傷的淚水。
是呀，也許就是‘死了還要埋在一起’的這個信念支撐著桐姨頑強地活了下來，也就是因為‘還要去見他’這個想頭讓她下定決心要把他們的孩子撫養成人。可是現在他在哪兒呀？
媽媽頓時明白了為什麽桐姨躺在那個牆角，因為海濱的爸爸就是在那個牆角上吊自殺的，她在想海濱的爸爸，她躺在那裏就像躺在海濱爸爸的懷裏。從海濱爸爸自殺到現在，這還是桐姨第一次這麽無所顧忌地表達內心的痛苦。
以前她心裏有個念想，就是有一天把海濱爸爸的骨灰領回來下葬，等自己死後就又可以和她的死鬼在一起了，她要把這些年的委屈統統說給她的死鬼聽，她要驕傲地告訴她的死鬼：‘我把我們的孩子帶大了，我對得起你了’，然後還要狠狠的給他幾拳，誰讓他那麽心狠地撇下我們母子呢。她是靠著這個念想活到了現在。
今天廠辦把桐姨找去開會就是通知給海濱爸爸平反之事，問家屬有什麽要求，隻要能辦到都會滿足。桐姨就把昨天在我家說的話重複了一遍，工廠領導表示要求合情合理，應立即辦理。然後一輛三輪摩托車帶著桐姨和廠辦主任去了殯儀館。殯儀館離我們廠很近，不到十分鍾摩托車就開到了殯儀館，找到主管人員後，廠辦主任拿出了介紹信說明來曆，殯儀館的主管人員把他們帶到了一個小倉庫，告訴他們文革期間無人認領的骨灰盒都在這裏，讓他們自己找。
這些骨灰盒上麵落滿了厚厚的灰塵，一看就知道很久沒人進來過了，有上百個無人認領的骨灰盒擺在地上，廠辦主任和桐姨一個一個的仔細看，生怕漏掉一個，看完一遍又一遍，還是沒找到老公的名字。殯儀館的主管人員告訴他們：文革期間有一些沒名字沒照片的骨灰盒已經全都將骨灰攘了，因為即使存著也沒意義了，不知道誰是誰。如果在這裏找不到，那就是已經被攘掉了。聽完這話桐姨眼前一黑身體晃了幾下，幸好廠辦主任反應快，一把扶住了桐姨，否則桐姨當場就得倒在地上。廠辦主任讓三輪摩托車把桐姨送回了家。
媽媽用手撫摸著桐姨的後背，勸桐姨注意身體，這好日子還沒開始呢，千萬不能垮了。媽媽問桐姨是否還保留著其他遺物，比如海濱爸爸的照片家裏還有沒有，海濱爸爸穿過的衣服褲子或鞋子，如果有的話可以給海濱的爸爸做個衣冠塚，好讓他的靈魂入土為安。桐姨泣不成聲地說：“照片都被造反派給燒了，衣服褲子也都給孩子們改改穿了，鞋子也都被孩子穿壞了扔了，什麽都沒了”。
突然間桐姨似乎想起了什麽，她讓海川把煤箱子裏的一卷棕繩拿出來，海川到門外的煤箱子裏找來了這根棕繩，桐姨接過繩子緊緊地抱在懷裏，眼淚稀裏嘩啦的滾了下來，她對我媽媽說：‘這就是他了’。媽媽看過這根繩子，這就是海濱爸爸上吊時用過的繩子，也許這個繩子是家裏唯一一件帶有海濱爸爸氣息的東西了。從此，這根棕繩變成了桐姨最珍惜的寶貝，就像她老公給她的信物一樣收藏著，她囑咐站在身邊的海川說：“記住了，等我死了以後一定要把我和這根繩子埋在一起，這樣你爸就會找到我”。
我也是一直在想，把埋葬在農村的父親遺骨找到送去火化，與母親的骨灰一起帶回美國安葬，離開那個讓他們痛不欲生的土地，這是我的最大願望，不知能否實現。